他們将对虚无的忍受
　　称为生命。将这无助，这说谎的嗓门
　　这黏土般易碎的躯体，称为人
　　我为何悲哀？九月
　　坐在书桌前的
　　完全是个陌生人。他用我的笔，和灯
　　他打开我的窗子
　　我咬着尖刀，多少次，想冲上去
　　刺穿他貌似平静的背影
　　那是他的方式，恰好这么麻木
　　这么愚蠢。因发胖
　　对一切掉以轻心
　　我憎恨这份契约
　　憎恨他接听电话的热情，午睡时
　　嘴角拖长的涎水
　　因伤害太深，而不屑痛苦
　　为了他终将泯灭的光荣和希望
　　我静静地躺下
　　当我被他的谎言惊醒时
　　我仍把他的无耻、他的怯懦
　　称为生活
　　[林忠成赏评] 做梦中梦，见身外身，诗中，我见到了另一个我——“他”，他是陌生人，代替我坐在书桌前，替我写作，替我说话，替我吃饭睡觉。二重人格居住在“我”体内，我和他之间，一个是本体，一个是拟像，两者之间并非传声筒的关系，也不是光线与影子的无条件对应关系，相反，经常发生深刻的对峙，达到无法调和的尖锐冲突，“我咬着尖刀，多少次，想冲上去/刺穿他貌似平静的背影”。这些对峙与冲突，是社会嬗变的折射，在惊涛骇浪的异化中，人试图“建立一种与宗教统治力相当的力量，用来有效地抵制现代性的裂变”（《尼采：跨入现代性的转折点》，哈贝马斯）。
　　午夜的庆典隆重举行，处处是高亢圆润的美声唱法，人们争先恐后加入午夜合唱队，渴盼从庆典中分得花花绿绿的糖果。诗中的“我”，保持纯然的赤子之心，拒绝加入午夜合唱队，拒绝鼓掌。而主体的替身——他，世俗利益代言人，却想成为合唱队的歌手或乐师。内置的道义冲突由此爆发，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指出：“道德的问题随着合作现象产生，也就是说，它不是产生于恐惧激起的虚伪，而是产生于那种不愿意错过历史列车的急切态度，产生于那种诚实的一夜之间的改头换面，它轻而易举地降临到各行各业以及各种文化程度的绝大多数公共人物头上。”
　　所以，赤子反对市侩、本体反对拟像的纠葛反复出现，如何统摄它们的分歧？必须以一部分的“我”，打倒另一部分的“我”，对另一部分的“我”实行割袍断席，“必须以莫斯反对莫斯，以索绪尔反对索绪尔，以弗洛伊德反对弗洛伊德”（《象征交换和死亡》，让·鲍德里亚）。具体如何反对呢？“我们必须以逆反原理依次反对莫斯的著作所指涉的经济学阐释。我们必须用变字位的索绪尔反对语言学的索绪尔，必须用死本能的弗洛伊德抗衡以前的整个精神分析学大厦，甚至反对弗洛伊德本人的死本能。”
　　 两个我的缠斗、分裂，将加重生命的脆弱与耗折，在大部分人那里是常态，这一切来源于虚无，“他们将对虚无的忍受/称为生命”。莱布尼茨问，为什么存在者在而无却不在？其实，无一直在那里，它比有更早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