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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走势，从始至终受到战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原本要来华参加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的美国国务卿赖斯，由于以色列突然进攻加沙，不得不放弃了任内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立即于1月7日来华赶补“空缺”。
这并未降低两国纪念建交30周年的温度。对内格罗蓬特的到访，除了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外交部长杨洁篪与他例行会见，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亦拨冗相晤。
习近平表示，30年前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开启了中美交往合作的新时代，而且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特别是过去8年来，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富有成效。
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在经历了蜜月期、摩擦期与建设合作期之后，人们发现，无论两国关系如何起伏，两国的往来却日益紧密。
战略大三角
1991年7月16日，刚刚卸任美国驻华大使职务的李洁明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发表了中美关系的演讲。他的一个观点是：1971年中美关系打开局面时，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双方讨论的日程是由中方定的。
这与历史合拍。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也在那一年开始在超级大国的“两极”对抗中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联中制苏，成为尼克松与基辛格的不二选择。
此时的中国，也与“苏修”成剑拔弩张之势，珍宝岛一战即是明证。尽管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但面对依靠军事优势全球扩张的前苏联政权，中国没有理由对送上门来的美国乒乓球队说“不”。
“美、苏、中构成了一个战略大三角”，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个大战略面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部分分歧退居到了次要位置。”
这其中，甚至部分包含了代表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前双方敲定的联合公报中尽管也这样写道：“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话虽如此，美国却一直没有放弃其所谓“平衡”策略。
谈不拢的，先放下，也是那个时代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双方很少摩擦。
相对融洽的关系，一直到两国在30年前商讨建交事宜时仍然得以保持。如果与中国建交，美国就必须与台湾断交，这让美国右翼一些人难以接受，以至于其后的30年间不断有人兴风作浪，其中就包括了李洁明。后来老布什对他的耶鲁大学校友李洁明说的一番话，倒是可以作为美国下决心与中国建交的注解：“你应该认识到，何处是大关系？那是中国，不是台湾。”
1979年1月1日，两国关系从联络处主任级别上升为大使级别，美国从台湾撤走军队，还关闭了大使馆。但这一次建交公报和7年之前一样，也留了一个尾巴：售台武器问题。
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确立，同样是两国“蜜月关系”的确立。事后看来，蜜月期最显著的标志，是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开始在尖端军事领域展开合作。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之初，两国核合作协定在美国国会得以通过，里根迅即签署。随着中美两军之间的频繁互访，1986年中美开始执行军工合作项目，即价值5亿多美元的改装“歼—8”飞机项目以及大口径炮生产线和TBO鱼雷项目。
今天，回首20余年前的这段往事，不难看出中美两国当时的军事战略取向。和大战略相比，尽管那个时期的双边贸易也在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还是在那一时期，中美于1982年达成著名的《八一七公报》，规定“售台武器在数量和性能不能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后冷战时代的双边关系
时光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蜜月关系不得不宣告结束。
就在冷战结束前的两年，也就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由于北京的政治风波，两国关系已经开始转向紧张。但在战略大三角没有解体之前，据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后来在《外交十记》一书中透露，哪怕是面对国会和国内舆论、西方阵营的巨大压力，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仍然通过密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与邓小平保持着接触。
那一年的年底，邓小平就两国关系的改善提出了“一揽子方案”，却未获布什回音——此时，东欧剧变，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甚至被处死。布什做出判断：战略大三角即将解体。
事实果真如此。两年之后，前苏联的国旗被俄罗斯国旗取代，戈尔巴乔夫也被叶利钦顶替。对原先战略大三角里的老朋友，美国开始以有色眼镜视之，中美关系随即在接下来的两年连续陷入两场危机。
1992年9月2日，自感在总统连任竞选中落后的老布什兵出险招，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公然违反《八一七公报》。对此，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召见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在中方发出要做出强烈反应的警告之后，美方派出一名助理国务卿来华解释，并提出了7项修补两国关系的措施。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第一场危机渡过之后，1993年7月，第二场危机又悄然来临。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从大连港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中国货轮“银河”号装有可作为化学武器原料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下旬，美国政府高层会议一致同意采取强硬措施，美国时任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命令美国海军对“银河”号进行拦截。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不过是一场美国自导自演的闹剧而已。
两年之后，第三场危机来临之后，将两国关系一度拖至建交以来的谷底。1995年5月，美国国会做出决定，批准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这无异于支持了“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事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做出了最强烈的反应。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奉命回国。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在东海进行了导弹发射和火炮演习；而美国亦不示弱，两艘航空母舰驶入台海。
尽管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后来承认在对华政策上有失误，并提出了“积极接触”的主张，表示要建立“美中之间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但是，贯穿整个上世纪90年代，美国标准下的“人权和民主”这两个名词，开始与“贸易最惠国待遇”相捆绑，并由美国国会一年一审，绊脚石作用渐成。
即使在克林顿执政末期和小布什上任伊始，中美关系仍未有根本性改观，相反，却沿着“误会与冲突”的轨道持续滑行，发生在1999年的前南使馆被炸事件和发生在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就是明证。
对美国不断挑起争端的注解，小布什曾在2000年美国大选期间有过清晰的表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9·11”转折
2001年春天，中美撞机事件爆发之后，美国一直不肯用apologize(致歉)一词，只是以sorry(抱歉)和regret(遗憾)应付。但在半年之后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美国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众所周知的是，在那一年的9月11日，美国本土首度在二战之后受袭，在“文明的冲突”这一学说指引下的“反恐”在一夜之间成为这个超级大国的最高国策。
即使是单边主义也需要合作。就在10月的APEC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与东道主、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达成协力反恐的共识。那一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所谓贸易最惠国的绊脚石彻底成为历史。
随着中国的“入世”，两国的经贸、政治、文化、军事等往来不断加深，但却一直没有一个概括性的称谓。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将中国称之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首度概括了“9·11”以来的两国关系，也同时标志着两国全方位合作的开始——美国在反恐、限核、本国消费等根本性问题上无法离开中国的助力，而中国在地区安全、金融、投资、能源、环保方面亦需要美国。
次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主张，获得双方赞同，而两国关系也随着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机制的确立而愈发紧密。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在2007年做出了一个统计：两国的对话机制已经超过50个。
密切的对话机制让两国开始充满默契。2004年以来，面对不断紧张的台海局势，中美两国心领神会地携手对“台独”势力予以打压。2008年，大陆不断出台对台新政，而在新政出台之前的3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越洋长途通话当中提到了“九二共识”。
7个月后，当以法国为首的欧洲部分国家希望借力金融海啸重构国际金融版图之时，布什与胡锦涛在亚欧峰会之前再通电话——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的解读——双方一致同意维持现有的金融秩序。
“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达成如此默契，是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朱锋说，“在任8年，4次来华，布什已经大大打破了之前每位美国总统至多在任内访华一次的惯例。”
尽管两国关系已经紧密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但朱锋仍然认为中美关系无法与美欧、美日的同盟关系相提并论，“中美仍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结构性分歧”。
原本要来华参加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的美国国务卿赖斯，由于以色列突然进攻加沙，不得不放弃了任内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立即于1月7日来华赶补“空缺”。
这并未降低两国纪念建交30周年的温度。对内格罗蓬特的到访，除了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外交部长杨洁篪与他例行会见，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亦拨冗相晤。
习近平表示，30年前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开启了中美交往合作的新时代，而且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特别是过去8年来，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富有成效。
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在经历了蜜月期、摩擦期与建设合作期之后，人们发现，无论两国关系如何起伏，两国的往来却日益紧密。
战略大三角
1991年7月16日，刚刚卸任美国驻华大使职务的李洁明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发表了中美关系的演讲。他的一个观点是：1971年中美关系打开局面时，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双方讨论的日程是由中方定的。
这与历史合拍。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也在那一年开始在超级大国的“两极”对抗中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联中制苏，成为尼克松与基辛格的不二选择。
此时的中国，也与“苏修”成剑拔弩张之势，珍宝岛一战即是明证。尽管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但面对依靠军事优势全球扩张的前苏联政权，中国没有理由对送上门来的美国乒乓球队说“不”。
“美、苏、中构成了一个战略大三角”，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个大战略面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部分分歧退居到了次要位置。”
这其中，甚至部分包含了代表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前双方敲定的联合公报中尽管也这样写道：“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话虽如此，美国却一直没有放弃其所谓“平衡”策略。
谈不拢的，先放下，也是那个时代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双方很少摩擦。
相对融洽的关系，一直到两国在30年前商讨建交事宜时仍然得以保持。如果与中国建交，美国就必须与台湾断交，这让美国右翼一些人难以接受，以至于其后的30年间不断有人兴风作浪，其中就包括了李洁明。后来老布什对他的耶鲁大学校友李洁明说的一番话，倒是可以作为美国下决心与中国建交的注解：“你应该认识到，何处是大关系？那是中国，不是台湾。”
1979年1月1日，两国关系从联络处主任级别上升为大使级别，美国从台湾撤走军队，还关闭了大使馆。但这一次建交公报和7年之前一样，也留了一个尾巴：售台武器问题。
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确立，同样是两国“蜜月关系”的确立。事后看来，蜜月期最显著的标志，是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开始在尖端军事领域展开合作。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之初，两国核合作协定在美国国会得以通过，里根迅即签署。随着中美两军之间的频繁互访，1986年中美开始执行军工合作项目，即价值5亿多美元的改装“歼—8”飞机项目以及大口径炮生产线和TBO鱼雷项目。
今天，回首20余年前的这段往事，不难看出中美两国当时的军事战略取向。和大战略相比，尽管那个时期的双边贸易也在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还是在那一时期，中美于1982年达成著名的《八一七公报》，规定“售台武器在数量和性能不能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后冷战时代的双边关系
时光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蜜月关系不得不宣告结束。
就在冷战结束前的两年，也就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由于北京的政治风波，两国关系已经开始转向紧张。但在战略大三角没有解体之前，据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后来在《外交十记》一书中透露，哪怕是面对国会和国内舆论、西方阵营的巨大压力，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仍然通过密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与邓小平保持着接触。
那一年的年底，邓小平就两国关系的改善提出了“一揽子方案”，却未获布什回音——此时，东欧剧变，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甚至被处死。布什做出判断：战略大三角即将解体。
事实果真如此。两年之后，前苏联的国旗被俄罗斯国旗取代，戈尔巴乔夫也被叶利钦顶替。对原先战略大三角里的老朋友，美国开始以有色眼镜视之，中美关系随即在接下来的两年连续陷入两场危机。
1992年9月2日，自感在总统连任竞选中落后的老布什兵出险招，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公然违反《八一七公报》。对此，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召见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在中方发出要做出强烈反应的警告之后，美方派出一名助理国务卿来华解释，并提出了7项修补两国关系的措施。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第一场危机渡过之后，1993年7月，第二场危机又悄然来临。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从大连港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中国货轮“银河”号装有可作为化学武器原料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下旬，美国政府高层会议一致同意采取强硬措施，美国时任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命令美国海军对“银河”号进行拦截。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不过是一场美国自导自演的闹剧而已。
两年之后，第三场危机来临之后，将两国关系一度拖至建交以来的谷底。1995年5月，美国国会做出决定，批准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这无异于支持了“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事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做出了最强烈的反应。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奉命回国。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在东海进行了导弹发射和火炮演习；而美国亦不示弱，两艘航空母舰驶入台海。
尽管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后来承认在对华政策上有失误，并提出了“积极接触”的主张，表示要建立“美中之间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但是，贯穿整个上世纪90年代，美国标准下的“人权和民主”这两个名词，开始与“贸易最惠国待遇”相捆绑，并由美国国会一年一审，绊脚石作用渐成。
即使在克林顿执政末期和小布什上任伊始，中美关系仍未有根本性改观，相反，却沿着“误会与冲突”的轨道持续滑行，发生在1999年的前南使馆被炸事件和发生在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就是明证。
对美国不断挑起争端的注解，小布什曾在2000年美国大选期间有过清晰的表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9·11”转折
2001年春天，中美撞机事件爆发之后，美国一直不肯用apologize(致歉)一词，只是以sorry(抱歉)和regret(遗憾)应付。但在半年之后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美国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众所周知的是，在那一年的9月11日，美国本土首度在二战之后受袭，在“文明的冲突”这一学说指引下的“反恐”在一夜之间成为这个超级大国的最高国策。
即使是单边主义也需要合作。就在10月的APEC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与东道主、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达成协力反恐的共识。那一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所谓贸易最惠国的绊脚石彻底成为历史。
随着中国的“入世”，两国的经贸、政治、文化、军事等往来不断加深，但却一直没有一个概括性的称谓。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将中国称之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首度概括了“9·11”以来的两国关系，也同时标志着两国全方位合作的开始——美国在反恐、限核、本国消费等根本性问题上无法离开中国的助力，而中国在地区安全、金融、投资、能源、环保方面亦需要美国。
次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主张，获得双方赞同，而两国关系也随着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机制的确立而愈发紧密。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在2007年做出了一个统计：两国的对话机制已经超过50个。
密切的对话机制让两国开始充满默契。2004年以来，面对不断紧张的台海局势，中美两国心领神会地携手对“台独”势力予以打压。2008年，大陆不断出台对台新政，而在新政出台之前的3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越洋长途通话当中提到了“九二共识”。
7个月后，当以法国为首的欧洲部分国家希望借力金融海啸重构国际金融版图之时，布什与胡锦涛在亚欧峰会之前再通电话——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的解读——双方一致同意维持现有的金融秩序。
“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达成如此默契，是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朱锋说，“在任8年，4次来华，布什已经大大打破了之前每位美国总统至多在任内访华一次的惯例。”
尽管两国关系已经紧密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但朱锋仍然认为中美关系无法与美欧、美日的同盟关系相提并论，“中美仍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结构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