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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根据地党建工作，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首位。当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以大无畏的勇气，纠正夏曦所犯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党内团结统一，充分体现了任弼时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党内思想斗争中提倡同志式的批评，在红军中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他在抓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中，从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任弼时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思想建设 历史贡献
1935年初，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的同时，任弼时认为，党的思想建设，应成为党建工作的中心环节，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致力于解决广大党员思想上完全入党的问题。任弼时之所以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重点，是针对根据地新党员多、党内思想复杂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他认为只有深入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纠正“左”的错误，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培训，才能抓好党的思想建设，也才能巩固党组织和改进党的作风，使全党思想认识实现高度统一，制定和实施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原则，统一全党思想
任弼时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问题上，主张揭发批判错误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提倡“耐烦的细心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反对“一切不经过教育和解释的惩办制度”［1］，改变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做法。根据这个原则，处理历史问题，不重个人的责任，而重分析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的办法，达到既弄清思想根源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和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基本一致。
任弼时对犯错误的新干部，一贯采取批评教育，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不是动辄撤职。如大庸游击支队的负责同志在土地斗争中有一些错误做法，桑植游击队的负责同志不积极消灭地主武装，以及其他一些新干部忽视敌人的进攻，放松战争动员的错误倾向，等等，任弼时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通过对他们的批评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达到爱护党的干部，使之更好地为党工作的目的。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任弼时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利用战争的间隙，领导党和军队开展纠正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所犯的“左”倾错误的重大斗争。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先后在四川酉阳南腰界、永顺天主堂、大庸丁家溶召开三次会议，批评了夏曦；三次会议，逐步深入，对夏曦所犯错误的性质、原因、后果作了系统的清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任弼时不可能在批评“左”倾错误的同时摆脱“左”的影响。一方面在实践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比如在红二军团中进一步恢复与健全党组织，解放大批干部，开展党团员的登记工作。另一方面在对夏曦的处理上，不免带有“左”的影响，“对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没有从统治全党的‘左’倾错误上找出真正的原因，而对肃反扩大化和对干部的打击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又充满着义愤，过多地把责任归结到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夏曦身上”，［2］不恰当地撤销夏曦的全部领导职务。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3月底给任弼时和省委作出了指示，肯定了批评夏曦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应该的，强调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全党同志。任弼时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安排夏曦担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副主席和军委分会委员，后来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让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这充分体现了任弼时的实事求是精神。
任弼时通过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纠正夏曦的“左”倾错误，为我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起到了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党内团结的作用，也有利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促进两个军团的团结，尤其是红二军团内部的团结，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推动根据地各项建设，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加强党员的培养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吸收了成百上千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内来，以补充新鲜血液。“无数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先进觉悟的分子似潮水一样的涌进到党内来，这就加重了我们教育新党员的任务”。［3］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必然会把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党的思想建设面临重大考验。任弼时基于这一认识，针对根据地新党员多、老党员少的实际情况，集中精力抓党员教育工作，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首先，注重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培养党员。要求各级党组织“对于加入党的新党员应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工作。培养大批干部应成为党当前极端重要的任务之一，这必须大胆吸引积极党员，参加党的政权、群众组织”，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以达到“从实际工作中来训练”［4］的提高目的。
其次，举办各种形式的党员训练班。县委、区委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通过工作委员会来加强党员的教育工作，并开办经常性的短期训练班，对基层支部中的党员进行培训。培训教材为《中央五中全会决议》、《省委创造新区决议》、《新党员训练大纲》、《怎样分析阶级》、《苏维埃的土地法》等。培训班对党员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根据地的革命实际，提高党员的无产阶级觉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从训练班毕业的优秀学员回到原支部，负责举办支部中的流动训练班，进行本支部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为此，1935年1月31日，省委宣传部根据任弼时的指示专门印发了《怎样开办支部流动训练班》的通知，提出：“支部流动训练是支部教育党员、培养干部最主要的方法。”并具体规定了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和学习方法。
最后，开办党校和红军学校，培养党员干部。1934年12月，在永顺塔卧先后创办了党校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为根据地和红军培养了上千名优秀党员。此外，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办政治常识班，加强列宁室工作的领导，还明确规定了党员平时政治学习的内容和方法。采取上述措施，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党员能够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联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他们不仅在组织上入了党，而且在思想上真正入了党。
三、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任弼时认为在军队中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危害较深，部分党员思想上淡化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在头脑中存在单纯军事观点，究其根源，是受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带入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一是要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任弼时提出：“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通过“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使他们“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任弼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政治机关要“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5］通过“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克服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6］
二是要纠正单纯的军事观点，必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任弼时主张红军只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决不能把党看做是红军的附属品，要在红军党内进行广泛的思想教育，认真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正确处理党同军队的关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任弼时一再强调要加强党对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领导，“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越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7］
三是进一步阐明了党对红军和地方武装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任弼时强调，红军“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便不能发挥其英勇伟大的作用，来担负其在土地斗争与革命战争中的光荣任务”。［8］并且规定了地方“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党和苏维埃政策的执行，保证游击队绝对在党的领导之下行动”，［9］从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的主张在实践中证明无疑是正确的。
总结任弼时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党的思想建设工作的历史贡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实践证明，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革命事业才会蓬勃发展，这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因此，我们要坚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3］［4］［8］［9］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9：189，255，177，192，193.
［2］章学新.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369-370.
［5］［6］［7］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9：95，96，90-91.
关键词： 任弼时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思想建设 历史贡献
1935年初，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的同时，任弼时认为，党的思想建设，应成为党建工作的中心环节，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致力于解决广大党员思想上完全入党的问题。任弼时之所以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重点，是针对根据地新党员多、党内思想复杂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他认为只有深入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纠正“左”的错误，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培训，才能抓好党的思想建设，也才能巩固党组织和改进党的作风，使全党思想认识实现高度统一，制定和实施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原则，统一全党思想
任弼时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问题上，主张揭发批判错误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提倡“耐烦的细心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反对“一切不经过教育和解释的惩办制度”［1］，改变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做法。根据这个原则，处理历史问题，不重个人的责任，而重分析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的办法，达到既弄清思想根源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和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基本一致。
任弼时对犯错误的新干部，一贯采取批评教育，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不是动辄撤职。如大庸游击支队的负责同志在土地斗争中有一些错误做法，桑植游击队的负责同志不积极消灭地主武装，以及其他一些新干部忽视敌人的进攻，放松战争动员的错误倾向，等等，任弼时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通过对他们的批评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达到爱护党的干部，使之更好地为党工作的目的。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任弼时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利用战争的间隙，领导党和军队开展纠正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所犯的“左”倾错误的重大斗争。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先后在四川酉阳南腰界、永顺天主堂、大庸丁家溶召开三次会议，批评了夏曦；三次会议，逐步深入，对夏曦所犯错误的性质、原因、后果作了系统的清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任弼时不可能在批评“左”倾错误的同时摆脱“左”的影响。一方面在实践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比如在红二军团中进一步恢复与健全党组织，解放大批干部，开展党团员的登记工作。另一方面在对夏曦的处理上，不免带有“左”的影响，“对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没有从统治全党的‘左’倾错误上找出真正的原因，而对肃反扩大化和对干部的打击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又充满着义愤，过多地把责任归结到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夏曦身上”，［2］不恰当地撤销夏曦的全部领导职务。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3月底给任弼时和省委作出了指示，肯定了批评夏曦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应该的，强调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全党同志。任弼时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安排夏曦担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副主席和军委分会委员，后来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让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这充分体现了任弼时的实事求是精神。
任弼时通过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纠正夏曦的“左”倾错误，为我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起到了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党内团结的作用，也有利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促进两个军团的团结，尤其是红二军团内部的团结，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推动根据地各项建设，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加强党员的培养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吸收了成百上千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内来，以补充新鲜血液。“无数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先进觉悟的分子似潮水一样的涌进到党内来，这就加重了我们教育新党员的任务”。［3］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必然会把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党的思想建设面临重大考验。任弼时基于这一认识，针对根据地新党员多、老党员少的实际情况，集中精力抓党员教育工作，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首先，注重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培养党员。要求各级党组织“对于加入党的新党员应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工作。培养大批干部应成为党当前极端重要的任务之一，这必须大胆吸引积极党员，参加党的政权、群众组织”，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以达到“从实际工作中来训练”［4］的提高目的。
其次，举办各种形式的党员训练班。县委、区委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通过工作委员会来加强党员的教育工作，并开办经常性的短期训练班，对基层支部中的党员进行培训。培训教材为《中央五中全会决议》、《省委创造新区决议》、《新党员训练大纲》、《怎样分析阶级》、《苏维埃的土地法》等。培训班对党员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根据地的革命实际，提高党员的无产阶级觉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从训练班毕业的优秀学员回到原支部，负责举办支部中的流动训练班，进行本支部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为此，1935年1月31日，省委宣传部根据任弼时的指示专门印发了《怎样开办支部流动训练班》的通知，提出：“支部流动训练是支部教育党员、培养干部最主要的方法。”并具体规定了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和学习方法。
最后，开办党校和红军学校，培养党员干部。1934年12月，在永顺塔卧先后创办了党校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为根据地和红军培养了上千名优秀党员。此外，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办政治常识班，加强列宁室工作的领导，还明确规定了党员平时政治学习的内容和方法。采取上述措施，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党员能够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联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他们不仅在组织上入了党，而且在思想上真正入了党。
三、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任弼时认为在军队中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危害较深，部分党员思想上淡化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在头脑中存在单纯军事观点，究其根源，是受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带入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一是要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任弼时提出：“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通过“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使他们“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任弼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政治机关要“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5］通过“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克服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6］
二是要纠正单纯的军事观点，必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任弼时主张红军只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决不能把党看做是红军的附属品，要在红军党内进行广泛的思想教育，认真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正确处理党同军队的关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任弼时一再强调要加强党对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领导，“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越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7］
三是进一步阐明了党对红军和地方武装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任弼时强调，红军“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便不能发挥其英勇伟大的作用，来担负其在土地斗争与革命战争中的光荣任务”。［8］并且规定了地方“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党和苏维埃政策的执行，保证游击队绝对在党的领导之下行动”，［9］从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的主张在实践中证明无疑是正确的。
总结任弼时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党的思想建设工作的历史贡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实践证明，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革命事业才会蓬勃发展，这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因此，我们要坚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3］［4］［8］［9］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9：189，255，177，192，193.
［2］章学新.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369-370.
［5］［6］［7］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9：95，96，9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