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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史密斯在《香港三部曲》中可谓是重要的人物形象，他与黄得云的交好中不断出现了三个层次的心理变化，但是却始终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接触到他内心的想法。其实，人物依然是经作者塑造过的，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的出现依然是经过筛选的，本我也依然是表演出来的自我，因而给予了读者无限解读的可能。
关键词：人物形象 本我 自我 超我
一.“本我”、“自我”与“超我”
史密斯在小说中经历了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有他对西方故土和东方殖民地的欲望寄托，同样也能体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断成长的心理变化。
史密斯常是这样度过在香港殖民地的黄昏时刻——在缭绕烟雾中想念他湖边青梅竹马的恋人安妮。当他的上司夫人——狄金逊夫人询问他的个人情况时，史密斯“立刻出示皮夹珍藏的照片，湖上泛舟的安妮”[1]，而当他初来异乡时，他更是希望“安妮在这儿，她会为她布置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她将会把精致的英国搬到殖民地来。”[2]而在狄金逊夫人面前，他从未提过黄得云，表现出他那廿二岁该有的纯白的爱。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狄金逊一家代表着殖民地权力对他的一个期待，而背叛狄金逊夫人就等于背叛了“他的祖国、社会阶层、道德价值、宗教信仰……”[3]，同时也代表着他再也回不到故土了。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密斯“难忘安妮散发的那股体香，处女的芬芳”[4]，他需要的是一个得体的女伴，而不是无法被人看见的妓女。对于黄得云，他确实爱过，无论是怎样的爱，我们都没法否定它。当他再次折回到南唐馆取他的钢盔时，就意味着他对黄得云产生了欲望，他在这个异乡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曾一度把南唐馆当作更像家的地方，因为“他的女人在温柔的等候”[5]，而“他爬上黄得云的床铺”[6]，一个是找寻人类的慰藉以聊异乡之苦，一个是给个机会放纵恐怕时日无多的自己。史密斯把黄得云放在了成合坊，认为“他是它的统治者”[7]，他可以像玩具一样对待她，成合坊仿佛成了他的后宫。但是，这里毕竟是他内心不想曝露的地方，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内心的殖民欲望寄托在了这里：“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东方装扮起来”[8]。史密斯将黄得云及成合坊当做了自己的秘密基地，是他可以随时逃离卸下盔甲，暴露软肋的地方，甚至他想“让南唐馆的前妓把他帶到另一个世界躲藏起来，最好永远不再回来。”[9]但当他初尝权利的滋味后，史密斯的性情与心理都发生了发生了改变，此时他急需要一位得体的女伴，而不是宣泄欲望的伴侣，他“重重地踢了匍匐在他脚下的女人一脚，立刻向离开这娼妓的屋子”[10]。史密斯已经开始从心底鄙视这个女人，甚至鄙视控制不住身体器官的自己了，黄得云的撩拨在他心里是恶心的，他不再享受，而是感觉到被侵犯了。此时的史密斯开始了真正殖民者的心理，他能“接受外方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安心期待第一个异乡圣诞节的到来，他心急地想进入同胞的社交圈相濡以沫”[11]，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圣母般的女人——艾米丽。对于史密斯来说，“汤玛士牧师的女儿艾米丽是他唯一的救赎，他只有缘着面对过神迹显灵的艾米丽的手，一寸寸从坠落的深渊爬上来，重寻他的新生”[12]。确实，艾米丽非常善良，她致力于帮助孤儿和妇女，并且编写了《香港婢女制度之历史考察》著作，是个集所有优点于一身的女人。在她身边，史密斯不仅感觉到了新生，同时他觉得艾米丽像母亲一样，他得到了故乡的慰藉。
二.史密斯的理性表演
史密斯从故乡来到殖民地异乡——香港，他也经历了许多事，承受了廿二岁生命不该有的痛苦，他成长了、变化了。他爱过黄得云，却爱得不光明正大，“她是他的夜之女妖，一朵夜里才盛开的花”[13]。在黄得云身上，史密斯寄托了太多不成熟的情感、欲望及秘密，这个女人是他的本我体现。“本我”是“处于心灵最底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的本能冲段，特别是性冲动。它是混乱的、毫无理性的，只知按照快乐原则形式，盲目地追求满足”[14]，并且由于本我这个意识“具有原始性、动物性和野蛮性，不容于社会理性……它无时不在暗中活动，要求得到某种满足”[15]，因而史密斯与黄得云之间的情爱是非常原始的性爱，可以说两个人是“各取所需”的。但是，社会环境以及自身地不断成长的影响，人不可能会满足于本我阶段，他必须要在他人约束下进行自我约束，“自我”代表的是理性或正确的判断。史密斯从自己的社交以及异乡人的痛苦中，他认为“他的青梅竹马的恋人愿意以身相许，两人从古老教堂携手才走出来，生两个孩子，在祖辈相传的磨坊边终老一生”[16]这才是他该走的路，既不背叛信仰，自己也不再是孤单的异乡人，对于安妮的眷恋是史密斯“自我”的理性一面。而艾米丽则是他的“超我”体现，“即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了的自我”[17]。艾米丽带着他去孤儿院，带着史密斯感受她的生活，史密斯想“跪下来，让艾米丽掬期圣水，洗涤他恶贯满盈的罪恶……像《圣经》里耶稣的门徒在海边为皈依上帝的信徒洗礼一样。”[18]史密斯已经不再眷恋那种原始的性爱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而其所利用的本能冲动，尤以性的本能为重要。因此性的精力被升华了，就是说，它舍却性的目标，而转向他种较高尚的社会目标”[19]，因而他和艾米丽接触的时间段，正是他社会地位较高的时期，他需要艾米丽这种女伴，同时也需要他为之前的罪恶自我审判。但是，无论是本我、自我还是超我的史密斯，他在生活中仍是一种表演的自我，真正的内心他一直在隐藏着，和他接触的三个女人都不知道他完整的内心。其实史密斯在小说中呈现的是表演着的自我，而即使是最原始的本我，也是带有美好的自我塑造的。所以黄得云认为他和自己是同病相怜，最后的结局是黄得云从未了解过史密斯，而安妮和艾米丽甚至都不知道他内心的罪恶。
史密斯的成长，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升华，但是经过笔者分析，我们看到了史密斯的前台表演，即他的爱情与殖民事业，也看到了他的后台表演，即他与黄得云的隐秘爱情，可是依然没有办法确定史密斯表现出来的本我是否是真实的袒露，与黄得云在交好时他也没有完全释放自己的内心，而只是释放了情欲。生活亦是表演，表演既是生活，正因为人物塑造的复杂性，才使得《香港三部曲》充满了魅力与无限解读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2.施叔青.《遍山洋紫荆》，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3.施叔青.《寂寞云园》，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4.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注 释
[1]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3]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4]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5]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6]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7]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8]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9]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0]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11]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12]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13]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14]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頁.
[1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16]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17]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页.
[18]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19]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页.
（作者介绍：徐安琪，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人物形象 本我 自我 超我
一.“本我”、“自我”与“超我”
史密斯在小说中经历了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有他对西方故土和东方殖民地的欲望寄托，同样也能体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断成长的心理变化。
史密斯常是这样度过在香港殖民地的黄昏时刻——在缭绕烟雾中想念他湖边青梅竹马的恋人安妮。当他的上司夫人——狄金逊夫人询问他的个人情况时，史密斯“立刻出示皮夹珍藏的照片，湖上泛舟的安妮”[1]，而当他初来异乡时，他更是希望“安妮在这儿，她会为她布置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她将会把精致的英国搬到殖民地来。”[2]而在狄金逊夫人面前，他从未提过黄得云，表现出他那廿二岁该有的纯白的爱。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狄金逊一家代表着殖民地权力对他的一个期待，而背叛狄金逊夫人就等于背叛了“他的祖国、社会阶层、道德价值、宗教信仰……”[3]，同时也代表着他再也回不到故土了。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密斯“难忘安妮散发的那股体香，处女的芬芳”[4]，他需要的是一个得体的女伴，而不是无法被人看见的妓女。对于黄得云，他确实爱过，无论是怎样的爱，我们都没法否定它。当他再次折回到南唐馆取他的钢盔时，就意味着他对黄得云产生了欲望，他在这个异乡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曾一度把南唐馆当作更像家的地方，因为“他的女人在温柔的等候”[5]，而“他爬上黄得云的床铺”[6]，一个是找寻人类的慰藉以聊异乡之苦，一个是给个机会放纵恐怕时日无多的自己。史密斯把黄得云放在了成合坊，认为“他是它的统治者”[7]，他可以像玩具一样对待她，成合坊仿佛成了他的后宫。但是，这里毕竟是他内心不想曝露的地方，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内心的殖民欲望寄托在了这里：“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东方装扮起来”[8]。史密斯将黄得云及成合坊当做了自己的秘密基地，是他可以随时逃离卸下盔甲，暴露软肋的地方，甚至他想“让南唐馆的前妓把他帶到另一个世界躲藏起来，最好永远不再回来。”[9]但当他初尝权利的滋味后，史密斯的性情与心理都发生了发生了改变，此时他急需要一位得体的女伴，而不是宣泄欲望的伴侣，他“重重地踢了匍匐在他脚下的女人一脚，立刻向离开这娼妓的屋子”[10]。史密斯已经开始从心底鄙视这个女人，甚至鄙视控制不住身体器官的自己了，黄得云的撩拨在他心里是恶心的，他不再享受，而是感觉到被侵犯了。此时的史密斯开始了真正殖民者的心理，他能“接受外方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安心期待第一个异乡圣诞节的到来，他心急地想进入同胞的社交圈相濡以沫”[11]，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圣母般的女人——艾米丽。对于史密斯来说，“汤玛士牧师的女儿艾米丽是他唯一的救赎，他只有缘着面对过神迹显灵的艾米丽的手，一寸寸从坠落的深渊爬上来，重寻他的新生”[12]。确实，艾米丽非常善良，她致力于帮助孤儿和妇女，并且编写了《香港婢女制度之历史考察》著作，是个集所有优点于一身的女人。在她身边，史密斯不仅感觉到了新生，同时他觉得艾米丽像母亲一样，他得到了故乡的慰藉。
二.史密斯的理性表演
史密斯从故乡来到殖民地异乡——香港，他也经历了许多事，承受了廿二岁生命不该有的痛苦，他成长了、变化了。他爱过黄得云，却爱得不光明正大，“她是他的夜之女妖，一朵夜里才盛开的花”[13]。在黄得云身上，史密斯寄托了太多不成熟的情感、欲望及秘密，这个女人是他的本我体现。“本我”是“处于心灵最底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的本能冲段，特别是性冲动。它是混乱的、毫无理性的，只知按照快乐原则形式，盲目地追求满足”[14]，并且由于本我这个意识“具有原始性、动物性和野蛮性，不容于社会理性……它无时不在暗中活动，要求得到某种满足”[15]，因而史密斯与黄得云之间的情爱是非常原始的性爱，可以说两个人是“各取所需”的。但是，社会环境以及自身地不断成长的影响，人不可能会满足于本我阶段，他必须要在他人约束下进行自我约束，“自我”代表的是理性或正确的判断。史密斯从自己的社交以及异乡人的痛苦中，他认为“他的青梅竹马的恋人愿意以身相许，两人从古老教堂携手才走出来，生两个孩子，在祖辈相传的磨坊边终老一生”[16]这才是他该走的路，既不背叛信仰，自己也不再是孤单的异乡人，对于安妮的眷恋是史密斯“自我”的理性一面。而艾米丽则是他的“超我”体现，“即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了的自我”[17]。艾米丽带着他去孤儿院，带着史密斯感受她的生活，史密斯想“跪下来，让艾米丽掬期圣水，洗涤他恶贯满盈的罪恶……像《圣经》里耶稣的门徒在海边为皈依上帝的信徒洗礼一样。”[18]史密斯已经不再眷恋那种原始的性爱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而其所利用的本能冲动，尤以性的本能为重要。因此性的精力被升华了，就是说，它舍却性的目标，而转向他种较高尚的社会目标”[19]，因而他和艾米丽接触的时间段，正是他社会地位较高的时期，他需要艾米丽这种女伴，同时也需要他为之前的罪恶自我审判。但是，无论是本我、自我还是超我的史密斯，他在生活中仍是一种表演的自我，真正的内心他一直在隐藏着，和他接触的三个女人都不知道他完整的内心。其实史密斯在小说中呈现的是表演着的自我，而即使是最原始的本我，也是带有美好的自我塑造的。所以黄得云认为他和自己是同病相怜，最后的结局是黄得云从未了解过史密斯，而安妮和艾米丽甚至都不知道他内心的罪恶。
史密斯的成长，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升华，但是经过笔者分析，我们看到了史密斯的前台表演，即他的爱情与殖民事业，也看到了他的后台表演，即他与黄得云的隐秘爱情，可是依然没有办法确定史密斯表现出来的本我是否是真实的袒露，与黄得云在交好时他也没有完全释放自己的内心，而只是释放了情欲。生活亦是表演，表演既是生活，正因为人物塑造的复杂性，才使得《香港三部曲》充满了魅力与无限解读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2.施叔青.《遍山洋紫荆》，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3.施叔青.《寂寞云园》，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4.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注 释
[1]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3]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4]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5]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6]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7]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8]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9]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0]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11]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12]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13]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14]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頁.
[1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16]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17]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页.
[18]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19]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页.
（作者介绍：徐安琪，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