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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0岁到46岁，是由青年向中年的转折点，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干劲最充足、人生感悟最深的阶段。我把这个人生阶段，献给了西藏。1995年6月到2001年8月，我作为人民日报社援藏干部进藏，先后担任西藏日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6年。这6年，成为我人生成熟和事业发展的新起点。
一句诺言，坚定了一生无悔的选择
许多事情的决定，有可能来自你一句不经意的承诺。
1995年春节刚过，人民日报社时任副社长的朱新民送两位年青干部到报社定点扶贫的河南虞城县挂职。我当时是人民日报驻河南记者站记者，理当尽地主之谊。席间，朱副社长感叹道：“现在人民日报对口支援的任务也很重。今年还要给西藏日报支援一个副总编，要45岁以下，任期3年。”
站长李杰顺口说：“哎，而亮，你年轻，你去吧。”
我想都没想应下来：“派我去吧。”
朱副社长问：“你说的话当真不当真?”
我回答：“当真!”
讲实话，那时确没当真。一是酒桌上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二是在这之前，分管国内记者站的副总编张云声和记者部领导已经找我谈过话，让我到甘肃记者站当站长。为此我爱人利用出差机会到兰州考察过，全家已做好西迁的准备。因而，我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心上，更没有与家人提起。
1995年3月份，人民日报在北京怀柔区召开国内记者工作会议，报社人事局长一直住在会上，令大家有点纳闷。会议下半程的一天，局长突然找我单独谈话：“人民日报需要派一名干部到西藏日报去工作，朱副社长说你已经当面报了名。现在，报社里报名要去的人很多(后来了解到我是惟一的候选人)。我们通过综合考察，觉得你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今天找你谈话就是要正式落实。”
我的天哪!如果说当时在酒桌上的表态有些开玩笑成分的话，现在这个玩笑开大了。我脑子飞快转了一下，想到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拖”。我对局长说：“这是件大事，我得回家跟爱人好好商量，然后正式回复。”
“不行!你可以打电话回去给爱人，但会议结束前必须确定下来，马上要报中组部。”
这样大的一件事情，用电话给爱人说，能说清楚吗?我也知道，爱人肯定无法接受。因为我们结婚以后，就过了4年的分居生活，饱尝过夫妻两地的痛苦。好不容易一家人在一起了，孩子刚满8岁，如今又要远距离分居3年，这是难以接受的现实。
但怎么回复组织呢?说自己当时是开玩笑?推说是家人不答应?我想了整整一天，觉得都不能成为理由。因为我的承诺是当着领导的面许下的。“军中无戏言”这句古话，放到这里可能重了些。但作为一个男子汉，要自食其言，会令自己部瞧不起自己。
看来，我得为自己的一句承诺付出代价了，尽管这个代价有点沉重!
在进藏前的3个月中，如何艰苦地做家人的工作，就不一一赘述。有几个镜头我永远铭刻在心：临出发前，76岁的老母亲在电话中哽咽着突然给我一句豪言壮语：“我一定要好好活着，等到你胜利归来!”按规定，我爱人可以从郑州到北京给我送行，但她坚决不去。她说她无法想象送我上飞机后，自己再怎么回郑州；儿子和我感情很深，但我离家出门时，他一直躲在自己的小屋，就是不出来……
1995年6月27日，是中央国家机关首批援藏干部出发的日子。首都机场里，送别的亲人围成一拨一拨，泪眼话别。我自己孤零零地在一旁，跟人民日报送别的领导作轻松豪迈状。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特写《援藏干部要出发》，其中有一段是写我的：“人民日报援藏干部李而亮没有让家人到机场送别，他说，我不希望在上高原的时候看到眼泪……”
其实，此时我不是没有眼泪，而是都往肚里咽了。
一次尝试，能发现自身未开掘的潜力
“我不是那块料!”这是许多人面对陌生工作时的自我否定，因而也放弃了许多对自己潜力发掘检验的尝试。我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就有很深的体会。
我一直认为，自己天生是当记者的料，而不适合当编辑。当报纸编辑有一项必备的本领一写评论。我在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时尝试过给一版著名专栏“今日谈”写文章，结果稿子被“枪毙”了；我也尝试着给人民日报四版言论专栏“人民论坛”投稿，也没被采用。由此我给自己能力定了性：我写不了评论。
到西藏日报当上副总编，分管汉文报的新闻业务，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编者按等言论，成了必须的工作。开始我是采取“比葫芦画瓢”的办法，以人民日报的风格和写法作为模本，再套进西藏的内容。这样的评论格式显得很规范、语言很“标准”，却没有任何的个性与特色。文章发出来了，自己看着都别扭。
1996年元旦将至。这是我们国家“八五”与“九五”计划的分界点，自治区党委要求西藏日报发表一篇元旦社论。如何写这篇社论，我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因为同一天需要转载的，还有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用同一个模式来写西藏日报的社论，一定会显得画虎类犬，相形见绌。
人总是被逼得没有路走的时候，才会有出路。我决定抛开人民日报的模式，尝试以一种新手法来写这篇社论。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脑子里豁然开朗，社论稿子很快写出来了。社论以散文化的语言、跳跃性的段落，对过去五年的成就进行浓墨式概括，对未来的任务目标进行抒情性描述。
社论稿送自治区党委领导审阅，我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社论稿很快送审回来了。分管宣传的丹增副书记批示：“这是一篇近年来《西藏日报》发的社论中很有代表性的、写得好的社论之一。请报社领导和编辑部领导、业务人员学习研究”。
看到领导的批示，我简直喜出望外。这不仅是通过了社论的审查，更重要的是肯定了我对社论写法的新尝试。看来，党报社论写作没有模式。从这以后，我将西藏日报几乎所有的社论和大多数评论员文章的撰写工作承担了起来，越写越放开，越写越自信。在以后的几年里，社论稿送到区党委宣传部，分管的苟天林副部长会签上：“送上而亮同志撰写的社论稿，请审阅。”不久后，这句话几乎成了“免检”的代名词。
在藏6年，我在西藏日报上留下四十多篇社论，六十多篇评论员文章，无数的小言论、“编者按”、“编后”等，许多文章在全国性的新闻奖中获奖，也为西藏日报培养了几个评论写手。
“写不了评论”的自我结论，被我以自己的努力扔到稚鲁藏布江去了。
一顿批评，领悟了“政治家办报”的真谛
当总编，挨批评，写检查，是少不了的事情。但受到的批评让你刻骨铭心，让你幡然省悟，则是不多的。
1996年10月28日晚上，老总编高延祥给我传达一个信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对当天理论版上发的两篇文章很不满，让我把文章看一下。找来当天报纸，陈奎元批评的两篇文章，都是自治区党校教授写的，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妥。
11月1日上午，我列席区党委常委会，坐在后排。会前，大家谈笑风生，气氛热烈，等着会议的 开始。时间刚到，陈奎元书记进会场，虽刚进11月，他已穿起很厚的棉袄，还拄着拐杖，样子很威严。会场顿时完全寂静下来。陈奎元坐下后，眼睛往四周扫视了一圈。我坐在他的正后面，以为他看不到。忽然，陈书记转过身来对我说：“李而亮，28日《西藏日报》发的两篇理论文章有很严重的问题，你看了没有?”
我没想到陈书记会在常委会上提这样的问题，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这时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只能老老实实回答：“文章我看了，但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这两篇文章完全是胡说八道!”陈奎元一下子提高了音调，非常生气地说。坐我旁边的苟天林马上捅我一下，让我站起来。
“两篇文章通篇都是错误的，与中央六中全会唱的反调，与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唱的反调!”陈奎元接着批评，而且给错误都定了性。听到竟然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我后背的汗水马上出来了。
由于紧张，陈书记批评具体的话记得不是很清楚，但主要意思是，前面一篇文章谈西藏的精神文明建设，偏离了中央决议的精神，另说一套；后面一篇文章认为新时期西藏面临与全国一样的主要矛盾严重背离了中央精神，西藏的主要矛盾是分裂与反分裂的尖锐斗争。
陈奎元书记越说越气，话越说越重。我站立在后边，迎面所有领导的目光，热地、江村罗布、郭金龙、杨传堂、徐明阳、李立国、丹增等，都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令我如芒刺背，直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
待会议正式开始时，自己才发现，背上汗水已浸透内衣。
事后，自己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思。作为党报的负责人，我们平时总强调“政治家办报”。而要真正做到这个基本要求，光有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不够的，还要将中央每一项大政方针的内涵进行深刻的领会。当总编，不仅有把关的职责，更要具备把关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具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一个决心，会成就你事业的梦想
人的一辈子要做很多事情。在诸多的事情中，会有那么几件值得你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但又困难重重的事情。如果你下定决心，咬紧牙关，排除万难去做，有可能成就一生中事业的辉煌；要是你瞻前顾后，畏缩不前，丧失了机遇，就会成为终生的遗憾。
我刚到西藏时，已经在藏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总编高延祥跟我提过他的一个心愿。他说，我国的所有大江大河都有人走过了、漂过了，但唯独藏民族的母亲河一一雅鲁藏布江，没有人全程走过。我一直想组织记者，沿雅鲁藏布江进行一次全程采访，填补一个空白。可惜现在年龄大了，这个愿望再也实现不了了。
说这话时，高总眼里满是惆怅和遗憾。那表情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转眼问到了1998年春天，我应区党委的要求，继续援藏3年，担任西藏日报总编辑。我想，存这个任期内，我…定要完成前任总编的愿望，创造西藏新闻界的一个壮举。
但要实现这个计划谈何容易。不仅要有足够的采访力量，更重要的是经费、装备和沿途各级政府的支持。
这年的夏天，自治区开始筹备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暨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的宣传报道活动，我认为这是沿雅江进行全程采访的最好时机，便向有关领导建议，得到宣传部和区党委领导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但经费问题由报社自行解决。当时的报社经济上还非常困难，我就努力向人民日报和兄弟省报求援，终于筹措到购买装备必须的资金。
1998年10月6日上午9时，当秋日的阳光刚洒向高原，西城日报的老行政楼前，一辆越野车和一辆大卡车整装待发。在这里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出征仪式，时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苟天林和报社职工一起，为前往雅江源头采访的第一路记者披上洁白的哈达。五名勇士郑重从领导手巾接过鲜艳的国旗和标有“雅江源
西城日报立”的木牌，在人家的祝福与期待声。L1_跨上汽车，挥手启程。
从出征到以后的半年时间，第二、第三、第四路记者首尾相接，陆续出发，沿雅江一路顺流而下，逐县逐乡进行采访，逐篇逐幅稿件和图片发回报社。四个采访小分队，从雅江源头杰马央宗到出境的墨脱，行程一万公里，克服了自然条件恶劣、道路交通不畅、吃住生活不便等重重困难，深入沿江主流和主要支流的30多个县市进行了重点采访，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乃至独家珍贵资料，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图片，圆满完成了采访任务。
1999年3月29日，两藏日报在一版以恢弘的版式设训’刊登了“雅江行”开篇之作《啊!杰马央宗》和由我撰写的评论《献给母亲河的颂歌》。报道连续刊出后，很快产生巨大反响。从开篇到当年9月22日的压轴之作《滚滚南去不复同》及“结束语——为母亲河骄傲》，“雅江行”报道历时整半年，共发表文字报道59篇，20多万字；刊登照片100多幅。无论从采访历程、时间跨度、发表的文字图片量等，都创造了西减新闻界一次采访报道活动的记录。
报道结束后，西藏“大庆办”立即拨付专款，同意作为大庆献礼项目将所有篇目结集出书。在编辑过程中，将书名定为《壮丽天河——雅鲁藏布江四十年变迁实录》，于2000年11月正式出版。更为可喜的是，《壮丽天河》在2000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被评为“五个一”最佳图书奖。这是西藏日报的宣传报道历史上所获的最高荣誉。
200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2000年底，借着“雅江行”采访活动圆满成功的势头，我又成功策划实施了“天翻地覆半世纪沿解放军进军西藏路线采访活动”。
这两次堪称壮举的人型采访活动，都是在没想巾条什不具备的情况下，狠下决心去实施的。其在中国和西藏新闻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不敢妄下结论。但以后在两藏进行新闻采访，要有所超越，不容易。
(作者系中华儿女报刊社社长、总编辑)
一句诺言，坚定了一生无悔的选择
许多事情的决定，有可能来自你一句不经意的承诺。
1995年春节刚过，人民日报社时任副社长的朱新民送两位年青干部到报社定点扶贫的河南虞城县挂职。我当时是人民日报驻河南记者站记者，理当尽地主之谊。席间，朱副社长感叹道：“现在人民日报对口支援的任务也很重。今年还要给西藏日报支援一个副总编，要45岁以下，任期3年。”
站长李杰顺口说：“哎，而亮，你年轻，你去吧。”
我想都没想应下来：“派我去吧。”
朱副社长问：“你说的话当真不当真?”
我回答：“当真!”
讲实话，那时确没当真。一是酒桌上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二是在这之前，分管国内记者站的副总编张云声和记者部领导已经找我谈过话，让我到甘肃记者站当站长。为此我爱人利用出差机会到兰州考察过，全家已做好西迁的准备。因而，我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心上，更没有与家人提起。
1995年3月份，人民日报在北京怀柔区召开国内记者工作会议，报社人事局长一直住在会上，令大家有点纳闷。会议下半程的一天，局长突然找我单独谈话：“人民日报需要派一名干部到西藏日报去工作，朱副社长说你已经当面报了名。现在，报社里报名要去的人很多(后来了解到我是惟一的候选人)。我们通过综合考察，觉得你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今天找你谈话就是要正式落实。”
我的天哪!如果说当时在酒桌上的表态有些开玩笑成分的话，现在这个玩笑开大了。我脑子飞快转了一下，想到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拖”。我对局长说：“这是件大事，我得回家跟爱人好好商量，然后正式回复。”
“不行!你可以打电话回去给爱人，但会议结束前必须确定下来，马上要报中组部。”
这样大的一件事情，用电话给爱人说，能说清楚吗?我也知道，爱人肯定无法接受。因为我们结婚以后，就过了4年的分居生活，饱尝过夫妻两地的痛苦。好不容易一家人在一起了，孩子刚满8岁，如今又要远距离分居3年，这是难以接受的现实。
但怎么回复组织呢?说自己当时是开玩笑?推说是家人不答应?我想了整整一天，觉得都不能成为理由。因为我的承诺是当着领导的面许下的。“军中无戏言”这句古话，放到这里可能重了些。但作为一个男子汉，要自食其言，会令自己部瞧不起自己。
看来，我得为自己的一句承诺付出代价了，尽管这个代价有点沉重!
在进藏前的3个月中，如何艰苦地做家人的工作，就不一一赘述。有几个镜头我永远铭刻在心：临出发前，76岁的老母亲在电话中哽咽着突然给我一句豪言壮语：“我一定要好好活着，等到你胜利归来!”按规定，我爱人可以从郑州到北京给我送行，但她坚决不去。她说她无法想象送我上飞机后，自己再怎么回郑州；儿子和我感情很深，但我离家出门时，他一直躲在自己的小屋，就是不出来……
1995年6月27日，是中央国家机关首批援藏干部出发的日子。首都机场里，送别的亲人围成一拨一拨，泪眼话别。我自己孤零零地在一旁，跟人民日报送别的领导作轻松豪迈状。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特写《援藏干部要出发》，其中有一段是写我的：“人民日报援藏干部李而亮没有让家人到机场送别，他说，我不希望在上高原的时候看到眼泪……”
其实，此时我不是没有眼泪，而是都往肚里咽了。
一次尝试，能发现自身未开掘的潜力
“我不是那块料!”这是许多人面对陌生工作时的自我否定，因而也放弃了许多对自己潜力发掘检验的尝试。我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就有很深的体会。
我一直认为，自己天生是当记者的料，而不适合当编辑。当报纸编辑有一项必备的本领一写评论。我在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时尝试过给一版著名专栏“今日谈”写文章，结果稿子被“枪毙”了；我也尝试着给人民日报四版言论专栏“人民论坛”投稿，也没被采用。由此我给自己能力定了性：我写不了评论。
到西藏日报当上副总编，分管汉文报的新闻业务，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编者按等言论，成了必须的工作。开始我是采取“比葫芦画瓢”的办法，以人民日报的风格和写法作为模本，再套进西藏的内容。这样的评论格式显得很规范、语言很“标准”，却没有任何的个性与特色。文章发出来了，自己看着都别扭。
1996年元旦将至。这是我们国家“八五”与“九五”计划的分界点，自治区党委要求西藏日报发表一篇元旦社论。如何写这篇社论，我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因为同一天需要转载的，还有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用同一个模式来写西藏日报的社论，一定会显得画虎类犬，相形见绌。
人总是被逼得没有路走的时候，才会有出路。我决定抛开人民日报的模式，尝试以一种新手法来写这篇社论。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脑子里豁然开朗，社论稿子很快写出来了。社论以散文化的语言、跳跃性的段落，对过去五年的成就进行浓墨式概括，对未来的任务目标进行抒情性描述。
社论稿送自治区党委领导审阅，我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社论稿很快送审回来了。分管宣传的丹增副书记批示：“这是一篇近年来《西藏日报》发的社论中很有代表性的、写得好的社论之一。请报社领导和编辑部领导、业务人员学习研究”。
看到领导的批示，我简直喜出望外。这不仅是通过了社论的审查，更重要的是肯定了我对社论写法的新尝试。看来，党报社论写作没有模式。从这以后，我将西藏日报几乎所有的社论和大多数评论员文章的撰写工作承担了起来，越写越放开，越写越自信。在以后的几年里，社论稿送到区党委宣传部，分管的苟天林副部长会签上：“送上而亮同志撰写的社论稿，请审阅。”不久后，这句话几乎成了“免检”的代名词。
在藏6年，我在西藏日报上留下四十多篇社论，六十多篇评论员文章，无数的小言论、“编者按”、“编后”等，许多文章在全国性的新闻奖中获奖，也为西藏日报培养了几个评论写手。
“写不了评论”的自我结论，被我以自己的努力扔到稚鲁藏布江去了。
一顿批评，领悟了“政治家办报”的真谛
当总编，挨批评，写检查，是少不了的事情。但受到的批评让你刻骨铭心，让你幡然省悟，则是不多的。
1996年10月28日晚上，老总编高延祥给我传达一个信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对当天理论版上发的两篇文章很不满，让我把文章看一下。找来当天报纸，陈奎元批评的两篇文章，都是自治区党校教授写的，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妥。
11月1日上午，我列席区党委常委会，坐在后排。会前，大家谈笑风生，气氛热烈，等着会议的 开始。时间刚到，陈奎元书记进会场，虽刚进11月，他已穿起很厚的棉袄，还拄着拐杖，样子很威严。会场顿时完全寂静下来。陈奎元坐下后，眼睛往四周扫视了一圈。我坐在他的正后面，以为他看不到。忽然，陈书记转过身来对我说：“李而亮，28日《西藏日报》发的两篇理论文章有很严重的问题，你看了没有?”
我没想到陈书记会在常委会上提这样的问题，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这时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只能老老实实回答：“文章我看了，但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这两篇文章完全是胡说八道!”陈奎元一下子提高了音调，非常生气地说。坐我旁边的苟天林马上捅我一下，让我站起来。
“两篇文章通篇都是错误的，与中央六中全会唱的反调，与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唱的反调!”陈奎元接着批评，而且给错误都定了性。听到竟然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我后背的汗水马上出来了。
由于紧张，陈书记批评具体的话记得不是很清楚，但主要意思是，前面一篇文章谈西藏的精神文明建设，偏离了中央决议的精神，另说一套；后面一篇文章认为新时期西藏面临与全国一样的主要矛盾严重背离了中央精神，西藏的主要矛盾是分裂与反分裂的尖锐斗争。
陈奎元书记越说越气，话越说越重。我站立在后边，迎面所有领导的目光，热地、江村罗布、郭金龙、杨传堂、徐明阳、李立国、丹增等，都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令我如芒刺背，直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
待会议正式开始时，自己才发现，背上汗水已浸透内衣。
事后，自己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思。作为党报的负责人，我们平时总强调“政治家办报”。而要真正做到这个基本要求，光有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不够的，还要将中央每一项大政方针的内涵进行深刻的领会。当总编，不仅有把关的职责，更要具备把关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具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一个决心，会成就你事业的梦想
人的一辈子要做很多事情。在诸多的事情中，会有那么几件值得你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但又困难重重的事情。如果你下定决心，咬紧牙关，排除万难去做，有可能成就一生中事业的辉煌；要是你瞻前顾后，畏缩不前，丧失了机遇，就会成为终生的遗憾。
我刚到西藏时，已经在藏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总编高延祥跟我提过他的一个心愿。他说，我国的所有大江大河都有人走过了、漂过了，但唯独藏民族的母亲河一一雅鲁藏布江，没有人全程走过。我一直想组织记者，沿雅鲁藏布江进行一次全程采访，填补一个空白。可惜现在年龄大了，这个愿望再也实现不了了。
说这话时，高总眼里满是惆怅和遗憾。那表情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转眼问到了1998年春天，我应区党委的要求，继续援藏3年，担任西藏日报总编辑。我想，存这个任期内，我…定要完成前任总编的愿望，创造西藏新闻界的一个壮举。
但要实现这个计划谈何容易。不仅要有足够的采访力量，更重要的是经费、装备和沿途各级政府的支持。
这年的夏天，自治区开始筹备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暨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的宣传报道活动，我认为这是沿雅江进行全程采访的最好时机，便向有关领导建议，得到宣传部和区党委领导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但经费问题由报社自行解决。当时的报社经济上还非常困难，我就努力向人民日报和兄弟省报求援，终于筹措到购买装备必须的资金。
1998年10月6日上午9时，当秋日的阳光刚洒向高原，西城日报的老行政楼前，一辆越野车和一辆大卡车整装待发。在这里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出征仪式，时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苟天林和报社职工一起，为前往雅江源头采访的第一路记者披上洁白的哈达。五名勇士郑重从领导手巾接过鲜艳的国旗和标有“雅江源
西城日报立”的木牌，在人家的祝福与期待声。L1_跨上汽车，挥手启程。
从出征到以后的半年时间，第二、第三、第四路记者首尾相接，陆续出发，沿雅江一路顺流而下，逐县逐乡进行采访，逐篇逐幅稿件和图片发回报社。四个采访小分队，从雅江源头杰马央宗到出境的墨脱，行程一万公里，克服了自然条件恶劣、道路交通不畅、吃住生活不便等重重困难，深入沿江主流和主要支流的30多个县市进行了重点采访，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乃至独家珍贵资料，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图片，圆满完成了采访任务。
1999年3月29日，两藏日报在一版以恢弘的版式设训’刊登了“雅江行”开篇之作《啊!杰马央宗》和由我撰写的评论《献给母亲河的颂歌》。报道连续刊出后，很快产生巨大反响。从开篇到当年9月22日的压轴之作《滚滚南去不复同》及“结束语——为母亲河骄傲》，“雅江行”报道历时整半年，共发表文字报道59篇，20多万字；刊登照片100多幅。无论从采访历程、时间跨度、发表的文字图片量等，都创造了西减新闻界一次采访报道活动的记录。
报道结束后，西藏“大庆办”立即拨付专款，同意作为大庆献礼项目将所有篇目结集出书。在编辑过程中，将书名定为《壮丽天河——雅鲁藏布江四十年变迁实录》，于2000年11月正式出版。更为可喜的是，《壮丽天河》在2000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被评为“五个一”最佳图书奖。这是西藏日报的宣传报道历史上所获的最高荣誉。
200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2000年底，借着“雅江行”采访活动圆满成功的势头，我又成功策划实施了“天翻地覆半世纪沿解放军进军西藏路线采访活动”。
这两次堪称壮举的人型采访活动，都是在没想巾条什不具备的情况下，狠下决心去实施的。其在中国和西藏新闻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不敢妄下结论。但以后在两藏进行新闻采访，要有所超越，不容易。
(作者系中华儿女报刊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