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文天祥的《正气歌》，至今读来还让人热血沸腾。变节是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某种特别的情形下，我们对“节”的看法，又是达观的，并不机械，此谓“达节”。《左传》成公十五年，子臧不愿做曹国国君，引《志》言：“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将“达节”置于“守节”之上，就可见传统文化还是有弹性的。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用沉痛的笔墨，陈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身陷囹圄、进而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有自杀才能洗清自己遭受的屈辱，成就自己的气节。但是，司马迁并未走这条道路。这并非因为他贪生怕死或者寡廉鲜耻，司马迁给出的原因是：“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说白了，就是《史记》还没有完成。
　　司马迁没有死，而是忍辱负重，完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著作《史记》。后人并没有因此鄙视司马迁贪生怕死，侮辱先人，相反，对司马迁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就是“达节”。保全生命，完成更重要的事情，比株守狭隘的节义观，不知变通，要来得重要。
　　无独有偶，管仲的选择，也证明了这一点。公子纠和小白争天下，结果小白赢了，这就是齐桓公。管仲是辅佐公子纠的，公子纠失败被杀，自己也成了小白的俘虏。按道理，管仲必须自杀，才算尽忠。但问题是，管仲没有从主死节，而是转而辅佐先前的敌人齐桓公。这该是“变节”行为。《管子》中，管仲是这样解释自己“变节”的：“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乎？”言外之意，我的生命是属于齐国的，并不属于公子纠私人。之后的历史表明，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千古霸业，管仲确实是齐国的功臣。在《论语·宪问》中，孔子与弟子子贡有段对话：“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很显然，子贡对管仲没有死节有微词，认为他是不仁之人。孔子的意见刚好相反，认为管仲有大仁，因为他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让百姓得到了实惠。最有意思的是，孔子坚决反对管仲自杀，认为那不过是小人恪守小节的行为罢了。“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高度赞扬了管仲在对抗夷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淮南子·泰族训》中评价管仲说：“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管仲不死小节，“蒙耻辱”的真正原因，就是要解决夷狄对中原的侵扰，让百姓安居乐业，管仲忍辱负重，胸襟是多么开阔。
　　司马迁的“达节”，成就了文化的辉煌;管仲的“达节”，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我们对“达节”的重视，充分展示出文化的胸襟、胆识和自信。我们的文化是变通的，有弹性的，包容的，绝不是后来那种狭隘的节义观所能概括。
　　不株守小节，成就大节，这就是“达节”的真正内涵。大节与小节的区别，并非量上，而在质上。个人的荣辱，其实只是小节;有助于国计民生的，才属大节。忍受一时的误解和屈辱，而成就一世的英明，历史终将证明你的清白。
　　自然，背叛祖国和人民，跑到敌人阵营中苟且偷生，甚至危害母国利益，不在“达节”范围之中。这也就是相比于李陵，国人更加钦佩苏武的真正原因所在。虽然，李陵也自有他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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