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个用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命名的文学书店，刚开业时，就吸引了大批有贵族倾向的文人墨客。为此，写现代诗的店老板独具匠心地在门市部和办公室之间，专设了聚谈沙龙，地板、长桌、沙发、免费茶水以及温情脉脉的灯光，很容易使头脑发热的客人们产生一种功成名就的“中年幻觉”，于是，有几位名流把自己故意涂改过的皱巴巴的诗歌手稿配上精致的画框，同艾略特、庞德、卡夫卡等血统高贵的欧美大师的作品复印件比肩而挂，并标价出售，令四壁熠熠生辉。
　　无独有偶，近年来国内的民间杂志开始频频模仿诺贝尔文学奖的庄严仪式，颁发种种没有一分钱的伟大的精神奖励。其中，得主、评委、获奖理由及授奖辞均与人类最高的官方荣誉类似，区别只是人种和年龄——我们今天排练的戏剧多年之后会上演吗？
　　在艺术堕落成招贴和装潢的九十年代，诗人们无一幸免地进入商业运作的轨道。首先是汪国真，然后在“倒汪运动”中诞生诗歌烈士海子和否定诗歌通俗化的纯诗标准，接着是历史的大量改写与伪造，我们这代人已经老了，开始以商人的精明写回忆录。重要的是某年某月某时某某和某某的“历史性会见”；办了什么刊物、社团；产生了何等广泛的影响，而文本意义上的诗歌和批评，已经绝迹了。
　　同作品相比，围绕着作品，最终偏离作品，直指历史和现实地位的后现代爆炒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诗人被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成名规则熏陶成了从媚俗到领导时尚的阴谋家。有一首叫《树巢》的长诗，登在《后朦胧诗全集》里，写作日期长达二十年(一九七一——一九九一)，颇有老庞德写《诗章》，累死不结尾的气概。作者生于一九五三年，也就是说，动笔写这种准《神曲》或准《圣经》时，他刚满十八岁。在那八亿人民八个戏的荒芜岁月里，偏居四川盆地的此君比思想早熟者食指北岛红河芒克还更早熟若干，如果不是时代的一再延误使这位先知九十年代中期才大器晚成，那他肯定早已孵化了几代前卫艺术。
　　我曾在致诗评家唐晓渡的信中谈到，历史就好比在深宅大院里举行的一次圆桌会议，只有通过了重重门隘，挤到了桌子边，才有讨论历史的资格。这一想法萌发于成都卡夫卡书店以降的文人的抢夺中心话语的种种努力。如果雄心受挫，就得打破常规，自撰民间文学史——空投到历史圆桌上。
　　接下来是在面向公众之前，迅速同主持人达成妥协，因为艺术史的形成还得通过权威机构的新闻发布会、酒会、沙龙聚会和书籍报刊、电台电视等现代传媒对大众的灌输，方能家喻户晓并遗留子孙，而主持人对某人头衔、地位、影响力的强调比他的作品重要百倍。
　　众所周知，以民主国家自居的美利坚的首批白种公民多是海盗和流放者，华盛顿、杰佛逊等大名鼎鼎的英雄加绅士之先祖恐怕是杀人越货的刑事罪犯，历史的进程就是从边缘到中心，从观众到演员，从强盗到绅士的进程。因此，哪怕是一个无赖，也保持着为了个人私欲而向历史挑战的权力。假如主持人在紧急关头忽略你，或对你介绍不得力，你满可以翻脸，从那厮手里抢话筒并自我抬举——这是场赌博，要么被轰下台，要么因演技高超而赢得满堂喝彩，你争夺历史话筒本身也将由新闻效应而攻入史书。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分两种，一种以历史人物自居，觉得历史绕不开他，非用相当的篇幅写他不可，殊不知历史就像流水一般，哪怕你变成巨石横挡在中央，它照样绕开你朝前淌去；而另一种人觉得没有历史一样活得好好的，倒是作为一种精神沟通土壤，朋友比历史更踏实。
　　可悲的是，不管你选择何种姿态面世，都逃不出对历史人物的仿效，除非什么也不干，那也会被怀疑是对以“隐”博取名声的隐士的仿效。人类从古至今都是角色的社会，不少大名人一辈子伪装得天衣无缝，连遗嘱也弄得深谋远虑，可这依旧是按照社会规范来“定位”的。
　　我常常问自己：“是否明白了还这样干？”我流着冷汗回答：“是的，我已经懵懵懂懂干了半辈子文人活，改行太晚了。我太穷，我不希望自己劳动了没有报酬，为了夺回劳动报酬，绅士可以重操旧业，成为颠倒历史的江洋大盗。但是，如果哪一天不缺吃穿和住房的话，我将立地成佛，整天吹箫自娱，好吃懒做，彻底不务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