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环境建设一直是城市规划很重要的内容,随着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北京近二十年规划建设难的是综合协调各方面关系，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
说起北京近二十年城市发展，柯焕章如数家珍。4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北京城市规划工作，并直接主持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至今为业内人士所称道。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就是在此基础上修订的。
柯院长有着很浓的文人儒雅气质，他平和、睿智的谈吐，在北京初春寒冷的下午，让记者如沐春风。
我们的谈话自然从92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①开始。这个规划明确了21世纪首都建设现代国际城市的目标，并对北京的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作了较大调整。进一步明确北京不再发展重工业，产业结构转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要发展金融、商贸、信息、咨询、旅游、房地产等新兴第三产业，近二十年来首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城市规划的本质是政府行为，规划方案的前瞻性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正是由于新的发展目标及产业结构调整，中关村、CBD和奥运中心三大文化、经济功能区成为北京新地标，并对北京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柯院长还饶有兴趣地给记者讲起了当年的故事，在研究北京城市定位时，最初的提法是“建设国际化城市”，国际化城市可以有很多，经过思考，决定去掉这个“化”字。北京不仅要建设一座国际化城市，而更高目标要求是到21世纪中叶要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国际城市。柯院长指着墙上的北京城市发展规划图，很感慨地说，他主持过北京的城市规划，也经历了北京的城市变化，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在争取，有成就感，但也有很多遗憾，有人说规划是一门遗憾的科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见证城市发展：
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是最大矛盾
记者：从编制92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到今天，已经快2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留心，北京其实每天都在成长，每天都在变化。您是规划者，又是亲历者，这些年北京城市规划中关于环境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变化？
柯焕章：环境建设一直是城市规划很重要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像我们所熟悉的大气、水体、能源、绿化等等都在城市规划中有专项内容。但是城市规划是个长期不断发展的过程，以燃气规划为例，我记得92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当时预计到2010年北京使用清洁能源天燃气总量将达30亿立方米，但是到2009年北京市天燃气用量已经突破了60亿立方米，是当年规划的2倍多。北京城市快速发展，当年确定的大部分发展目标都已经提前实现。92版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把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到2004年新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内容。比如生态环境规划，除了加强北部、西部山区的生态保护，还进一步划定了禁建区、限建区以及各种绿化隔离带等，以保证良好的人居环境。随着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
记者：北京城市发展很快，您认为，城市环境规划和建设之间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柯焕章：北京近二十年发展太快了，规划建设过程难免存在这样那样问题，从规划角度看，难的是综合协调各方面关系，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北京从1949年至今，先后数次编制或修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常有人说北京城市建设像“摊大饼”，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58年编制总体规划时就引起了重视，对北京市区城市布局明确提出了“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形式，规划各集团之间要留出2公里左右的绿化隔离带，以使市区有良好的环境。后来在92版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北京城市发展要实现两个战略转移，一是城市建设重点要从市区向广大郊区转移；二是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张向调整改造转移。但是规划实施总会遇到种种问题，两个战略转移的力度和效果不甚明显，这也许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有达到相应程度，有些现实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比如为什么规划市区绿化隔离带一再被蚕食？大致记得1958年规划市区绿化隔离带约有340平方公里，到1982年还有240多平方公里，而到1992年时缩小到120多平方公里，现在可能更小了。②我们可以看看当年的十个边缘集团，像丰台、定福庄等边缘集团现在基本上已经与中心大团连在一起了。很多单位不愿意离开城区，而各个城区也都要发展，要建设，绿化隔离带就越变越小。这些年我们一直极力在保护、在坚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心城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很不容易。
建设世界城市：
区域协调发展是关键
记者：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北京要在2050年进入世界城市行列。北京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瞄准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您理解世界城市应该是怎样一个城市？
柯焕章：过去是有人说过世界（级）城市的概念，如纽约、伦敦、东京，有时也包括巴黎；还有世界区域性（级）城市如芝加哥、悉尼、香港、法兰克福等。我理解作为世界城市，首先它应该具有很强的世界性的城市功能，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起到核心或者引领的作用，比如在该城市里吸引了很多的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或者设有重要的国际性组织机构等等；同时该城市自身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文化特征，城市建设和城市环境整体水平很高，具有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很强的吸引力。由此看来，我们北京的城市功能和整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另一方面北京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2001年申奥时我们的人均GDP过了三千，当时是非常大一个槛，现在短短七八年时间我们已迈入一万美元的阶段了。而且经过举办奥运，北京的城市环境、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都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长足进步。所以说重新审视北京的未来发展，需要更高的战略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从规划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北京要向世界城市迈进，下一步城市发展的重点在哪里？
柯焕章：北京要向世界城市迈进，除了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和相应的软实力，同时城市建设发展方面，就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居住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环境建设的整体水平，进一步增强北京的城市魅力。北京现在提出要加快南城建设发展，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举措，确实十分必要。北京的北部有奥林匹克公园、中关村科园区区、还有CBD和金融街等等，大部分的重点产业区都在北面，全国性的、国际性的活动也多在北边举行。南部的发展确实滞后了，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市设施建设水平都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北京现有两百多公里地铁，可能70%以上是在北城；从社会方面看，南部地区好的学校教育资源、优质医疗资源、大型公共服务设施等均较缺乏，都应加大力度加快发展。目前南城建设力度最大的就是轨道交通了，到2015年北京要实现560多公里的轨道交通线网，而这些新建线路大多在南城。另一方面南城的发展我认为重要的是产业的升级、环境的改善。如已经在建或即将建设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丰台的高科技园区、丽泽商务区以及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等等都在加紧进行中，南城的发展，将成为北京城市发展新的引擎，成为世界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谢谢您！
（责任编辑：黄荔）
专家简介
柯焕章（1938年—），男，浙江镇海人，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原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196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此后一直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研究工作。1983年8月任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1986年9月至2001年3月，任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现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
链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被确定为首都。随后,北京市委市政府立即着手研究北京城市发展方向,编制总体规划。从1949年至今，北京先后数次编制或修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53年是《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1957年编制《总体规划》，紧接着1958年对《总体规划》做了重大修改；1982年拨乱反正后完成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92年修编完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明确了“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现代国际城市”的城市性质，明确提出了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国际城市的目标；最新一次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北京发展目标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1950年到1954年，经过中外专家多方案研究和综合,北京市委、市政府推出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第一稿,即《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
1957年又在1954年规划的基础上,对总体研究方案进一步完善。当时这个方案基本是参考大伦敦和莫斯科规划的思路编制的。主要特点有:以旧城为中心向四郊发展,中心城市是600平方公里、可以容纳600万人的一张“大饼”,郊区建设若干卫星城镇,市域总人口达到约1000万人。当时,在交通路线和空间分布上,已经基本规划出了一环、二环、三环和四环,道路则是环线和放射线结合,这种“蜘蛛网”似的格局在1954年的修正稿中就得以确定。
1958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作出重大修改，明确“分散集团式”发展模式。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时期，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要求弱化大城市的作用，城乡结合，缩小城乡差别，并提出了大地园林化的要求。据此，规划家们对北京城的总体规划作出了重大的修改，1958年出台的方案压缩了中心城市的规模，从600万人减少到了350万人，把中心城市这张“大饼”的模式改变为“分散集团式”，中心城市变成了几十个不同规模的集团。同时在扩大市域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卫星城市的数量。后来事实证明，当时的这个决断客观上对北京的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决断的指引下，北京中心城市才没有完全像“摊大饼”一样发展。
到1973年时，客观上北京市区很多地方已经连成一片。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市区“分散集团”式的模式演变成中心地区28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大集团和外围的10个边缘集团。这种分散集团式的模式,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编制的总体规划方案,而中心大团从28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了326平方公里。
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
该规划除了市区坚持分散集团式布局外,主要的变化是提出了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强调市区不再扩大规模,而是逐步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城市建设重点从市区向广大郊区转移,要求加强在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并扩大了卫星城的规模,并赋予卫星城相对独立的城市概念,以疏散中心城市过密的人口和产业。所有这些思路和伦敦20世纪70年代及巴黎区域1965年的方案不谋而合,可能是缓解大城市矛盾的一条可行的出路。
2004年中央单位以及高等院校的一些规划专家又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组织下,开展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继而启动了新一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订。
按照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总体部署，第一阶段，全面推进首都各项工作，努力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阶段，到2020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阶段，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说起北京近二十年城市发展，柯焕章如数家珍。4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北京城市规划工作，并直接主持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至今为业内人士所称道。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就是在此基础上修订的。
柯院长有着很浓的文人儒雅气质，他平和、睿智的谈吐，在北京初春寒冷的下午，让记者如沐春风。
我们的谈话自然从92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①开始。这个规划明确了21世纪首都建设现代国际城市的目标，并对北京的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作了较大调整。进一步明确北京不再发展重工业，产业结构转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要发展金融、商贸、信息、咨询、旅游、房地产等新兴第三产业，近二十年来首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城市规划的本质是政府行为，规划方案的前瞻性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正是由于新的发展目标及产业结构调整，中关村、CBD和奥运中心三大文化、经济功能区成为北京新地标，并对北京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柯院长还饶有兴趣地给记者讲起了当年的故事，在研究北京城市定位时，最初的提法是“建设国际化城市”，国际化城市可以有很多，经过思考，决定去掉这个“化”字。北京不仅要建设一座国际化城市，而更高目标要求是到21世纪中叶要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国际城市。柯院长指着墙上的北京城市发展规划图，很感慨地说，他主持过北京的城市规划，也经历了北京的城市变化，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在争取，有成就感，但也有很多遗憾，有人说规划是一门遗憾的科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见证城市发展：
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是最大矛盾
记者：从编制92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到今天，已经快2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留心，北京其实每天都在成长，每天都在变化。您是规划者，又是亲历者，这些年北京城市规划中关于环境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变化？
柯焕章：环境建设一直是城市规划很重要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像我们所熟悉的大气、水体、能源、绿化等等都在城市规划中有专项内容。但是城市规划是个长期不断发展的过程，以燃气规划为例，我记得92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当时预计到2010年北京使用清洁能源天燃气总量将达30亿立方米，但是到2009年北京市天燃气用量已经突破了60亿立方米，是当年规划的2倍多。北京城市快速发展，当年确定的大部分发展目标都已经提前实现。92版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把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到2004年新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内容。比如生态环境规划，除了加强北部、西部山区的生态保护，还进一步划定了禁建区、限建区以及各种绿化隔离带等，以保证良好的人居环境。随着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
记者：北京城市发展很快，您认为，城市环境规划和建设之间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柯焕章：北京近二十年发展太快了，规划建设过程难免存在这样那样问题，从规划角度看，难的是综合协调各方面关系，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北京从1949年至今，先后数次编制或修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常有人说北京城市建设像“摊大饼”，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58年编制总体规划时就引起了重视，对北京市区城市布局明确提出了“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形式，规划各集团之间要留出2公里左右的绿化隔离带，以使市区有良好的环境。后来在92版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北京城市发展要实现两个战略转移，一是城市建设重点要从市区向广大郊区转移；二是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张向调整改造转移。但是规划实施总会遇到种种问题，两个战略转移的力度和效果不甚明显，这也许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有达到相应程度，有些现实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比如为什么规划市区绿化隔离带一再被蚕食？大致记得1958年规划市区绿化隔离带约有340平方公里，到1982年还有240多平方公里，而到1992年时缩小到120多平方公里，现在可能更小了。②我们可以看看当年的十个边缘集团，像丰台、定福庄等边缘集团现在基本上已经与中心大团连在一起了。很多单位不愿意离开城区，而各个城区也都要发展，要建设，绿化隔离带就越变越小。这些年我们一直极力在保护、在坚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心城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很不容易。
建设世界城市：
区域协调发展是关键
记者：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北京要在2050年进入世界城市行列。北京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瞄准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您理解世界城市应该是怎样一个城市？
柯焕章：过去是有人说过世界（级）城市的概念，如纽约、伦敦、东京，有时也包括巴黎；还有世界区域性（级）城市如芝加哥、悉尼、香港、法兰克福等。我理解作为世界城市，首先它应该具有很强的世界性的城市功能，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起到核心或者引领的作用，比如在该城市里吸引了很多的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或者设有重要的国际性组织机构等等；同时该城市自身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文化特征，城市建设和城市环境整体水平很高，具有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很强的吸引力。由此看来，我们北京的城市功能和整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另一方面北京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2001年申奥时我们的人均GDP过了三千，当时是非常大一个槛，现在短短七八年时间我们已迈入一万美元的阶段了。而且经过举办奥运，北京的城市环境、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都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长足进步。所以说重新审视北京的未来发展，需要更高的战略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从规划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北京要向世界城市迈进，下一步城市发展的重点在哪里？
柯焕章：北京要向世界城市迈进，除了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和相应的软实力，同时城市建设发展方面，就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居住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环境建设的整体水平，进一步增强北京的城市魅力。北京现在提出要加快南城建设发展，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举措，确实十分必要。北京的北部有奥林匹克公园、中关村科园区区、还有CBD和金融街等等，大部分的重点产业区都在北面，全国性的、国际性的活动也多在北边举行。南部的发展确实滞后了，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市设施建设水平都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北京现有两百多公里地铁，可能70%以上是在北城；从社会方面看，南部地区好的学校教育资源、优质医疗资源、大型公共服务设施等均较缺乏，都应加大力度加快发展。目前南城建设力度最大的就是轨道交通了，到2015年北京要实现560多公里的轨道交通线网，而这些新建线路大多在南城。另一方面南城的发展我认为重要的是产业的升级、环境的改善。如已经在建或即将建设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丰台的高科技园区、丽泽商务区以及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等等都在加紧进行中，南城的发展，将成为北京城市发展新的引擎，成为世界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谢谢您！
（责任编辑：黄荔）
专家简介
柯焕章（1938年—），男，浙江镇海人，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原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196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此后一直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研究工作。1983年8月任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1986年9月至2001年3月，任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现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
链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被确定为首都。随后,北京市委市政府立即着手研究北京城市发展方向,编制总体规划。从1949年至今，北京先后数次编制或修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53年是《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1957年编制《总体规划》，紧接着1958年对《总体规划》做了重大修改；1982年拨乱反正后完成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92年修编完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明确了“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现代国际城市”的城市性质，明确提出了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国际城市的目标；最新一次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北京发展目标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1950年到1954年，经过中外专家多方案研究和综合,北京市委、市政府推出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第一稿,即《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
1957年又在1954年规划的基础上,对总体研究方案进一步完善。当时这个方案基本是参考大伦敦和莫斯科规划的思路编制的。主要特点有:以旧城为中心向四郊发展,中心城市是600平方公里、可以容纳600万人的一张“大饼”,郊区建设若干卫星城镇,市域总人口达到约1000万人。当时,在交通路线和空间分布上,已经基本规划出了一环、二环、三环和四环,道路则是环线和放射线结合,这种“蜘蛛网”似的格局在1954年的修正稿中就得以确定。
1958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作出重大修改，明确“分散集团式”发展模式。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时期，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要求弱化大城市的作用，城乡结合，缩小城乡差别，并提出了大地园林化的要求。据此，规划家们对北京城的总体规划作出了重大的修改，1958年出台的方案压缩了中心城市的规模，从600万人减少到了350万人，把中心城市这张“大饼”的模式改变为“分散集团式”，中心城市变成了几十个不同规模的集团。同时在扩大市域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卫星城市的数量。后来事实证明，当时的这个决断客观上对北京的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决断的指引下，北京中心城市才没有完全像“摊大饼”一样发展。
到1973年时，客观上北京市区很多地方已经连成一片。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市区“分散集团”式的模式演变成中心地区28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大集团和外围的10个边缘集团。这种分散集团式的模式,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编制的总体规划方案,而中心大团从28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了326平方公里。
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
该规划除了市区坚持分散集团式布局外,主要的变化是提出了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强调市区不再扩大规模,而是逐步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城市建设重点从市区向广大郊区转移,要求加强在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并扩大了卫星城的规模,并赋予卫星城相对独立的城市概念,以疏散中心城市过密的人口和产业。所有这些思路和伦敦20世纪70年代及巴黎区域1965年的方案不谋而合,可能是缓解大城市矛盾的一条可行的出路。
2004年中央单位以及高等院校的一些规划专家又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组织下,开展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继而启动了新一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订。
按照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总体部署，第一阶段，全面推进首都各项工作，努力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阶段，到2020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阶段，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