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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各国刺激政策加码，将推动杠杆率的上升，形成债务风险，而债务风险的积累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债务风险会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分担，因此研究各个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对债务风险传染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探究了中国各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和各部门的杠杆率情况，银行部门承担了较多的债务风险，风险向银行部门聚集，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需要关注债务风险的产生和分担情况，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降低债务风险。
2020年，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全球主要经济体除中国外2020年GDP增速均为负数，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按同比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2.3%。期间各国央行开启了新一轮的印钞行情，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稳定，另一方随着杠杆率的上升也加大了债务风险。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使全球发展陷入了危机。而中国在2008年危机之后开始了四万亿的支持计划，在维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也推高了宏观各部门的杠杆率，债务风险在不断积聚。我国在2015年开始了稳杠杆和降杠杆的举措，在全国第五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也明确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求。
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學大辞典将“债务风险”定义为借款人负债时面对的潜在风险。债务危机是任何不能按计划还本和（或）付息并由此损害其他债权人财务健康的情况。债务危机如果出现，就是伴随着经济陷入困境，政府提高利率以纠正经济问题而发生的。Rdy Dalio在《债务危机》中根据外币计价债务的高低将债务危机分为通缩型的债务危机和通胀型的债务危机，通胀型萧条经常出现在依赖外资流动的国家。Reinhart、Rogoff（2010）提出了“90，60”规则：若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超过90%，外债占GDP比重超过60%，可能会引起经济衰退。如果受影响的一个市场或多个市场规模很大，杠杆率很高，存量债务可能会带来系统性威胁，债务问题可能会摧毁整个经济（Ray Dalio，2019）。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20）指出：合理地配置资源和风险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风险的合理配置。市场主体通常是分散决策和风险自担的，承受一定的风险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债务的产生有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主体，因此债务风险会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担，而债务的分担、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向外转移进而达到新的平衡，因此理清债务风险在各主体之间的分担，分析主体债务承受能力对风险的产生机制具有重要作用。债务的有效分担是化解债务风险的有效手段，增加债务分担的主体，保证资产风险收益的市场化机制，能够有效控制风险。王丽娅（2008）将宏观经济分为居民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居民部门和非金融公司部门对银行部门存在存贷款关系，而公共部门的债权大部分也是被银行部门所持有。在本文中我们主要研究国内的债务问题，债权人主要是国内的居民、企业、政府，国外部门在国内发债仅限于银行间市场，规模也很小。弄清楚四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提出各部分合理的分担方式，衡量四部门之间的分担量值对于控制部门债务风险的爆发和传染有着现实意义。
中国宏观部门分类
本文将中国宏观部门分为居民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王丽娅，2008）。居民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负债主要考虑银行存款，中央银行具有政府职能，因此和政府部门构成公共部门，银行部门主要是其他存款性金融公司，也是中国金融部门的主体结构。因为银行部门和其他三部门具有很强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下文先分析银行部门和其他三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
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
居民和银行部门通过储蓄合同和贷款合同来达到储蓄者和贷款者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居民通过储蓄合同可以决定是提前支取还是到期支取进而选择承担多少风险，这取决于金融市场信息是否完善，金融交易手段是否丰富。同理，银行对于居民的贷款合同也可以决定银行应当承担的债务风险大小，银行可以根据居民信用和资产情况等选择相应的贷款方案。通过储蓄合同和贷款合同可以达到债务风险分担帕累托最优。
主体承受一定的风险可以得到相应的资产收益，各部门经风险调整一致之后的收益情况可以用风险调整收益来表示。当部门之间的风险调整收益不同，那么资金和风险就会在部门之间转移，当各部门之间的风险调整收益相等时，就会达到一个均衡。从部门情况分析，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都存在自己的风险调整收益率，当居民部门、银行部门和市场的风险调整收益率相等时，债务风险就实现了均衡的分担。
非金融公司部门和银行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
非金融公司部门和银行部门根据存贷款合同进行债务风险的分担。公司将资金存入银行，和银行共同承担一定风险。公司根据业务创新和发展的需要，寻求债务融资可以将风险向债权人进行转移。公司根据存款、银行提供的服务和信息等决定承担多少债务风险。而银行根据公司的治理结构和信用和抵押品情况等选择给公司提供贷款，并承担相应的债务风险，存贷款合同会影响双方最优的期望效用，因此债务风险在两部门之间有效分担。由于存贷的不可分性，存贷款两个过程并不独立，获取的存款数量和资本充足率的限制等都会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因此银行部门和非金融公司部门获得的期望效用都要考虑存款和贷款的双重效应。从部门情况看，当非金融公司部门、银行部门和市场的风险调整收益率相等时，债务风险就实现了均衡的分担。
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
公共部门发行的债券大部分都是由银行部门来认购，随着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上升，银行部门承担了许多债务风险。同时公共部门存在对银行部门的隐性担保，在银行部门出现危机时，公共部门会进行救市行为，债务风险部分又会通过公共部门来进行化解，因此债务风险因为互相持有的债权债务和隐性担保在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分担。银行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公共部门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各自有不同的期望效应函数，双方在博弈中取得平衡。 当其他部门的债务风险向银行转移，银行首先利用自身的收益进行风险化解，当风险超过一定的阈值时，由于隐性担保的存在债务风险又会向公共部门转移，公共部门同样靠自身收益分担债务风险，当风险不能在公共部门消化时将会向公众转移。财政职能和金融职能的完善，体制机制的逐步发展会对风险的合理分担产生积极的影响，银行部门的商业化运作，公共部门的财政独立性都是风险合理分担的重要因素。
国际上常用杠杆率来衡量债务水平的高低，其表达式为债务/GDP。杠杆率越大意味着一单位GDP增长所需要的债务数量越多。本文选取了居民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负债数据，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居民部门的负债选取银行对居民的贷款，公司部门的负债主要是银行对公司部门的债权，公共部门的负债包括储备货币、国内负债和国外负债，其中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抵消。
计算数据显示，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生，国家开始了经济刺激计划，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杠杆率上升比较明显，非金融公司部门的杠杆率保持相对的稳定，公共部门的杠杆率稳中有升。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的17.9%上升到了2018年的52.51%，同时银行部门杠杆率也从2008年的194.13%上升到了2018年的290.25%。经济危机后国家进行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很大一笔钱都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因此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杠杆率上升最快。国家在2015年后进行了“三去一降一補”的举措，各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各部门要达到债务风险的最优分担和准确的衡量各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比例是比较困难的。易纲（2020）指出：金融资产的风险并不一定是谁持有就会由谁承担，居民部门的存款95%都由金融部门承担，金融部门的信用类贷款100%由金融部门承担，抵押担保贷款需要根据抵押物等情况去确定风险分担比例，而国债、央行票据等高信用的债务工具则由公共部门进行承担。易纲针对金融资产风险在部门之间的承担进行了论证，论证结果显示，2018年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承担风险的金融资产的比重占全部金融资产的54.5%和17.7%，可以看出金融部门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资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债务风险仍然很大部分积聚在银行部门。回到本文的视角，银行部门承担了居民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和公共部门绝大部分的存款风险，同时银行部门对另外三个部门发放贷款和购买债券，发放贷款的风险因为抵押物和担保发生了部分的转移，但是银行部门还是要承担相当多的风险。银行部门持有的国债、央行票据仅为少部分，但是持有的公司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风险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银行部门。银行部门的债务从2008年的619750.6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2613122.2亿元，增长了3倍多，而银行部门是我国金融的核心，债务风险的积累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而公共部门存在对银行部门的隐性担保，最终也会承担一部门债务风险。
对于居民部门，虽然存贷款关系主要发生在银行部门，但是和其他主体的债权债务关系也较为复杂，多主体的承担债务风险是化解风险的一种方式，但是应当合理地规范其他存贷款方式，完善法律制度，加强监管，让居民部门债务风险合理分担。如今中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题，政府可以建立政策性基金组织来为企业进行担保，转移部门风险，促进其融资和风险合理分担。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也可以建立担保联合或者互助组织，进而分散风险。银行部门面临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和债务风险的集聚，既要加快转型步伐增加盈利手段，也要严控贷款审核条件，降低不良贷款率。地方政府近些年隐性债务增长较多，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引入市场化的机制去分担债务风险是重要举措。综上所述，一方面需要合理优化债务分担主体，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市场规范化、现代化的运行模式，让风险和收益相匹配，使主体能担风险，敢担风险。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各部门杠杆率的情况，展开了债务风险分担机制的研究，银行部门承担了大部分的债务风险，因此本文针对杠杆率的攀升和债务风险的分担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坚持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加强监管
经济的市场化是债务风险合理分担的必要条件，同时市场中也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维护市场的公平正义，简政放权，减少市场中的效率损失，让各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的生产能力，自愿自主地分担债务风险。
发展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我国现阶段仍然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融资为主，导致风险向单一部门集中，易发生系统性风险。公司部门因为业务发展的需要会采取债务融资的手段，而中小微企业由于缺乏合格的抵押品和信用，很难从银行贷到款，这样会抑制创新的产生，而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可以有效分担债务风险的集聚，增加风险承担的方式。
理清各部门的风险承担来源，分部门化解债务风险
坚持房住不炒政策，严格执行三道红线政策，约束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来源和运用，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对于降低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的杠杆率具有重要作用。各地政府需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构建创新创业和担保平台，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地方政府需要明确自身的权责定位，置换隐性债务，让债务透明化。要加大对金融企业的宏观审慎监管，保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逐步开放金融业的外资准入，增强金融业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竞争力。
[本文系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条件下防范债务风险研究》项目批准号：19BJY254研究成果]
（华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Cecchetti，S.，et al.，2011，”The Real Effects of Debt”[R]，BIS Working Papers，Iss.352.
[2]Fisher， Irving. The DebtD e f l a t i o n T h e o r y o f G r e a t Depressio ns[J]. Econometrica， Vol.1， Iss.4，1933：337-357.
[3]Reinhart，C.and Rogoff K.“Growth in aTime of Debt”，Americian Economic Review，2010a，100（2）：573-578.
[4]王明涛.证券投资风险计量理论评述[J]. 经济经纬.2003（05）：86-89.
[5]Rdy Dalio. 债务危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03
[6]易纲.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20（03）：4-17
[7]王丽娅.宏观经济风险部门间分担与转移研究——基于CCA方法的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08.
[8]李佩珈，梁婧.杠杆率、债务风险与金融稳定——基于理论和中国经济杠杆率的实证分析[J].新金融，2015（04）：18-21.
[9]叶华.系统风险、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基于金融杠杆与资产负债表视角的解释[J].投资研究，2012（12）：113-122.
背景和意义
2020年，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全球主要经济体除中国外2020年GDP增速均为负数，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按同比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2.3%。期间各国央行开启了新一轮的印钞行情，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稳定，另一方随着杠杆率的上升也加大了债务风险。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使全球发展陷入了危机。而中国在2008年危机之后开始了四万亿的支持计划，在维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也推高了宏观各部门的杠杆率，债务风险在不断积聚。我国在2015年开始了稳杠杆和降杠杆的举措，在全国第五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也明确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求。
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學大辞典将“债务风险”定义为借款人负债时面对的潜在风险。债务危机是任何不能按计划还本和（或）付息并由此损害其他债权人财务健康的情况。债务危机如果出现，就是伴随着经济陷入困境，政府提高利率以纠正经济问题而发生的。Rdy Dalio在《债务危机》中根据外币计价债务的高低将债务危机分为通缩型的债务危机和通胀型的债务危机，通胀型萧条经常出现在依赖外资流动的国家。Reinhart、Rogoff（2010）提出了“90，60”规则：若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超过90%，外债占GDP比重超过60%，可能会引起经济衰退。如果受影响的一个市场或多个市场规模很大，杠杆率很高，存量债务可能会带来系统性威胁，债务问题可能会摧毁整个经济（Ray Dalio，2019）。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20）指出：合理地配置资源和风险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风险的合理配置。市场主体通常是分散决策和风险自担的，承受一定的风险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债务的产生有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主体，因此债务风险会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担，而债务的分担、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向外转移进而达到新的平衡，因此理清债务风险在各主体之间的分担，分析主体债务承受能力对风险的产生机制具有重要作用。债务的有效分担是化解债务风险的有效手段，增加债务分担的主体，保证资产风险收益的市场化机制，能够有效控制风险。王丽娅（2008）将宏观经济分为居民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居民部门和非金融公司部门对银行部门存在存贷款关系，而公共部门的债权大部分也是被银行部门所持有。在本文中我们主要研究国内的债务问题，债权人主要是国内的居民、企业、政府，国外部门在国内发债仅限于银行间市场，规模也很小。弄清楚四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提出各部分合理的分担方式，衡量四部门之间的分担量值对于控制部门债务风险的爆发和传染有着现实意义。
中国宏观部门债务风险分担机制
中国宏观部门分类
本文将中国宏观部门分为居民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王丽娅，2008）。居民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负债主要考虑银行存款，中央银行具有政府职能，因此和政府部门构成公共部门，银行部门主要是其他存款性金融公司，也是中国金融部门的主体结构。因为银行部门和其他三部门具有很强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下文先分析银行部门和其他三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
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
居民和银行部门通过储蓄合同和贷款合同来达到储蓄者和贷款者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居民通过储蓄合同可以决定是提前支取还是到期支取进而选择承担多少风险，这取决于金融市场信息是否完善，金融交易手段是否丰富。同理，银行对于居民的贷款合同也可以决定银行应当承担的债务风险大小，银行可以根据居民信用和资产情况等选择相应的贷款方案。通过储蓄合同和贷款合同可以达到债务风险分担帕累托最优。
主体承受一定的风险可以得到相应的资产收益，各部门经风险调整一致之后的收益情况可以用风险调整收益来表示。当部门之间的风险调整收益不同，那么资金和风险就会在部门之间转移，当各部门之间的风险调整收益相等时，就会达到一个均衡。从部门情况分析，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都存在自己的风险调整收益率，当居民部门、银行部门和市场的风险调整收益率相等时，债务风险就实现了均衡的分担。
非金融公司部门和银行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
非金融公司部门和银行部门根据存贷款合同进行债务风险的分担。公司将资金存入银行，和银行共同承担一定风险。公司根据业务创新和发展的需要，寻求债务融资可以将风险向债权人进行转移。公司根据存款、银行提供的服务和信息等决定承担多少债务风险。而银行根据公司的治理结构和信用和抵押品情况等选择给公司提供贷款，并承担相应的债务风险，存贷款合同会影响双方最优的期望效用，因此债务风险在两部门之间有效分担。由于存贷的不可分性，存贷款两个过程并不独立，获取的存款数量和资本充足率的限制等都会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因此银行部门和非金融公司部门获得的期望效用都要考虑存款和贷款的双重效应。从部门情况看，当非金融公司部门、银行部门和市场的风险调整收益率相等时，债务风险就实现了均衡的分担。
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
公共部门发行的债券大部分都是由银行部门来认购，随着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上升，银行部门承担了许多债务风险。同时公共部门存在对银行部门的隐性担保，在银行部门出现危机时，公共部门会进行救市行为，债务风险部分又会通过公共部门来进行化解，因此债务风险因为互相持有的债权债务和隐性担保在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分担。银行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公共部门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各自有不同的期望效应函数，双方在博弈中取得平衡。 当其他部门的债务风险向银行转移，银行首先利用自身的收益进行风险化解，当风险超过一定的阈值时，由于隐性担保的存在债务风险又会向公共部门转移，公共部门同样靠自身收益分担债务风险，当风险不能在公共部门消化时将会向公众转移。财政职能和金融职能的完善，体制机制的逐步发展会对风险的合理分担产生积极的影响，银行部门的商业化运作，公共部门的财政独立性都是风险合理分担的重要因素。
中国宏观各部门债务水平和风险分担
国际上常用杠杆率来衡量债务水平的高低，其表达式为债务/GDP。杠杆率越大意味着一单位GDP增长所需要的债务数量越多。本文选取了居民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负债数据，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居民部门的负债选取银行对居民的贷款，公司部门的负债主要是银行对公司部门的债权，公共部门的负债包括储备货币、国内负债和国外负债，其中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抵消。
计算数据显示，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生，国家开始了经济刺激计划，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杠杆率上升比较明显，非金融公司部门的杠杆率保持相对的稳定，公共部门的杠杆率稳中有升。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的17.9%上升到了2018年的52.51%，同时银行部门杠杆率也从2008年的194.13%上升到了2018年的290.25%。经济危机后国家进行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很大一笔钱都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因此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杠杆率上升最快。国家在2015年后进行了“三去一降一補”的举措，各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各部门要达到债务风险的最优分担和准确的衡量各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比例是比较困难的。易纲（2020）指出：金融资产的风险并不一定是谁持有就会由谁承担，居民部门的存款95%都由金融部门承担，金融部门的信用类贷款100%由金融部门承担，抵押担保贷款需要根据抵押物等情况去确定风险分担比例，而国债、央行票据等高信用的债务工具则由公共部门进行承担。易纲针对金融资产风险在部门之间的承担进行了论证，论证结果显示，2018年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承担风险的金融资产的比重占全部金融资产的54.5%和17.7%，可以看出金融部门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资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债务风险仍然很大部分积聚在银行部门。回到本文的视角，银行部门承担了居民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和公共部门绝大部分的存款风险，同时银行部门对另外三个部门发放贷款和购买债券，发放贷款的风险因为抵押物和担保发生了部分的转移，但是银行部门还是要承担相当多的风险。银行部门持有的国债、央行票据仅为少部分，但是持有的公司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风险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银行部门。银行部门的债务从2008年的619750.6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2613122.2亿元，增长了3倍多，而银行部门是我国金融的核心，债务风险的积累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而公共部门存在对银行部门的隐性担保，最终也会承担一部门债务风险。
对于居民部门，虽然存贷款关系主要发生在银行部门，但是和其他主体的债权债务关系也较为复杂，多主体的承担债务风险是化解风险的一种方式，但是应当合理地规范其他存贷款方式，完善法律制度，加强监管，让居民部门债务风险合理分担。如今中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题，政府可以建立政策性基金组织来为企业进行担保，转移部门风险，促进其融资和风险合理分担。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也可以建立担保联合或者互助组织，进而分散风险。银行部门面临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和债务风险的集聚，既要加快转型步伐增加盈利手段，也要严控贷款审核条件，降低不良贷款率。地方政府近些年隐性债务增长较多，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引入市场化的机制去分担债务风险是重要举措。综上所述，一方面需要合理优化债务分担主体，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市场规范化、现代化的运行模式，让风险和收益相匹配，使主体能担风险，敢担风险。
对策提出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各部门杠杆率的情况，展开了债务风险分担机制的研究，银行部门承担了大部分的债务风险，因此本文针对杠杆率的攀升和债务风险的分担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坚持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加强监管
经济的市场化是债务风险合理分担的必要条件，同时市场中也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维护市场的公平正义，简政放权，减少市场中的效率损失，让各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的生产能力，自愿自主地分担债务风险。
发展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我国现阶段仍然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融资为主，导致风险向单一部门集中，易发生系统性风险。公司部门因为业务发展的需要会采取债务融资的手段，而中小微企业由于缺乏合格的抵押品和信用，很难从银行贷到款，这样会抑制创新的产生，而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可以有效分担债务风险的集聚，增加风险承担的方式。
理清各部门的风险承担来源，分部门化解债务风险
坚持房住不炒政策，严格执行三道红线政策，约束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来源和运用，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对于降低居民部门和银行部门的杠杆率具有重要作用。各地政府需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构建创新创业和担保平台，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地方政府需要明确自身的权责定位，置换隐性债务，让债务透明化。要加大对金融企业的宏观审慎监管，保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逐步开放金融业的外资准入，增强金融业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竞争力。
[本文系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条件下防范债务风险研究》项目批准号：19BJY254研究成果]
（华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Cecchetti，S.，et al.，2011，”The Real Effects of Debt”[R]，BIS Working Papers，Iss.352.
[2]Fisher， Irving. The DebtD e f l a t i o n T h e o r y o f G r e a t Depressio ns[J]. Econometrica， Vol.1， Iss.4，1933：337-357.
[3]Reinhart，C.and Rogoff K.“Growth in aTime of Debt”，Americian Economic Review，2010a，100（2）：573-578.
[4]王明涛.证券投资风险计量理论评述[J]. 经济经纬.2003（05）：86-89.
[5]Rdy Dalio. 债务危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03
[6]易纲.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20（03）：4-17
[7]王丽娅.宏观经济风险部门间分担与转移研究——基于CCA方法的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08.
[8]李佩珈，梁婧.杠杆率、债务风险与金融稳定——基于理论和中国经济杠杆率的实证分析[J].新金融，2015（04）：18-21.
[9]叶华.系统风险、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基于金融杠杆与资产负债表视角的解释[J].投资研究，2012（12）：113-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