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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年，我的感觉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时候，会问自己‘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整整头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挣扎的状况。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这就是现实。大概是两年来，我觉得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再晚4年，我不会干。如果这辈子还要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5月22日，台湾“文化部”成立2周年，首任“部长”龙应台在就职两周年交流会上，捧出了两年来的第一篇文章，《温润，是台湾最珍贵的品质》。
她用并不明亮的嗓音说着在每个角落里她看到的温润台湾，也感慨着两年来倾注心血的文化立法和文化工程，略带唏嘘，但温暖的氛围并未持续太久，被一个声音忽然打破了。
“‘部长’回答一个问题时说，对电子出版的商务模式不太了解。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解释一下？”一位台湾媒体记者举着话筒，有些兴奋。
“哈，我怎么可能不知道电子出版是什么呢？”龙应台的笑意仍挂在脸上，语气肯定地纠正。“那天是意外的有一位朋友提问，说‘你作为作者，为什么自己的书都没有出成电子书？’我的回答是，两年半前，当我仍是作者的时候，有人来和我谈书的电子出版，但我觉得那个模式还不是很成熟。”
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此时的龙应台，周身披着件看不见的铠甲，每一句不经意的谈笑背后，都是准确的信息、缜密的逻辑，和小心翼翼的拿捏。她知道，哪怕说错一个字，第二天的报纸内容都可能是另一番天地。
而她原本以为，所有该经历的辛苦，早在多年前做台北文化局长的时候，就经历过了。
“戴着头盔”回到台湾
1999年12月的一个凌晨，龙应台坐在台北市议会的大厅一隅，看着细细的雨打在窗玻璃上，感到全身彻骨的寒意。
“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点钟，龙应台站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对面站着的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大声问道。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龙应台一下子变得很感性。抛开预算、项目、艰深的学术定义，在连着数月的质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讲这番话时，龙应台的脑袋仍是半晕眩状态。当天接连十几小时的质询，议员发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龙应台坦言，那是她做台北文化局长时最难忘的场景之一。那时的她，一天花15个小时处理政务，被外界形容是“挣扎在台湾官场”。一度被议员质疑“不是台湾人”时，龙应台曾愤怒地高举着右手大喊“我抗议！”在极度的压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电话给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求救。但无论受到怎样的捶打，龙应台还是学不会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她握着拳头。
2003年，卸任台北文化局长后，龙应台去大学教书，像逃一样地回到了学术的乐土。2012年，答应马英九的请求回台湾接掌“文化部”，任臺湾首位“文化部长”时，那年她60岁。“如果再晚4年，我不会干。如果这辈子还要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于是龙应台 “戴着头盔”回到了台湾，如打地桩一样地从头做起。
“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
台湾“文化部”，是2012年5月从“文建会”“新闻局”“研考会”“教育部”等四大块业务部门正式合并而成的。不仅业务变成原先的四倍，内部人员彼此也不太熟悉。对于空降的龙应台来说，如何整合“老树与杂草”，让“文化部”的地下管线接起来，并非易事。
像在大学期间组织“思沙龙”一样，龙应台每隔两三个月，就把各部门的负责人招呼到家里来Party。从六点多一起吃晚餐，到晚上十一二点，交流想法。建立一个“共识营”，一起讨论下半年的目标、困难。
龙应台发现，作为“部长”，她不仅要面对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还要随时接受来自媒体和外界如放大镜一般的检视。
2013年，有民意代表质疑，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2012年出境43天，花了将近4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3万），但有关计划的执行率却只有32%，状况并不好。
“文化部”即将迁址到台北新庄“副都心”时，“龙部长”一人坐拥三间办公室的报道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台联”党团副总召黄文玲更是出来呛声，“龙应台不食人间烟火，1个人需要3间办公室，根本就是龙太后！”龙应台不得不在“立法院”和媒体面前一再澄清，“我是‘笨兔’，只有一间办公室。”
龙应台坦言，她不习惯在一个不被信任的环境里工作。这种艰难，甚至有一个阶段让龙应台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到底写作是对的事情，还是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
7年前就反思过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
很多人觉得，《野火集》里那个彪悍的龙应台，这两年“变柔软了”。这一点，龙应台并不否认。 2007年，在发表文章《孟子与小科员》中，龙应台就反思过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
在“文化部长”任职记者会上，龙应台回忆起之前为官期间常与台北市议会针锋相对的情景，就表示自己“已有深刻反省”。“十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态度要调整，希望这次可以做到。”
公视董事会选举，正像是对她反思成果的检验。“龙应台再回来，信仰的底蕴没变。真正的挑战落在她的沟通能力和技巧。包括如何应对‘立法院’的质询，以及如何磨合各种异议。”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表示。
一部分的柔软是刻意为之，一部分的柔软却是发自本心。
龙应台去苗栗探访天然染织工坊，来到苗栗泰安乡大安溪上游的象鼻部落，看到泰雅妇女在田地里把苎麻采收后抽出天然纤维，就跟着往地里一坐，边学抽丝边聊天。
2012年4月，龙应台到竹东访查台湾画家萧如松艺术园区。看到园区种的各种果树，龙应台兴奋地爬到土芭乐树上摘了一颗，在衣服上擦了两下就吃起来。
“她是个很自在的人，不会因为媒体，或者其他人士在场就改变行为。”大学时曾任龙应台清大“思沙龙”第一届总监的萧定雄回忆，龙应台上课时偶尔也会把鞋子脱了，光着脚板继续和学生讨论。
上任“文化部长”不久，龙应台正式提出“泥土化、国际化、产值化、云端化”的四大政策方向，并发表了题为“从村落出发，从国际回来”的演讲。她努力打造社区书店、复兴草根社区、鼓励传统手艺传袭、鼓励“文学回乡”。
野火还在吗？
龙应台的《百年思索》里，曾记录了这么一段话：
“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对话发生在15年前的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像是为了一场谁也不愿输的赌博，15年来，马英九始终给龙应台留着足够的独立空间。
“换一个人在马英九的位置，有可能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说，‘哎，我的辅选团队的某某人有个什么剧团，你给他个什么资源。因为他对我的选举有利。’或者是说，‘这个人跟我的政治利益有关，你的场地借给他用一用。’这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都会做的事情，马英九一次都没有。马先生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影响我这一块，来服务他的政治目标，从来没有。”龙应台形容，马英九就像台湾政坛的“稀有动物”，而这种有所不为，让她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独立。包括努力推动一些原本不被看好的项目。
最初有创办艺术银行的想法，龙应台并没有获得太多支持，不少圈内的艺术家甚至质疑，为什么让阳春白雪的艺术染上“铜臭”？而身处艺术市场的画廊、经纪人则担心，“文化部”这是来和我们抢生意？
龙应台尝试着把这个概念介绍给更多的人，逐渐建立和完善甄选标准和典章制度，吸引台湾本土的艺术家把作品卖给艺术银行，再由艺术银行出租给公共空间。
马英九是第一批客户之一。在他办公室的走廊上，挂着大大小小近20件艺术品，都是从艺术银行租来的。慢慢的，台湾的机场、火车站、医院和酒店等公共空间开始看到一些绘画和雕塑作品，这些作品租金不高，为给民众一个认识本土艺术家的机会。
为了推动艺术银行的正常经营，龙应台专门邀请澳大利亚艺术银行的专家，来台湾给工作人员上课。也许是因为多年海外生活的经验，在推动文化交流方面，龙应台总是不遗余力。
近几年，由于多次参加交流活动，龙应台一度被民进党“立委”抨击。但她依然故我。
台湾部分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冲进“立法院”并占领议场23天，龙应台以政务官的身份要求年轻人退出议场，呼吁请“立委”上工。她的态度遭遇不少舆论反弹，讥讽龙应台“野火不在”。
2012年2月，以“黑马”姿态进入马英九行政领导班子的龙应台，在当年的民调满意度调查中高居榜首。两年后，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再做调查，龙应台的施政满意度也呈现下降、不满意度升高的趋势。
龙应台似乎并不太在意。龙应台说她喜欢美国诗人佛罗斯特的一首诗，“我们永远是站在三岔路口选一条路走，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原点。既然不可能回到原點，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别只是，每条路的风景都不一样。”
5月22日，台湾“文化部”成立2周年，首任“部长”龙应台在就职两周年交流会上，捧出了两年来的第一篇文章，《温润，是台湾最珍贵的品质》。
她用并不明亮的嗓音说着在每个角落里她看到的温润台湾，也感慨着两年来倾注心血的文化立法和文化工程，略带唏嘘，但温暖的氛围并未持续太久，被一个声音忽然打破了。
“‘部长’回答一个问题时说，对电子出版的商务模式不太了解。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解释一下？”一位台湾媒体记者举着话筒，有些兴奋。
“哈，我怎么可能不知道电子出版是什么呢？”龙应台的笑意仍挂在脸上，语气肯定地纠正。“那天是意外的有一位朋友提问，说‘你作为作者，为什么自己的书都没有出成电子书？’我的回答是，两年半前，当我仍是作者的时候，有人来和我谈书的电子出版，但我觉得那个模式还不是很成熟。”
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此时的龙应台，周身披着件看不见的铠甲，每一句不经意的谈笑背后，都是准确的信息、缜密的逻辑，和小心翼翼的拿捏。她知道，哪怕说错一个字，第二天的报纸内容都可能是另一番天地。
而她原本以为，所有该经历的辛苦，早在多年前做台北文化局长的时候，就经历过了。
“戴着头盔”回到台湾
1999年12月的一个凌晨，龙应台坐在台北市议会的大厅一隅，看着细细的雨打在窗玻璃上，感到全身彻骨的寒意。
“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点钟，龙应台站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对面站着的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大声问道。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龙应台一下子变得很感性。抛开预算、项目、艰深的学术定义，在连着数月的质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讲这番话时，龙应台的脑袋仍是半晕眩状态。当天接连十几小时的质询，议员发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龙应台坦言，那是她做台北文化局长时最难忘的场景之一。那时的她，一天花15个小时处理政务，被外界形容是“挣扎在台湾官场”。一度被议员质疑“不是台湾人”时，龙应台曾愤怒地高举着右手大喊“我抗议！”在极度的压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电话给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求救。但无论受到怎样的捶打，龙应台还是学不会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她握着拳头。
2003年，卸任台北文化局长后，龙应台去大学教书，像逃一样地回到了学术的乐土。2012年，答应马英九的请求回台湾接掌“文化部”，任臺湾首位“文化部长”时，那年她60岁。“如果再晚4年，我不会干。如果这辈子还要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于是龙应台 “戴着头盔”回到了台湾，如打地桩一样地从头做起。
“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
台湾“文化部”，是2012年5月从“文建会”“新闻局”“研考会”“教育部”等四大块业务部门正式合并而成的。不仅业务变成原先的四倍，内部人员彼此也不太熟悉。对于空降的龙应台来说，如何整合“老树与杂草”，让“文化部”的地下管线接起来，并非易事。
像在大学期间组织“思沙龙”一样，龙应台每隔两三个月，就把各部门的负责人招呼到家里来Party。从六点多一起吃晚餐，到晚上十一二点，交流想法。建立一个“共识营”，一起讨论下半年的目标、困难。
龙应台发现，作为“部长”，她不仅要面对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还要随时接受来自媒体和外界如放大镜一般的检视。
2013年，有民意代表质疑，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2012年出境43天，花了将近4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3万），但有关计划的执行率却只有32%，状况并不好。
“文化部”即将迁址到台北新庄“副都心”时，“龙部长”一人坐拥三间办公室的报道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台联”党团副总召黄文玲更是出来呛声，“龙应台不食人间烟火，1个人需要3间办公室，根本就是龙太后！”龙应台不得不在“立法院”和媒体面前一再澄清，“我是‘笨兔’，只有一间办公室。”
龙应台坦言，她不习惯在一个不被信任的环境里工作。这种艰难，甚至有一个阶段让龙应台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到底写作是对的事情，还是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
7年前就反思过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
很多人觉得，《野火集》里那个彪悍的龙应台，这两年“变柔软了”。这一点，龙应台并不否认。 2007年，在发表文章《孟子与小科员》中，龙应台就反思过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
在“文化部长”任职记者会上，龙应台回忆起之前为官期间常与台北市议会针锋相对的情景，就表示自己“已有深刻反省”。“十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态度要调整，希望这次可以做到。”
公视董事会选举，正像是对她反思成果的检验。“龙应台再回来，信仰的底蕴没变。真正的挑战落在她的沟通能力和技巧。包括如何应对‘立法院’的质询，以及如何磨合各种异议。”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表示。
一部分的柔软是刻意为之，一部分的柔软却是发自本心。
龙应台去苗栗探访天然染织工坊，来到苗栗泰安乡大安溪上游的象鼻部落，看到泰雅妇女在田地里把苎麻采收后抽出天然纤维，就跟着往地里一坐，边学抽丝边聊天。
2012年4月，龙应台到竹东访查台湾画家萧如松艺术园区。看到园区种的各种果树，龙应台兴奋地爬到土芭乐树上摘了一颗，在衣服上擦了两下就吃起来。
“她是个很自在的人，不会因为媒体，或者其他人士在场就改变行为。”大学时曾任龙应台清大“思沙龙”第一届总监的萧定雄回忆，龙应台上课时偶尔也会把鞋子脱了，光着脚板继续和学生讨论。
上任“文化部长”不久，龙应台正式提出“泥土化、国际化、产值化、云端化”的四大政策方向，并发表了题为“从村落出发，从国际回来”的演讲。她努力打造社区书店、复兴草根社区、鼓励传统手艺传袭、鼓励“文学回乡”。
野火还在吗？
龙应台的《百年思索》里，曾记录了这么一段话：
“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对话发生在15年前的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像是为了一场谁也不愿输的赌博，15年来，马英九始终给龙应台留着足够的独立空间。
“换一个人在马英九的位置，有可能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说，‘哎，我的辅选团队的某某人有个什么剧团，你给他个什么资源。因为他对我的选举有利。’或者是说，‘这个人跟我的政治利益有关，你的场地借给他用一用。’这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都会做的事情，马英九一次都没有。马先生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影响我这一块，来服务他的政治目标，从来没有。”龙应台形容，马英九就像台湾政坛的“稀有动物”，而这种有所不为，让她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独立。包括努力推动一些原本不被看好的项目。
最初有创办艺术银行的想法，龙应台并没有获得太多支持，不少圈内的艺术家甚至质疑，为什么让阳春白雪的艺术染上“铜臭”？而身处艺术市场的画廊、经纪人则担心，“文化部”这是来和我们抢生意？
龙应台尝试着把这个概念介绍给更多的人，逐渐建立和完善甄选标准和典章制度，吸引台湾本土的艺术家把作品卖给艺术银行，再由艺术银行出租给公共空间。
马英九是第一批客户之一。在他办公室的走廊上，挂着大大小小近20件艺术品，都是从艺术银行租来的。慢慢的，台湾的机场、火车站、医院和酒店等公共空间开始看到一些绘画和雕塑作品，这些作品租金不高，为给民众一个认识本土艺术家的机会。
为了推动艺术银行的正常经营，龙应台专门邀请澳大利亚艺术银行的专家，来台湾给工作人员上课。也许是因为多年海外生活的经验，在推动文化交流方面，龙应台总是不遗余力。
近几年，由于多次参加交流活动，龙应台一度被民进党“立委”抨击。但她依然故我。
台湾部分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冲进“立法院”并占领议场23天，龙应台以政务官的身份要求年轻人退出议场，呼吁请“立委”上工。她的态度遭遇不少舆论反弹，讥讽龙应台“野火不在”。
2012年2月，以“黑马”姿态进入马英九行政领导班子的龙应台，在当年的民调满意度调查中高居榜首。两年后，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再做调查，龙应台的施政满意度也呈现下降、不满意度升高的趋势。
龙应台似乎并不太在意。龙应台说她喜欢美国诗人佛罗斯特的一首诗，“我们永远是站在三岔路口选一条路走，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原点。既然不可能回到原點，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别只是，每条路的风景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