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晋商经历了从明清时期的昌荣鼎盛到民国初期的衰亡败落。本文立足于晋商票号的兴衰，论述了管理需要"义"、"法"兼备，指出：信义是经商之本，有"义"才能发展兴盛，才能"开国"；但是相应的，公司管理需要有清晰明确的责权利制度，有"法"才能长远稳健得发展，才能"护国"。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这两句流传已久的话充分传达了晋商在明清时期的昌荣鼎盛。相应地，晋商将关公作为精神信仰、重诚信讲义气的经商管理制度也被人们所称道。晋商以“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为其经营最重要的原则，认为要想在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讲信义，以诚信为本，宽厚为怀，厚道加精明。并且，信义不只会决定商家的命运，任何个人和组织、任何社会和时代的存在，其实就是信义的存在。
　　那么，曾经操天下金融之牛耳、实力雄厚的晋商，一遇上社会剧变，为何纷纷倒闭、衰亡没落呢？除了时势的不可把握外，基于信义基础之上的无限责任制，偏重信义、缺乏明确管理的责权利的制度体系，也是一大原因。
　　晋商在用人方面奉行“用人不疑”，实施的东掌合约制度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雏形，可以说是公司治理的鼻祖。这种关系以信义为基础，凭借信义进行合作，是一种特殊的无限责任的经营形式。
　　无限责任制基于信义，“东家出资，伙友出力”，东家将投资的银子悉数交给聘用的掌柜去经营。具体来说，就是票号的掌柜由东家聘请来经营票号。东家和掌柜之间是一种资本家与经理的合约关系，东家出钱，掌柜经营。期间无权过问票号的大小适宜及盈亏状况，只有在年底结算时才能查看这一年来的经营明细。并且“赔东家不赔伙计”，东家承担票号的全部盈亏，也就是说经营的全部风险。
　　这种对掌柜的充分信任，可以让掌柜放手经营，没有经济、心理的负担，固然应该称道，也是经营所需要的。但是无限的责任就意味着无限的风险并且无限责任制意味着全部的风险由投资者承担。这样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在经营亏损时期，投资者就会倾家荡产，甚至身陷囹圄，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由于晋商特殊的无限责任的经营形式，使信义成了一柄双刃剑。
　　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很多票号的生意都陷入了困境。但是晋商竭力维持自己的信誉，严于律已、宽容待人。当时的惨状是“外欠则处处倒账，欠外则人人提款”，别人欠的钱收不回来，欠着别人的前却人人都来要，并且，存的官款一分一厘不能少，立等提取；放贷给官府的，收回无望，把票庄逼到了绝境，一时汇兑难通，外欠难收，存款难保。
　　当时，各地分号纷纷向总号请求调拨积存银子来救火，然而倒账、汇兑太过疯狂，总号也难以调解维续。没有银子，就等于丧失了信誉。失去了信誉，生意也没有办法支撑下去。尤其是掌柜的，因为在任期内拥有最高权力且不必承担盈亏风险，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携款潜逃，或者伪造账目。如此，一个票号倒闭了，其他连锁票号也随之接连倒闭，整个山西票号的集体破产已呈不可挽回之势。到了1921年，仅剩5家票号在勉力惨淡经营，昔日“汇通天下”的辉煌已经难再了。
　　票号的倒闭风潮就是这样，一家破产，数家牵连；一时倒闭，永久难还清欠债、重新开业。可以说，无限责任制的弊病在经营不善时全部暴露无遗了。山西票号的整体覆亡，除了当时的时势非人力所能改变外，无限责任制带来的无限风险，无疑是票号的一大致命伤。
　　显然，本来，晋商普遍实行的东伙制，有效地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完全分离，是独立经营、合理管理的需要，与现代企业制度完全一致。这是晋商所建立的东伙制先进的一面。但另一面，这种东伙制，对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责权利，缺乏明确的界定，从而未建立起互相制约、密切合作的机制。
　　對于掌柜，在充分放权的同时，未能实施有效的限制。经营的风险究竟有多大？事先没有预测，也就没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如果能从票号的稳健发展出发，把负债率控制在票号自身能够承受的额度内，那么出现亏损，也不至于会危及其他财产和商号；如果放贷也能像现代银行一样实行足额抵押，那就不会出现贷款收不回，存款也难保的窘迫境况。
　　另外，无限责任必然带来无限风险，这是山西票号整体破产所得出的一条血的教训。讲究信义是中国传统商人的优点，但是人性不是稳健的。人们爱说：“凡事朝最好的方向努力，但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就是应该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仅仅靠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制度的健全才是商业成功的重要保障。
　　从晋商票号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出，信义是经商之本，有“义”才能发展兴盛，才能“开国”；但是相应的，公司管理需要有清晰明确的责权利制度，有“法”才能长远稳健得发展，才能“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