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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关于汉服与韩服起源的争论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历史考察表明，古代韩国本没有自己的衣冠制度，均根据明朝服饰进行改良。衣冠制度在中华泱泱五千年历史中是如何变迁的？以“冠”为索引，一同回顾中国人“头上的”历史。
礼加诸于首
今人多以“帽”称呼戴在头上遮阳避雨、防寒装饰之物，而在古代，“冠”才是裹首之物的主要称谓，冠、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可以以“首服”“头衣”“元服”通称之，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帽的语意渐渐吞噬了冠的语意，当下再言“冠冕”就不免有时空倒置之感了。
而比起今日以装饰、防寒为主要作用的帽子，古代的冠冕“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也”， 有些冠甚至只是发罩，没有任何的功能性用途，这正是因为古代的冠冕乃礼仪等级制度的缩影。《礼记·冠义》曰：“冠者，礼之始也。”男子二十加冠，女子十五及笄，都是以首服表明社会身份的变化。古时将配冠带视作君子成年的标志，所以十分重视男子的冠礼。而古代女子若有婚嫁对象的则在十五岁以簪束发，《牡丹亭》中便有一句“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而未有婚嫁对象的女子则在二十岁才戴上簪子。旁人见男女之首便知其是否成年，礼仪规制可见一斑。
首服除了标识社会身份的变化，也对尊卑等级做了严格的限制。《周礼》孙怡让正义曰：“冠则尊卑所用互异。”不同身份的人必须佩戴对应的冠，是以“张冠李戴”才有倒错之意。《释名》曰：“士冠，庶人巾。”冠是士人阶层才能佩戴的，皇帝佩戴的冠则称为冕，普通的庶民只能用黑巾裹头，所以平民也被称为“黔首”。奴仆一般以青巾裹头，因而常用“苍头”来指代奴仆。《汉书·鲍宣传》就记载说：“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鲍宣指责汉哀帝过度宠幸董贤，以至于董贤的仆从都十分富裕。冠冕之所以能够堂皇，盖因其是帝王官吏的头上之物，士人的居所也往往被称为“衣冠里”，而晋末大批士人随着晋元帝南下避难则有“衣冠南渡”之说。
秦汉定制
秦汉时期，冠帽制度已大致成形。早先古人模仿鸟兽的头部做成冠戴在头上，被称为羽冠，近年岭南发现的铜鼓上就有头戴羽冠操纵龙舟的人像。春秋战国间各国首服的形制较为混乱，直到秦汉一统后才渐渐稳定下来，并成为后世首服的参照与基础;汉代的冠冕种类多达十八种，大抵可分为皇帝所戴的冕，及文官、武官的冠帽。
冕是皇帝在重大的庆典、祭祀上所戴的冕冠，配以庄重华美的冕服。冕冠的主要部分是冕板和玉藻十二旒，冕板前低后高，意即帝王低首以示怀柔天下百姓。冕而有旒，垂旒就是将玉珠用丝线串起垂于冕板前后，帝王有十二旒，等级越低旒数和玉珠的数量越减少。（见P68《刘备像》）
“冕”字的说文或体左边正是从系、从丝（见右图），可见其中端倪。将西方君主的即位仪式翻译为加冕，即是由于冕在古代首服中的特殊地位。而天子着常服时则佩戴“通天冠”，蔡邕《独断》言：“天子冠通天冠，诸侯王冠远游冠，公侯冠进贤冠。”通天冠的冠前有圭角形状的山述和向前伸出的象牙装展筩，此山被记载为“金博山”，象征戴冠之人稳重如山。除了金博山之外通天冠上也会附着蝉状的饰物，取蝉的高洁之意。
帝王以下的文武官也佩戴着不同的冠。文官常见的冠如进贤冠、獬豸冠。进贤冠（见右图）一直为后世所沿袭，到明代改称为梁冠。《续汉书》描述进贤冠为“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而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拥有的梁数不一。公侯有三梁，中二千石这样的大官到博士是两梁，博士以下到小吏就只有一梁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戴的便是进贤冠。
西汉时期的冠都没有像包头布一样的帻，到了东汉时期，戴巾不再只是平民的象征，不分贵贱皆可用巾，东汉的進贤冠就在冠下垫帻，名为介帻。《独断》中记载了一则轶事，汉元帝额上有丛生突下之发，不想让人看见，便以巾遮之，王莽也戴巾，不过乃是因为他少发，因而流传着“王莽秃，施帻屋”的笑语，此事也记载于《太平御览·疾病部·秃》。
汉代还有一种独特的冠名为獬豸冠，亦称法冠，盖因其是执法官员所戴的冠，獬豸是传说中的异兽，记载中说它貌似神羊、独角，能够明辨是非，见人争斗，会以角触碰“不直”之人。敦煌莫高窟285窟南壁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姻缘图》中的法官佩戴的正是此冠。《三国演义》中的张督邮戴的也是此冠的另一形制，督邮一官监察县乡，同时负责审理案件追捕逃犯，也是执法官员的一种，张督邮所戴的獬豸冠虽然不像南北朝时期的壁画中一样有着置于前的独角，但亦可看出独角的装饰和似羊的形状。
汉代武官戴的则是武弁大冠，弁的外形如同两手相合，或是皮做的，或是布做的，它并不算是很典型的冠，反而更像帽。
巾帽盛行
三国时期，巾就已经流行起来了，一方面由于军事原因，着巾方便简洁;另一方面，文士将领皆以服幅巾为风雅，诸葛亮羽扇纶巾亦为千古佳话。
魏晋时期，既是民族融合、少数民族的服饰风尚深入到汉服之中的时期，也是玄学、佛学盛行的时期，士人追求放浪形骸，不仅不再追求礼制规整的冠，而开始戴巾，连衣服也崇尚宽松潇洒。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可以看见宽大的袖子与飞扬的飘带，是这一时期服饰的特色。
藏于南京博物馆的《竹林七贤画像砖》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名士狂放悠闲的姿态，没有人戴冠，他们或是佩戴头巾或是没有任何首服。
到了隋唐五代，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增多，冠服的形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巾演变而成的幞头成为主要头衣。幞头一般是用巾裹成固定的形状，又名折上巾，巾的延展性使得当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幞头。（见下图）幞头的变化也集中体现在幞脚上，幞脚是附着于后的两根带子，有翘脚幞头与展脚幞头等 （见唐玄宗像）。
宋代的幞头已经独立成帽，据《梦溪笔谈》记载，宋代的幞头形制多样，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卷云状、凤翅等形状。
在著名的《宋太祖坐像》中可以看到长到夸张的幞脚，也是宋代首服的一大特色，《少年包青天》中公孙策所戴的就是交脚幞头。 宋代的文人之间也流行戴帽。帽子是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地区的，被视为胡服的一种，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不稳定的生活，时常要面临风吹日晒，帽子的礼仪性对他们而言无异于空谈，其抵御风寒的功能性显然更为重要。早在汉代胡帽就已经被使用了，在唐代的民族融合中，胡帽更是盛行一时，但宋代的帽不是皮帽而是巾帽。
宋代女性则流行戴花冠，这一行为起源于唐代，在宋代大范围地流行了起来。宋代的花冠是用丝帛仿照真花做成的，在宋代的大型庆典和重要场合上经常能见人簪花。（见下图）
元代之后，明代意欲恢复汉制，对冕服做了详细的规定。根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明代官员朝服戴沿袭汉代进贤冠而来的梁冠，公服戴展角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士子和庶人则戴四方平定巾;农夫戴斗笠。首服标识身份的作用再一次被充分发挥出来。较为奇特的是，宋明都流行将束发冠掩藏于巾之下，半隐半现，以此含蓄地显示自己的风雅。乌纱帽今天被用来比喻官位，但在南北朝时期，戴乌纱帽并不是官员的特权，隋代皇帝也戴过白纱帽，到了明代，作为幞头“延伸品”的乌纱帽被规定为官员限定佩戴的帽子，百姓开始不被允许再戴乌纱帽。
尽管明代想要恢复汉唐时期的首服制度，但它的冠帽中还是留下了浓厚的蒙元色彩。如明代的大帽，大帽，亦称“大檐帽”，也就是“笠”。
宋代已有如范阳笠这样的军帽，元朝时，蒙古人将大帽当成身份高贵的象征，王公贵族俱戴大帽，并用珠玉宝石加以装饰，同时规定庶人戴的笠帽不准用金玉装饰，以示区别。
到了明代，大帽恢复了原来遮阳的功能，《三才图会》载：朱元璋看见学生站在烈日下，不忍他们受苦，便让他们戴大帽遮阳。可到了正德年间，虽然官员依然戴大帽遮阳，但却被视为“妖服”，并不是面见君王时该穿着的衣服。可见，留下了元代形制的大帽，已不再是达官贵人的象征了。
到了清代，满人入关，男子的服饰主要跟随满族的样式，妇女和儿童则基本上保留了汉制，服饰的形制大变。
冠帽在古代的服饰制度中举足轻重，头是人身体的重要部位，而冠猶在首上，冠冕便自然而然成为了严密的礼制制度的一环，在政权未统一的春秋战国尚显纷乱，而秦汉以后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冠冕也被纳入规整的体系中。即使魏晋受到玄学的影响有了一时的挣脱，往后的历朝历代中冠冕仍然是被规限在礼制的范围内。直到清朝结束君主专制，西学东渐之后，民国时期迎来千年未有之大变。
时光流转，古时人们以着冠为礼，今天人们反以脱帽为礼，末代皇帝溥仪脱冠去冕，戴上了西式礼帽，加诸冠帽之上的封建礼教也随着这一脱帽渐渐远去。冠冕尽去，明朝散发，李太白不正是此意？
礼加诸于首
今人多以“帽”称呼戴在头上遮阳避雨、防寒装饰之物，而在古代，“冠”才是裹首之物的主要称谓，冠、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可以以“首服”“头衣”“元服”通称之，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帽的语意渐渐吞噬了冠的语意，当下再言“冠冕”就不免有时空倒置之感了。
而比起今日以装饰、防寒为主要作用的帽子，古代的冠冕“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也”， 有些冠甚至只是发罩，没有任何的功能性用途，这正是因为古代的冠冕乃礼仪等级制度的缩影。《礼记·冠义》曰：“冠者，礼之始也。”男子二十加冠，女子十五及笄，都是以首服表明社会身份的变化。古时将配冠带视作君子成年的标志，所以十分重视男子的冠礼。而古代女子若有婚嫁对象的则在十五岁以簪束发，《牡丹亭》中便有一句“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而未有婚嫁对象的女子则在二十岁才戴上簪子。旁人见男女之首便知其是否成年，礼仪规制可见一斑。
首服除了标识社会身份的变化，也对尊卑等级做了严格的限制。《周礼》孙怡让正义曰：“冠则尊卑所用互异。”不同身份的人必须佩戴对应的冠，是以“张冠李戴”才有倒错之意。《释名》曰：“士冠，庶人巾。”冠是士人阶层才能佩戴的，皇帝佩戴的冠则称为冕，普通的庶民只能用黑巾裹头，所以平民也被称为“黔首”。奴仆一般以青巾裹头，因而常用“苍头”来指代奴仆。《汉书·鲍宣传》就记载说：“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鲍宣指责汉哀帝过度宠幸董贤，以至于董贤的仆从都十分富裕。冠冕之所以能够堂皇，盖因其是帝王官吏的头上之物，士人的居所也往往被称为“衣冠里”，而晋末大批士人随着晋元帝南下避难则有“衣冠南渡”之说。
秦汉定制
秦汉时期，冠帽制度已大致成形。早先古人模仿鸟兽的头部做成冠戴在头上，被称为羽冠，近年岭南发现的铜鼓上就有头戴羽冠操纵龙舟的人像。春秋战国间各国首服的形制较为混乱，直到秦汉一统后才渐渐稳定下来，并成为后世首服的参照与基础;汉代的冠冕种类多达十八种，大抵可分为皇帝所戴的冕，及文官、武官的冠帽。
冕是皇帝在重大的庆典、祭祀上所戴的冕冠，配以庄重华美的冕服。冕冠的主要部分是冕板和玉藻十二旒，冕板前低后高，意即帝王低首以示怀柔天下百姓。冕而有旒，垂旒就是将玉珠用丝线串起垂于冕板前后，帝王有十二旒，等级越低旒数和玉珠的数量越减少。（见P68《刘备像》）
“冕”字的说文或体左边正是从系、从丝（见右图），可见其中端倪。将西方君主的即位仪式翻译为加冕，即是由于冕在古代首服中的特殊地位。而天子着常服时则佩戴“通天冠”，蔡邕《独断》言：“天子冠通天冠，诸侯王冠远游冠，公侯冠进贤冠。”通天冠的冠前有圭角形状的山述和向前伸出的象牙装展筩，此山被记载为“金博山”，象征戴冠之人稳重如山。除了金博山之外通天冠上也会附着蝉状的饰物，取蝉的高洁之意。
帝王以下的文武官也佩戴着不同的冠。文官常见的冠如进贤冠、獬豸冠。进贤冠（见右图）一直为后世所沿袭，到明代改称为梁冠。《续汉书》描述进贤冠为“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而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拥有的梁数不一。公侯有三梁，中二千石这样的大官到博士是两梁，博士以下到小吏就只有一梁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戴的便是进贤冠。
西汉时期的冠都没有像包头布一样的帻，到了东汉时期，戴巾不再只是平民的象征，不分贵贱皆可用巾，东汉的進贤冠就在冠下垫帻，名为介帻。《独断》中记载了一则轶事，汉元帝额上有丛生突下之发，不想让人看见，便以巾遮之，王莽也戴巾，不过乃是因为他少发，因而流传着“王莽秃，施帻屋”的笑语，此事也记载于《太平御览·疾病部·秃》。
汉代还有一种独特的冠名为獬豸冠，亦称法冠，盖因其是执法官员所戴的冠，獬豸是传说中的异兽，记载中说它貌似神羊、独角，能够明辨是非，见人争斗，会以角触碰“不直”之人。敦煌莫高窟285窟南壁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姻缘图》中的法官佩戴的正是此冠。《三国演义》中的张督邮戴的也是此冠的另一形制，督邮一官监察县乡，同时负责审理案件追捕逃犯，也是执法官员的一种，张督邮所戴的獬豸冠虽然不像南北朝时期的壁画中一样有着置于前的独角，但亦可看出独角的装饰和似羊的形状。
汉代武官戴的则是武弁大冠，弁的外形如同两手相合，或是皮做的，或是布做的，它并不算是很典型的冠，反而更像帽。
巾帽盛行
三国时期，巾就已经流行起来了，一方面由于军事原因，着巾方便简洁;另一方面，文士将领皆以服幅巾为风雅，诸葛亮羽扇纶巾亦为千古佳话。
魏晋时期，既是民族融合、少数民族的服饰风尚深入到汉服之中的时期，也是玄学、佛学盛行的时期，士人追求放浪形骸，不仅不再追求礼制规整的冠，而开始戴巾，连衣服也崇尚宽松潇洒。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可以看见宽大的袖子与飞扬的飘带，是这一时期服饰的特色。
藏于南京博物馆的《竹林七贤画像砖》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名士狂放悠闲的姿态，没有人戴冠，他们或是佩戴头巾或是没有任何首服。
到了隋唐五代，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增多，冠服的形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巾演变而成的幞头成为主要头衣。幞头一般是用巾裹成固定的形状，又名折上巾，巾的延展性使得当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幞头。（见下图）幞头的变化也集中体现在幞脚上，幞脚是附着于后的两根带子，有翘脚幞头与展脚幞头等 （见唐玄宗像）。
宋代的幞头已经独立成帽，据《梦溪笔谈》记载，宋代的幞头形制多样，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卷云状、凤翅等形状。
在著名的《宋太祖坐像》中可以看到长到夸张的幞脚，也是宋代首服的一大特色，《少年包青天》中公孙策所戴的就是交脚幞头。 宋代的文人之间也流行戴帽。帽子是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地区的，被视为胡服的一种，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不稳定的生活，时常要面临风吹日晒，帽子的礼仪性对他们而言无异于空谈，其抵御风寒的功能性显然更为重要。早在汉代胡帽就已经被使用了，在唐代的民族融合中，胡帽更是盛行一时，但宋代的帽不是皮帽而是巾帽。
宋代女性则流行戴花冠，这一行为起源于唐代，在宋代大范围地流行了起来。宋代的花冠是用丝帛仿照真花做成的，在宋代的大型庆典和重要场合上经常能见人簪花。（见下图）
元代之后，明代意欲恢复汉制，对冕服做了详细的规定。根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明代官员朝服戴沿袭汉代进贤冠而来的梁冠，公服戴展角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士子和庶人则戴四方平定巾;农夫戴斗笠。首服标识身份的作用再一次被充分发挥出来。较为奇特的是，宋明都流行将束发冠掩藏于巾之下，半隐半现，以此含蓄地显示自己的风雅。乌纱帽今天被用来比喻官位，但在南北朝时期，戴乌纱帽并不是官员的特权，隋代皇帝也戴过白纱帽，到了明代，作为幞头“延伸品”的乌纱帽被规定为官员限定佩戴的帽子，百姓开始不被允许再戴乌纱帽。
尽管明代想要恢复汉唐时期的首服制度，但它的冠帽中还是留下了浓厚的蒙元色彩。如明代的大帽，大帽，亦称“大檐帽”，也就是“笠”。
宋代已有如范阳笠这样的军帽，元朝时，蒙古人将大帽当成身份高贵的象征，王公贵族俱戴大帽，并用珠玉宝石加以装饰，同时规定庶人戴的笠帽不准用金玉装饰，以示区别。
到了明代，大帽恢复了原来遮阳的功能，《三才图会》载：朱元璋看见学生站在烈日下，不忍他们受苦，便让他们戴大帽遮阳。可到了正德年间，虽然官员依然戴大帽遮阳，但却被视为“妖服”，并不是面见君王时该穿着的衣服。可见，留下了元代形制的大帽，已不再是达官贵人的象征了。
到了清代，满人入关，男子的服饰主要跟随满族的样式，妇女和儿童则基本上保留了汉制，服饰的形制大变。
冠帽在古代的服饰制度中举足轻重，头是人身体的重要部位，而冠猶在首上，冠冕便自然而然成为了严密的礼制制度的一环，在政权未统一的春秋战国尚显纷乱，而秦汉以后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冠冕也被纳入规整的体系中。即使魏晋受到玄学的影响有了一时的挣脱，往后的历朝历代中冠冕仍然是被规限在礼制的范围内。直到清朝结束君主专制，西学东渐之后，民国时期迎来千年未有之大变。
时光流转，古时人们以着冠为礼，今天人们反以脱帽为礼，末代皇帝溥仪脱冠去冕，戴上了西式礼帽，加诸冠帽之上的封建礼教也随着这一脱帽渐渐远去。冠冕尽去，明朝散发，李太白不正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