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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高粱》夺得金熊后，在国内掀起了剧烈的讨论。而注重刊载“群众影评”的《大众电影》杂志在1988年连发三期《红高粱》专题，开展了一场“审美现代化”的“电影大众化”改革，但于此同时也削弱了其自身的大众性和群众性倾向。
【關键词】《红高粱》;现象 《大众电影》 ;电影大众化;审美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J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05.077
由西影1987年出品的《红高粱》获得第38届金熊奖后，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关于一部电影审美的大讨论，《电影艺术》等杂志将其命名为“《红高粱》现象”。1980年代正值《大众电影》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专设的“群众影评”栏目呼应了八十年代热火朝天的“群众影评”活动，毛学用称其为“电影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又一项‘世界第一’……”，陈荒煤也认为“群众影评”是“中国土地上独有的一颗新苗”，在以《电影艺术》和《当代电影》为代表的专业影评空间之外，《大众电影》中“群众影评”这颗“新苗”如何参与八十年代《红高粱》“电影大众化”的审美建构？如何开拓艺术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中间地带”？
1. 中国电影大众化历程
中国的电影大众化历程肇始于三十年代，“只有通过大众化路线，……才能完成我们当前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人物”初期的电影大众化主要以传播革命理念为目标，发挥文艺的宣传功能，同时兼具营造市民文化，创造大众消费的职能。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左翼电影小组创作出反映人民生活困境的《狂流》、《春蚕》;反映女性苦难命运的《女性的呐喊》和女性觉醒的《脂粉市场》等等。其中《女性的呐喊》之“呐喊”虽“哑了嗓子”，无法以有声电影技术真正的呐喊，但是仅这无声的“呐喊”已经创造了一种“一般性的社会观念”，“女性”与“呐喊”成为妇女觉醒与解放的普遍话语表达：自影片上映起，大公报刊发《女性的呐喊及其他》（1933年6月2日）、《女子月刊》紧接着刊发两篇文章《<女性的呐喊>：职业妇女的呼声》呼吁注重职业妇女的权益和《女性的呐喊：为女同胞的人格而呼吁》，及至1940年《抗战时代》登载《新女性的呐喊》延续了“女性”与“呐喊”社会普遍话语。第一阶段的电影大众化以创造市民文化，形成普遍的一般性话语为特征，往往一部大众化影片的上映能够迅速的被转化成一种社会批判性话语。
电影大众化历程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五十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五十年代的电影生产抛却了社会消费的生产逻辑，采用统购统销的方式营造电影的大众化，行政命令置于艺术生产之前，意识形态置于艺术审美之中，脱离了“无功利性”的审美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阶段的电影大众化并未形成一种广泛的、开放的大众文化，反而走向“大众化”的反面——僵化和单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五十年代的电影大众化是成功的，借助于国营政策的无差别性，电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许多位属于农村乡镇地区的人们有机会可以看到电影。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电影情节简单，故事冲突明显，但可惜的是缺少丰富性的被讨论空间。
电影大众化的第三个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学界对八十年代《大众电影》的重视主要来源于其所创造的阅读神话，一般性的认知是恰逢社会限制放开，与《电影艺术》和《当代电影》等专业性质的电影杂志不同，《大众电影》是第一本以百姓视角办刊的电影通俗刊物，而其开创的栏目“群众影评”也成为80年代这一“中国的又一个世界第一”的绝佳阵地。而吴冠平认为《大众电影》则是在对“文化工业的阻碍和破坏当中，制造自己的文化偶像”。即所谓真正的“群众意识”的觉醒。这一点在80年代关于《红高粱》的讨论中尤为突出。
2. 言人人殊《红高粱》
《大众电影》在1988年第五期、第六期、第七期连续发文参与《红高粱》的讨论。第五期刊发两篇意见不同的文章后，读者纷纷来信投稿，第六期和第七期以“‘《红高粱》现象’引发的思考”为名设立专栏，共刊发十余篇群众和专业影评。如编者所言“红高粱”现象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对一部电影的评判。
第五期“银坛争鸣”栏目刊发陈同艺《醉人的<红高粱>》和杜渊《对<红高粱>获奖的困惑》两篇意见相左的影评文章，编者言“对一部影片……应该展开自由的探讨。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而何为“理”呢？对影片有所条理和义理的分析，皆为编者所提倡的“探讨”。《醉人的<红高粱>》一文就颇为无“理”，既无影片的义理探析，又无所谓主旨探究，全文只言及“颠轿”之匠心，“野合”、“祭酒神”之粗犷等感官体验。另一篇的探讨更无从谈“理”。“怀着对中国电影首次获得[金熊奖]的自豪……化了九角钱到首映该片的大华电影院”，可刚到影院门口，却看到“已有人拿着钱叫着买退票”，以至于自己持票入场时“象受到[夹道欢迎]一般”，看完电影后，果然如电影开场前看到熙熙攘攘的退票群众一样，作者感慨道“思想性实在不敢恭维”，称“我爷爷那样的角色，……比阿Q还阿Q”，简直是“中国电影的悲哀”了。作者所言不可谓不尖锐，同上一篇褒扬的文章不同，这篇批评的文章自称“以上观点不是个人之见”，而是为同样义愤填膺的观众代言。所以自然批评的话语也以“民族”、“国家”、“世界”、“丑恶”云云为主。
这两篇文章迅速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回应，紧接着第六期刊发五篇评论文章，并且为作者注明了工作单位以示其“群众身份”。王英辉撰文《欣赏心态：理性与激情》说《红高粱》激情有余，乃至于看完之后“面孔发热、心跳不止”，但细细想来，确实没能展现出“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些别的秉性比如理性、智慧”。另外两篇文章则非常有“理”，一篇由侯世标所写《<红高粱>之不足》谈到“画面基调令人“腻味”，“我奶奶”的形象塑造如此“失败”，片尾“日本兵出现的太突然，简直没有一点铺垫”。另一篇由田建民所写的《自由的红高粱》批评张艺谋是在“落后中找合理，在愚昧中找淳朴，在自发反抗中表现原始的民气，在带有野性的粗犷中去探索健全的人性”，并认为《红高粱》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到底有了些距离”。第六期所刊载的五篇文章已经基本减少了个人情感的感性抒发，更倾向于编者所言“以理服人”。 第七期《大众电影》杂志召开座谈会，引入了电影学者参与讨论，以《电影艺术》和《当代电影》对《红高粱》展开热烈讨论现象的命名“红高粱现象”作为专栏名“《红高粱》现象引起的思考”，共刊发七篇文章。编者于前文所言“固定的接受模式和统一的欣赏规范，是背离艺术实质的”那刊发的七篇文章是否具有打破“固定的接受模式和统一的欣赏规范”的意识呢？王永午《踩不平的高粱地》为影片辩护，认为其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就是“水土不服”，并称其为“精神的种子”，是作为“一块化石留给未来”，批评了观众及批评者保守的立场;杨平所写《红高粱没了以后》在承认《红高粱》的当代价值——对自悲意识的否定之后，又批评其缺少建构意识“无法给复杂而现实的人生带来些什么。”另一篇辛加坡所写《高粱地里割大麦》指出《红高粱》中的生命理想主题是“写意的”“自由的”，之所以引来了诸多的批评之语，原因在于“观众的欣赏选择出了偏差”，而这种偏差“恐怕是张艺谋甚或莫言所无力解决的”;吴予敏所写《我不想败坏好心境》直指影片受到争议的原因在于对“性”的大胆书写“引起了伦理的审美的困惑”，作者含蓄的表达了观点：“影片看了，同它有过一番沟通，这已令我相当的满足”;贾磊磊的文章《醉与梦》则从“酒神精神”来论述《红高粱》中表现的人的感性生命;劭牧君《井里和地里》高度肯定了《老井》和《红高粱》，称其描摹了人生应有的面貌。第七期的讨论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于“《红高粱》现象”的评论，观点趋于一致，都认为对《红高粱》的批评是陈腐的，落后的;另一部分则是对《红高粱》影片本身高度的礼赞，用“酒神精神”、“民族精神”、“现实主义”等话语作为批评话语。
3. “审美现代化”变革与“群众性”的收束
纵观1988年《大众电影》第五、六、七三期对于《红高粱》的讨论，《红高粱》本身的争议性以及可解读性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作品经典化的必然基础。《红高粱》以其独特的影像审美（大量红色的使用）以及迥然不同的人物设计（我爷爷的痞子形象）给当时的观众以审美的冲击，促使其审美的现代化转向，所以才会有关于影片的截然不同的评价和认知。而专业批评的介入加速了这一进程，《大众电影》1988年第7期刊载的7篇专业批评意图打破以往观众的审美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影片提出肯定，也助推了观众“审美现代化”转向的进程。
但遗憾的是，以“群众影评”广受欢迎创造阅读神话的《大众电影》却慢慢收束了“群众影评”的群众性。选稿刊登的影评大多服膺于专业杂志的电影批评话语，减少了粗粝的、具有毛边感但是却具有丰富感性体验的群众性影评，对“感性立场”或者直接以审美经验出发的群眾影评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大众电影》本身的大众性。这无疑是一种损失。
参考文献：
[1]周传艺，李晓红.重返20世纪80年代的群众影评现象——反观电影批评生态的另一维度[J].电影艺术，2018（06）：118-124.
[2]李丹.《大众电影》（1979-1983）“群众影评”特点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5.
[3]李娜.《大众电影》（1979-1989）中的群众影评文献研究[D].西南大学，2009.
[4]吴冠平.心态史观与《大众电影》（1979-1989）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06）：10-17.
[5]王得后.群众影评三问[J].大众电影，2008（08）：1.
[6]毛学用.群众影评的历史、价值与前景[J].电影评介，1986（01）：2-5.
[7]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作者简介：任嘉豪，陕西宝鸡，西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
【關键词】《红高粱》;现象 《大众电影》 ;电影大众化;审美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J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05.077
由西影1987年出品的《红高粱》获得第38届金熊奖后，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关于一部电影审美的大讨论，《电影艺术》等杂志将其命名为“《红高粱》现象”。1980年代正值《大众电影》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专设的“群众影评”栏目呼应了八十年代热火朝天的“群众影评”活动，毛学用称其为“电影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又一项‘世界第一’……”，陈荒煤也认为“群众影评”是“中国土地上独有的一颗新苗”，在以《电影艺术》和《当代电影》为代表的专业影评空间之外，《大众电影》中“群众影评”这颗“新苗”如何参与八十年代《红高粱》“电影大众化”的审美建构？如何开拓艺术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中间地带”？
1. 中国电影大众化历程
中国的电影大众化历程肇始于三十年代，“只有通过大众化路线，……才能完成我们当前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人物”初期的电影大众化主要以传播革命理念为目标，发挥文艺的宣传功能，同时兼具营造市民文化，创造大众消费的职能。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左翼电影小组创作出反映人民生活困境的《狂流》、《春蚕》;反映女性苦难命运的《女性的呐喊》和女性觉醒的《脂粉市场》等等。其中《女性的呐喊》之“呐喊”虽“哑了嗓子”，无法以有声电影技术真正的呐喊，但是仅这无声的“呐喊”已经创造了一种“一般性的社会观念”，“女性”与“呐喊”成为妇女觉醒与解放的普遍话语表达：自影片上映起，大公报刊发《女性的呐喊及其他》（1933年6月2日）、《女子月刊》紧接着刊发两篇文章《<女性的呐喊>：职业妇女的呼声》呼吁注重职业妇女的权益和《女性的呐喊：为女同胞的人格而呼吁》，及至1940年《抗战时代》登载《新女性的呐喊》延续了“女性”与“呐喊”社会普遍话语。第一阶段的电影大众化以创造市民文化，形成普遍的一般性话语为特征，往往一部大众化影片的上映能够迅速的被转化成一种社会批判性话语。
电影大众化历程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五十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五十年代的电影生产抛却了社会消费的生产逻辑，采用统购统销的方式营造电影的大众化，行政命令置于艺术生产之前，意识形态置于艺术审美之中，脱离了“无功利性”的审美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阶段的电影大众化并未形成一种广泛的、开放的大众文化，反而走向“大众化”的反面——僵化和单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五十年代的电影大众化是成功的，借助于国营政策的无差别性，电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许多位属于农村乡镇地区的人们有机会可以看到电影。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电影情节简单，故事冲突明显，但可惜的是缺少丰富性的被讨论空间。
电影大众化的第三个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学界对八十年代《大众电影》的重视主要来源于其所创造的阅读神话，一般性的认知是恰逢社会限制放开，与《电影艺术》和《当代电影》等专业性质的电影杂志不同，《大众电影》是第一本以百姓视角办刊的电影通俗刊物，而其开创的栏目“群众影评”也成为80年代这一“中国的又一个世界第一”的绝佳阵地。而吴冠平认为《大众电影》则是在对“文化工业的阻碍和破坏当中，制造自己的文化偶像”。即所谓真正的“群众意识”的觉醒。这一点在80年代关于《红高粱》的讨论中尤为突出。
2. 言人人殊《红高粱》
《大众电影》在1988年第五期、第六期、第七期连续发文参与《红高粱》的讨论。第五期刊发两篇意见不同的文章后，读者纷纷来信投稿，第六期和第七期以“‘《红高粱》现象’引发的思考”为名设立专栏，共刊发十余篇群众和专业影评。如编者所言“红高粱”现象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对一部电影的评判。
第五期“银坛争鸣”栏目刊发陈同艺《醉人的<红高粱>》和杜渊《对<红高粱>获奖的困惑》两篇意见相左的影评文章，编者言“对一部影片……应该展开自由的探讨。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而何为“理”呢？对影片有所条理和义理的分析，皆为编者所提倡的“探讨”。《醉人的<红高粱>》一文就颇为无“理”，既无影片的义理探析，又无所谓主旨探究，全文只言及“颠轿”之匠心，“野合”、“祭酒神”之粗犷等感官体验。另一篇的探讨更无从谈“理”。“怀着对中国电影首次获得[金熊奖]的自豪……化了九角钱到首映该片的大华电影院”，可刚到影院门口，却看到“已有人拿着钱叫着买退票”，以至于自己持票入场时“象受到[夹道欢迎]一般”，看完电影后，果然如电影开场前看到熙熙攘攘的退票群众一样，作者感慨道“思想性实在不敢恭维”，称“我爷爷那样的角色，……比阿Q还阿Q”，简直是“中国电影的悲哀”了。作者所言不可谓不尖锐，同上一篇褒扬的文章不同，这篇批评的文章自称“以上观点不是个人之见”，而是为同样义愤填膺的观众代言。所以自然批评的话语也以“民族”、“国家”、“世界”、“丑恶”云云为主。
这两篇文章迅速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回应，紧接着第六期刊发五篇评论文章，并且为作者注明了工作单位以示其“群众身份”。王英辉撰文《欣赏心态：理性与激情》说《红高粱》激情有余，乃至于看完之后“面孔发热、心跳不止”，但细细想来，确实没能展现出“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些别的秉性比如理性、智慧”。另外两篇文章则非常有“理”，一篇由侯世标所写《<红高粱>之不足》谈到“画面基调令人“腻味”，“我奶奶”的形象塑造如此“失败”，片尾“日本兵出现的太突然，简直没有一点铺垫”。另一篇由田建民所写的《自由的红高粱》批评张艺谋是在“落后中找合理，在愚昧中找淳朴，在自发反抗中表现原始的民气，在带有野性的粗犷中去探索健全的人性”，并认为《红高粱》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到底有了些距离”。第六期所刊载的五篇文章已经基本减少了个人情感的感性抒发，更倾向于编者所言“以理服人”。 第七期《大众电影》杂志召开座谈会，引入了电影学者参与讨论，以《电影艺术》和《当代电影》对《红高粱》展开热烈讨论现象的命名“红高粱现象”作为专栏名“《红高粱》现象引起的思考”，共刊发七篇文章。编者于前文所言“固定的接受模式和统一的欣赏规范，是背离艺术实质的”那刊发的七篇文章是否具有打破“固定的接受模式和统一的欣赏规范”的意识呢？王永午《踩不平的高粱地》为影片辩护，认为其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就是“水土不服”，并称其为“精神的种子”，是作为“一块化石留给未来”，批评了观众及批评者保守的立场;杨平所写《红高粱没了以后》在承认《红高粱》的当代价值——对自悲意识的否定之后，又批评其缺少建构意识“无法给复杂而现实的人生带来些什么。”另一篇辛加坡所写《高粱地里割大麦》指出《红高粱》中的生命理想主题是“写意的”“自由的”，之所以引来了诸多的批评之语，原因在于“观众的欣赏选择出了偏差”，而这种偏差“恐怕是张艺谋甚或莫言所无力解决的”;吴予敏所写《我不想败坏好心境》直指影片受到争议的原因在于对“性”的大胆书写“引起了伦理的审美的困惑”，作者含蓄的表达了观点：“影片看了，同它有过一番沟通，这已令我相当的满足”;贾磊磊的文章《醉与梦》则从“酒神精神”来论述《红高粱》中表现的人的感性生命;劭牧君《井里和地里》高度肯定了《老井》和《红高粱》，称其描摹了人生应有的面貌。第七期的讨论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于“《红高粱》现象”的评论，观点趋于一致，都认为对《红高粱》的批评是陈腐的，落后的;另一部分则是对《红高粱》影片本身高度的礼赞，用“酒神精神”、“民族精神”、“现实主义”等话语作为批评话语。
3. “审美现代化”变革与“群众性”的收束
纵观1988年《大众电影》第五、六、七三期对于《红高粱》的讨论，《红高粱》本身的争议性以及可解读性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作品经典化的必然基础。《红高粱》以其独特的影像审美（大量红色的使用）以及迥然不同的人物设计（我爷爷的痞子形象）给当时的观众以审美的冲击，促使其审美的现代化转向，所以才会有关于影片的截然不同的评价和认知。而专业批评的介入加速了这一进程，《大众电影》1988年第7期刊载的7篇专业批评意图打破以往观众的审美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影片提出肯定，也助推了观众“审美现代化”转向的进程。
但遗憾的是，以“群众影评”广受欢迎创造阅读神话的《大众电影》却慢慢收束了“群众影评”的群众性。选稿刊登的影评大多服膺于专业杂志的电影批评话语，减少了粗粝的、具有毛边感但是却具有丰富感性体验的群众性影评，对“感性立场”或者直接以审美经验出发的群眾影评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大众电影》本身的大众性。这无疑是一种损失。
参考文献：
[1]周传艺，李晓红.重返20世纪80年代的群众影评现象——反观电影批评生态的另一维度[J].电影艺术，2018（06）：118-124.
[2]李丹.《大众电影》（1979-1983）“群众影评”特点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5.
[3]李娜.《大众电影》（1979-1989）中的群众影评文献研究[D].西南大学，2009.
[4]吴冠平.心态史观与《大众电影》（1979-1989）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06）：10-17.
[5]王得后.群众影评三问[J].大众电影，2008（08）：1.
[6]毛学用.群众影评的历史、价值与前景[J].电影评介，1986（01）：2-5.
[7]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作者简介：任嘉豪，陕西宝鸡，西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