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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典籍蕴含了深厚的文化知识，要符合“信、达、雅”的标准完整翻译并不是易事。本文以《道德经》的英译为例，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提出在典籍翻译中应注意中西方思维整体性和分析性的差异；从典籍译本的角度提出翻译中要弄清译本中的核心概念并注意保留译本诗性的表述；从翻译目的语的角度强调翻译过程中注意对英文句式的选择。
关键词：文化差异；道德经；典籍翻译
在中国典籍中，由于汉语语言本身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典籍具有自己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因为汉语和英语是属于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在词汇、语法结构、语序甚至标点符号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要想完全符合“信、达、雅”的原则，翻译带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典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文主要以《道德经》的英译为例讨论典籍翻译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典籍翻译中应注意中西方思维整体性和分析性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所谓的整体思维，是指把天地、人、社会看作密切贯通的整体，认为天地、人、社会都处在一个整体系统之中，各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联系。西方人主张探索万物的本原，坚持认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喜欢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这主要表现为分析型思维。[1]这两种不同的思维习惯会导致英汉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使汉语重“意合”；分析型的思维方式使英语重“形合”。[2]
例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不可名。
译文：Tao that can be described in words is not eternal way；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real name.
译文中我们发现西方人严格要求句子的结构完整，要求句子有主谓语。就这句话来说，对“道”和“名”的解释是用一个主、系、表的结构展示出来，这是重“形合”的一种体现。而同时我们也发现，这句话的中文译本中，有的主语结合上下文省略了，这是汉语只求“意合”的一种体现。因此，从这个例子，我们要注意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所带来英汉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以及对典籍翻译的影响。
二、典籍翻译中应首先弄清译本中的核心概念
对典籍的翻译，首先要搞清典籍中出现的核心概念，只有弄清楚了这点，才能在翻译目的语的过程中选择它对应的词。同时还应注意，在翻译中国典籍时，典籍中特有的文化核心词与英语中的文化核心词不是等值的，如《圣经》中，“太初有道”，“道”的翻译是拉丁文“logos”，这与中国的“道”不是一回事，不能置换。
三、典籍翻译中应尽力保持译本诗性的表述
西方是按照逻辑层次来表述，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道德经》文本里面有很多象喻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是诗性的表述，即诗化哲学。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3]这时我们就不能以西方的线性思维来翻译，如Charles Muller的翻译是“The highestgoodness is like water，watereasily benefits allthings without struggle，yet itabides in places thatmen hate，therefore it is like the Way.”这样的翻译虽然尽量展示对译文准确性的把握，但是或多或少失去了中国哲学的本色。
四、典籍翻译中应注意目的语英文句式的选择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句式表达同一个意思，究竟选取哪一种句式，我们可以以“既保持原文的特色，又符合目的语的习惯”为标准。[4]为了符合这一标准，我们有必要遵循一些原则。首先我们应注意“准确表意”。以《道德经》的翻译为例，首先我们要强调的原则就是“信”，这是“信、达、雅”三个原则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则，《道德经》含有中国独特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存在分歧，因此准确理解老子的哲学思想便显得至关重要。其次我们应体现原文特色。正如上文提到，《道德经》有很多象喻是诗性的表述，我们应保留这一译本特色。最后，典籍中带有格言警句的句式可以借助标点符号（常用逗号或分号）进行划分，这样既符合英语表达，又符合格言、警句的形式美。如“人法地，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的翻译，相对应的译文是“Man takes his earth as model； the earth takes its heaven as model； heaven takes Tao as model； Tao takes itself as model.”这样的翻译就是充分利用了分号的特点，突显了形式。英文句法特点要有完整的主谓结构，若以格言的方式翻译，就可以省略某些成分。我们甚至可以利用标点符号对这个句子继续进行锤炼，可改为“Man models his earth； earth heaven； heaven Tao； Tao itself.”不过目前还没有学者这样翻译，但是理论上是可行的。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完全符合目的语读者的习惯，若完全用意译的形式翻译，这便是一种叛逆性的翻译，一种阐释性翻译，我们应该尽量不采用这种翻译形式。
当然在翻译中，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在对中国的典籍翻译中，文化术语的处理找不到对应的词应采用综合注释法。在《道德经》翻译过程中，对“道”的翻译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如“way，road，principle，rule”等等，但是最准确的翻译，笔者认为还是直接音译，再采用综合注释法加以注释比较科学，可注释为“Tao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in universe.”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道德经》的英文译本进行研究，从文化、译本、目的语三个角度对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旨在通过对其研究，让我们注意在中国典籍翻译中应注意的一些常见问题。中国典籍因为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正确表达译本原文的内容。典籍之间互相翻译有利于持不同语言的人们文化交流、思想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是跨越空间的，也是跨越时间的，因此典籍的翻译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谭静.《道德经》翻译中的中西思维差异 [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3）.
[3]左步雷.从《道德经》英译的象喻与隐喻看东西方思维差异[J].语言教育，2013，（02）.
[4]庄海燕.《道德经》翻译的顺应性研究—以《上善若水》篇为例[J].时代文学，2013，（04）.
关键词：文化差异；道德经；典籍翻译
在中国典籍中，由于汉语语言本身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典籍具有自己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因为汉语和英语是属于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在词汇、语法结构、语序甚至标点符号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要想完全符合“信、达、雅”的原则，翻译带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典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文主要以《道德经》的英译为例讨论典籍翻译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典籍翻译中应注意中西方思维整体性和分析性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所谓的整体思维，是指把天地、人、社会看作密切贯通的整体，认为天地、人、社会都处在一个整体系统之中，各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联系。西方人主张探索万物的本原，坚持认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喜欢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这主要表现为分析型思维。[1]这两种不同的思维习惯会导致英汉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使汉语重“意合”；分析型的思维方式使英语重“形合”。[2]
例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不可名。
译文：Tao that can be described in words is not eternal way；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real name.
译文中我们发现西方人严格要求句子的结构完整，要求句子有主谓语。就这句话来说，对“道”和“名”的解释是用一个主、系、表的结构展示出来，这是重“形合”的一种体现。而同时我们也发现，这句话的中文译本中，有的主语结合上下文省略了，这是汉语只求“意合”的一种体现。因此，从这个例子，我们要注意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所带来英汉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以及对典籍翻译的影响。
二、典籍翻译中应首先弄清译本中的核心概念
对典籍的翻译，首先要搞清典籍中出现的核心概念，只有弄清楚了这点，才能在翻译目的语的过程中选择它对应的词。同时还应注意，在翻译中国典籍时，典籍中特有的文化核心词与英语中的文化核心词不是等值的，如《圣经》中，“太初有道”，“道”的翻译是拉丁文“logos”，这与中国的“道”不是一回事，不能置换。
三、典籍翻译中应尽力保持译本诗性的表述
西方是按照逻辑层次来表述，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道德经》文本里面有很多象喻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是诗性的表述，即诗化哲学。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3]这时我们就不能以西方的线性思维来翻译，如Charles Muller的翻译是“The highestgoodness is like water，watereasily benefits allthings without struggle，yet itabides in places thatmen hate，therefore it is like the Way.”这样的翻译虽然尽量展示对译文准确性的把握，但是或多或少失去了中国哲学的本色。
四、典籍翻译中应注意目的语英文句式的选择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句式表达同一个意思，究竟选取哪一种句式，我们可以以“既保持原文的特色，又符合目的语的习惯”为标准。[4]为了符合这一标准，我们有必要遵循一些原则。首先我们应注意“准确表意”。以《道德经》的翻译为例，首先我们要强调的原则就是“信”，这是“信、达、雅”三个原则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则，《道德经》含有中国独特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存在分歧，因此准确理解老子的哲学思想便显得至关重要。其次我们应体现原文特色。正如上文提到，《道德经》有很多象喻是诗性的表述，我们应保留这一译本特色。最后，典籍中带有格言警句的句式可以借助标点符号（常用逗号或分号）进行划分，这样既符合英语表达，又符合格言、警句的形式美。如“人法地，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的翻译，相对应的译文是“Man takes his earth as model； the earth takes its heaven as model； heaven takes Tao as model； Tao takes itself as model.”这样的翻译就是充分利用了分号的特点，突显了形式。英文句法特点要有完整的主谓结构，若以格言的方式翻译，就可以省略某些成分。我们甚至可以利用标点符号对这个句子继续进行锤炼，可改为“Man models his earth； earth heaven； heaven Tao； Tao itself.”不过目前还没有学者这样翻译，但是理论上是可行的。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完全符合目的语读者的习惯，若完全用意译的形式翻译，这便是一种叛逆性的翻译，一种阐释性翻译，我们应该尽量不采用这种翻译形式。
当然在翻译中，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在对中国的典籍翻译中，文化术语的处理找不到对应的词应采用综合注释法。在《道德经》翻译过程中，对“道”的翻译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如“way，road，principle，rule”等等，但是最准确的翻译，笔者认为还是直接音译，再采用综合注释法加以注释比较科学，可注释为“Tao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in universe.”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道德经》的英文译本进行研究，从文化、译本、目的语三个角度对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旨在通过对其研究，让我们注意在中国典籍翻译中应注意的一些常见问题。中国典籍因为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正确表达译本原文的内容。典籍之间互相翻译有利于持不同语言的人们文化交流、思想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是跨越空间的，也是跨越时间的，因此典籍的翻译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谭静.《道德经》翻译中的中西思维差异 [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3）.
[3]左步雷.从《道德经》英译的象喻与隐喻看东西方思维差异[J].语言教育，2013，（02）.
[4]庄海燕.《道德经》翻译的顺应性研究—以《上善若水》篇为例[J].时代文学，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