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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酒店，隐蔽的采访间，导演吴宇森是坐着轮椅进来的。24日，他的新片《追捕》就要在国内上映了。
前几天《追捕》在马来西亚首映的时候，他把腰扭了。71岁的人，伤筋动骨，寻常却也难挨。他的眼疾也严重了，据说是拍《追捕》的时候熬夜熬的，见了光就有泪。采访间的灯亮，直直地射向他的眼睛，助理过来帮忙滴眼药水。问他要不要歇会，他摆手，“开始吧”。眼前这位，真的就像周遭最普通的老人一样——他的头发是灰白的，却因为很稀很短，看上去不那么白；他的双鬓爬满了老年斑，深深浅浅，不知道哪一块是哪一年长出来的；他的鼻梁上有一颗浑圆的痣，显出他骨子里的倔强和英气；但他的西服是挺括的，黑色的亚光系带皮鞋精神而内敛——没错，他真是个硬气的老先生。
今年是吴宇森从影50周年，他是中国观众心中的大师，最挑剔的影评人也概莫能外。在国内，对一个导演如此一致的评价，极为罕见。
导演最大的功能，就是探究人性的复杂和美
这段时间，吴宇森30年前拍的《英雄本色》修复版正在全国上映。“《英雄本色》的确是我最有感情的一部电影。我很感谢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帮我举办从影50年的纪念活动，他们建议放《英雄本色》，让年轻观众对我有一个认识，对当年《英雄本色》创造的风格有一个认识，结果真的有好多年轻观众也喜欢看，我蛮感激的。”吴宇森说。
说起吴宇森的电影，多数人会从《英雄本色》说起——那是“暴力美学”的发端。“暴力美学”不是吴宇森自己说出来的，影评人说着说着，大家也就习惯了。对于这4个字，他是认可的。在他看来，所谓“暴力美学”，就是既有动作、又有浪漫，而追根到底，是对人性的复杂和美的探究。
“我喜欢有美感的东西，我拍电影的时候，一直都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戏，什么时间、什么背景的故事，都要把它拍成一个美的故事。我觉得一个导演最大的功能，就是怎么样把拍摄的对象拍得很美。我拍动作戏的时候很受歌舞片的影响。”
吴宇森爱用鸽子的意象。1989年上映的《喋血雙雄》，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在这部电影里，吴宇森第一次塑造了两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两人最激烈的一场枪战戏在教堂里完成，如何表现出他们内心的善良和正义？吴宇森思考了很久，利用蒙太奇实现了极致诗性的表达——周润发饰演的职业杀手小庄中枪后，一只白鸽徐徐掠过圣母雕像的脸；李修贤饰演的警探李鹰中枪后，白鸽扑闪双翅飞过白色的蜡烛。直到现在，说起那个有如神助的创造，吴宇森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自此，在他的电影里，鸽子成了最常见的特邀演员，也成了他对浪漫的隐喻。
有观众打趣他的“鸽子”情结，他不介意。在新片《追捕》里，福山雅治饰演的矢村队长把车开进了鸽舍，一大群白鸽飞出来，一只救了杜丘的命，一只救了矢村的命。就像在用观众最熟悉的方式说，“嘿，我回来了”，他说这是在跟观众一起玩。
用西方的技巧，融入东方的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发展得非常顺利的吴宇森突然远赴好莱坞。
“好莱坞的制作人很喜欢我的《英雄本色》和《喋血双雄》，请我去拍电影。”那时的美国，电影的类型化程度很高，动作片就是给爱看动作片的观众看的，文艺片就是给文艺片的观众看的。“他们觉得我的电影不一样，激烈的动作片也会有很深厚的感情，还有幽默感，每一种元素都在电影里，又不会让人感到生硬，所以希望能把我的风格带过去，改变一下他们的电影。”吴宇森觉得这既是挑战，也是学习的机会，“我真的想学一下不一样的制度、新的技术，试着跟完全陌生的团队一起合作。”
一开始，吴宇森水土不服。在香港，导演是唯一有话语权的人，但在美国，当红明星有非常大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以为美国人都熟悉自己的风格，于是用港片的手法拍了一个美国动作片，“但当观众看到慢镜头时，以为这是广告，会笑场；看到流血的镜头，又觉得太血腥，就走了。”
后来，吴宇森停止拍片，去研究美国社会和文化。“你要拍一个美国片，或者是拍一个东西方观众都能接受的电影，还是必须先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和生活，他们向往什么？热爱什么？都要很深入地去了解，从中找到彼此都感兴趣的东西。”
“用西方的技巧，融入东方的精神”，这是吴宇森的师父告诉他的一句话。他试着将自己的风格慢慢加进片子里，到拍《变脸》时，已经完全把自己的风格放了进去。《断剑》《变脸》《碟中谍2》……一时间，他成为华语影坛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导演。
而后，吴宇森陡然折返，回国拍摄了《赤壁》和《太平轮》。“有一年我在戛纳电影节碰到了好几个制片人朋友，很希望我能回国，拍些电影来帮助国产片打开国际市场。我很愿意这样做。我既然在好莱坞拍了这么多年，应该要回馈一下中国电影。”吴宇森说。
“拍《赤壁》的时候我带了一批好莱坞的人才回来，用好莱坞的方式拍，让所有年轻人一起参与。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料到，美国电影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如果能够有机会，让一些年轻人熟悉好莱坞的制作方式，那不是很好吗？另外也想让别人知道，中国也有能力做出好莱坞那样的大片。”
历史题材、超大制作、高水准特效……吴宇森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许多“第一次”，但这两部电影也为他的导演生涯招来了复杂的评价。吴宇森说，他不介意。“《赤壁》不是根据小说《三国演义》来拍的，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来拍的，主要考虑是为了打通国际市场。”
电影不能急功近利，观众依然需要情怀
对于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吴宇森有自己的理解。“客观的评论当然是很好的。但现在有些观众是根据电影的评分来选择要不要去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而且当评分成为一种权威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下，有些电影虽然在某一方面不够好，但它也有可看的一面，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推荐，否则观众就会错过一些好片。”
面对今天的华语影坛，吴宇森常常想起《喋血双雄》里小庄的话：“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因为我们太念旧。”他怀念几十年前与导演徐克第一次相见的场景，在香港一个酒店的顶层酒吧，喝啤酒、聊电影，看着夕阳的余晖洒在海面，盟誓要改变香港电影的面貌。“我们都像江湖里的人，我们都有侠气。”几十年过去了，两个人的人生起起伏伏，人们是否还需要有情怀的电影，也变得捉摸不定。
“这个时代让人有点感慨。有些人高估了观众，或者低估了观众，他们觉得现在的观众不需要情怀了。我就不那么同意。他们觉得电影不用解释那么多，拍一段戏一个镜头就够了，不用拍那么多个镜头。但我觉得拍电影就跟写诗一样，你写一首诗，‘低头思故乡’，你不能写了一个‘低’字，后面就不写了。讲思乡，表达的意境要完整。拍电影也是这样，明明起码要用7个镜头才表现得清楚，你说拍一个就行了，电影就会越来越简单化，就没有情感了。”
一窝蜂、赚快钱的现象也存在。“一个电影卖钱了，大家都去拍这个题材，按照一样的模式、一样的剪辑方法。年轻人需要一份情怀，观众也需要一份情怀，如果他们没有想到，你可以引导他们，把他们带进一个不一样的精神世界。”吴宇森发现，现在很多人生活在急功近利的状态里，但还是有很多人保持对美的追求。“这种急功近利的电影，到底是一些制片人或者投资人单方面的追求，还是观众真正的需求呢？我有点糊涂了。所以我还是要更深入地去跟年轻人接触。”
前几天《追捕》在马来西亚首映的时候，他把腰扭了。71岁的人，伤筋动骨，寻常却也难挨。他的眼疾也严重了，据说是拍《追捕》的时候熬夜熬的，见了光就有泪。采访间的灯亮，直直地射向他的眼睛，助理过来帮忙滴眼药水。问他要不要歇会，他摆手，“开始吧”。眼前这位，真的就像周遭最普通的老人一样——他的头发是灰白的，却因为很稀很短，看上去不那么白；他的双鬓爬满了老年斑，深深浅浅，不知道哪一块是哪一年长出来的；他的鼻梁上有一颗浑圆的痣，显出他骨子里的倔强和英气；但他的西服是挺括的，黑色的亚光系带皮鞋精神而内敛——没错，他真是个硬气的老先生。
今年是吴宇森从影50周年，他是中国观众心中的大师，最挑剔的影评人也概莫能外。在国内，对一个导演如此一致的评价，极为罕见。
导演最大的功能，就是探究人性的复杂和美
这段时间，吴宇森30年前拍的《英雄本色》修复版正在全国上映。“《英雄本色》的确是我最有感情的一部电影。我很感谢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帮我举办从影50年的纪念活动，他们建议放《英雄本色》，让年轻观众对我有一个认识，对当年《英雄本色》创造的风格有一个认识，结果真的有好多年轻观众也喜欢看，我蛮感激的。”吴宇森说。
说起吴宇森的电影，多数人会从《英雄本色》说起——那是“暴力美学”的发端。“暴力美学”不是吴宇森自己说出来的，影评人说着说着，大家也就习惯了。对于这4个字，他是认可的。在他看来，所谓“暴力美学”，就是既有动作、又有浪漫，而追根到底，是对人性的复杂和美的探究。
“我喜欢有美感的东西，我拍电影的时候，一直都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戏，什么时间、什么背景的故事，都要把它拍成一个美的故事。我觉得一个导演最大的功能，就是怎么样把拍摄的对象拍得很美。我拍动作戏的时候很受歌舞片的影响。”
吴宇森爱用鸽子的意象。1989年上映的《喋血雙雄》，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在这部电影里，吴宇森第一次塑造了两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两人最激烈的一场枪战戏在教堂里完成，如何表现出他们内心的善良和正义？吴宇森思考了很久，利用蒙太奇实现了极致诗性的表达——周润发饰演的职业杀手小庄中枪后，一只白鸽徐徐掠过圣母雕像的脸；李修贤饰演的警探李鹰中枪后，白鸽扑闪双翅飞过白色的蜡烛。直到现在，说起那个有如神助的创造，吴宇森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自此，在他的电影里，鸽子成了最常见的特邀演员，也成了他对浪漫的隐喻。
有观众打趣他的“鸽子”情结，他不介意。在新片《追捕》里，福山雅治饰演的矢村队长把车开进了鸽舍，一大群白鸽飞出来，一只救了杜丘的命，一只救了矢村的命。就像在用观众最熟悉的方式说，“嘿，我回来了”，他说这是在跟观众一起玩。
用西方的技巧，融入东方的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发展得非常顺利的吴宇森突然远赴好莱坞。
“好莱坞的制作人很喜欢我的《英雄本色》和《喋血双雄》，请我去拍电影。”那时的美国，电影的类型化程度很高，动作片就是给爱看动作片的观众看的，文艺片就是给文艺片的观众看的。“他们觉得我的电影不一样，激烈的动作片也会有很深厚的感情，还有幽默感，每一种元素都在电影里，又不会让人感到生硬，所以希望能把我的风格带过去，改变一下他们的电影。”吴宇森觉得这既是挑战，也是学习的机会，“我真的想学一下不一样的制度、新的技术，试着跟完全陌生的团队一起合作。”
一开始，吴宇森水土不服。在香港，导演是唯一有话语权的人，但在美国，当红明星有非常大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以为美国人都熟悉自己的风格，于是用港片的手法拍了一个美国动作片，“但当观众看到慢镜头时，以为这是广告，会笑场；看到流血的镜头，又觉得太血腥，就走了。”
后来，吴宇森停止拍片，去研究美国社会和文化。“你要拍一个美国片，或者是拍一个东西方观众都能接受的电影，还是必须先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和生活，他们向往什么？热爱什么？都要很深入地去了解，从中找到彼此都感兴趣的东西。”
“用西方的技巧，融入东方的精神”，这是吴宇森的师父告诉他的一句话。他试着将自己的风格慢慢加进片子里，到拍《变脸》时，已经完全把自己的风格放了进去。《断剑》《变脸》《碟中谍2》……一时间，他成为华语影坛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导演。
而后，吴宇森陡然折返，回国拍摄了《赤壁》和《太平轮》。“有一年我在戛纳电影节碰到了好几个制片人朋友，很希望我能回国，拍些电影来帮助国产片打开国际市场。我很愿意这样做。我既然在好莱坞拍了这么多年，应该要回馈一下中国电影。”吴宇森说。
“拍《赤壁》的时候我带了一批好莱坞的人才回来，用好莱坞的方式拍，让所有年轻人一起参与。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料到，美国电影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如果能够有机会，让一些年轻人熟悉好莱坞的制作方式，那不是很好吗？另外也想让别人知道，中国也有能力做出好莱坞那样的大片。”
历史题材、超大制作、高水准特效……吴宇森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许多“第一次”，但这两部电影也为他的导演生涯招来了复杂的评价。吴宇森说，他不介意。“《赤壁》不是根据小说《三国演义》来拍的，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来拍的，主要考虑是为了打通国际市场。”
电影不能急功近利，观众依然需要情怀
对于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吴宇森有自己的理解。“客观的评论当然是很好的。但现在有些观众是根据电影的评分来选择要不要去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而且当评分成为一种权威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下，有些电影虽然在某一方面不够好，但它也有可看的一面，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推荐，否则观众就会错过一些好片。”
面对今天的华语影坛，吴宇森常常想起《喋血双雄》里小庄的话：“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因为我们太念旧。”他怀念几十年前与导演徐克第一次相见的场景，在香港一个酒店的顶层酒吧，喝啤酒、聊电影，看着夕阳的余晖洒在海面，盟誓要改变香港电影的面貌。“我们都像江湖里的人，我们都有侠气。”几十年过去了，两个人的人生起起伏伏，人们是否还需要有情怀的电影，也变得捉摸不定。
“这个时代让人有点感慨。有些人高估了观众，或者低估了观众，他们觉得现在的观众不需要情怀了。我就不那么同意。他们觉得电影不用解释那么多，拍一段戏一个镜头就够了，不用拍那么多个镜头。但我觉得拍电影就跟写诗一样，你写一首诗，‘低头思故乡’，你不能写了一个‘低’字，后面就不写了。讲思乡，表达的意境要完整。拍电影也是这样，明明起码要用7个镜头才表现得清楚，你说拍一个就行了，电影就会越来越简单化，就没有情感了。”
一窝蜂、赚快钱的现象也存在。“一个电影卖钱了，大家都去拍这个题材，按照一样的模式、一样的剪辑方法。年轻人需要一份情怀，观众也需要一份情怀，如果他们没有想到，你可以引导他们，把他们带进一个不一样的精神世界。”吴宇森发现，现在很多人生活在急功近利的状态里，但还是有很多人保持对美的追求。“这种急功近利的电影，到底是一些制片人或者投资人单方面的追求，还是观众真正的需求呢？我有点糊涂了。所以我还是要更深入地去跟年轻人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