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异常清晰地记得，2003年10月28日，一个深秋的夜晚，数万游人离开紫禁城后，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80年而拍摄的大型纪录片《故宫》的开机仪式，在三台之上的太和殿前的平台上举行。”那一年的7月，李文儒刚刚成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此后在故宫任职10年，如今还从事相关研究。
　　他之所以对那一幕记忆深刻，是被接下来的景象震撼了。“仪式结束后，所有参加仪式的人伫立在宽敞的高台上，久久不肯离开。每个人都凝视沉思一言不发。喧嚣京城里的紫禁城寂静得出奇，仿佛听得见夕阳的余晖、那迷蒙的橘红色慢慢涂抹在红墙金瓦上的声音。”在这座大殿建成的前500年，只有20多人享此特权，都是掌握王朝命运的皇帝。“置身这重重叠叠灿烂辉煌的皇宫核心，眼里心里什么都有，却也什么都没有。”
　　第一位在此凭栏远眺的是明成祖朱棣。1420年，距离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权已经过去18年，紫禁城全部竣工。1421年正月初一，朱棣登临奉天殿（太和殿原称）。不到100天后，奉天殿因一场大火化成灰烬，这是一次恐怖的“天谴”。600年后，奉天殿前的游客摩肩接踵。不知这两件事，哪个更令朱棣感到不可思议。
　　9月10日，“丹宸永固 ：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开展，展览锁定18个关键年份，详细介绍紫禁城建造史。李文儒近日出版新作《紫禁城六百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讲述紫禁城贯穿10个甲子的往事。

中轴线——连接帝王与市井

　　李文儒不止一次从史料中看到、在现实中听到这样的事 ：“面对紫禁城时，人们觉得中国宫殿空间大得令人感到‘茫然’;穿过紫禁城的城门或站在城门下时，会感到绝无仅有的了不起的威严高贵，甚至有人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他曾亲身从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步行出发，穿过天坛和先农坛夹裹的中轴线，一路直达前门（正阳门）。然后，他假设大明门（清朝为大清门，民国为中华门，后拆除）和棋盘街（拆除后建天安门广场）还在，接着走过天安门、端门、午门，直抵太和门，最后来到太和殿。回望所穿过的门洞，李文儒发现——正是“九门九重天”！“永定门两个，正阳门两个，大明门一个，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各一个。”
　　一路上，从永定门到正阳门之间经历肃穆到闹市的喧嚣，再到进入棋盘街后的狭窄，再到进入紫禁城之后，每穿过一座城门，便会感受到偌大广场的开阔肃穆，辅之以金水河的流动，会感受到万里江山的气魄。而当穿过太和门，到达巍峨的太和殿时，几乎每一个全程走下来的人都会被震撼。太和殿背后，中轴线还在延续，经过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钦安殿、神武门，再到景山、钟鼓楼。整条中轴线宛然一曲大气磅礴的动人乐章，而皇帝每日上朝，接受群臣跪拜的太和殿，无疑就是这曲乐章的最强音。
　　中轴线给人这样的震撼力，是因为紫禁城是一个“主题先行”的艺术结晶，这个主题就是中华帝王意志。“建筑只要有对称，就会有轴线，在我们的文化里，把轴线赋予一种特别神圣和崇高的位置。” 李文儒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中轴线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极致体现。“在天人感应的文化形态下，帝王意志变成了可见的建筑形态。这虽然是不科学的、不圆满的，但帝王却说得煞有其事。这样，轴线的力量就放大了，似乎经常可以在中轴线上穿越一切时空。”中国历代皇帝都在强化皇权受命于天的思想，而紫禁城的营造就是强化这种思想的最高峰，“视觉上的冲击力，实际上就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强制，它让你无时无刻不意识到等级和秩序，紫禁城的主题营造做得非常成功。”
　　斗转星移。紫禁城變成故宫博物院，中轴线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中轴线本无起点与终点。”李文儒解释说，“中国古代宇宙观认为，天有天轴、地有地轴，且天地对应。中轴线既是中国古代都城营造的时空定位，又是可以无限延伸的时空概念。”2008年，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29个巨大焰火脚印从永定门出发，直达鸟巢上空，中轴线的无限性变得具体起来。以鸟巢和水立方为核心的奥林匹克公园，是中轴线的延伸，也是今人的精彩表达。“紫禁城的建筑是木结构的，鸟巢是钢结构的。如果把紫禁城的建筑解构，就会变成由大小木头组成的网络结构，也是森林般的存在，鸟巢是一种重塑和呼应。鸟巢的结构是扭结在一起的，庞大的体量又好似在舞动。这很好地表达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发展，同时鸟巢承办的是国际性盛会，这种开放性和紫禁城的封闭性相对立，显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时代精神。”

　　今人在中轴线的最近一次震撼表达发生在去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落成，正是中轴线在新时代的具象化。李文儒想到了在紫禁城这个庞大建筑群中随处可见的“飞檐翘角”。“新机场航站楼的造型，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建筑有了‘飞檐翘角’，就有灵气了。《诗经》
　　中就有‘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诗句，形容如鸟儿展翅般欲飞欲升的皇室大屋顶。”在李文儒看来，新机场主航站楼在造型和寓意上很好地继承了紫禁城中单体建筑的营造。更重要的是，新机场是一个承接世界各地游客的地方，这是中华民族表达开放性的发展和延续。

中轴线宝藏，缝合封闭与开放的撕裂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清帝逊位，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前半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后半部分则依然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小朝廷”。直到1924年11月，溥仪才被“请”了出去，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
　　从此，紫禁城失去政治和生活功能，变成一座博物馆。也正是从那时起，处在不同时间，却在同一空间的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之间，产生了一种尖锐冲突 ：前者是完全封闭的，后者是完全开放的。
　　这种冲突进而引发了李文儒内心的“撕裂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紫禁城既是属于全人类的伟大杰作，又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中华民族封闭和屈辱的历史。以此为荣，还是以此为耻？李文儒说 ：“两种情绪经常打架，紫禁城的文化、历史和艺术价值越高，悲悯感越强烈。”
　　百年之前，有人曾直面这种撕裂。1920年11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城楼上成立，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长的鲁迅为此奔走。李文儒查资料发现，鲁迅“往午门”的次数极为频繁，仅在1920年4月下旬就去了8次。为批判传统道德和思想不遗余力的鲁迅，在故宫的奔走让李文儒吃惊、疑惑。“后来我意识到，他将这两件事分得很清楚。我们要把过去的文化形态空间变成一个新的博物馆，那是为新社会、为老百姓的。把这个转化过来，就有了新的价值。”李文儒说，鲁迅实际做了一个样板，“我们应如何对待遗产、对待传统？我们不是为了走回去，而是为了走出来，更好地创造未来”。
　　不过，缝合这种撕裂是极其艰难的。李文儒曾组织游客调查，很多人离开故宫时还在问 ：“故宫博物院在哪里？”在他们心中，这里依旧是皇宫内苑，压根儿没想到他们走进宫门时就已经走进了故宫博物院。
　　李文儒也做出过尝试。到故宫后，他主要分管三件事。第一是学术出版，第二是信息数字化，第三是纪念品商店，这也是故宫文创的前身。“在一次研讨会上，我说展览很重要，展品要保护好，拿不走，也摸不得。如果做出一些纪念品，观众就可以把故宫文化带回家。”自此，“把故宫文化带回家”不仅成为一句响亮的广告语，还成为一种解决撕裂的尝试。
　　“在故宫中吸收优秀元素，把它变成我们的文化，从紫禁城拿走，带回家。”李文儒发现，故宫可以用通俗易懂、时尚的文化形态，把高不可攀的皇室气质，变得接地气，甚至很萌。“找到传统与现代的节点，把传统审美转化为现代趣味。这很难，从我任副院长时期就开始探索，到现在还在进行，快20年了。”
　　不管怎样，每尝试一次，收获就多一些。“每当文化以一种新的形态传播，就意味着打开一个新的空间，现在空间已越来越大。无论是哪种传播形态，都应致力于把博物馆丰富的、优质的资源无偿地、完全地公之于社会，让每一个人分享和使用。”李文儒认为，所有这些努力最终还是那个目的，把故宫文化带回家。“只有资源完全开放，才能让更多人在博物馆的公共文化资源中吸收产业创造的力量。为此，学术研究也应向传统文化现代化努力。”李文儒有一个憧憬，故宫的文物资源能用最便捷的方式，足不出户就触手可得。“比如一幅古画，我们用最高清的像素，呈现为数字产品，无偿提供给社会。紫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不属于故宫博物院，而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
　　坚持这种努力，需要足够的定力。“虽然像文创产品、数字产品都要树立消费导向，但任何时候，不断进行学术研究、展览和社会活动，才是博物馆应该从事的主业。”李文儒说，现在不少人一昧计算故宫文创的市场价值，而且很多博物馆纷纷效仿，要警惕这种盲目商业化让鲁迅那一代人就开始的努力跑偏。

　　这次六百年大展，为故宫提供了走向未來、缝合撕裂的机会。李文儒说，展览有多个维度，首先是看紫禁城的结构，了解皇宫肇建过程，在500年帝制时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尤其这个展览在被展览对象的空间里举办，紫禁城这个皇权文化标本更加鲜活了”。但更重要的是，要从细节中找到超越性，尤其是在每一座宫殿建造、每一件文物雕琢、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抽丝剥茧地领悟 ：是谁创造了这些？紫禁城承载的不仅是明清王朝，更不仅是帝王将相，而是真正伟大的芸芸众生。只有这样，这座宫殿才能融入我们的血液，真正地给我们带来骄傲。

紫禁城的真正创造者

　　一个旅游旺季，太和殿前挤满了人。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从外地赶来，想看看金銮宝座，但挤不进去。李文儒疏散游客，带老太太看了半天。“她可能一生就是这最后的愿望了，我要问问她的感受。”而老太太只是笑，一再追问下只说： “还不如俺家的那个沙发舒服呢。”这话让李文儒意识到，规整的紫禁城和中轴线，也是一个巨大牢笼，连皇帝都是囚徒，何况其他人呢？
　　李文儒常常在后宫御花园中的堆秀山前驻足，这座用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上有座御景庭，是后宫为数不多高度超过红墙的建筑。有次，他听到一位导游对游客说： “进了宫的女人再也没有机会出去了，只能站在那上面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紫禁城600年的历史中，很少有人想到那些登高远眺的宫女。但是，她们确实在紫禁城这条中轴线上生活过。距著名的珍妃井不远处，有一个“五妞井”。乾隆三十五年，承乾宫宫女奉命寻“宫女五妞”不见，随后太监各处寻找，在井边找到她的棉袄和女鞋，尸体随即被打捞。验尸发现，她全身上下木器伤痕累累，认定“五妞受责后投井身死”。宫里死人了，禀报乾隆帝，他在折子上写三个字 ：知道了。虽然史书如此轻蔑地记录她，但她毕竟曾见证惊心动魄的宫斗，也奉献了一生服务皇族的生活。 　　乾隆四十五年春，紫禁城外的筒子河惊现一具浮尸。经查，是内务府绣作坊一名叫常德的绣工。绣工活计分给各绣工时，必须准时完成，常德就是因为“活限甚紧”，在上年十一月连续数天没完成任务，主管“催迫甚紧”，“一时紧急轻生”，“乘间外出”，跳河自杀，次年河水解 冻才被发现。宫内有多少常德似的小人物，也是被“催迫甚紧”，绝望地死，或苟且地活。故宫博物院馆藏的180余万件文物，大多由内务府置办，可是哪件作品也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也曾有反抗发生过。明嘉靖二十一年，翊坤宫中十多名宫女密谋将熟睡的嘉靖帝勒死，后因绳子打了死结失败，宫女被凌迟处死，株灭九族。清嘉庆十八年，不足百人的“天理教”教徒与宫中当值的太监里应外合，从西华门冲进紫禁城，一路攻至隆宗门，与嘉庆皇帝日常起居的养心殿近在咫尺。甚至有两个教徒已经爬到养心殿高墙，还是皇子绵宁（后为道光皇帝）提着鸟枪，将其射落。至今，隆宗门匾额和房檐椽子上仍留着当年动乱的箭簇。
　　2006年夏，故宫博物院为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午门城楼举办历年捐赠作品展。在城楼上，吴冠中向下俯视，人流如织。李文儒看出他的心思，说 ：“吴先生，您的墨彩！”第二天，吴冠中把李文儒叫到家中，说 ：“你来看，你说的我画出来了！”李文儒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那是他特有的风格和墨彩，现代色彩流动于古老城池。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画上题了两句诗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这两句诗出自唐朝诗人张祜的《宫词》，后两句是“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李文儒回忆，他和吴冠中看到的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他们五颜六色的衣服就是画中色彩，“在100多年前，如果这般年轻人进入紫禁城，女孩子有的当了宫女，被困终生，男孩子有的当了太监，成了废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太和殿完成大修。在最高的屋檐顶举行的“合龙”仪式上，21世纪新版《太和殿修缮记》被放到最高处屋脊正中的“龙门”空心琉璃砖内。李文儒非常激动，跟着最后完成“合龙”的农民工小伙子们一同爬上去。“我清晰地记得，一名河北省平山县的农民工小伙子将宝匣放了进去，并把瓦间的缝隙涂得严实光滑！”李文儒激动地见证了历史，这是太和殿在康熙年间重建后进行的首次大修，在史书中不曾看到的小人物，此刻变得具体起来。紫禁城刚刚兴建时，史料明确记载，筹备木料的伐木工人远赴南方深山，进山一千，出山五百。而眼前的这位小伙子，就很可能是當年那些普通人的后代。
　　站在那个视野开阔，比皇帝更高的地方，李文儒更加清晰地看到紫禁城全景，这里曾经埋藏了多少年轻、残缺、无名无姓的生命，他们也是沿着紫禁城中轴线，创造一切辉煌的主人。他进而望着高楼崛起的远方，这是紫禁城中轴线打破了南北界限后，将触角伸向四面八方的现代世界。他看到这些，心中更加明朗了 ：无数像这个小伙子一样的普通人，才是紫禁城10个甲子，以及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创造者！
　　“中轴线的无限延伸，贯通了广袤大地、江河山川，贯通了古代现代、时间空间。”李文儒相信，今后每一代有创造力的中国人，都将继续在这条中轴线上表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李文儒，1952年出生，山西代县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1976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从事鲁迅研究。1997年起，先后在《中国文物报》、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任职。2003年7月至2012年6月，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近日，他出版新作《紫禁城六百年》，讲述紫禁城发展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