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提出多年了，学术界也进行了持续、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是什么是核心价值体系、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具有什么特征，这些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从人类文明史上看，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知、接受和遵循的价值规范的总和，它以一定的人性模型为观念前提，以一定的信仰为灵魂和意义归属。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基本价值规范；基本特征；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1-0057-04
面对日益蔓延的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我们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术界也展开了广泛、持续、深入的研究。但是，什么是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在阐述、宣传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看到，所谓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知、接受和遵循的价值规范的总和，它以一定的人性模型为观念前提，以一定的信仰为灵魂和意义归属，并且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
回首人类文明史，我们能够发现在文明发展的每个阶段，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都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规范。例如，古代中国有儒家阐述的并且被中华民族接受和遵循了两千年的“仁”、“义”、“礼”、“智”、“信”，此外还有“忠”、“孝”等等。印度民族有佛教规定的“十戒”、“十善”。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系统阐述的“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其中“爱智慧”是执政者的美德，“勇敢”是国家守卫者的美德，“节制”是生产者的美德，而“正义”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美德。欧洲在中世纪阶段有摩西的“十戒”，在进入近现代有近代启蒙思想家阐述的“自由”、“平等”、“博爱”。上面这些价值规范分别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塑造了民族共同体稳定的集体认知，成为民族共同体的全体社会成员展开其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规范。今天，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任务，那么我们所说的核心价值体系与这些价值规范是否具有某种一致性？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其实，面对日益蔓延的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追求的应该不是仅仅要解决当下日益蔓延的这些危机，而是要为中华民族在完成工业化、现代化之后新的文明发展阶段提供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规范。
一、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及其内在逻辑
关于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界定，有学者认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和引导地位的社会价值体系，它能够有效地制约非核心、非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能够保障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1]一般认为，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一定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能够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并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价值观念的集合。究竟何谓核心价值体系？从上面列举的人类文明史上的那些基本价值规范可以看出，所谓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民族共同体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知、接受和遵循的基本价值规范的总和，这些价值规范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是对“人应该如何活着”这个问题的系统回答。这里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全体社会成员”，是要与某些特定的职业群体区别开来，因为，某些职业群体所必须遵循的只能称之为职业道德或者说职业规范，这些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不能为该职业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所遵循，因此不能构成核心价值体系；这里强调“基本的”，是要与某些衍生出来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区别开来，例如在中国古代，有“仁”、“义”、“礼”、“智”、“信”，后又衍生出“忠”、“孝”、“恕”等等，再例如孔子强调的还有“温”、“良”、“恭”、“俭”、“让”，这些衍生出来的价值规范同样不能构成核心价值体系；这里强调“基本”，不仅在于把它们与职业道德规范和衍生性的价值规范区别开来，还在于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塑造着民族共同体社会成员的人格和认知方式，塑造着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特质和精神面貌，还塑造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该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基本内容。
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是某种人性模型→信仰→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这里的人性模型反映的是在一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人类自我定位，即对“我是谁”的回答，它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逻辑前提。例如，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性模型是人是有道德的动物，按照孟子的阐述“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2]“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换言之，“仁”构成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同样，希腊文化普遍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由于有理性即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人就应该并且能够追求神所具有的智慧，过上神圣而崇高的生活。这是古希腊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性模型。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同样坚持人是理性的动物，却赋予不同的内涵，即通过理性计算追求现实幸福与快乐的能力，由此奠定了近代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体系。当然，说某种人性模型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逻辑前提，还应该进一步看到这种人性模型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信仰之间的关系。从深层次看，设定某种人性模型本身也就设定了某种理想性人格，而关于这种理想性人格模型的信念构成了该民族共同体的信仰，这是对“人应该如何活着”的终极回答。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由于人类本身尚不发展，理想性的人格模型都是全能全在的神，这种神规定了宇宙的运行法则，因此了解神的意志和旨意，就意味着掌握宇宙的运行法则和规律，从而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信仰也可以称之为自然崇拜。在中国古代，达道为有德，天化育万物，生生不息，而人有德则应该守仁。因此，关于生命绵延不息即历史（生命的永恒）的信念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使那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能够以名垂青史为自己最高的人生价值，“留取丹心照汗青”是这种信仰的典型写照，“为万世开太平”是基于这种信仰而确立的最高人生境界。在西方的中世纪阶段，上帝是融真、善、美于一体的完美化生命化身，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经过启蒙思想家的重新解释，理性成为追求世俗的快乐与幸福的手段，关于上帝的信仰逐渐被对金钱的崇拜即“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3]所取代。从信仰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看，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基本价值规范是某种信仰提出的“绝对律令”，而这种信仰构成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基本价值规范的意义归属及统一性。例如，上帝是欧洲中世纪的信仰，而上帝提出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财富等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不是没有联系的拼凑，而是有内在的统一性，即追求上帝所蕴含的融真、善、美于一体的生命完美化状态所必须遵循的，而上帝也构造这些价值规范的意义归属。 二、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
关于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所具有的特征，有学者指出，它们必须准确表达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核心利益，必须上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必须以对世界和历史的重新解释（也许表达为某种新的世界观理论更合适）为理论依据，必须体现在真实运作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机构中，必须与人们的日常语言融为一体，与现实生活直接挂钩，还必须有一大批人真诚地实践；[3]有学者认为，它们必须是有生命力的、大众的、日常的，必须具有崇高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4]从人类文明史上的那些基本规范可以看出，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应当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等基本特征。
1.普遍性。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所具有的普遍性是指，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全体社会成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境遇下都应该坚持遵循，而不存在例外。这里强调普遍性原因在于，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能够塑造民族共同体社会成员稳定的精神认知，内化为他们心灵世界的内在原则，塑造社会成员基本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不具有普遍性，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某种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如果不具有普遍性，它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列入核心价值体系的。
2.规范性。这里所说的规范性是指，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用通俗的语言讲，明确“规范我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它规范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5]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规定人们的道德人格和价值判断，规范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规定着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气质和精神面貌。反过来讲，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的规范性还表现在谴责和惩罚中，即没有践行那些价值规范，会遭到社会的谴责、惩罚和抛弃。正是这些谴责、惩罚和抛弃鲜明地体现着价值规范的规范性，它们强化社会对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的价值认知与判断，约束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
3.可操作性。也可以称之为可实践性，即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是能够遵循和践行这些价值规范的，从而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是这些价值规范的体现。例如，某人在其社会生活过程中自觉的并且时时刻刻都遵守法律规定和道德原则，我们可以用中国古代的话说他做到了“礼”和“义”，这说明“礼”和“义”具有可操作性。再举例说古希腊的勇敢，它也具有操作性。例如，古希腊城邦的某个守卫者在保卫国家的战斗中一直英勇顽强，奋勇杀敌，不怕牺牲，最终壮烈殉国。我们说，他践行了古希腊的勇敢，他的行为是勇敢这种价值规范的体现，这也说明了勇敢具有可操作性或者说可实践性。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如果不具有可操作性，就会流于大话、空话，这些大话、空话会制造出“语言上的圣人”和“行动上的侏儒”，从而导致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的蔓延。
从前面所列举的人类文明史上的核心价值体系还可以看到，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历史性等基本特点。
1.民族性。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由于特殊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对宇宙和世界的认知方式、对生命的意义等终极价值的感悟不尽相同，至少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而这些塑造了代代沿袭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并且沉积到民族的精神血液中。这使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点。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中，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与普世价值的关系问题被看作是关键问题，有声音坚持认为核心价值规范必须上升为普世价值，也有学者坚持民族性。站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看，这显得似乎落后了。但是，对于终极价值而言，全球化提出的任务是推动在终极价值方面的对话与融合，在它的运作层面（例如，仪式性内容）存异，这一任务在今天的全球化阶段显然还远没有完成。因此，前面关于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的特征所说的普遍性是在民族共同体全体社会成员的意义上的普遍性，而不是人类性意义上的普遍性。
2.历史性。人类文明史上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文明发展阶段，然后在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上被抛弃。原因在于，文明的一定发展阶段是和人的历史发展程度相联系的，由于人的既定发展程度，文明的一定阶段奠基于民族共同体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和既定的认知方式、相应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与社会运行方式，而文明发展阶段的飞跃在实质上是人的发展程度的提高，这必然伴随着人类的自我意识和认知方式的改变，民族共同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而这些就提出了民族共同体核心价值体系重建的文化任务。当然，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是非常深厚的，甚至构成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荣格语），从而民族共同体核心价值体系的裂变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但这不会否定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性。
需要一提的是，学术界关于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特点）所展开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没有把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与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的特征区别开来。例如有学者认为普遍性与民族性、单元性与复合性、保护性与扩展性等特征，还有学者认为它有政治性、先进性、时代性、民族性和适用性等特征。
三、关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几点思考
学术界在关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问题，这里就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性模型、信仰和价值规范的选择与确定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1.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人性模型。有学者认识到，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解决人性模型问题。[6]当代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人性模型仍然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所强调的“仁”，即“道德人”，但我们同时强调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且，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但却以认识论的路径蕴涵其中的是人是理性的动物。在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里同时有三种人性模型，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我们处在文明发展的转型期，我们的文化建构任务远没有完成，也说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有艰辛的理论任务有待完成。如果沿用“仁”作为人性模型，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在已经迈出血缘宗法阶段和开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新阶段上抛弃“仁”所含有血缘宗法的和政治社会的等级内容而重新解释呢？如果我们简单地强调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从而强调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我们如何把握马克思对人是社会性动物的批判呢？他在《资本论》中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7]在马克思看来，离开人的社会化程度谈论社会是抽象的。[8]“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5这被普遍理解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其实，这只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为回答人的本质问题提供的方法论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把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境遇中并且从这种境遇出发展开其实际生活过程的人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综合马克思关于人的论述就能发现，他既强调人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也强调人本身的价值规定性，即人不仅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还具有价值规定性，即人还是个人能力、个人需要及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观念的有机统一体，是基于这些价值规定性不断与其周围世界进行物质、信息和价值交换、不断否定和超越其实际生活境况、达到新的生活境况和人生境界的存在者，即价值人。[10]我们是否可以抛弃关于人的本质性定义，从人的历史发展程度和基于这种发展程度而展开其实际生活过程及其人类性问题出发，把握人并且把它作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性模型呢？ 2.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信仰支撑。中华民族从生命的代代传承和延续的经验现实确立起关于生命绵延不息的历史观念，这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基于这种信仰也确立了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人生价值三层次，形成中华民族实现自我、造福他人、成就历史的人生三境界，[11]这种信仰、价值观和人生境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深处，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近代以来，在争取政治与社会统一、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斗争中，中华民族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应该看到，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无论是积极的还是糟粕的，都仍然广泛存在。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这些传统观念逐渐崩溃，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我们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要解决社会的价值规范问题，也是要重建中华民族的信仰问题。这里需要探讨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信仰之间的关系。首先，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有三层含义，即应然的社会生活状态、这种应然的社会生活状态所蕴含的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生活所应坚持的价值原则，以及按照这些价值原则自觉改造现实的社会运动，仅仅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或者社会发展最高阶段是片面的。其次，在我们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中不自觉地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信仰，或者说是这种信仰不自觉的表达。展开社会批判，揭示时代的深层次的问题，进而解决时代问题，诊断文明本身的弊病，这难道不就是成就作为生命绵延不息的历史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推动历史前进，这难道不就是确立对历史的信仰并且以这种信仰指导人生吗？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关于生命绵延不息的信念即历史信仰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支撑呢？
3.选择和确立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问题，学术界提出各种替代性的主张，[12][4]有学者提出民主、科学、权利，有学者主张“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开放进取”，有学者主张求真、民主、公正、和谐，有学者主张人本、民主、公正、开放、和谐，有学者提出“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有学者主张“发展”、“富裕”、“民主”、“文明”、“公平”、“正义”、“友爱”、“互助”、“安定”、“和谐”。有许多学者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积极成果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例如有学者主张把“人本、公正、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理念；有学者认为，“人为至贵”的主体意识、“和为达道”的美好理想、“生生日新”的更新观念、“自强不息”的能动精神和“止于至善”的道德信念等价值观所蕴涵的精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 （下转第65页）（上接第59页）有学者认为，应加强以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的批判继承，包括以儒家为主导的道德伦理价值，以天人合一、礼乐共进为内容的超越性神圣价值，崇尚自然、追求平等、谦逊、退让的道学价值，悲智双运、慈悲为怀的佛学价值等，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还有学者认为应该把中国古代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规范（科学、务实、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文明、环保、和谐、和平等）结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这些主张和看法体现了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日益蔓延的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忧虑，及对社会和谐、国家富强的强烈热望。但是，在这些主张中，普遍存在着没有按照普遍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原则进行选择和确定价值规范的缺陷，也没有把“应然”的状态与实现“应然”状态所需要的价值原则和规范区别开来。站在中华民族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时代背景下，按照普遍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我们是否可以把独立（源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自强（源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个性的平等（源于“人皆可以为尧舜”）和自由（源于“率性之谓道”）及博爱（源于仁）、守法和讲原则（源于礼与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呢？
参考文献：
[1]吴潜涛.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
[N].人民日报，2007-02-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453.
[3]赵峰.提升软实力的文化战略[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2008，（1）.
[4]钱宇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综述[J].
探索与争鸣，2010，（9）.
[5]孙正聿.孙正聿讲演录[M].长春出版社，2011：30.
[6]董德刚.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问题与出路[J].哲学
动态，2011，（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363.
[8]张子礼，邓晓臻.马克思集体思想的文本探究[J].东岳
论丛，2009，（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5.
[10]邓晓臻.“现实的个人”之人本维度及其与历史维度的
关系[J].甘肃理论学刊，2005，（1）；邓晓臻.从权利到
价值：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理念的批判与重建[J].同济大
学学报，2010，（2）.
[11]邓晓臻.评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兼论人生三境
界[J].理论导刊，2011，（3）.
[12]张志丹.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综述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1）；邱仁富.“全国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层学术研讨会”综述[J].哲学动
态，2010，（12）.
[责任编辑：宇 辉]
作者简介：温立武（1964-），男，山东烟台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邓晓臻（1970-），男，安徽宿州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唯物史观和哲学基本问题研究。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基本价值规范；基本特征；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1-0057-04
面对日益蔓延的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我们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术界也展开了广泛、持续、深入的研究。但是，什么是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在阐述、宣传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看到，所谓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知、接受和遵循的价值规范的总和，它以一定的人性模型为观念前提，以一定的信仰为灵魂和意义归属，并且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
回首人类文明史，我们能够发现在文明发展的每个阶段，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都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规范。例如，古代中国有儒家阐述的并且被中华民族接受和遵循了两千年的“仁”、“义”、“礼”、“智”、“信”，此外还有“忠”、“孝”等等。印度民族有佛教规定的“十戒”、“十善”。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系统阐述的“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其中“爱智慧”是执政者的美德，“勇敢”是国家守卫者的美德，“节制”是生产者的美德，而“正义”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美德。欧洲在中世纪阶段有摩西的“十戒”，在进入近现代有近代启蒙思想家阐述的“自由”、“平等”、“博爱”。上面这些价值规范分别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塑造了民族共同体稳定的集体认知，成为民族共同体的全体社会成员展开其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规范。今天，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任务，那么我们所说的核心价值体系与这些价值规范是否具有某种一致性？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其实，面对日益蔓延的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追求的应该不是仅仅要解决当下日益蔓延的这些危机，而是要为中华民族在完成工业化、现代化之后新的文明发展阶段提供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规范。
一、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及其内在逻辑
关于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界定，有学者认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和引导地位的社会价值体系，它能够有效地制约非核心、非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能够保障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1]一般认为，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一定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能够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并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价值观念的集合。究竟何谓核心价值体系？从上面列举的人类文明史上的那些基本价值规范可以看出，所谓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民族共同体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知、接受和遵循的基本价值规范的总和，这些价值规范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是对“人应该如何活着”这个问题的系统回答。这里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全体社会成员”，是要与某些特定的职业群体区别开来，因为，某些职业群体所必须遵循的只能称之为职业道德或者说职业规范，这些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不能为该职业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所遵循，因此不能构成核心价值体系；这里强调“基本的”，是要与某些衍生出来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区别开来，例如在中国古代，有“仁”、“义”、“礼”、“智”、“信”，后又衍生出“忠”、“孝”、“恕”等等，再例如孔子强调的还有“温”、“良”、“恭”、“俭”、“让”，这些衍生出来的价值规范同样不能构成核心价值体系；这里强调“基本”，不仅在于把它们与职业道德规范和衍生性的价值规范区别开来，还在于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塑造着民族共同体社会成员的人格和认知方式，塑造着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特质和精神面貌，还塑造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该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基本内容。
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是某种人性模型→信仰→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这里的人性模型反映的是在一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人类自我定位，即对“我是谁”的回答，它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逻辑前提。例如，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性模型是人是有道德的动物，按照孟子的阐述“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2]“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换言之，“仁”构成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同样，希腊文化普遍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由于有理性即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人就应该并且能够追求神所具有的智慧，过上神圣而崇高的生活。这是古希腊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性模型。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同样坚持人是理性的动物，却赋予不同的内涵，即通过理性计算追求现实幸福与快乐的能力，由此奠定了近代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体系。当然，说某种人性模型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逻辑前提，还应该进一步看到这种人性模型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信仰之间的关系。从深层次看，设定某种人性模型本身也就设定了某种理想性人格，而关于这种理想性人格模型的信念构成了该民族共同体的信仰，这是对“人应该如何活着”的终极回答。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由于人类本身尚不发展，理想性的人格模型都是全能全在的神，这种神规定了宇宙的运行法则，因此了解神的意志和旨意，就意味着掌握宇宙的运行法则和规律，从而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信仰也可以称之为自然崇拜。在中国古代，达道为有德，天化育万物，生生不息，而人有德则应该守仁。因此，关于生命绵延不息即历史（生命的永恒）的信念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使那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能够以名垂青史为自己最高的人生价值，“留取丹心照汗青”是这种信仰的典型写照，“为万世开太平”是基于这种信仰而确立的最高人生境界。在西方的中世纪阶段，上帝是融真、善、美于一体的完美化生命化身，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经过启蒙思想家的重新解释，理性成为追求世俗的快乐与幸福的手段，关于上帝的信仰逐渐被对金钱的崇拜即“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3]所取代。从信仰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看，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基本价值规范是某种信仰提出的“绝对律令”，而这种信仰构成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基本价值规范的意义归属及统一性。例如，上帝是欧洲中世纪的信仰，而上帝提出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财富等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不是没有联系的拼凑，而是有内在的统一性，即追求上帝所蕴含的融真、善、美于一体的生命完美化状态所必须遵循的，而上帝也构造这些价值规范的意义归属。 二、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
关于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所具有的特征，有学者指出，它们必须准确表达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核心利益，必须上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必须以对世界和历史的重新解释（也许表达为某种新的世界观理论更合适）为理论依据，必须体现在真实运作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机构中，必须与人们的日常语言融为一体，与现实生活直接挂钩，还必须有一大批人真诚地实践；[3]有学者认为，它们必须是有生命力的、大众的、日常的，必须具有崇高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4]从人类文明史上的那些基本规范可以看出，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应当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等基本特征。
1.普遍性。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所具有的普遍性是指，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范围内，全体社会成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境遇下都应该坚持遵循，而不存在例外。这里强调普遍性原因在于，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能够塑造民族共同体社会成员稳定的精神认知，内化为他们心灵世界的内在原则，塑造社会成员基本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不具有普遍性，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某种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如果不具有普遍性，它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列入核心价值体系的。
2.规范性。这里所说的规范性是指，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用通俗的语言讲，明确“规范我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它规范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5]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规定人们的道德人格和价值判断，规范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规定着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气质和精神面貌。反过来讲，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的规范性还表现在谴责和惩罚中，即没有践行那些价值规范，会遭到社会的谴责、惩罚和抛弃。正是这些谴责、惩罚和抛弃鲜明地体现着价值规范的规范性，它们强化社会对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的价值认知与判断，约束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
3.可操作性。也可以称之为可实践性，即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是能够遵循和践行这些价值规范的，从而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是这些价值规范的体现。例如，某人在其社会生活过程中自觉的并且时时刻刻都遵守法律规定和道德原则，我们可以用中国古代的话说他做到了“礼”和“义”，这说明“礼”和“义”具有可操作性。再举例说古希腊的勇敢，它也具有操作性。例如，古希腊城邦的某个守卫者在保卫国家的战斗中一直英勇顽强，奋勇杀敌，不怕牺牲，最终壮烈殉国。我们说，他践行了古希腊的勇敢，他的行为是勇敢这种价值规范的体现，这也说明了勇敢具有可操作性或者说可实践性。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如果不具有可操作性，就会流于大话、空话，这些大话、空话会制造出“语言上的圣人”和“行动上的侏儒”，从而导致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的蔓延。
从前面所列举的人类文明史上的核心价值体系还可以看到，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历史性等基本特点。
1.民族性。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由于特殊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对宇宙和世界的认知方式、对生命的意义等终极价值的感悟不尽相同，至少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而这些塑造了代代沿袭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并且沉积到民族的精神血液中。这使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点。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中，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与普世价值的关系问题被看作是关键问题，有声音坚持认为核心价值规范必须上升为普世价值，也有学者坚持民族性。站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看，这显得似乎落后了。但是，对于终极价值而言，全球化提出的任务是推动在终极价值方面的对话与融合，在它的运作层面（例如，仪式性内容）存异，这一任务在今天的全球化阶段显然还远没有完成。因此，前面关于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的特征所说的普遍性是在民族共同体全体社会成员的意义上的普遍性，而不是人类性意义上的普遍性。
2.历史性。人类文明史上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文明发展阶段，然后在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上被抛弃。原因在于，文明的一定发展阶段是和人的历史发展程度相联系的，由于人的既定发展程度，文明的一定阶段奠基于民族共同体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和既定的认知方式、相应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与社会运行方式，而文明发展阶段的飞跃在实质上是人的发展程度的提高，这必然伴随着人类的自我意识和认知方式的改变，民族共同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而这些就提出了民族共同体核心价值体系重建的文化任务。当然，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是非常深厚的，甚至构成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荣格语），从而民族共同体核心价值体系的裂变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但这不会否定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性。
需要一提的是，学术界关于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特点）所展开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没有把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与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规范的特征区别开来。例如有学者认为普遍性与民族性、单元性与复合性、保护性与扩展性等特征，还有学者认为它有政治性、先进性、时代性、民族性和适用性等特征。
三、关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几点思考
学术界在关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问题，这里就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性模型、信仰和价值规范的选择与确定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1.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人性模型。有学者认识到，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解决人性模型问题。[6]当代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人性模型仍然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所强调的“仁”，即“道德人”，但我们同时强调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且，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但却以认识论的路径蕴涵其中的是人是理性的动物。在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里同时有三种人性模型，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我们处在文明发展的转型期，我们的文化建构任务远没有完成，也说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有艰辛的理论任务有待完成。如果沿用“仁”作为人性模型，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在已经迈出血缘宗法阶段和开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新阶段上抛弃“仁”所含有血缘宗法的和政治社会的等级内容而重新解释呢？如果我们简单地强调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从而强调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我们如何把握马克思对人是社会性动物的批判呢？他在《资本论》中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7]在马克思看来，离开人的社会化程度谈论社会是抽象的。[8]“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5这被普遍理解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其实，这只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为回答人的本质问题提供的方法论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把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境遇中并且从这种境遇出发展开其实际生活过程的人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综合马克思关于人的论述就能发现，他既强调人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也强调人本身的价值规定性，即人不仅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还具有价值规定性，即人还是个人能力、个人需要及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观念的有机统一体，是基于这些价值规定性不断与其周围世界进行物质、信息和价值交换、不断否定和超越其实际生活境况、达到新的生活境况和人生境界的存在者，即价值人。[10]我们是否可以抛弃关于人的本质性定义，从人的历史发展程度和基于这种发展程度而展开其实际生活过程及其人类性问题出发，把握人并且把它作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性模型呢？ 2.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信仰支撑。中华民族从生命的代代传承和延续的经验现实确立起关于生命绵延不息的历史观念，这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基于这种信仰也确立了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人生价值三层次，形成中华民族实现自我、造福他人、成就历史的人生三境界，[11]这种信仰、价值观和人生境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深处，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近代以来，在争取政治与社会统一、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斗争中，中华民族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应该看到，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无论是积极的还是糟粕的，都仍然广泛存在。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这些传统观念逐渐崩溃，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我们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要解决社会的价值规范问题，也是要重建中华民族的信仰问题。这里需要探讨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信仰之间的关系。首先，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有三层含义，即应然的社会生活状态、这种应然的社会生活状态所蕴含的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生活所应坚持的价值原则，以及按照这些价值原则自觉改造现实的社会运动，仅仅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或者社会发展最高阶段是片面的。其次，在我们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中不自觉地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信仰，或者说是这种信仰不自觉的表达。展开社会批判，揭示时代的深层次的问题，进而解决时代问题，诊断文明本身的弊病，这难道不就是成就作为生命绵延不息的历史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推动历史前进，这难道不就是确立对历史的信仰并且以这种信仰指导人生吗？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关于生命绵延不息的信念即历史信仰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支撑呢？
3.选择和确立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问题，学术界提出各种替代性的主张，[12][4]有学者提出民主、科学、权利，有学者主张“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开放进取”，有学者主张求真、民主、公正、和谐，有学者主张人本、民主、公正、开放、和谐，有学者提出“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有学者主张“发展”、“富裕”、“民主”、“文明”、“公平”、“正义”、“友爱”、“互助”、“安定”、“和谐”。有许多学者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积极成果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例如有学者主张把“人本、公正、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理念；有学者认为，“人为至贵”的主体意识、“和为达道”的美好理想、“生生日新”的更新观念、“自强不息”的能动精神和“止于至善”的道德信念等价值观所蕴涵的精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 （下转第65页）（上接第59页）有学者认为，应加强以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的批判继承，包括以儒家为主导的道德伦理价值，以天人合一、礼乐共进为内容的超越性神圣价值，崇尚自然、追求平等、谦逊、退让的道学价值，悲智双运、慈悲为怀的佛学价值等，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还有学者认为应该把中国古代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规范（科学、务实、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文明、环保、和谐、和平等）结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这些主张和看法体现了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日益蔓延的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忧虑，及对社会和谐、国家富强的强烈热望。但是，在这些主张中，普遍存在着没有按照普遍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原则进行选择和确定价值规范的缺陷，也没有把“应然”的状态与实现“应然”状态所需要的价值原则和规范区别开来。站在中华民族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时代背景下，按照普遍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我们是否可以把独立（源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自强（源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个性的平等（源于“人皆可以为尧舜”）和自由（源于“率性之谓道”）及博爱（源于仁）、守法和讲原则（源于礼与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规范呢？
参考文献：
[1]吴潜涛.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
[N].人民日报，2007-02-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453.
[3]赵峰.提升软实力的文化战略[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2008，（1）.
[4]钱宇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综述[J].
探索与争鸣，2010，（9）.
[5]孙正聿.孙正聿讲演录[M].长春出版社，2011：30.
[6]董德刚.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问题与出路[J].哲学
动态，2011，（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363.
[8]张子礼，邓晓臻.马克思集体思想的文本探究[J].东岳
论丛，2009，（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5.
[10]邓晓臻.“现实的个人”之人本维度及其与历史维度的
关系[J].甘肃理论学刊，2005，（1）；邓晓臻.从权利到
价值：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理念的批判与重建[J].同济大
学学报，2010，（2）.
[11]邓晓臻.评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兼论人生三境
界[J].理论导刊，2011，（3）.
[12]张志丹.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综述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1）；邱仁富.“全国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层学术研讨会”综述[J].哲学动
态，2010，（12）.
[责任编辑：宇 辉]
作者简介：温立武（1964-），男，山东烟台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邓晓臻（1970-），男，安徽宿州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唯物史观和哲学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