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日前指出，斯诺登的处境和其揭露的大规模侵犯隐私权的监控项目，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重要国际人权问题。她同时呼吁各国按《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的规定，向斯诺登提供保护。
　　她认为，“斯诺登事件”提出的国际人权问题至少涉及：1. 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规定，任何个人私生活或通信，都不应成为任意或非法干涉的对象；每个人都有权受到法律保护，免受干涉或攻击。皮莱说，我们必须维护人们对国家不过度检查私人通信的信心。2. 国家安全机构的监控与对其的监督。出于国家安全或打击犯罪需要，国家对少数人在特定时期进行监控是可以理解的。但安全机构如以此为借口，不受有效监督，随意扩大监控，就可能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权。3. 对揭密者的保护。公众享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但仅靠“授权发布”的信息，无法有效行使这一权利。“斯诺登事件”凸显了保护揭密者的必要。各国法律应有保护揭密者的规定，让揭密者不必担心遭到报复。事实上，对情报机构侵犯人权行为的揭密，最有可能来自机构内部。这种情况下，揭密真相比不披露真相更符合公共利益。因此，揭密者应该受到保护，免受法律报复和纪律处分。
　　无独有偶。瑞典于默尔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特凡·施瓦尔福斯近日致函奥斯陆诺贝尔奖委员会，提议将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斯诺登。推荐信说，斯诺登“不顾高昂的个人代价，勇敢地揭露了美国政府对全球电子通讯的大规模监控。他为世界更美好、更安定作出了贡献。斯诺登的行为表明，一位普通公民也可挺身捍卫基本自由和权利。像斯诺登那样对自己的责任有清醒认识，并敢站出来揭露美国政府监控计划的人实属罕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斯诺登，也可表明诺贝尔奖委员会维护人权和自由的决心。
　　显然，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许多分辨是非的欧洲人心目中，斯诺登无疑是不顾个人安危，挺身捍卫“普世价值”的英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将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整天挂在嘴上，甚至不惜派军队去别国“捍卫人权”的美国政府，这次却完全表现出另一副嘴脸。斯诺登开始揭密，以行动捍卫“普世价值”以来，美国官方几乎动用了各种外交资源，想将他缉拿，封住其嘴。先要求香港、俄罗斯引渡；接着吊销其护照；再威胁可能接收他避难或途经的国家；继而不顾国际法，要法、意、葡、西等国“迫降”玻利维亚总统座机。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面对斯诺登的境遇，自诩是民主、人权发源地的欧洲竟集体失语。对斯诺登的冷漠，令人发指。
　　面对美国的施压，普京总统更是直言指出，斯诺登滞留俄是美“一手造成的”，是美国的压力害得没有国家敢收留他。俄不想留斯诺登的意思，溢于言表。
　　迄今虽有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愿意接收斯诺登。但至少有两个因素让他不敢动弹：一是他没有有效身份证件，没法离开莫斯科机场；二是莫斯科没有直飞上述三国的航班，必须经第三国转机。鉴于有关国家在美国压力下，连总统座机都敢“拦截”的事实，一旦他离开莫斯科，真没人能担保他如愿抵达目的国。眼下，接受“闭嘴”条件，换取在俄“暂栖”，已是唯一选择。
　　斯诺登的贡献有目共睹。不仅因为他揭密的材料，有助于世界认清一个真实的美国；他揭密后的境遇，美国穷追猛打、欧洲集体失声、俄罗斯的无奈……也再一次告诉世人，当“普世价值”与“本国利益”相左时，民主与人权就会一文不值。斯诺登这类揭密“英雄”成“叛徒”的故事，此前就有，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