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人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蒋介石，总是阴险狡狯、专横跋扈、道貌岸然的样子，可他在批阅公务文书时，也常常不乏幽默风趣。有一次，国民党有个部门拟定了一份“抗战胜利后之建军计划”，呈送蒋介石审阅。因文字过于冗长，蒋无时间细看，便随手批了“我非字纸篓”五个大字发还。又有一次，有位部长签发一份公文，因时间紧急，来不及在公文上签名，只盖了一个私章即飞送蒋介石审阅。偏偏这个私章刻的是钟鼎文，形状像一条鱼，蒋介石认不得，于是抓起笔在公文上批下“我非考古家”发还。还有一次，军政部呈送一份公文给蒋介石审阅，误把当时的国民党宁夏省省主席马鸿逵写成青海省主席，并把马鸿逵错为“马鸿達(达)”。蒋介石看后提笔批道：“马鸿逵写成马鸿達，情有可原；宁夏主席错为青海主席，足见办事糊涂也。”〔1〕
另据2004年6月15日《羊城晚报》刊文介绍，清末民初时期的反动军阀、时称吴大帅的吴佩孚，在批阅公务文书时，也不时冒出一些意外之举。有一次，某熟人托关系写信给主政直鲁豫的吴佩孚，想到河南谋个县长干干。报告呈上，吴佩孚批曰：“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过错，竟要这样的庸人来祸害他们，从而彻底断绝了他的念头。又有一次，某哥们经政要介绍拟了自荐书，要求吴佩孚任命他当旅长。自荐书大谈理想、抱负和志向，然后言归正传，说是“愿为前驱，功成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云云。吴佩孚批示：“且先种树。”对这等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的跑官要官者，吴佩孚的这道批示既幽默风趣又很有针对性。
二
苏轼一生虽然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元丰二年（1079），苏轼改任湖州知州，到任不久，即因“乌台诗案”而被捕。在被押往京城审理时，亲友们哭泣送别，相对无语。在这种前途未卜的生死关头，苏轼却给大家讲了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宋真宗东封泰山后，到处寻访天下的隐士，有一个叫杨朴的颇有诗名，可召见之后，他却说自己不会做诗。宋真宗问他：“临行的时候，可有人写诗送你?”杨朴回答：“只有我的小妾送了一首：‘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2〕真宗听了大笑，当即放他归隐山林。你难道不能学学杨朴的小妾，也写首诗送我吗？苏轼把这个故事一说，送行的人就破涕为笑了。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当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由于政见不同，得罪了王安石，此后数年苏轼不得不出任地方官职，开始为杭州通判，后来先后出任密州、徐州和湖州知州。
就在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之前，有一位别号“九尾野狐”的营妓向官府提出申请，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请求脱离营妓名籍，成为良家妇女。营妓是古代娼妓之一种。唐宋时，娼妓是官府经营的事业，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列入另册，如想脱离娼妓名籍，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唐宋时的娼妓可大致分为这样几种：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以及盛会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营妓，又称之为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家妓，是指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由此可见，娼妓并非全是卖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官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出卖肉体是违法的。苏轼当时只是杭州的临时负责人，新领导马上就会到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此事推给新领导处理，但他是个乐天派，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份有趣的请示后，提起笔来就批示道：“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同意其从良的请求。这里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汉京兆尹张敞的故事：因受一个案子的牵连，张敞被人弹劾，即将去职。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却说：你只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就私自回家睡觉去了。张敞非常生气，马上派人将絮舜拘押起来，说：五日京兆又怎么样？说完就把絮舜杀了〔3〕。苏轼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是说我虽然是个临时负责人并即将去职，但还是有权批准你的从良请求的。这个批示确实非常有趣。
更有趣的是，别号“九尾野狐”的请示刚刚批下去，差不多同样内容的另一份请示马上又递到了苏轼这位代理官员的手上。这回提出从良嫁人请求的营妓名叫周生，是当时杭州城长得最漂亮技艺也最佳的营妓。如果说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苏轼可以不留，那么，要放走色艺俱佳的周生，苏轼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考虑了，因为周生是业务骨干，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动，都得靠她撑台面，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随便放走呢？所以苏轼在她的请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4〕
一判从良，脱离营籍；一判不允，仍操旧业，这本来就要让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还是苏轼在批示中引用的这两个典故，真是太幽默太风趣了！
“慕周南之化”典出《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空冀北之群”典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语“群空冀北”就由此而来。苏轼巧妙地借用这两个典故，是说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这种色艺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难得的人才，似乎不应该这么早就脱离营妓名籍、从良嫁人。再说，放你走了，杭州的艺术团体以后就缺少能够撑台面的艺人，所以我不宜批准你的请求，请你原谅和理解。
苏轼的批示，既幽默风趣，又合情合理；既充满人情味，又不失原则分寸，难怪欧阳修要说他“敏捷善谑如此”〔5〕。
三
闽国为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其始祖王潮为河南固始县人。公元893年，王潮攻占福州，唐朝任命他为福建观察使。896年，唐朝升福建为威武军，任命王潮为节度使。次年，王潮病死，弟王审知继任，后加同平章事，封琅琊王。后梁建立，王审知称臣。909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其国即为后世所称的闽国。
王审知统治福建三十年。在此期间，他注意节俭，礼贤下士，又广泛收揽由北方入闽的衣冠士人，并广招蛮夷商贾，因此一境安然。王审知死后，其子孙争权夺位，互相残杀，福建大乱。先是建州（今建瓯）刺史王延禀与泉州刺史王延钧兄弟两人联合发兵攻入福州城，杀死哥哥王延翰。王延钧主政福州后，其兄王延禀再次发兵进攻福州，兵败被杀。933年，王延钧在福州称帝，是为闽惠宗。两年后，他的儿子王继鹏发动宫廷政变，杀死父亲王延钧。王继鹏即位后，改名昶，是为闽康宗。
王昶杀父夺位后，册封小妾李春燕为贤妃，把妻子梁国夫人李氏冷落一边。李春燕好淫献媚，善伺主意，王昶非常宠爱她，两人坐必同席，行必同车，春燕所言，王昶无不听从。王昶又相信迷信，大兴土木，修建白龙寺、三清殿，还用几千斤黄金铸成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塑像，置于三清殿，每天早晨亲去祷告。王昶挥金如土，费用不足就增加苛捐杂税，直闹得民怨沸腾，众叛亲离。
闽国内宣徽使、参政事叶翘学识渊博，为人质朴正直。王昶还是福王时，他父亲闽惠宗就把叶翘派到他身边工作，王昶也用师傅的礼遇对待叶翘，多方面得到叶翘的帮助和教益，宫中上下都称叶翘为“国翁”。王昶继承王位后，却不再与叶翘商量工作，把国家大事抛到一边，整天毫无节制甚至通宵达旦饮酒作乐。他又猜忌宗室、大将，滥杀无辜。叶翘非常失望，于是心生退意。从此后，王昶便又疏远了叶翘，叶翘却没有意识到。没过多久，叶翘因其他事情上书进谏，王昶就在他的谏书末尾批示道：“春色曾看紫陌头，乱红飞尽不禁愁。人情自厌芳华歇，一叶随风落御沟。”〔6〕叶翘看了后，知道王昶已经彻底讨厌自己了，于是再次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这次，王昶没有挽留，当即同意叶翘回到他自己的老家永泰县去〔7〕。叶翘一走，王昶马上册立李春燕为皇后，原配李氏则被废为平民。叶翘后来在老家寿终正寝，无德之君王昶则在四年后被部将杀死。叶翘能够及早离开权力和是非之地，并非不是一件幸事。
王昶并不是诗人，但他写在叶翘谏书上的这道批示，却是一首有趣的七言诗。在这短短的二十八个字里，他不仅坦诚明白地说明了自己为什么喜新厌旧的原因，而且十分巧妙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叶翘的失望厌烦之意，可以说是一首文义俱佳的七言诗。正因如此，《全唐诗》才将其收录下来了，题目是《批叶翘谏书纸尾》。这也是《全唐诗》收录王昶的唯一的一首诗。
四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她曾经搞了一份关于建言十二事的文件，作为施政纲领，其中第六、七事就分别为“广言路”、“杜谗口”。为了充分让人说话，垂拱二年（686）三月，武则天又命“铸铜为匦”，设在朝堂上，鼓励臣民上书言事。
但是，对于那些人品低劣、举止无聊、心怀歹意、吹毛求疵的人递上来的小报告之类，武则天却是另外一种态度。
如意（长寿）元年（692）五月，武则天下令全国禁止屠杀牲畜及捕捞鱼虾。禁屠禁捕令颁布后，朝廷狠抓落实，专门派出御史巡查监督此事。御史彭先觉就是主管巡逻事宜的官员之一。有一天，定鼎门外倒翻了一辆草车，藏在其中的两只被杀的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可是一件违犯法令的大事，守门官员立即报告了御史台。作为专门巡查监督此事的官员，彭先觉既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不深入细致调查了解情况，查明事件真相，却把责任往别人身上一推了事。他在弹劾刘缅的文书中说：“宫合尉刘缅是负责屠宰的官员，却没有觉察到这件事，应该惩罚他吃一顿棍棒。羊肉则送给尚书省的官员们吃。”刘缅听说自己被弹劾后，很害怕，赶忙做了一条裤裆加厚的裤子等着打屁股。所幸的是，武则天非常英明，没有被彭先觉牵着鼻子走，第二天，她就在彭先觉的奏疏上批示说：“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缅，勿须。其肉乞缅吃却。”〔8〕批文公布后，满朝文武官员无不拍手称快，彭先觉因此感到无脸见人。此后，彭先觉就被改换了工作，专门饲养和训练鹦鹉。
五
明世宗嘉靖年间，任佃从御史被贬为江陵知县，偶尔有公文给邻县知县，总是称：“某人即将如何，某事即将如何。”邻县知县忍受不了，就在他的来文末端批语答复他说：“即将即将又是即将，即将二字好难承当，传话给江陵任大官人，如今再也不是御史大人了！”任佃看罢默然无语〔9〕。
然而，在古代，放不下身份继续端架子、打官腔，或说不能完成角色转换，批复公文时犯措辞过当的错误，从而闹出笑话甚至挨批评的，远不止任佃一人。如清朝嘉庆年间担任湖广总督的吴熊光就是这样一个人。为此，嘉庆皇帝于1804年7月18日特意下文批评他说：“吴熊光自简用湖广总督以来，朕即闻其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辞过当。因其在军机章京年久，拟写谕旨，于训饬之语习以为常，率意书写。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即使属员偶有过失，亦应明白开导，何至动遭呵斥，竟与拟写谕旨相似？亦非体制。若云该督曾在军机行走，则军机章京中如勒保、方维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简放外任，并未闻伊等于属员批禀有似吴熊光措辞过当之处。嗣后该督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10〕
吴熊光是嘉庆六年（1801）升任湖广总督的。而从他担任湖广总督起，嘉庆皇帝就不断听到下面反映他的问题，说他“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辞过当”。开头，嘉庆皇帝确实认为他长期在军机处工作，代皇帝拟写谕旨，因而养成了固定的用语习惯，且他本人又不注意这些问题，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一直原谅了他。想不到三年过去了，吴熊光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官气越来越严重，官腔越打越厉害，忍无可忍的嘉庆皇帝才于一封告状信上批了这么一段话，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顿，要他以后“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嘉庆皇帝这一批示，不仅近似白话，非常好懂，而且把一个官气十足、盛气凌人的官僚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了，读来确实非常有趣。
注释：
〔1〕《新闻世界》，1993年第2期。
〔2〕《东坡志林》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页。
〔3〕《汉书·张敞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23页。
〔4〕〔5〕欧阳修：《渑水燕谈录》卷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
〔6〕《全唐诗》卷八，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27页。
〔7〕《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37页。
〔8〕张鷟：《朝野佥载》补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3页。
〔9〕《古今谭概·颜甲部第十八》，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10〕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页。
人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蒋介石，总是阴险狡狯、专横跋扈、道貌岸然的样子，可他在批阅公务文书时，也常常不乏幽默风趣。有一次，国民党有个部门拟定了一份“抗战胜利后之建军计划”，呈送蒋介石审阅。因文字过于冗长，蒋无时间细看，便随手批了“我非字纸篓”五个大字发还。又有一次，有位部长签发一份公文，因时间紧急，来不及在公文上签名，只盖了一个私章即飞送蒋介石审阅。偏偏这个私章刻的是钟鼎文，形状像一条鱼，蒋介石认不得，于是抓起笔在公文上批下“我非考古家”发还。还有一次，军政部呈送一份公文给蒋介石审阅，误把当时的国民党宁夏省省主席马鸿逵写成青海省主席，并把马鸿逵错为“马鸿達(达)”。蒋介石看后提笔批道：“马鸿逵写成马鸿達，情有可原；宁夏主席错为青海主席，足见办事糊涂也。”〔1〕
另据2004年6月15日《羊城晚报》刊文介绍，清末民初时期的反动军阀、时称吴大帅的吴佩孚，在批阅公务文书时，也不时冒出一些意外之举。有一次，某熟人托关系写信给主政直鲁豫的吴佩孚，想到河南谋个县长干干。报告呈上，吴佩孚批曰：“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过错，竟要这样的庸人来祸害他们，从而彻底断绝了他的念头。又有一次，某哥们经政要介绍拟了自荐书，要求吴佩孚任命他当旅长。自荐书大谈理想、抱负和志向，然后言归正传，说是“愿为前驱，功成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云云。吴佩孚批示：“且先种树。”对这等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的跑官要官者，吴佩孚的这道批示既幽默风趣又很有针对性。
二
苏轼一生虽然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元丰二年（1079），苏轼改任湖州知州，到任不久，即因“乌台诗案”而被捕。在被押往京城审理时，亲友们哭泣送别，相对无语。在这种前途未卜的生死关头，苏轼却给大家讲了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宋真宗东封泰山后，到处寻访天下的隐士，有一个叫杨朴的颇有诗名，可召见之后，他却说自己不会做诗。宋真宗问他：“临行的时候，可有人写诗送你?”杨朴回答：“只有我的小妾送了一首：‘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2〕真宗听了大笑，当即放他归隐山林。你难道不能学学杨朴的小妾，也写首诗送我吗？苏轼把这个故事一说，送行的人就破涕为笑了。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当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由于政见不同，得罪了王安石，此后数年苏轼不得不出任地方官职，开始为杭州通判，后来先后出任密州、徐州和湖州知州。
就在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之前，有一位别号“九尾野狐”的营妓向官府提出申请，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请求脱离营妓名籍，成为良家妇女。营妓是古代娼妓之一种。唐宋时，娼妓是官府经营的事业，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列入另册，如想脱离娼妓名籍，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唐宋时的娼妓可大致分为这样几种：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以及盛会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营妓，又称之为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家妓，是指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由此可见，娼妓并非全是卖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官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出卖肉体是违法的。苏轼当时只是杭州的临时负责人，新领导马上就会到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此事推给新领导处理，但他是个乐天派，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份有趣的请示后，提起笔来就批示道：“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同意其从良的请求。这里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汉京兆尹张敞的故事：因受一个案子的牵连，张敞被人弹劾，即将去职。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却说：你只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就私自回家睡觉去了。张敞非常生气，马上派人将絮舜拘押起来，说：五日京兆又怎么样？说完就把絮舜杀了〔3〕。苏轼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是说我虽然是个临时负责人并即将去职，但还是有权批准你的从良请求的。这个批示确实非常有趣。
更有趣的是，别号“九尾野狐”的请示刚刚批下去，差不多同样内容的另一份请示马上又递到了苏轼这位代理官员的手上。这回提出从良嫁人请求的营妓名叫周生，是当时杭州城长得最漂亮技艺也最佳的营妓。如果说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苏轼可以不留，那么，要放走色艺俱佳的周生，苏轼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考虑了，因为周生是业务骨干，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动，都得靠她撑台面，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随便放走呢？所以苏轼在她的请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4〕
一判从良，脱离营籍；一判不允，仍操旧业，这本来就要让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还是苏轼在批示中引用的这两个典故，真是太幽默太风趣了！
“慕周南之化”典出《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空冀北之群”典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语“群空冀北”就由此而来。苏轼巧妙地借用这两个典故，是说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这种色艺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难得的人才，似乎不应该这么早就脱离营妓名籍、从良嫁人。再说，放你走了，杭州的艺术团体以后就缺少能够撑台面的艺人，所以我不宜批准你的请求，请你原谅和理解。
苏轼的批示，既幽默风趣，又合情合理；既充满人情味，又不失原则分寸，难怪欧阳修要说他“敏捷善谑如此”〔5〕。
三
闽国为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其始祖王潮为河南固始县人。公元893年，王潮攻占福州，唐朝任命他为福建观察使。896年，唐朝升福建为威武军，任命王潮为节度使。次年，王潮病死，弟王审知继任，后加同平章事，封琅琊王。后梁建立，王审知称臣。909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其国即为后世所称的闽国。
王审知统治福建三十年。在此期间，他注意节俭，礼贤下士，又广泛收揽由北方入闽的衣冠士人，并广招蛮夷商贾，因此一境安然。王审知死后，其子孙争权夺位，互相残杀，福建大乱。先是建州（今建瓯）刺史王延禀与泉州刺史王延钧兄弟两人联合发兵攻入福州城，杀死哥哥王延翰。王延钧主政福州后，其兄王延禀再次发兵进攻福州，兵败被杀。933年，王延钧在福州称帝，是为闽惠宗。两年后，他的儿子王继鹏发动宫廷政变，杀死父亲王延钧。王继鹏即位后，改名昶，是为闽康宗。
王昶杀父夺位后，册封小妾李春燕为贤妃，把妻子梁国夫人李氏冷落一边。李春燕好淫献媚，善伺主意，王昶非常宠爱她，两人坐必同席，行必同车，春燕所言，王昶无不听从。王昶又相信迷信，大兴土木，修建白龙寺、三清殿，还用几千斤黄金铸成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塑像，置于三清殿，每天早晨亲去祷告。王昶挥金如土，费用不足就增加苛捐杂税，直闹得民怨沸腾，众叛亲离。
闽国内宣徽使、参政事叶翘学识渊博，为人质朴正直。王昶还是福王时，他父亲闽惠宗就把叶翘派到他身边工作，王昶也用师傅的礼遇对待叶翘，多方面得到叶翘的帮助和教益，宫中上下都称叶翘为“国翁”。王昶继承王位后，却不再与叶翘商量工作，把国家大事抛到一边，整天毫无节制甚至通宵达旦饮酒作乐。他又猜忌宗室、大将，滥杀无辜。叶翘非常失望，于是心生退意。从此后，王昶便又疏远了叶翘，叶翘却没有意识到。没过多久，叶翘因其他事情上书进谏，王昶就在他的谏书末尾批示道：“春色曾看紫陌头，乱红飞尽不禁愁。人情自厌芳华歇，一叶随风落御沟。”〔6〕叶翘看了后，知道王昶已经彻底讨厌自己了，于是再次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这次，王昶没有挽留，当即同意叶翘回到他自己的老家永泰县去〔7〕。叶翘一走，王昶马上册立李春燕为皇后，原配李氏则被废为平民。叶翘后来在老家寿终正寝，无德之君王昶则在四年后被部将杀死。叶翘能够及早离开权力和是非之地，并非不是一件幸事。
王昶并不是诗人，但他写在叶翘谏书上的这道批示，却是一首有趣的七言诗。在这短短的二十八个字里，他不仅坦诚明白地说明了自己为什么喜新厌旧的原因，而且十分巧妙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叶翘的失望厌烦之意，可以说是一首文义俱佳的七言诗。正因如此，《全唐诗》才将其收录下来了，题目是《批叶翘谏书纸尾》。这也是《全唐诗》收录王昶的唯一的一首诗。
四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她曾经搞了一份关于建言十二事的文件，作为施政纲领，其中第六、七事就分别为“广言路”、“杜谗口”。为了充分让人说话，垂拱二年（686）三月，武则天又命“铸铜为匦”，设在朝堂上，鼓励臣民上书言事。
但是，对于那些人品低劣、举止无聊、心怀歹意、吹毛求疵的人递上来的小报告之类，武则天却是另外一种态度。
如意（长寿）元年（692）五月，武则天下令全国禁止屠杀牲畜及捕捞鱼虾。禁屠禁捕令颁布后，朝廷狠抓落实，专门派出御史巡查监督此事。御史彭先觉就是主管巡逻事宜的官员之一。有一天，定鼎门外倒翻了一辆草车，藏在其中的两只被杀的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可是一件违犯法令的大事，守门官员立即报告了御史台。作为专门巡查监督此事的官员，彭先觉既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不深入细致调查了解情况，查明事件真相，却把责任往别人身上一推了事。他在弹劾刘缅的文书中说：“宫合尉刘缅是负责屠宰的官员，却没有觉察到这件事，应该惩罚他吃一顿棍棒。羊肉则送给尚书省的官员们吃。”刘缅听说自己被弹劾后，很害怕，赶忙做了一条裤裆加厚的裤子等着打屁股。所幸的是，武则天非常英明，没有被彭先觉牵着鼻子走，第二天，她就在彭先觉的奏疏上批示说：“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缅，勿须。其肉乞缅吃却。”〔8〕批文公布后，满朝文武官员无不拍手称快，彭先觉因此感到无脸见人。此后，彭先觉就被改换了工作，专门饲养和训练鹦鹉。
五
明世宗嘉靖年间，任佃从御史被贬为江陵知县，偶尔有公文给邻县知县，总是称：“某人即将如何，某事即将如何。”邻县知县忍受不了，就在他的来文末端批语答复他说：“即将即将又是即将，即将二字好难承当，传话给江陵任大官人，如今再也不是御史大人了！”任佃看罢默然无语〔9〕。
然而，在古代，放不下身份继续端架子、打官腔，或说不能完成角色转换，批复公文时犯措辞过当的错误，从而闹出笑话甚至挨批评的，远不止任佃一人。如清朝嘉庆年间担任湖广总督的吴熊光就是这样一个人。为此，嘉庆皇帝于1804年7月18日特意下文批评他说：“吴熊光自简用湖广总督以来，朕即闻其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辞过当。因其在军机章京年久，拟写谕旨，于训饬之语习以为常，率意书写。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即使属员偶有过失，亦应明白开导，何至动遭呵斥，竟与拟写谕旨相似？亦非体制。若云该督曾在军机行走，则军机章京中如勒保、方维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简放外任，并未闻伊等于属员批禀有似吴熊光措辞过当之处。嗣后该督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10〕
吴熊光是嘉庆六年（1801）升任湖广总督的。而从他担任湖广总督起，嘉庆皇帝就不断听到下面反映他的问题，说他“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辞过当”。开头，嘉庆皇帝确实认为他长期在军机处工作，代皇帝拟写谕旨，因而养成了固定的用语习惯，且他本人又不注意这些问题，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一直原谅了他。想不到三年过去了，吴熊光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官气越来越严重，官腔越打越厉害，忍无可忍的嘉庆皇帝才于一封告状信上批了这么一段话，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顿，要他以后“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嘉庆皇帝这一批示，不仅近似白话，非常好懂，而且把一个官气十足、盛气凌人的官僚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了，读来确实非常有趣。
注释：
〔1〕《新闻世界》，1993年第2期。
〔2〕《东坡志林》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页。
〔3〕《汉书·张敞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23页。
〔4〕〔5〕欧阳修：《渑水燕谈录》卷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
〔6〕《全唐诗》卷八，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27页。
〔7〕《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37页。
〔8〕张鷟：《朝野佥载》补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3页。
〔9〕《古今谭概·颜甲部第十八》，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10〕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