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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无辕而不行，人无信则不立。”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这样一条关乎诚信道德的价值格言，曾一度被经济利益所取代，淹没在纸醉金迷的幻影里，近乎销声匿迹。
时至今日，映衬着GDP飞速增长的背景，长久以来诚信缺失留下的隐患如雨后春笋般集中凸显，上演了一出出尴尬的闹剧或悲剧。面对社会各界纷纷发出的重建道德体系的呼唤，我们又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去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象牙塔中的诚信畅想
有人说大学校园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也有人认为那是一个可以映射外界林林总总的小型社会，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2011年12月1日，福建江夏学院的生活区内搭起了两顶帐篷，一个无人经营的诚信小店在开办者“用诚心换取诚信”的标语中正式开张。没有监控，没有“偷一罚十”的警示，店内除陈设的商品外，只有两只写着大大诚信字样的投币箱，用以盛放光顾者购买商品后自觉留下的钱款。
据了解，诚信小店的经营者为该校经贸学院的一支学生创业团队，主要负责人徐良明还是一名刚上大二的在校生。在采访中，徐良明向笔者坦言，开办诚信小店的创意灵感，来源于校方长久以来向学生灌输的诚信教育，此时正值期末，“诚信应考”成为校园内的宣传主题。而徐良明觉得，就诚信的培养而言，“口号宣传终觉浅”，希望通过诚信小店这种完全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经营理念，将信任传播给每一位光临小店的人，从而唤起大家内心深处对诚信的认同。
由于经营者多为学生，精力有限，诚信小店在2011年的圣诞节前暂时歇业，忙于应考的创业团队成员表示将在寒假后继续经营。负责诚信小店货物盘点及收益统计的团队成员江水城告诉笔者，在诚信小店经营的时间里，每天销售商品的总价与投币箱里的钱款数额都基本一致，有一天盘点货物，出现少了几块钱的情况，后来又出现钱多出来的现象，想是有人因没有零钱等原因，暂时拿走了商品，后又将钱补上了。
据徐良明介绍，因诚信小店内没有“找零”服务，因此来诚信小店消费，需自备零钱，原则上如购买者急需此项商品，也可以先把商品拿走，等有零钱时再将钱款补齐。
诚信小店不可复制
关于徐良明等人开办诚信小店的大胆尝试，很多人认为，与其说这是一次新商业经营模式的探索，倒不如说是一次诚信测试来得贴切。参与者郑焕杰在团队中主要担任进货工作，据他介绍，诚信小店中经营的物品单价在几元至几十元钱之间，最高不过30元，主要以学生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这其中固然有开办者团队的创业经费局限，但更多也是出于商品的安全考虑。诚信小店刚刚开业，尚在探索过程中，单价过高的商品意味着更高的经营风险，一旦有人违背诚信拿走商品，团队也将面临较大的经济损失。
尽管如此，团队主要负责人徐良明仍旧提出畅想，希望将这种毫无监管全凭自觉的诚信经营模式向整个大学城的8所高校推广。首先在大学生中获得认同，再改变经营形式，以在公交车站设立无人监管投币报刊点等做法，将这种自觉付款的诚信经营向社会普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沈杰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指出，学生们开办诚信小店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宣传诚信，人人有责。但鉴于此小店的多种特殊性，要将这种模式推广，恐怕并不可取。在沈杰看来，开办诚信小店的学生们是希望用一个简单的小测试，来证明一个关乎多项社会制度建设的大命题。这样的测验犹如管中窥豹，固然可对大学生的整体诚信素养有一定了解，但要以校园环境中几十元的交易诚信，来试图证明社会范围内方方面面的诚信状况，这样似乎太过片面。
沈杰指出：诚信小店开在校园中，这首先决定了可能光顾此小店的顾客群体多为本校学生，在小店门前的一些标语中，学生们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场为宣传倡导诚信而创立的项目，从而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监督机制，每个购买者都觉得自己在经受一场测试，在此情况下，人的表现就不完全是自然状态下的本能流露。因此，这样的诚信，与真实的诚信尚有一定不同。如果在一个自然的消費环境中，让消费者没有经受测试与考验的感觉，那么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再者小店中商品单价很低，不足以构成让消费者违背道德的诱因。
在现实社会中，地铁有探头、超市有磁感系统，即使是一些自助投币性质的贩售机，也都是采用先投币再出货的交易方式，来保证交易安全，不可能做到毫无监管。对于诚信小店这种无任何防范措施，全凭购买者自觉的经营模式，沈杰坦言，这样的想法有些超越社会现实，在当下社会，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这种全凭自觉且不用承担任何违约成本的交易模式也不可能实现。况且基于诚信小店无人找零，对于一些商品细节也无处咨询的现实情况，这样的模式也显得十分不成熟，不便在社会范围内大面积推广。
勿以诚小而不屑
学生们开办诚信小店的做法，虽略显稚嫩，但却并不幼稚。江夏学院经贸系党政办负责人官柯，以一名教育者的身份，下了这样的定义。
作为诚信小店的校方支持者，从诚信小店的想法初步形成，到后期的场地选择及宣传工作，官柯都为开办小店的学生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正因如此，在诚信小店开办初期，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在这种学校无偿提供场地、无偿借用帐篷等开店用品，学生们仅仅投入了几百元用于进货的诚信项目中，其符合商业规则之处到底有多少？怎么能以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诚信呢？”
作为一名步入社会的成年人，官柯深知仅凭一个校园里的诚信小店经营状况，来试图证明全社会的诚信度，是不可取的。但他更愿意将诚信小店的出现，视作一次关于诚信教育的大胆尝试，一次让学生们亲身体验诚信交易的过程。对于学生来说，也许这样的一次经历，要比十次诚信宣讲更具效果。
官柯认为，诚信意识的培养，应该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教育、学校培养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江夏学院作为一所高校，通过诚信宣讲和诚信小店等方式，教育学生恪守诚信的道德底线，正是校方站在教育者的角度，为建设诚信社会所做的贡献。但诚信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大命题，不同的历史时期，诚信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古代所倡导的路不拾遗精神，现今已发展为经济社会中的商业诚信，法制社会下的制度透明。因此，关于诚信的教育，也是一个长期且与时俱进的任务，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努力。
诚信小店虽不能从本质上解决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但对于学生的道德培养而言，也是一种点滴入微的感化，滴水穿石，如果学生们能够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体验到类似这样的诚信氛围，那么对于全社会的诚信培养，也是一项有力的推动。
在对诚信小店开办成员张贤贵的采访中，笔者问及：如果诚信小店的东西出现大量的丢失，会不会成为诚信宣传的反例，从而引发负面效应。张表示，自己相信同学们的素质，但在开店之前，也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现在事实证明，同学们的素质并没让自己失望。应该说人都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受到哪一方面的引导更多。诚信小店“用诚心换取诚信”的标语，打动了光临小店的绝大多数人，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江夏学院经贸系的负责人表示，作为一个与商业有关的院系，多年来，校方一直积极致力于学生诚信意识的培养，并且在贫困助学金、奖学金等项目的评选上，也采取有效的人际监督形式，鼓励学生互相监督、举报，杜绝学生通过弄虚作假等形式获得学校颁发的各项基金。在这种有效的监督机制下，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同时也使诚信理念深入人心，既培养了学生们的诚信素质，也使学生有了充分行使自身监督权利的意识。这种制度放大到社会中，就是大家目前普遍呼吁的信息公开化问题。
诚信的缺失与重建
在全国各地接二连三的“彭宇案”中，人们陷入了“扶与不扶”的纠结，在“小悦悦”事件与尔玛公司员工上演的“救孕妇”闹剧里，社会出现了“信与不信”的矛盾，“郭美美”的红商会经理头衔，让公众开始思考“捐与不捐”的问题，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们无奈，只因没法选择“吃与不吃”。在一场场因道德滑坡而引发的悲剧中，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正如一个主权沦陷的国家迫切需要独立，一个贫瘠的国家急需发展经济一样，现阶段的中国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一套适应经济社会的诚信体系。在沈杰看来，诚信缺失问题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体现，是中国社会现阶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沈杰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30多年的时间发展经济，才有了今天的市场繁荣。同理，诚信意识的提高也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人们过多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的核心目标上，社会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偏移。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中，社会涉及到从农业向工业、从习俗向法理及从封闭向开放等多方面、多角度的转型。这样的转型过程，造成一些社会矛盾的突出，包括发展经济所带来的信任危机问题。
“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流动，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亲戚、同乡间的人际信任关系，在这种传统信任逐渐走向没落的社会条件下，迫切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任模式，即：制度信任。”
诚信建立固然需要正面的宣传与激励，如诚信小店打出的“用诚心换取诚信”标语一样，但在面对巨大经济利益所帶来的诱惑时，社会则更需要一种公开的监督和有力的惩罚机制。
采访中，沈杰再三强调：“制度是否公开透明是决定社会诚信与否的关键。真正公正的制度是无例外的制度，如果少数人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凌驾于制度之上，那么所谓的制度就沦为了一种玩弄权术的游戏规则，失去了其本身的威严性与震慑力。这样的情况下，每个社会个人崇尚的都是特权，而不是规则。”
西方发达国家健全的法制和成熟的制度，为制度信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沈杰举例：“在西方，几乎没有人会考虑自己所吃的食品是否安全，所用的药品是否达标。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相关检验部门的监管能力。只有在法制不健全、制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公众才会对有关部门出具的检验结果产生怀疑。因此，要重建社会的诚信体系，应首先从政府的各项机制入手，建立普遍透明的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利用网络等公开透明的平台，让公众能够切实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监督体系中，在一种权威公正没有法外开恩的制度里，一种无形的威慑力自然形成，每个公民的行为也都会变得检点。”
官柯老师在接受采访中也谈到，对于全社会的诚信建设，学校应主要担任积极的倡导者的角色，鼓励学生向高素质发展，提高人口诚信上限。而社会则应充分发挥其各项制度的监督职能，严惩违约者，保证人口诚信的下限。两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整体诚信度。
时至今日，映衬着GDP飞速增长的背景，长久以来诚信缺失留下的隐患如雨后春笋般集中凸显，上演了一出出尴尬的闹剧或悲剧。面对社会各界纷纷发出的重建道德体系的呼唤，我们又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去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象牙塔中的诚信畅想
有人说大学校园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也有人认为那是一个可以映射外界林林总总的小型社会，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2011年12月1日，福建江夏学院的生活区内搭起了两顶帐篷，一个无人经营的诚信小店在开办者“用诚心换取诚信”的标语中正式开张。没有监控，没有“偷一罚十”的警示，店内除陈设的商品外，只有两只写着大大诚信字样的投币箱，用以盛放光顾者购买商品后自觉留下的钱款。
据了解，诚信小店的经营者为该校经贸学院的一支学生创业团队，主要负责人徐良明还是一名刚上大二的在校生。在采访中，徐良明向笔者坦言，开办诚信小店的创意灵感，来源于校方长久以来向学生灌输的诚信教育，此时正值期末，“诚信应考”成为校园内的宣传主题。而徐良明觉得，就诚信的培养而言，“口号宣传终觉浅”，希望通过诚信小店这种完全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经营理念，将信任传播给每一位光临小店的人，从而唤起大家内心深处对诚信的认同。
由于经营者多为学生，精力有限，诚信小店在2011年的圣诞节前暂时歇业，忙于应考的创业团队成员表示将在寒假后继续经营。负责诚信小店货物盘点及收益统计的团队成员江水城告诉笔者，在诚信小店经营的时间里，每天销售商品的总价与投币箱里的钱款数额都基本一致，有一天盘点货物，出现少了几块钱的情况，后来又出现钱多出来的现象，想是有人因没有零钱等原因，暂时拿走了商品，后又将钱补上了。
据徐良明介绍，因诚信小店内没有“找零”服务，因此来诚信小店消费，需自备零钱，原则上如购买者急需此项商品，也可以先把商品拿走，等有零钱时再将钱款补齐。
诚信小店不可复制
关于徐良明等人开办诚信小店的大胆尝试，很多人认为，与其说这是一次新商业经营模式的探索，倒不如说是一次诚信测试来得贴切。参与者郑焕杰在团队中主要担任进货工作，据他介绍，诚信小店中经营的物品单价在几元至几十元钱之间，最高不过30元，主要以学生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这其中固然有开办者团队的创业经费局限，但更多也是出于商品的安全考虑。诚信小店刚刚开业，尚在探索过程中，单价过高的商品意味着更高的经营风险，一旦有人违背诚信拿走商品，团队也将面临较大的经济损失。
尽管如此，团队主要负责人徐良明仍旧提出畅想，希望将这种毫无监管全凭自觉的诚信经营模式向整个大学城的8所高校推广。首先在大学生中获得认同，再改变经营形式，以在公交车站设立无人监管投币报刊点等做法，将这种自觉付款的诚信经营向社会普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沈杰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指出，学生们开办诚信小店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宣传诚信，人人有责。但鉴于此小店的多种特殊性，要将这种模式推广，恐怕并不可取。在沈杰看来，开办诚信小店的学生们是希望用一个简单的小测试，来证明一个关乎多项社会制度建设的大命题。这样的测验犹如管中窥豹，固然可对大学生的整体诚信素养有一定了解，但要以校园环境中几十元的交易诚信，来试图证明社会范围内方方面面的诚信状况，这样似乎太过片面。
沈杰指出：诚信小店开在校园中，这首先决定了可能光顾此小店的顾客群体多为本校学生，在小店门前的一些标语中，学生们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场为宣传倡导诚信而创立的项目，从而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监督机制，每个购买者都觉得自己在经受一场测试，在此情况下，人的表现就不完全是自然状态下的本能流露。因此，这样的诚信，与真实的诚信尚有一定不同。如果在一个自然的消費环境中，让消费者没有经受测试与考验的感觉，那么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再者小店中商品单价很低，不足以构成让消费者违背道德的诱因。
在现实社会中，地铁有探头、超市有磁感系统，即使是一些自助投币性质的贩售机，也都是采用先投币再出货的交易方式，来保证交易安全，不可能做到毫无监管。对于诚信小店这种无任何防范措施，全凭购买者自觉的经营模式，沈杰坦言，这样的想法有些超越社会现实，在当下社会，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这种全凭自觉且不用承担任何违约成本的交易模式也不可能实现。况且基于诚信小店无人找零，对于一些商品细节也无处咨询的现实情况，这样的模式也显得十分不成熟，不便在社会范围内大面积推广。
勿以诚小而不屑
学生们开办诚信小店的做法，虽略显稚嫩，但却并不幼稚。江夏学院经贸系党政办负责人官柯，以一名教育者的身份，下了这样的定义。
作为诚信小店的校方支持者，从诚信小店的想法初步形成，到后期的场地选择及宣传工作，官柯都为开办小店的学生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正因如此，在诚信小店开办初期，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在这种学校无偿提供场地、无偿借用帐篷等开店用品，学生们仅仅投入了几百元用于进货的诚信项目中，其符合商业规则之处到底有多少？怎么能以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诚信呢？”
作为一名步入社会的成年人，官柯深知仅凭一个校园里的诚信小店经营状况，来试图证明全社会的诚信度，是不可取的。但他更愿意将诚信小店的出现，视作一次关于诚信教育的大胆尝试，一次让学生们亲身体验诚信交易的过程。对于学生来说，也许这样的一次经历，要比十次诚信宣讲更具效果。
官柯认为，诚信意识的培养，应该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教育、学校培养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江夏学院作为一所高校，通过诚信宣讲和诚信小店等方式，教育学生恪守诚信的道德底线，正是校方站在教育者的角度，为建设诚信社会所做的贡献。但诚信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大命题，不同的历史时期，诚信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古代所倡导的路不拾遗精神，现今已发展为经济社会中的商业诚信，法制社会下的制度透明。因此，关于诚信的教育，也是一个长期且与时俱进的任务，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努力。
诚信小店虽不能从本质上解决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但对于学生的道德培养而言，也是一种点滴入微的感化，滴水穿石，如果学生们能够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体验到类似这样的诚信氛围，那么对于全社会的诚信培养，也是一项有力的推动。
在对诚信小店开办成员张贤贵的采访中，笔者问及：如果诚信小店的东西出现大量的丢失，会不会成为诚信宣传的反例，从而引发负面效应。张表示，自己相信同学们的素质，但在开店之前，也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现在事实证明，同学们的素质并没让自己失望。应该说人都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受到哪一方面的引导更多。诚信小店“用诚心换取诚信”的标语，打动了光临小店的绝大多数人，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江夏学院经贸系的负责人表示，作为一个与商业有关的院系，多年来，校方一直积极致力于学生诚信意识的培养，并且在贫困助学金、奖学金等项目的评选上，也采取有效的人际监督形式，鼓励学生互相监督、举报，杜绝学生通过弄虚作假等形式获得学校颁发的各项基金。在这种有效的监督机制下，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同时也使诚信理念深入人心，既培养了学生们的诚信素质，也使学生有了充分行使自身监督权利的意识。这种制度放大到社会中，就是大家目前普遍呼吁的信息公开化问题。
诚信的缺失与重建
在全国各地接二连三的“彭宇案”中，人们陷入了“扶与不扶”的纠结，在“小悦悦”事件与尔玛公司员工上演的“救孕妇”闹剧里，社会出现了“信与不信”的矛盾，“郭美美”的红商会经理头衔，让公众开始思考“捐与不捐”的问题，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们无奈，只因没法选择“吃与不吃”。在一场场因道德滑坡而引发的悲剧中，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正如一个主权沦陷的国家迫切需要独立，一个贫瘠的国家急需发展经济一样，现阶段的中国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一套适应经济社会的诚信体系。在沈杰看来，诚信缺失问题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体现，是中国社会现阶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沈杰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30多年的时间发展经济，才有了今天的市场繁荣。同理，诚信意识的提高也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人们过多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的核心目标上，社会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偏移。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中，社会涉及到从农业向工业、从习俗向法理及从封闭向开放等多方面、多角度的转型。这样的转型过程，造成一些社会矛盾的突出，包括发展经济所带来的信任危机问题。
“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流动，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亲戚、同乡间的人际信任关系，在这种传统信任逐渐走向没落的社会条件下，迫切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任模式，即：制度信任。”
诚信建立固然需要正面的宣传与激励，如诚信小店打出的“用诚心换取诚信”标语一样，但在面对巨大经济利益所帶来的诱惑时，社会则更需要一种公开的监督和有力的惩罚机制。
采访中，沈杰再三强调：“制度是否公开透明是决定社会诚信与否的关键。真正公正的制度是无例外的制度，如果少数人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凌驾于制度之上，那么所谓的制度就沦为了一种玩弄权术的游戏规则，失去了其本身的威严性与震慑力。这样的情况下，每个社会个人崇尚的都是特权，而不是规则。”
西方发达国家健全的法制和成熟的制度，为制度信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沈杰举例：“在西方，几乎没有人会考虑自己所吃的食品是否安全，所用的药品是否达标。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相关检验部门的监管能力。只有在法制不健全、制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公众才会对有关部门出具的检验结果产生怀疑。因此，要重建社会的诚信体系，应首先从政府的各项机制入手，建立普遍透明的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利用网络等公开透明的平台，让公众能够切实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监督体系中，在一种权威公正没有法外开恩的制度里，一种无形的威慑力自然形成，每个公民的行为也都会变得检点。”
官柯老师在接受采访中也谈到，对于全社会的诚信建设，学校应主要担任积极的倡导者的角色，鼓励学生向高素质发展，提高人口诚信上限。而社会则应充分发挥其各项制度的监督职能，严惩违约者，保证人口诚信的下限。两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整体诚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