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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王芸在2006年第三期《芳草》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虞兮虞兮》。王芸在这部作品中一改过去纤细文弱、灵光闪烁的语言风格，恬静、从容、朴实地讲叙了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悲剧故事。本篇可以说是作家多年沉淀于生活深处、渗透于心的一部优秀的中篇力作。
心里搁着一块发光体
甘应鑫：从自由来稿中发掘出《虞兮虞兮》就因为觉得这个题目蛮有意思，编完它心情就变得很难琢磨了。先黯然，后兴奋，再茫然。它细腻的情愫扰乱了我的心绪，它让我几度难受得龇牙咧嘴，欲言又止。《虞兮虞兮》是一部关于道德与欲望迷失的小说。小说中主人公余熙的出场，一下逗乐了读者，空气中幽默的元素在她经历的各种“怪味”中引爆，一下炸开了我们平静生活的表面和被欲望包裹着的冷漠的表情，你这种深入试图找寻的是什么？
王 芸：《虞兮虞兮》的题目源于“虞兮虞兮奈若何”，这句诗里含了巨大悲戚之音。《虞兮虞兮》的开篇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场景，拥挤的公汽，纷杂的气味，动弹不便的困境，夹在人群之中的人前后受困，动弹不得，车厢中对抗又融合的各种气味，就像生活中纷至沓来、让人无力拒绝的事物，从四面八方侵袭着你，包裹着你，人唯一的选择是面对，被它击打，侵蚀，吞没。这是很多普通人一天生活的真实流程之一，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一个生活场景。
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中，站着余熙。一个生活在底层、外表疲惫内心忧戚的普通女人。她像很多人一样勉力支撑着，在人群中挤占到一个小小的足够容身的空间，而在内心，她有着对“洁净”的渴望和坚持。我设计了一个细节，当一个男人不洁的气息源源不断喷吐在余熙的脖颈上时，她生出一个念头“回去得马上洗洗脖子”。而实际上，走出这个车厢的余熙，在洗净脖颈之后，还要面对生活的诸多不洁，诸多困境，诸多艰难……
总觉得人群中的大多数，生活得琐碎、艰辛、庸常，甚至卑微求全。可我相信，在每个人心里搁置着一块闪闪发光的东西，它的光芒从内向外照彻了平凡生命。它让冗长灰调的生活有了光彩，变得可以耐受。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捕捉到那样的几缕光芒，并将之折射，凸显，让更多的人感应到。
甘应鑫：余熙，这个女主人公生活在被挤压的环境，家庭情感也好，人际关系也罢，压得她透不过气，但是这个自食其力的“下岗一枝花”是小说中最动人的形象。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你的创作冲动来自哪里？灵感是从何处开花？
王 芸：我一直很想写一个底层的女性，她承受着生活本身的复杂、残酷所具有的沉甸甸重量，隐忍而坚强地活着，却依然活得美好。像山林中的兰花，即使无人观赏，也会绽放，发出幽香。那香气，源于心性的美好。
我将余熙设计成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独力面对生活。她需要抚养还未满十岁的儿子，要照顾死去丈夫的母亲，要在下岗失去稳定的经济收入后，为一家三口的生存奔波。但这些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艰辛，于是，我又设计了精神层面的困境。而精神层面的困境，又是通过乖戾无常的生活情节来推动的。一个与余熙有着多年友谊的女人朱贝丽，将一个男人李兴泉带进了她的生活。余熙与前夫有着很深的感情，她之所以接受这个男人，是为了孩子。父亲角色的缺失，在孩子的成长中显露出来的弊端，让余熙没有选择地“利用”了李兴泉。三个人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交叉。到最后，情感和友谊的背叛，也是道德的背叛，带给余熙的是心灵的巨恸。但余熙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下来了，她疼，她痛，但默然隐忍地承受着这疼这痛，同时经历了精神上的蜕变，她没有歇斯底里，没有疯狂报复，没有就此沉沦……小说在此嘎然而止，但在内心，我相信生命自身的芳香，会让余熙这个女人心上的伤口愈合。即使无法愈合，她也会带着伤口继续散发出芳香。
生命需要一些束缚
甘应鑫：《虞兮虞兮》里的人物命运比较被动，人无法主动选择人生的走向，失去只能任凭它失去。在爱与恨，喜与悲，哀与怨之中周旋着的朱贝丽是唯一主动选择的，但她是将错就错，是背叛了友情，偷来了爱情。在命运面前，人物的种种努力不过是一次次徒劳的挣扎。对此你最后的回应和坚守的是什么？你相信宿命吗？
王 芸：其实，朱贝利是看似主动地选择。她活得很自我，很自私，任由欲望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空间里膨胀。即使是这样一个女人，也是渴望真情的，她希望热烈的爱与被爱，也希望将多年培植起来的友谊保持下去，但她最终无法抓牢这些，因为她自身是“飘”在生活中的。那是一种真正的“被动”状态。情欲是她渴望把握生活、亲近生命的一种方式。很不幸，情欲也是一种“飘”的东西，这让她离自己渴望的东西越来越远，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生命是需要一些束缚的，比如信仰，比如道德固守，比如某种敬畏或者畏惧，就像可以让人扎根到大地中、摆脱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根须，也为生命提供着某种滋养。
写过几年小说，渐渐地觉出，这世上少有坏得十分彻底的人，绝大多数人只是像张爱玲说的那样，有分寸地坏着。也不是坏，只是不够完美。人都有属于个人的自私，这是天性决定的。向善向美的修养，可以帮人适度地克服这种自私性。但绝大多数人因为自私而看不到别人的立场，只看到自己的立场。更有一些人执著于自己的立场，做出伤害到别人的事情。也许不是他的初衷，但有了那样的结果。于是，世界就成了现在这样，混乱，驳杂，难以把握，难以信任，难以应对。在《虞兮虞兮》中，我尽量写出人的这种复杂，余熙的复杂，朱贝丽的复杂，李兴泉的复杂，小树奶奶的复杂，宋的复杂，甚至包括小树的复杂。
在我本人，是有一点点相信宿命的。但我希望笔下的人物不信，希望他们能依靠自身的生命力，从命运的笼罩之中伸出一根哪怕是十分细弱的枝芽。
写作需要广泛地吸纳
甘应鑫：《虞兮虞兮》结构并不复杂，但看得出设计精细，坚实。十五个小节如同交响乐的十五个乐章，独立而又能首尾照应演奏。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是为了避免阅读的疲惫，还是别的？
王 芸：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有时候一个情节，是分在几个章节中补充完整的。它分散在几个不同的章节中，相互呼应，补充，揭开一些被遮盖的东西，又遮盖一些之前被揭开的东西。这是为了造成一种结构上的呼应、回环，使之更精巧；也是服从叙述和刻画人物的需要。这十五个章节分别以不同的人物为主体，也是便于从不同人物的内心切入，而不仅仅停留于浅表的描写和叙述。
甘应鑫：这部小说的创作中遇到过难处吗？摆脱它们的动力来自什么？
王 芸：我觉得最难的是起笔。一般开始写一篇小说前，我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构思过程。起笔顺了，后面写起来就会十分顺畅。甚至在写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新的情节、细节，自然而然地冒出来，扭转了最初构思的方向。但那样的情节、细节，通常都更为合理，更为生动传神。再是结尾，在什么时候煞尾，这尾巴要甩得漂亮、有力，能让人隐隐地感觉到它在空气中的波动和回响，对我来说是需要特别费心之处。
甘应鑫：这部小说的问世，于你的文学写作有何重要的意义？
王 芸：我觉得是实现了我创作目光的一次转向，也让我在刻画人物方面，由原来的浅层走向了深层。在这篇小说里，我不仅仅是讲了一个还算吸引人的故事，也写出了人生的某种疼痛感。不知读者认不认同。
甘应鑫：写作之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王 芸：我总是觉得，一个致力于写作的人，不需要生活本身太精彩，但需要他对生活始终保持高度敏感，就像科学家对世界保持着好奇，也需要他不断地补充“能量”和不同方面的“营养”。以前写散文，是伸出一两根敏感的触须去感受生活；现在写小说，需要吸纳，广泛地吸纳，这让我张开了许多的触角去感应生活的丰富、多面、复杂。遇到一种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新事物，我会格外留心，不一定是身体力行，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细致地观察。
甘应鑫，男，青年作家，现居武汉；王芸，女，青年作家，现居湖北荆州。
心里搁着一块发光体
甘应鑫：从自由来稿中发掘出《虞兮虞兮》就因为觉得这个题目蛮有意思，编完它心情就变得很难琢磨了。先黯然，后兴奋，再茫然。它细腻的情愫扰乱了我的心绪，它让我几度难受得龇牙咧嘴，欲言又止。《虞兮虞兮》是一部关于道德与欲望迷失的小说。小说中主人公余熙的出场，一下逗乐了读者，空气中幽默的元素在她经历的各种“怪味”中引爆，一下炸开了我们平静生活的表面和被欲望包裹着的冷漠的表情，你这种深入试图找寻的是什么？
王 芸：《虞兮虞兮》的题目源于“虞兮虞兮奈若何”，这句诗里含了巨大悲戚之音。《虞兮虞兮》的开篇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场景，拥挤的公汽，纷杂的气味，动弹不便的困境，夹在人群之中的人前后受困，动弹不得，车厢中对抗又融合的各种气味，就像生活中纷至沓来、让人无力拒绝的事物，从四面八方侵袭着你，包裹着你，人唯一的选择是面对，被它击打，侵蚀，吞没。这是很多普通人一天生活的真实流程之一，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一个生活场景。
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中，站着余熙。一个生活在底层、外表疲惫内心忧戚的普通女人。她像很多人一样勉力支撑着，在人群中挤占到一个小小的足够容身的空间，而在内心，她有着对“洁净”的渴望和坚持。我设计了一个细节，当一个男人不洁的气息源源不断喷吐在余熙的脖颈上时，她生出一个念头“回去得马上洗洗脖子”。而实际上，走出这个车厢的余熙，在洗净脖颈之后，还要面对生活的诸多不洁，诸多困境，诸多艰难……
总觉得人群中的大多数，生活得琐碎、艰辛、庸常，甚至卑微求全。可我相信，在每个人心里搁置着一块闪闪发光的东西，它的光芒从内向外照彻了平凡生命。它让冗长灰调的生活有了光彩，变得可以耐受。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捕捉到那样的几缕光芒，并将之折射，凸显，让更多的人感应到。
甘应鑫：余熙，这个女主人公生活在被挤压的环境，家庭情感也好，人际关系也罢，压得她透不过气，但是这个自食其力的“下岗一枝花”是小说中最动人的形象。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你的创作冲动来自哪里？灵感是从何处开花？
王 芸：我一直很想写一个底层的女性，她承受着生活本身的复杂、残酷所具有的沉甸甸重量，隐忍而坚强地活着，却依然活得美好。像山林中的兰花，即使无人观赏，也会绽放，发出幽香。那香气，源于心性的美好。
我将余熙设计成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独力面对生活。她需要抚养还未满十岁的儿子，要照顾死去丈夫的母亲，要在下岗失去稳定的经济收入后，为一家三口的生存奔波。但这些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艰辛，于是，我又设计了精神层面的困境。而精神层面的困境，又是通过乖戾无常的生活情节来推动的。一个与余熙有着多年友谊的女人朱贝丽，将一个男人李兴泉带进了她的生活。余熙与前夫有着很深的感情，她之所以接受这个男人，是为了孩子。父亲角色的缺失，在孩子的成长中显露出来的弊端，让余熙没有选择地“利用”了李兴泉。三个人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交叉。到最后，情感和友谊的背叛，也是道德的背叛，带给余熙的是心灵的巨恸。但余熙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下来了，她疼，她痛，但默然隐忍地承受着这疼这痛，同时经历了精神上的蜕变，她没有歇斯底里，没有疯狂报复，没有就此沉沦……小说在此嘎然而止，但在内心，我相信生命自身的芳香，会让余熙这个女人心上的伤口愈合。即使无法愈合，她也会带着伤口继续散发出芳香。
生命需要一些束缚
甘应鑫：《虞兮虞兮》里的人物命运比较被动，人无法主动选择人生的走向，失去只能任凭它失去。在爱与恨，喜与悲，哀与怨之中周旋着的朱贝丽是唯一主动选择的，但她是将错就错，是背叛了友情，偷来了爱情。在命运面前，人物的种种努力不过是一次次徒劳的挣扎。对此你最后的回应和坚守的是什么？你相信宿命吗？
王 芸：其实，朱贝利是看似主动地选择。她活得很自我，很自私，任由欲望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空间里膨胀。即使是这样一个女人，也是渴望真情的，她希望热烈的爱与被爱，也希望将多年培植起来的友谊保持下去，但她最终无法抓牢这些，因为她自身是“飘”在生活中的。那是一种真正的“被动”状态。情欲是她渴望把握生活、亲近生命的一种方式。很不幸，情欲也是一种“飘”的东西，这让她离自己渴望的东西越来越远，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生命是需要一些束缚的，比如信仰，比如道德固守，比如某种敬畏或者畏惧，就像可以让人扎根到大地中、摆脱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根须，也为生命提供着某种滋养。
写过几年小说，渐渐地觉出，这世上少有坏得十分彻底的人，绝大多数人只是像张爱玲说的那样，有分寸地坏着。也不是坏，只是不够完美。人都有属于个人的自私，这是天性决定的。向善向美的修养，可以帮人适度地克服这种自私性。但绝大多数人因为自私而看不到别人的立场，只看到自己的立场。更有一些人执著于自己的立场，做出伤害到别人的事情。也许不是他的初衷，但有了那样的结果。于是，世界就成了现在这样，混乱，驳杂，难以把握，难以信任，难以应对。在《虞兮虞兮》中，我尽量写出人的这种复杂，余熙的复杂，朱贝丽的复杂，李兴泉的复杂，小树奶奶的复杂，宋的复杂，甚至包括小树的复杂。
在我本人，是有一点点相信宿命的。但我希望笔下的人物不信，希望他们能依靠自身的生命力，从命运的笼罩之中伸出一根哪怕是十分细弱的枝芽。
写作需要广泛地吸纳
甘应鑫：《虞兮虞兮》结构并不复杂，但看得出设计精细，坚实。十五个小节如同交响乐的十五个乐章，独立而又能首尾照应演奏。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是为了避免阅读的疲惫，还是别的？
王 芸：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有时候一个情节，是分在几个章节中补充完整的。它分散在几个不同的章节中，相互呼应，补充，揭开一些被遮盖的东西，又遮盖一些之前被揭开的东西。这是为了造成一种结构上的呼应、回环，使之更精巧；也是服从叙述和刻画人物的需要。这十五个章节分别以不同的人物为主体，也是便于从不同人物的内心切入，而不仅仅停留于浅表的描写和叙述。
甘应鑫：这部小说的创作中遇到过难处吗？摆脱它们的动力来自什么？
王 芸：我觉得最难的是起笔。一般开始写一篇小说前，我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构思过程。起笔顺了，后面写起来就会十分顺畅。甚至在写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新的情节、细节，自然而然地冒出来，扭转了最初构思的方向。但那样的情节、细节，通常都更为合理，更为生动传神。再是结尾，在什么时候煞尾，这尾巴要甩得漂亮、有力，能让人隐隐地感觉到它在空气中的波动和回响，对我来说是需要特别费心之处。
甘应鑫：这部小说的问世，于你的文学写作有何重要的意义？
王 芸：我觉得是实现了我创作目光的一次转向，也让我在刻画人物方面，由原来的浅层走向了深层。在这篇小说里，我不仅仅是讲了一个还算吸引人的故事，也写出了人生的某种疼痛感。不知读者认不认同。
甘应鑫：写作之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王 芸：我总是觉得，一个致力于写作的人，不需要生活本身太精彩，但需要他对生活始终保持高度敏感，就像科学家对世界保持着好奇，也需要他不断地补充“能量”和不同方面的“营养”。以前写散文，是伸出一两根敏感的触须去感受生活；现在写小说，需要吸纳，广泛地吸纳，这让我张开了许多的触角去感应生活的丰富、多面、复杂。遇到一种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新事物，我会格外留心，不一定是身体力行，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细致地观察。
甘应鑫，男，青年作家，现居武汉；王芸，女，青年作家，现居湖北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