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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提倡以白话入诗，为谋求适应时代的文体变革及实现新诗合法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注重白话诗歌实际创作的同时他也致力于新诗理论体系的构建，但在救亡圖存时代功利主义意识的影响下，胡适过度关注诗歌“根柢济用”的社会作用，一度将明白晓畅、通顺与否作为新诗好坏判定的重要标准，缺失了对诗歌审美意蕴的追求；再加之胡适无法跳脱早年深受传统诗词浸染的影响，很难将其转化创新，从新诗本体的审美角度去构建完善的新诗理论体系，这是他白话诗观的裂痕所在。
关键词：胡适；白话诗观；工具论；新诗理论构建
作者简介：聂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其白话诗观的提出打开了一派新风气，使诗歌从古典诗的框架中跳脱出来，然而，也正如胡适自己所言，“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以白话为核心的诗歌观念在破除陈腐传统诗歌体系处确有大开风气之貌，但在确立了新诗合法性之后，新诗却并未如预期走上一条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尽管新诗的发展态势繁茂与否不止关乎一个人，但胡适白话诗观中难以掩盖的裂痕却多少应该为之负责。
纵观胡适新诗构建的历程，大体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破”，提倡以白话入诗，在语体上变革传统诗歌的文言话语系统，切断了旧诗歌纵向的传承。第二步是“立”，在诗歌的白话取得合理性后，以“诗体大解放”为核心，以求取得新诗自由正确的发展。
尽管最开始受到了不少争议与诟病，但第一步“破文言”仍在胡适的不断努力坚持下取得了胜利。在其第一阶段的白话诗观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作诗如作文”，即用散文的文法去写诗，更接近说话，更易于理解。从起初意识到文言的汉字是半死的文字，到从文法的角度来思考诗的创作问题，这实际已是从语言的形制层次向类似于句法、语体等诗体方面转化升华的过程，意味着他不再仅仅局限于用白话的语言去探讨诗歌问题，更是顺势导向了他对五七言句法的修整。1917年《尝试集》发行之际，面对钱玄同“未能脱尽文言窠臼”的批评，胡适也做了反省。“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子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迁就五七言的句法。”[1]这种句法方面的醒悟是他第一阶段着眼于“破”的白话诗观转至第二阶段以“立”为主的诗体大解放观念的过渡阶段，同时也是胡适白话诗变革相比晚清就风风火火的白话运动、诗界革命更为进步的地方，不是单纯地用引入新词语新语言，而是更多地考虑了跟诗歌内在发展更为密切相关的诗体问题。
然而，胡适白话诗观的裂痕也恰恰出在这，他有关注到诗体方面的问题，却没有构建起相关的新诗理论。胡适在《尝试集·自序》里写道“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作‘诗体的大解放’。”他随后又补充道“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从这番言论可以看出，胡适认为只要打破旧诗词体格的限制，做出长短不一、音节自然的诗便是做白话诗的第一要义。新诗理论发展至此，其实仍是大有希望的，因为这或多或少已经从“白话利器”的文学社会功用论转向了对诗歌本体的关注。然而，胡适之后提出的如何做出好白话诗的具体观念，却没有顺着关切诗歌本体的思路走下去。如作诗要明白晓畅，“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动人，第三要美。”[2]；作诗要讲求真实，要用具体的做法写新诗，“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3]。从他《尝试集》中的诗歌作品就能看出，他对这些具体做法都是一以贯之的，尤其是第二编往后的诗歌，语言直白，易于理解，即便是哲学说理诗，如《权威》等诗也是避开了抽象的说理，用具象的手法表现出来。此外，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他许多诗的题目下方或结尾处都有一个背景的补充说明，说清该诗写作的缘由动机，也是出于害怕读者看不懂或会错意的考量。
对于如何作诗歌，胡适写了好几篇文章，如《谈新诗》，《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等，但各处都在反复用“通顺晓畅”的筛子过滤掉关乎新诗本体的理论，漏掉了一些诗最宝贵最具审美意蕴的要素，显得单薄而空洞。为何胡适在提出“诗体大解放”后会忽略诗歌本体的理论构建，而更多的关注诗歌通不通，读者读不读得懂的问题？造成胡适白话诗观从“破”到“立”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这个裂痕，有一些背后的原因。
诗歌作为一种文本，本身就承担着本体构建和关照现实的双重功能，本体构建指向的是审美作用，关照现实指向的是济用功效。一首好的诗歌，应当是审美与济用兼具的。胡适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他在1915年8月18日一篇论及白居易文学观念的札记中就香山对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发”的济用论发表了自己的見解，他提出“文学之优劣，果在其能‘济用’与否乎”一问来进行辩驳，并认为“文学大别有二：一，有所为而为之者；二，无所为而为之者。”[4] “无所为而为之者，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济用。”[5] “作诗文者，能兼两美，上也。”[6]“白香山抹倒一切无所讽喻之诗，殊失之隘。”[7]可见，胡适此时不仅不赞成诗歌只要求根柢济用的社会功效论，还十分重视诗歌的审美功能，然而，到了文学革命期间，他却更多的关注起了诗歌的济用功能。从小的方面来讲，他更注意诗歌的内涵和精神性，主张写真实的事物和感情，并以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入诗；从大的方面来讲，他从语言和诗体形式方面进行的文学革命本身就是文学济用方面的一个体现。胡适的白话诗观虽是从形式层面入手，但他的最终目标却是用以传播新思想新精神。他在1919年《谈新诗》里说道“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8]这本质上仍是没有跳脱诗歌工具论的圈套。胡适把政治改革的刀刃压在了文学肩上，文学又把重任交给了诗歌，白话便无可厚非地充当起了领军人物。从“白话入诗”的早期诗歌观念，到《谈新诗》中关乎新诗理论构建的论述，表面上关注的是诗歌理论的本体构建，实际关注的仍是文学的外部因素，即其济用性。在审美与济用之间，胡适不可避免地坚定站在了济用这一边，这种取舍在当时的时世中成为一种策略，一种必然。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文学就是社会改良的有力武器，白话诗体现的不仅是诗歌文学方面的解放，更是起到了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的作用。在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胡适坚定不移地走起了“文以载道”的老路，对白话诗歌文本的社会功效及通不通顺开始了近乎偏执的追求。但不置可否，当忽视掉诗歌关乎审美的本体构建时，新诗就变成了一堆指向单薄，缺乏丰富意蕴的文本，这种状态下的新诗也是无法走上康庄大道的。 尽管胡适相比同时期的很多文学大家如鲁迅、钱钟书等对待文言的态度要诀绝得多，但他从小受传统诗文的影响太过深远，在口号上也许能剥离尽文言的影子，但在情感和血肉上却无法与之分崩离析势不两立。内心的传统指向与现实革命的实际选择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成为他白话诗观的第二个裂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他构建全面完整的新诗理论体系。
胡适1915年6月6日的札记中这样写道“词乃诗之进化……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以文法言之，乃是一句，何等自由，何等抑扬顿挫！……可见吾国文本可运用自如。今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如意，徒见其不通文耳。”[9]有意思的是，他后来竟成了自己所不齿的“毁谤祖国文字”的“后生小子”。从他前后完全相反甚至对立的两种表述中可以发现，胡适内心是一个相当喜爱古典诗词的人，自小受过的传统诗词影响也是深刻到几近无法磨灭的。纵观《尝试集》里的作品，尤其是第一编的诗歌，几乎全是依着旧体的诗词体例在作诗，根本没有跳出传统诗词的框架，不仅长短一致，连气质意境都与传统诗歌并无二致，想必除了自身才力有限的原因外，更多的是内心对传统诗歌的真正归依与现实革命的必然性发生冲突，致使自己不得不与内心背道而驰的一种失衡所致，新旧交驳的审美旨趣，无法在现实与内心取得平衡的矛盾冲突，在更大程度上牵制了他构建更完善统一的新诗理论体系。胡适在后来的文章中总是称自己为“缠过脚的女人”，他自己也是明白的，他受传统诗词的影响太过深远，很难把所受的影响加以转化和创新，这应当也是他深为无力的一部分。
也正是因这传统文学的深刻浸染，致使胡适的诗歌观念并没有什么自创的新成分。他的白话诗观念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他只是扬了一鞭子加速它革命的进程罢了。他从诗歌的语言形制方面进行改革的做法，表面上看是重文轻质，但通过深析背后的原因又能发现，他所实际看重的社会济用说、工具论等都不过是我国两千多年秉承的一个文质兼重的文学观念的一次回响。但对于诗歌语言的探讨，胡适无疑在新诗史上开了一个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诗创作实践及理论的逐渐成熟，诗歌语言的理论构建也在不断地讨论驳斥中发展深化着。
注释：
[1]胡适：《尝试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胡适：《什么是文学》，选自《胡适经典文存》，洪治纲主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3]胡适：《谈新诗》，选自《反省与尝试——胡适集》，朱文華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4]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曹伯言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頁。
[5]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曹伯言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6]同上
[7]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曹伯言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8]胡适：《谈新诗》，选自《反省与尝试——胡适集》，朱文华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9]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曹伯言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参考文献：
[1]胡适：《尝试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胡适：《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胡适：《胡适诗话》，吴奔星，李兴华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4]胡适：《反省与尝试——胡适集》，朱文华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关键词：胡适；白话诗观；工具论；新诗理论构建
作者简介：聂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其白话诗观的提出打开了一派新风气，使诗歌从古典诗的框架中跳脱出来，然而，也正如胡适自己所言，“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以白话为核心的诗歌观念在破除陈腐传统诗歌体系处确有大开风气之貌，但在确立了新诗合法性之后，新诗却并未如预期走上一条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尽管新诗的发展态势繁茂与否不止关乎一个人，但胡适白话诗观中难以掩盖的裂痕却多少应该为之负责。
纵观胡适新诗构建的历程，大体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破”，提倡以白话入诗，在语体上变革传统诗歌的文言话语系统，切断了旧诗歌纵向的传承。第二步是“立”，在诗歌的白话取得合理性后，以“诗体大解放”为核心，以求取得新诗自由正确的发展。
尽管最开始受到了不少争议与诟病，但第一步“破文言”仍在胡适的不断努力坚持下取得了胜利。在其第一阶段的白话诗观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作诗如作文”，即用散文的文法去写诗，更接近说话，更易于理解。从起初意识到文言的汉字是半死的文字，到从文法的角度来思考诗的创作问题，这实际已是从语言的形制层次向类似于句法、语体等诗体方面转化升华的过程，意味着他不再仅仅局限于用白话的语言去探讨诗歌问题，更是顺势导向了他对五七言句法的修整。1917年《尝试集》发行之际，面对钱玄同“未能脱尽文言窠臼”的批评，胡适也做了反省。“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子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迁就五七言的句法。”[1]这种句法方面的醒悟是他第一阶段着眼于“破”的白话诗观转至第二阶段以“立”为主的诗体大解放观念的过渡阶段，同时也是胡适白话诗变革相比晚清就风风火火的白话运动、诗界革命更为进步的地方，不是单纯地用引入新词语新语言，而是更多地考虑了跟诗歌内在发展更为密切相关的诗体问题。
然而，胡适白话诗观的裂痕也恰恰出在这，他有关注到诗体方面的问题，却没有构建起相关的新诗理论。胡适在《尝试集·自序》里写道“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作‘诗体的大解放’。”他随后又补充道“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从这番言论可以看出，胡适认为只要打破旧诗词体格的限制，做出长短不一、音节自然的诗便是做白话诗的第一要义。新诗理论发展至此，其实仍是大有希望的，因为这或多或少已经从“白话利器”的文学社会功用论转向了对诗歌本体的关注。然而，胡适之后提出的如何做出好白话诗的具体观念，却没有顺着关切诗歌本体的思路走下去。如作诗要明白晓畅，“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动人，第三要美。”[2]；作诗要讲求真实，要用具体的做法写新诗，“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3]。从他《尝试集》中的诗歌作品就能看出，他对这些具体做法都是一以贯之的，尤其是第二编往后的诗歌，语言直白，易于理解，即便是哲学说理诗，如《权威》等诗也是避开了抽象的说理，用具象的手法表现出来。此外，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他许多诗的题目下方或结尾处都有一个背景的补充说明，说清该诗写作的缘由动机，也是出于害怕读者看不懂或会错意的考量。
对于如何作诗歌，胡适写了好几篇文章，如《谈新诗》，《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等，但各处都在反复用“通顺晓畅”的筛子过滤掉关乎新诗本体的理论，漏掉了一些诗最宝贵最具审美意蕴的要素，显得单薄而空洞。为何胡适在提出“诗体大解放”后会忽略诗歌本体的理论构建，而更多的关注诗歌通不通，读者读不读得懂的问题？造成胡适白话诗观从“破”到“立”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这个裂痕，有一些背后的原因。
诗歌作为一种文本，本身就承担着本体构建和关照现实的双重功能，本体构建指向的是审美作用，关照现实指向的是济用功效。一首好的诗歌，应当是审美与济用兼具的。胡适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他在1915年8月18日一篇论及白居易文学观念的札记中就香山对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发”的济用论发表了自己的見解，他提出“文学之优劣，果在其能‘济用’与否乎”一问来进行辩驳，并认为“文学大别有二：一，有所为而为之者；二，无所为而为之者。”[4] “无所为而为之者，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济用。”[5] “作诗文者，能兼两美，上也。”[6]“白香山抹倒一切无所讽喻之诗，殊失之隘。”[7]可见，胡适此时不仅不赞成诗歌只要求根柢济用的社会功效论，还十分重视诗歌的审美功能，然而，到了文学革命期间，他却更多的关注起了诗歌的济用功能。从小的方面来讲，他更注意诗歌的内涵和精神性，主张写真实的事物和感情，并以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入诗；从大的方面来讲，他从语言和诗体形式方面进行的文学革命本身就是文学济用方面的一个体现。胡适的白话诗观虽是从形式层面入手，但他的最终目标却是用以传播新思想新精神。他在1919年《谈新诗》里说道“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8]这本质上仍是没有跳脱诗歌工具论的圈套。胡适把政治改革的刀刃压在了文学肩上，文学又把重任交给了诗歌，白话便无可厚非地充当起了领军人物。从“白话入诗”的早期诗歌观念，到《谈新诗》中关乎新诗理论构建的论述，表面上关注的是诗歌理论的本体构建，实际关注的仍是文学的外部因素，即其济用性。在审美与济用之间，胡适不可避免地坚定站在了济用这一边，这种取舍在当时的时世中成为一种策略，一种必然。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文学就是社会改良的有力武器，白话诗体现的不仅是诗歌文学方面的解放，更是起到了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的作用。在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胡适坚定不移地走起了“文以载道”的老路，对白话诗歌文本的社会功效及通不通顺开始了近乎偏执的追求。但不置可否，当忽视掉诗歌关乎审美的本体构建时，新诗就变成了一堆指向单薄，缺乏丰富意蕴的文本，这种状态下的新诗也是无法走上康庄大道的。 尽管胡适相比同时期的很多文学大家如鲁迅、钱钟书等对待文言的态度要诀绝得多，但他从小受传统诗文的影响太过深远，在口号上也许能剥离尽文言的影子，但在情感和血肉上却无法与之分崩离析势不两立。内心的传统指向与现实革命的实际选择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成为他白话诗观的第二个裂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他构建全面完整的新诗理论体系。
胡适1915年6月6日的札记中这样写道“词乃诗之进化……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以文法言之，乃是一句，何等自由，何等抑扬顿挫！……可见吾国文本可运用自如。今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如意，徒见其不通文耳。”[9]有意思的是，他后来竟成了自己所不齿的“毁谤祖国文字”的“后生小子”。从他前后完全相反甚至对立的两种表述中可以发现，胡适内心是一个相当喜爱古典诗词的人，自小受过的传统诗词影响也是深刻到几近无法磨灭的。纵观《尝试集》里的作品，尤其是第一编的诗歌，几乎全是依着旧体的诗词体例在作诗，根本没有跳出传统诗词的框架，不仅长短一致，连气质意境都与传统诗歌并无二致，想必除了自身才力有限的原因外，更多的是内心对传统诗歌的真正归依与现实革命的必然性发生冲突，致使自己不得不与内心背道而驰的一种失衡所致，新旧交驳的审美旨趣，无法在现实与内心取得平衡的矛盾冲突，在更大程度上牵制了他构建更完善统一的新诗理论体系。胡适在后来的文章中总是称自己为“缠过脚的女人”，他自己也是明白的，他受传统诗词的影响太过深远，很难把所受的影响加以转化和创新，这应当也是他深为无力的一部分。
也正是因这传统文学的深刻浸染，致使胡适的诗歌观念并没有什么自创的新成分。他的白话诗观念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他只是扬了一鞭子加速它革命的进程罢了。他从诗歌的语言形制方面进行改革的做法，表面上看是重文轻质，但通过深析背后的原因又能发现，他所实际看重的社会济用说、工具论等都不过是我国两千多年秉承的一个文质兼重的文学观念的一次回响。但对于诗歌语言的探讨，胡适无疑在新诗史上开了一个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诗创作实践及理论的逐渐成熟，诗歌语言的理论构建也在不断地讨论驳斥中发展深化着。
注释：
[1]胡适：《尝试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胡适：《什么是文学》，选自《胡适经典文存》，洪治纲主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3]胡适：《谈新诗》，选自《反省与尝试——胡适集》，朱文華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4]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曹伯言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頁。
[5]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曹伯言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6]同上
[7]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曹伯言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8]胡适：《谈新诗》，选自《反省与尝试——胡适集》，朱文华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9]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曹伯言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参考文献：
[1]胡适：《尝试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胡适：《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胡适：《胡适诗话》，吴奔星，李兴华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4]胡适：《反省与尝试——胡适集》，朱文华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