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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要有工匠情神，“手艺”要好，要学好基本功，要有孜孜不倦的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
1月6日下午，即墨古城大讲堂在青岛市即墨区经济开发区科创中心报告厅举行，本期演讲邀请到了著名作曲家徐沛东。
多年来，徐沛东创作了大量广为流传的经典歌曲，如《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篱笆墙的影子》《亚洲雄风》《我像雪花天上来》《爱我中华》等。现场，他以“文艺创作的回顾与展望”为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入地阐述了对于如何建立文化自信、文艺创作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文艺发展的思考。
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尊敬，是每个华夏子孙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述了自己的往事。他说自己是在文学艺术的滋养下茁壮成长的。在他的知青时代，文学艺术带来了精神享受，锻练了人生品格。总书记曾在全国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什么叫文化自信？首先得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是优秀的，才能有自信。科技高速发展，文化高度交融，如果自己的文化方向迷失了，即使经济再发达，将来也是危险的。因此，保留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更准确地讲应该是“文艺创作的继承与创新”。所谓继承。是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尊敬，这是每个华夏子孙的责任。我刚刚从国外回来，在加拿大待了两个半月，写一个歌剧。创作的时候我研究了很多中国戏曲。京剧对当下年轻人来说像个古董，年轻人不太能够接受，但是大家别忘了，京剧有200年历史，在这200年历史的长河中，它成为了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京剧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形成的。它的第一次振兴有赖于政府的推波助澜，慈禧太后非常喜欢京剧，也非常懂得京剧。京剧进入了宫廷之后，成为了艺术发展的重要推手。而那时候没有印刷物，就是靠着戏曲的口传心授，形成了完整的京剧思想。京剧为什么有这么鲜活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新，因为它来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积淀。
京剧的伴奏一直在演变。一开始只用京胡，京胡是高音乐器，特别刺耳，但是京剧非它不可。后来又加了弹拨乐，更绝了，跟京胡配起来珠联壁合。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增加了一个乐器叫“嗡子”，即京二胡，比京胡低八度，女声唱腔时，会对声线有很好的包容，实际这些创新都是中西方相互渗透、相互冲击而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现代戏，后来成为革命现代样板戏，这是对京剧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重大创新。大家听老戏的时候特别不能接受，觉得慢，一个字唱半天。再听样板戏，它的结构节奏基本趋近于西洋歌剧。
京剧的发展，百年之后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要出新，不创新就会被历史淘汰。实际上京剧的革命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是戏迷，他认为这种艺术作为要想让现代人喜欢、传承，必须进行改造、进行创新。
今天又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如果京剧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有点愧对祖先。
京剧的作曲法非常之科学，虽然它本身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设计创作，但它跟西洋的作曲理论有惊人相似之处。京剧非常之严谨，有慢三眼、导板、剁板等板式，很多板式就是西洋音乐创作的结构。不但有结构，还有调式，有西皮、二黄、反西皮、反二黄等等，形成了整套京剧的创作方式。它跟西洋音乐创作是有关联的，而这种关联，是一种冥冥之中的自然结合，不存在西洋音乐对京剧音乐进行覆盖，也不存在京剧音乐对西洋音乐进行抵制，因此艺术的发展都是相互交流的。
我想用京剧的例子来说明文化发展的一种内在逻辑——没有继承，文化是留不下来的；没有创新，文化也不可能发展，所以继承和创新都不能偏废。
如何继承，如何创新
我是1980年初开始从事音乐创作的，一路走来，我亲历了国家发展的每个时期，所以我的音乐创作，得益于时代给我的感受，得益于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给我的培育，我是在这个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习总书记谈道，“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说得多好！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东西没有更基础的、更广泛的、更深厚的自信的话，那就不可能踩着前人的脚步向前走，不可能踩着巨人的肩膀往上爬，文化的发展一定是有积淀的，不能凭空捏造。任何违背人类发展的艺术，都是反人类的艺术。
著名文艺创作者傅雷先生给他儿子傅聪写了一封信，信中是这么说的，“艺术家要提防两个方面：一是僵死的学院主义。一是低级趣味的刺激感官。为了预防第一个危险，需要开拓精神视野，保持对事物的新鲜感；为了预防第二个危险，需要不断培养、更新、提高鉴赏力。”这是他对文艺创新非常有名的论述。艺术是有人文情怀的，歌唱家每次表演都不是呆板的，心里的感受都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就是艺术的冲击力。所以艺术创作贵在创新，不能死板地抱守所谓学院主义。也不要迎合，受众喜欢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这不是创作者的追求，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活力极大的当下，创作者非常容易迎合，迎合带来的恶果就是自己的作品没有深度、浮躁，不能感动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芳华》？去年11月份，冯小刚导演专门请我看了一场，我看了非常感动。我本身也是文工团出来的，电影里的生活历历在目，它反映了时代的一种人文精神追求。所以艺术创作，必须要扎下根来。冯小刚导演给我发了短信，说：“沛东，这个片子是我拍摄这么多年来，最有感受的一部片子。”尽管大家对这部电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冯小刚导演对艺术是认真的，是遵循艺术规律的。他这次把演员集中起来，两个月中什么都别干，就把剧情吃透，所以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眼睛里、表演里，电影的摄像里、音乐里，都流露出纯净，所以它感动人。令冯小刚导演非常自豪的是打仗那场戏，7分钟的一个长镜。长镜首先考验一个演员的表演功底，演员的台词不能断，表情不能断，7分钟的长镜，这完全是赌博，如果不成功，几百万块钱一下子就打水漂了。拍这场戏的时候，机器跟着演员黄轩一直走，所有其他人入了画以后还是跟着镜头，爆炸点的出现、坦克的出现、沼泽的出现，所有都必须一次完成。这可能在国际摄影史上也是极为难得的，它所带来的冲击力比蒙太奇的剪輯更有说服力。如果不创新。最后呈现的效果就是一般般。所以《芳华》这部电影是有追求的。 继承与创新，永远是文艺创作两个不可或缺的方向。为什么我在歌剧创作时要研究京剧，我是想通过京剧的发展创新我对现代歌剧的认识。这就是傅雷先生所说的，“需要靠多方面的修养和持续的警惕”。什么是修养？“修”就是要懂、看、博览，“养”则是不断培育。很多人学习艺术，比较关注“修”，这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养”，而且“养”不仅仅要在课堂上、课本里，更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都有不同的感受。
两首歌的创作历程
搞艺术创作，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搞表演还是搞创作，同样的音乐曲，每个人呈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这就是对艺术创作的一种要求——语言。
《我热恋的故乡》是我的成名曲，它是一首西北风的歌曲。那个年代的一批歌曲，像《雪城》《便衣警察》《一无所有》《黄土高坡》，都属于西北风歌曲，它们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音乐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冲击力。《我热恋的故乡》的音乐语言是民族的，是我从河北梆子中获取了元素，把它变成了我的东西。大部分中国歌曲讲究一种韵律的平衡，而这首歌曲在当时打破了这种平衡，这一点是我从西方音乐中借鉴而来的。虽然这首歌的年代有些久远了，但一听就能感受到80年代的火热，人们从过去穿一样颜色的衣服、吃一样的菜中解放了出来，发现原来生活这么美好，人们的热隋、思想在进发，那个时期出现这样的歌曲，是一种时代的反映，所以歌曲出来以后，很快被老百姓喜爱。
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說，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所以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写出了《复活》，创新来不得投机取巧。说实话，作曲不难，但是有什么用呢？创作出来的很多都是垃圾。我创作时不轻易下笔，要考虑很长时间，我可能先把一个我认为好的语言记下来，不马上对它进行肯定或否定，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弹一弹，反复进行推敲，再进行定夺。这时候你的“修”就非常重要了，如果学习得不扎实，在各方面没有很好的修养，可能写出来的东西就很随意、很不讲究。
一个创作者必须有很准确的审美情绪，这就要培养自己本身艺术之外的修养，得有知识、有认识、有高度，才能使自己在艺术表演中是鲜灵活现的，是有生命的，而不是模仿的。
还有一首歌，我想跟大家讲讲创作的过程。这首歌叫作《我像雪花天上来》。
这首歌曲的语言跟刚才那首完全是两码事。这首歌曲，是我1995年创作于意大利的。当时我们去意大利演出。坐着大巴从罗马一直到米兰，沿途景色很美。我当时很兴奋，就跟同行的老师说，“咱们写首歌吧，写首爱情歌曲，而目，是美声的。”他们说好。有了主题之后，我就写了这么一个调。这个调是很怪异的，从作曲法上讲，四度大跳对器乐演奏来讲是比较忌讳的，因为难度很高，歌手也比较难唱。但这正是它的特色——难的东西如果解决了，它就是特色，如果解决不了，那就说明也许违反了正常的规律，还得再考虑。这首歌的原版是阎维文唱的，唱得挺好，歌曲就写出来了。刚开始这首歌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片尾曲播出了，播出之后也没有什么动静。后来很多歌手觉得这首歌不一样，都翻唱这首歌，这首歌现场演唱有一定难度，因此它也经常出现在歌手大赛上，这首歌就这么火了。
有一年的“十一”晚会，中央电视台说要用这首歌，但又觉得歌词不合适，想要修改，我不同意，要么干脆别用，要用就一个字都不能改。我向他们讲述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我们就是要写成一首非常自我、非常美好的爱情歌曲，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么赤裸裸地用美声去追求爱情，是极其鲜有的。后来这首歌曲没有上晚会，但它依然是我非常珍爱的作品，如今各大院校都把这首歌当作声乐教材。
创作者要有工匠精神，“手艺”要好，要学好基本功，要有孜孜不倦的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我的很多歌曲经过了很多很多次打磨。我最早有首歌曲叫《红月亮》，一开始的配乐，我听了以后觉得很别扭，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配成轻松的、歌舞式的歌曲，老百姓很快就接受了。所以歌曲的每一个细节——旋律、和声、配乐、录音、演唱——都需要有手艺。都需要有工匠精神，才能达到自己所要的精品。即便创作的是精品，也未必能成为精品，所以对艺术一定要苛刻，不能凑合。
1月6日下午，即墨古城大讲堂在青岛市即墨区经济开发区科创中心报告厅举行，本期演讲邀请到了著名作曲家徐沛东。
多年来，徐沛东创作了大量广为流传的经典歌曲，如《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篱笆墙的影子》《亚洲雄风》《我像雪花天上来》《爱我中华》等。现场，他以“文艺创作的回顾与展望”为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入地阐述了对于如何建立文化自信、文艺创作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文艺发展的思考。
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尊敬，是每个华夏子孙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述了自己的往事。他说自己是在文学艺术的滋养下茁壮成长的。在他的知青时代，文学艺术带来了精神享受，锻练了人生品格。总书记曾在全国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什么叫文化自信？首先得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是优秀的，才能有自信。科技高速发展，文化高度交融，如果自己的文化方向迷失了，即使经济再发达，将来也是危险的。因此，保留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更准确地讲应该是“文艺创作的继承与创新”。所谓继承。是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尊敬，这是每个华夏子孙的责任。我刚刚从国外回来，在加拿大待了两个半月，写一个歌剧。创作的时候我研究了很多中国戏曲。京剧对当下年轻人来说像个古董，年轻人不太能够接受，但是大家别忘了，京剧有200年历史，在这200年历史的长河中，它成为了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京剧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形成的。它的第一次振兴有赖于政府的推波助澜，慈禧太后非常喜欢京剧，也非常懂得京剧。京剧进入了宫廷之后，成为了艺术发展的重要推手。而那时候没有印刷物，就是靠着戏曲的口传心授，形成了完整的京剧思想。京剧为什么有这么鲜活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新，因为它来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积淀。
京剧的伴奏一直在演变。一开始只用京胡，京胡是高音乐器，特别刺耳，但是京剧非它不可。后来又加了弹拨乐，更绝了，跟京胡配起来珠联壁合。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增加了一个乐器叫“嗡子”，即京二胡，比京胡低八度，女声唱腔时，会对声线有很好的包容，实际这些创新都是中西方相互渗透、相互冲击而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现代戏，后来成为革命现代样板戏，这是对京剧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重大创新。大家听老戏的时候特别不能接受，觉得慢，一个字唱半天。再听样板戏，它的结构节奏基本趋近于西洋歌剧。
京剧的发展，百年之后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要出新，不创新就会被历史淘汰。实际上京剧的革命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是戏迷，他认为这种艺术作为要想让现代人喜欢、传承，必须进行改造、进行创新。
今天又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如果京剧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有点愧对祖先。
京剧的作曲法非常之科学，虽然它本身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设计创作，但它跟西洋的作曲理论有惊人相似之处。京剧非常之严谨，有慢三眼、导板、剁板等板式，很多板式就是西洋音乐创作的结构。不但有结构，还有调式，有西皮、二黄、反西皮、反二黄等等，形成了整套京剧的创作方式。它跟西洋音乐创作是有关联的，而这种关联，是一种冥冥之中的自然结合，不存在西洋音乐对京剧音乐进行覆盖，也不存在京剧音乐对西洋音乐进行抵制，因此艺术的发展都是相互交流的。
我想用京剧的例子来说明文化发展的一种内在逻辑——没有继承，文化是留不下来的；没有创新，文化也不可能发展，所以继承和创新都不能偏废。
如何继承，如何创新
我是1980年初开始从事音乐创作的，一路走来，我亲历了国家发展的每个时期，所以我的音乐创作，得益于时代给我的感受，得益于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给我的培育，我是在这个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习总书记谈道，“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说得多好！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东西没有更基础的、更广泛的、更深厚的自信的话，那就不可能踩着前人的脚步向前走，不可能踩着巨人的肩膀往上爬，文化的发展一定是有积淀的，不能凭空捏造。任何违背人类发展的艺术，都是反人类的艺术。
著名文艺创作者傅雷先生给他儿子傅聪写了一封信，信中是这么说的，“艺术家要提防两个方面：一是僵死的学院主义。一是低级趣味的刺激感官。为了预防第一个危险，需要开拓精神视野，保持对事物的新鲜感；为了预防第二个危险，需要不断培养、更新、提高鉴赏力。”这是他对文艺创新非常有名的论述。艺术是有人文情怀的，歌唱家每次表演都不是呆板的，心里的感受都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就是艺术的冲击力。所以艺术创作贵在创新，不能死板地抱守所谓学院主义。也不要迎合，受众喜欢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这不是创作者的追求，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活力极大的当下，创作者非常容易迎合，迎合带来的恶果就是自己的作品没有深度、浮躁，不能感动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芳华》？去年11月份，冯小刚导演专门请我看了一场，我看了非常感动。我本身也是文工团出来的，电影里的生活历历在目，它反映了时代的一种人文精神追求。所以艺术创作，必须要扎下根来。冯小刚导演给我发了短信，说：“沛东，这个片子是我拍摄这么多年来，最有感受的一部片子。”尽管大家对这部电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冯小刚导演对艺术是认真的，是遵循艺术规律的。他这次把演员集中起来，两个月中什么都别干，就把剧情吃透，所以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眼睛里、表演里，电影的摄像里、音乐里，都流露出纯净，所以它感动人。令冯小刚导演非常自豪的是打仗那场戏，7分钟的一个长镜。长镜首先考验一个演员的表演功底，演员的台词不能断，表情不能断，7分钟的长镜，这完全是赌博，如果不成功，几百万块钱一下子就打水漂了。拍这场戏的时候，机器跟着演员黄轩一直走，所有其他人入了画以后还是跟着镜头，爆炸点的出现、坦克的出现、沼泽的出现，所有都必须一次完成。这可能在国际摄影史上也是极为难得的，它所带来的冲击力比蒙太奇的剪輯更有说服力。如果不创新。最后呈现的效果就是一般般。所以《芳华》这部电影是有追求的。 继承与创新，永远是文艺创作两个不可或缺的方向。为什么我在歌剧创作时要研究京剧，我是想通过京剧的发展创新我对现代歌剧的认识。这就是傅雷先生所说的，“需要靠多方面的修养和持续的警惕”。什么是修养？“修”就是要懂、看、博览，“养”则是不断培育。很多人学习艺术，比较关注“修”，这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养”，而且“养”不仅仅要在课堂上、课本里，更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都有不同的感受。
两首歌的创作历程
搞艺术创作，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搞表演还是搞创作，同样的音乐曲，每个人呈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这就是对艺术创作的一种要求——语言。
《我热恋的故乡》是我的成名曲，它是一首西北风的歌曲。那个年代的一批歌曲，像《雪城》《便衣警察》《一无所有》《黄土高坡》，都属于西北风歌曲，它们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音乐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冲击力。《我热恋的故乡》的音乐语言是民族的，是我从河北梆子中获取了元素，把它变成了我的东西。大部分中国歌曲讲究一种韵律的平衡，而这首歌曲在当时打破了这种平衡，这一点是我从西方音乐中借鉴而来的。虽然这首歌的年代有些久远了，但一听就能感受到80年代的火热，人们从过去穿一样颜色的衣服、吃一样的菜中解放了出来，发现原来生活这么美好，人们的热隋、思想在进发，那个时期出现这样的歌曲，是一种时代的反映，所以歌曲出来以后，很快被老百姓喜爱。
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說，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所以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写出了《复活》，创新来不得投机取巧。说实话，作曲不难，但是有什么用呢？创作出来的很多都是垃圾。我创作时不轻易下笔，要考虑很长时间，我可能先把一个我认为好的语言记下来，不马上对它进行肯定或否定，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弹一弹，反复进行推敲，再进行定夺。这时候你的“修”就非常重要了，如果学习得不扎实，在各方面没有很好的修养，可能写出来的东西就很随意、很不讲究。
一个创作者必须有很准确的审美情绪，这就要培养自己本身艺术之外的修养，得有知识、有认识、有高度，才能使自己在艺术表演中是鲜灵活现的，是有生命的，而不是模仿的。
还有一首歌，我想跟大家讲讲创作的过程。这首歌叫作《我像雪花天上来》。
这首歌曲的语言跟刚才那首完全是两码事。这首歌曲，是我1995年创作于意大利的。当时我们去意大利演出。坐着大巴从罗马一直到米兰，沿途景色很美。我当时很兴奋，就跟同行的老师说，“咱们写首歌吧，写首爱情歌曲，而目，是美声的。”他们说好。有了主题之后，我就写了这么一个调。这个调是很怪异的，从作曲法上讲，四度大跳对器乐演奏来讲是比较忌讳的，因为难度很高，歌手也比较难唱。但这正是它的特色——难的东西如果解决了，它就是特色，如果解决不了，那就说明也许违反了正常的规律，还得再考虑。这首歌的原版是阎维文唱的，唱得挺好，歌曲就写出来了。刚开始这首歌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片尾曲播出了，播出之后也没有什么动静。后来很多歌手觉得这首歌不一样，都翻唱这首歌，这首歌现场演唱有一定难度，因此它也经常出现在歌手大赛上，这首歌就这么火了。
有一年的“十一”晚会，中央电视台说要用这首歌，但又觉得歌词不合适，想要修改，我不同意，要么干脆别用，要用就一个字都不能改。我向他们讲述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我们就是要写成一首非常自我、非常美好的爱情歌曲，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么赤裸裸地用美声去追求爱情，是极其鲜有的。后来这首歌曲没有上晚会，但它依然是我非常珍爱的作品，如今各大院校都把这首歌当作声乐教材。
创作者要有工匠精神，“手艺”要好，要学好基本功，要有孜孜不倦的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我的很多歌曲经过了很多很多次打磨。我最早有首歌曲叫《红月亮》，一开始的配乐，我听了以后觉得很别扭，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配成轻松的、歌舞式的歌曲，老百姓很快就接受了。所以歌曲的每一个细节——旋律、和声、配乐、录音、演唱——都需要有手艺。都需要有工匠精神，才能达到自己所要的精品。即便创作的是精品，也未必能成为精品，所以对艺术一定要苛刻，不能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