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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科学与现代》杂志一九九五年第四期发表了B.斯文左夫的文章：《哲学基本问题：神话与现实》。该文对“哲学基本问题”这一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盖棺论定”的“经典”提法提出了“质疑”。
众所周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起到八十年代末止，在苏联，哲学研究和教学始终都是围绕着所谓“哲学基本问题”进行的。任何哲学学派或任何一位思想家都要依照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回答而被判定是属于唯物主义学派还是唯心主义学派。而全部哲学史则被看成是这两个学派之间斗争的历史。
这位作者提出一个问题：从纷繁复杂、头绪万千的哲学问题中只找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基本问题”，这样做的根据充分吗？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
作者对这一提法出现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追溯。“哲学基本问题”这个提法在历史上首次是在恩格斯于一八八六年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载《新时代》杂志一八八六年第四—五期)中出现的。恩格斯在该文中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又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对这个问题回答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本文作者说：“一八八六年，此前三年马克思逝世，此时的恩格斯已经是六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他当时正全力以赴地为整理和出版自己已逝友人和同志的著作而忙碌。马克思主义之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社会学说，包括一定的哲学内容，到这时已经存在了四十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已达到了自己的成熟时期。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在这段时期里，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本人都没有一次把哲学中某个问题称之为基本问题。而且在恩格斯一八八六年以后发表的作品中也找不到类似的提法。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恩格斯没有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书，会怎样呢？”何况，恩格斯之所以写此文全因《新时代》杂志提出的要求：该杂志请他写篇东西“评论”丹麦哲学家施达克所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八八五)一书。“可以设想：如果施达克当时没写这本书，又当如何呢？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发生了的就是发生了的。”“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假设，如果施达克当时没有出版自己的这本书，而恩格斯又没有对他做出回答，那样一来‘哲学基本问题’这个词组很可能就不会在广阔的智力空间里成为哲学生活的中心之一了。”
恩格斯没有料到他的这个提法在三十多年后，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个国家中被上升为“国家哲学”之后所导致的种种惊人后果。他更没有料到他的这个提法后来被列宁外推于全部社会生活和哲学，成为对思想、学说和个人进行政治上“定性”的“党性原则”。如果说列宁在一九○五年《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在谈到“党的文学”时，所谓“党的”(或“党性的”)指的还只是身为“党员”的作家在从事文学工作时要么遵守党的纪律，要么退党，而到了一九○八年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已将“党性”上升为一种政治上的和政治性的“原则”了。列宁甚至断言：“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两千年前，“党”和“党性”不知应当相对于“什么”？)十月革命后，运用“党性原则”的最典型事例之一就是一九二二年发生的大规模的“驱逐”文化界人士的举动。按照苏联当局的命令，用一条“船”(所谓“哲学家之船”)曾将别尔嘉耶夫、洛斯基、布尔加柯夫等等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和其他一些俄罗斯文化名人一次性地“送”到了西方。
本文作者指出，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否定“物质与精神”问题是存在的和对哲学来说是重要的。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难说是能够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的问题。而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只不过是诸多基本问题之中的一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关“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这个题目当然是重要问题之一。物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哲学中的其他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相比，就重要性来说，当然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令人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哲学基本问题”在苏联时期好像受到“高度”的“重视”，但“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内容本身却在实际上老是遭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排挤”，并没有在“学理”上得到应有的探讨。以往那种把“哲学基本问题”意识形态化和绝对化，显然是不对的。要知道，“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所有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感兴趣和在同等程度给与重视的问题。“从十九世纪末以来，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哲学流派中要么被根本忽略，要么被置于边缘地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不仅不能囊括整个哲学史，也很难说是哲学史的主要内容”。
在今日的俄罗斯，不仅“哲学基本问题”这个提法遭到“质疑”。就是长期被认为绝对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也已被视为“只是一个相对正确的定义”。虽然“反映了哲学知识的一些重要特点，但却并不是全部”。“因为，诸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的哲学，还有许多神学哲学思想体系，都难于为该定义所涵盖”(俄国科学院哲学所所长B.C.斯焦平)。
众所周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起到八十年代末止，在苏联，哲学研究和教学始终都是围绕着所谓“哲学基本问题”进行的。任何哲学学派或任何一位思想家都要依照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回答而被判定是属于唯物主义学派还是唯心主义学派。而全部哲学史则被看成是这两个学派之间斗争的历史。
这位作者提出一个问题：从纷繁复杂、头绪万千的哲学问题中只找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基本问题”，这样做的根据充分吗？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
作者对这一提法出现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追溯。“哲学基本问题”这个提法在历史上首次是在恩格斯于一八八六年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载《新时代》杂志一八八六年第四—五期)中出现的。恩格斯在该文中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又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对这个问题回答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本文作者说：“一八八六年，此前三年马克思逝世，此时的恩格斯已经是六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他当时正全力以赴地为整理和出版自己已逝友人和同志的著作而忙碌。马克思主义之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社会学说，包括一定的哲学内容，到这时已经存在了四十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已达到了自己的成熟时期。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在这段时期里，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本人都没有一次把哲学中某个问题称之为基本问题。而且在恩格斯一八八六年以后发表的作品中也找不到类似的提法。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恩格斯没有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书，会怎样呢？”何况，恩格斯之所以写此文全因《新时代》杂志提出的要求：该杂志请他写篇东西“评论”丹麦哲学家施达克所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八八五)一书。“可以设想：如果施达克当时没写这本书，又当如何呢？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发生了的就是发生了的。”“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假设，如果施达克当时没有出版自己的这本书，而恩格斯又没有对他做出回答，那样一来‘哲学基本问题’这个词组很可能就不会在广阔的智力空间里成为哲学生活的中心之一了。”
恩格斯没有料到他的这个提法在三十多年后，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个国家中被上升为“国家哲学”之后所导致的种种惊人后果。他更没有料到他的这个提法后来被列宁外推于全部社会生活和哲学，成为对思想、学说和个人进行政治上“定性”的“党性原则”。如果说列宁在一九○五年《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在谈到“党的文学”时，所谓“党的”(或“党性的”)指的还只是身为“党员”的作家在从事文学工作时要么遵守党的纪律，要么退党，而到了一九○八年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已将“党性”上升为一种政治上的和政治性的“原则”了。列宁甚至断言：“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两千年前，“党”和“党性”不知应当相对于“什么”？)十月革命后，运用“党性原则”的最典型事例之一就是一九二二年发生的大规模的“驱逐”文化界人士的举动。按照苏联当局的命令，用一条“船”(所谓“哲学家之船”)曾将别尔嘉耶夫、洛斯基、布尔加柯夫等等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和其他一些俄罗斯文化名人一次性地“送”到了西方。
本文作者指出，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否定“物质与精神”问题是存在的和对哲学来说是重要的。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难说是能够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的问题。而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只不过是诸多基本问题之中的一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关“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这个题目当然是重要问题之一。物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哲学中的其他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相比，就重要性来说，当然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令人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哲学基本问题”在苏联时期好像受到“高度”的“重视”，但“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内容本身却在实际上老是遭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排挤”，并没有在“学理”上得到应有的探讨。以往那种把“哲学基本问题”意识形态化和绝对化，显然是不对的。要知道，“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所有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感兴趣和在同等程度给与重视的问题。“从十九世纪末以来，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哲学流派中要么被根本忽略，要么被置于边缘地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不仅不能囊括整个哲学史，也很难说是哲学史的主要内容”。
在今日的俄罗斯，不仅“哲学基本问题”这个提法遭到“质疑”。就是长期被认为绝对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也已被视为“只是一个相对正确的定义”。虽然“反映了哲学知识的一些重要特点，但却并不是全部”。“因为，诸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的哲学，还有许多神学哲学思想体系，都难于为该定义所涵盖”(俄国科学院哲学所所长B.C.斯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