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都的夜晚，有一种榻榻米，叫做禅”。
　　小时候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京都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而此时此刻，我安安静静坐在鸭川河边的榻榻米上，看风也看景，看人也看物，饱满地呼吸着这里安宁的四月。
　　在京都，四月是一个世界。
　　白雪的季节过后，京都匆匆忙忙换上了颜色鲜艳的衣裳，她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美丽，樱花漫天飞舞，柳条迎风展枝，过客们驻足停留，忘了尘世，忘了烦忧，忘了远方，忘了追求。
　　怎么爱她都不够，面对京都，每个人都像一个不自信的恋人，只能默默地祈祷，她愿意接受诗人也许不那么准确的煽情。
　　我想故作坚定，却总是败给她的温柔。
　　我想故作勇敢，却总是败给她的矜持。
　　我放棄了思考，只是贪婪地看她，一句话也不说。
　　原来这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
　　当远方的深山飘来袅袅的钟响，一不小心惊醒了她一个甜蜜的梦。
　　她转过身来，回头看我。
　　她不知道，这一千年里我就只是等着这一瞬间。
　　她说：“你好。”
　　我说：“没有关系。”
　　二
　　我一直不懂得旅行的意义，当我读到诗人们这样的文字时，总觉得，没有诗歌的地方就不会有旅行。
　　当我漫步在川端康成的《古都》，徜徉在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流连在夏目漱石的《门》时候，他们说过的那些话，一句一句又在脑海翻腾起来。
　　“花给空气着彩，就连身体也好像染上了颜色”。
　　“把蔚蓝的天空裁剪下来”。
　　“用一只手去触摸永远，用另一只手去触摸人生”。
　　“在这个大千世界中，唯有两人坐着的这块地盘是光明的”。
　　我行走在这些诗人写过的句子中，感受到了古都的另一种魅力。似乎恍惚之间，我就会看到千重子穿着美丽的和服在河边慢慢地游走，听到沟口初见金阁寺时候的那种惊叹，也能想象静静地坐在榻榻米上，宗助和阿米默默的哀叹。
　　京都与诗歌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除了爱情以外，我无法想象。
　　他们都把各自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了对方，似乎除了美丽，什么都不会留下。川端康成是在日本国家遭受最严重打击的时候躲进京都的，“除了日本的美丽和悲哀以外，我什么都不想写”。他喃喃自语，随即写出了《古都》，写出了《千只鹤》，他独自咀嚼着民族的悲哀，以他独特的笔法成功地展现了日本文化中“闲寂”、“物哀”等等传统文学意象，因而获得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日本夺得举世瞩目的光荣。
　　我不禁想起三岛由纪夫说的：“美总是姗姗来迟。”
　　这一句对于京都而言，是贴切的。
　　是川端康成拯救了日本文学，但也是京都拯救了川端康成。
　　作为日本一千多年的国都，京都在战后也默默地捍卫者自己的骄傲和尊严。它成为日本人最后的心灵故乡。日本人一直自诩自己是几千年未被外敌入侵过的洁净的国土，但战败之后美国大兵遍地都是，他们勾着日本的情人在街头大摇大摆。《金阁寺》中三岛由纪夫也突兀地写到美国大兵挽着日本的艺妓，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京都的心灵。
　　四月赏樱花，十月看红叶，多少代日本人就这样度过一生一世，京都坚守这一切。
　　三十多公里路的鸭川，樱花满地都是；五十多亩地的岚山，红叶漫山遍野。
　　如今外国人来日本观光，京都是必到之地。
　　现在走在京都的街头，干净、整洁就不用多说，她更为伟大的是，顽强地捍卫自己古典的尊严。她完整地再现了那些平民拎着背包散步，或者武士扛着刀在街头游走的画面，她清晰地保留了王公贵族驱车赶马，或者神社祭祀黑袍白褂的场合。
　　我看到的，仍旧还是紫式部写《源氏物语》的京都。
　　她顽固地拒绝现代化。
　　作家祝勇说，二十一世纪了，京都还是一个旧得发黄的城市。他写到写作的时候都不敢用“新干线”这样的词语，生怕这么锋利的词汇会戳伤京都的温柔。京都的古典让人肃然起敬，似乎四条宽大的马路也是为了举行盛大的传统节日。
　　当我们都在勇于开创的时候，她总是想着如何保留自我。
　　当我们都在奋力向前的时候，她总是对以往恋恋不舍。
　　尽管京都有一条孤独而繁华的商业街，但是千百年来寂寞地藏在转角处的神社才是她的家园。
　　人们双手合十，默念颂词，祈求平安祥和。
　　我经常去看他们的祈祷，我想这样就可以了解京都的秘密。
　　也许她把她的爱恨情仇都藏在了这里。
　　也许她早已两相忘怀，不计得失。
　　她很神秘。
　　诗人得不到这个秘密，彻夜难眠。
　　三
　　我发现，在京都，新的东西总是等待着老去。
　　而老去的东西，总是等待着被新的人发现。
　　这是一种奇怪的魔法。
　　过去像未来一样崭新，而未来像过去一样熟悉。
　　我不断地想到被本杰明·瓦尔特称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如果他漫步的是京都的街头，而不是巴黎的话，他大可不必写《恶之花》，而应该写《美之花》，就像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一样——《我在美丽的日本》。波德莱尔笔下那种现代与传统之间决绝而果敢的断裂，摩登与古典之间勇敢而艰难的糅合，在京都看来难以理解。京都一切都浑然天成，你分不清哪里是过去，哪里又是现在。
　　人们穿和服，打电话；坐汽车，去神社。
　　她的一切变化都为了不使自己改变。
　　这便是京都孤独的意义。
　　四
　　岚山，十月她才醒过来。
　　每到十月，京都西南的天空里，就有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那就是岚山的红叶。 　　京都的色彩，这个时候，岚山要抢去一大半。
　　三岛由纪夫说马蒂斯的抽象画像一场色彩的火灾。而岚山，要比那副抽象画更为光怪陆离。
　　红叶吞噬了绿树，吞噬了蓝天，世间其他颜色都只是残兵败将，在两边悲叹与哀鸣。
　　似乎十月里，京都浓缩成为一个地方，那就是岚山。
　　岚山地处京都西南，以樱花与红叶闻名于世。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日本贵族或皇室郊游的首选之地，历史上不少王公贵族都在此修建庄园别墅。
　　历代名人更是挥毫泼墨，不吝赞词。
　　除此之外，不少高僧大佛也曾建寺廟于此，参悟梵天，悲悯众生。现在依然存有天龙寺、法轮寺、大觉寺等等名寺古刹，部分寺院可以供游人游览。
　　岚山有山有水，有景有色，有佛有法，有道有庙。
　　所谓有山，是指京都乃盆地地形，四面环山。西南地区正是岚山所在，岚山与嵯峨，一水之隔。
　　所谓有水，是指桂川，清澈见底，碧波荡漾，小船游乘，疑为仙境。
　　有景自不待言，世界名胜游览之地，国家文化遗产之所在。
　　有色更无须多说，一到十月，泛滥成灾的红色吞噬着一切。
　　所谓有佛有法，有道有庙，此乃古往今来，大德高僧坐而论道，史不绝书。
　　周恩来总理也曾游览岚山，留有笔记，祝福中日关系，此乃中国人游览必到之地。
　　岚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除去自然的魅惑，她有了另一番坚守的责任。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
　　1919年4月周恩来游览京都，作诗赞叹。
　　1949年后中日关系因受冷战影响，一直未能取得重大进展。1979年两国恢复邦交，遂进入蜜月期。
　　1979年，由京都社会各界日中友好团体和知名人士联合倡议，成立了“周恩来诗碑筹建委员会”，时任中央委员的廖承志亲笔书写的周恩来所作《雨中岚山》，刻于石碑。
　　诗文曰：“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石碑特选京都名质石料，建碑处专门劈开一百多平方米的空地，栽以日本国花樱花相伴，庄严典雅。
　　风雨岚山，对我而言，又多了一种意义。
　　五
　　三岛由纪夫说，念到“金阁寺”三个字的读音的时候，内心都会颤抖。
　　我怀着同样的心情，去朝拜这座美的殿堂。
　　自从读过《金阁寺》以后，她的的确确成为了庙宇中维纳斯般的存在，那个叫做沟口的结巴和尚颤颤巍巍的感慨总是在我脑海之中挥之不去：“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美？为什么必须美？”
　　“美……美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怨敌”。
　　日本国宝金阁寺原名鹿苑寺，位于京都市北部。因其建筑物表面包有金箔，故称之为金阁寺，始建于1397年。
　　1950年7月2日被寺院僧徒林养贤纵火焚毁。
　　日本全社会为之轰动。《朝日新闻》翌日头版头条报道此事，纵火原因十分蹊跷，据林养贤自供：“我不认为我纵火是一种罪恶。我目睹每日为求美而前来参拜的人群，随之就对美，对那个阶级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从我自己来说，我感到世界上美都是丑的，这时反而不能压抑对这种美的嫉妒。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身处恶劣环境的缘故吧，也许是由于自己口吃带来精神苦恼而导致的结果吧。我有一个想法：只要感到是丑，就要坚决消灭它。我常常为这种矛盾的想法而感到苦恼。为了解决自己的苦恼结果就下决心从革新社会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苦恼转移到实际行动上来！”
　　三岛由纪夫后来根据这个口供，创作出一部诉说“三岛美学”巅峰式的作品：《金阁寺》。这部作品既反映了尼采式的“超人”意志的挫败，也反映了破除我执归复佛学“不拘于物而洒脱自在”的真髓，是三岛美学的原点。
　　如今，金阁寺依然以其全身金甲严守着自己的高贵。
　　不论是在冬日白茫茫一片的雪景中，还是在春色盎然的翠绿中，金阁寺闪闪发光的金色都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她拒绝融入背景，而是自己争做主角。
　　山光水色都臣服在她的面前。
　　她用美丽欺骗世人，却独守着伤心的往事。
　　我困惑着三岛由纪夫的困惑：“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我困惑着川端康成的困惑：“入佛界易，入魔界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