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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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诚信,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之一,早在中华文化的源头《周易》中就有诸多论述,后经先秦诸子、汉唐宋明乃至近代贤哲的阐发与肯定,其外延日趋深广,内涵不断丰富,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诚信文化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被视为社会成员应当遵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影响着中华儿女精神品格的锻造,为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今社会,弘扬诚信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文化;诚信;演变;价值
  “诚信”一词,古时原为两个单音节词“诚”和“信”。“信”与“仁、义、礼、智”并称为“五常”,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信”的本义是指人说话要诚实可信,许慎《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从言。”[1](P52) “信”的含义包括诚实、言行一致,以及信用、信誉、信任等内涵。“信”与“诚”虽为两个单音节词,然二者可以互训,本义相通。《说文解字》:“诚,信也,从言成声。”[1](P52)随着语言的发展,后来“信”与“诚”组成了一个双音节词“诚信”,其核心思想是“诚实守信”,其基本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真诚信实、践诺守信、恪尽职守。“诚信”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之一,自古就受到先民的重视。千百年来,诚信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被视为社会成员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且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深层道德意识,成为中国人立身兴邦之本。
  一、《周易》说“诚信”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价值标准,在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周易》中就有过较为全面的阐述。
  《周易》六十四卦中设有“中孚”卦,《杂卦》云:“中孚,信也”,[2](P211)孔颖达注疏:“信发于中谓之中孚”,是阐述诚信的专卦;“孚”字在《易经》中凡四十余见,一般均作“心怀诚信”解[3] (P496)。《观》卦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2](159)说的是祭祀神灵要心诚。《比》卦初六云:“有孚比之,无咎。”[2](P149)交朋友要讲诚信。《小畜》卦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2](P150)诚信既可富己又可富人。《家人》卦上九:“有孚威如,终吉。”[2](P173)治家不可缺少诚信与威严。《睽》卦九四:“交孚,厉无咎。”[2](P173)互相讲诚信即可转危为安。《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2](P150)诚信可以免灾。《随》卦九五:“孚于嘉,吉。”
  [2](P157)诚信可获嘉美之吉。凡此等等,充分反映了《周易》的诚信观。
  诚信,是《周易》的重要人文观之一。《中孚》九五爻辞:“有孚挛如,无咎”,[2](P192)说明如果人有诚信,并且连续不断地讲求诚信,就没有灾祸。诚信在《周易》的义理中既是做人的底线,又是做人的极高境界,它可分为递进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行险而不失其信”,[2](P166)这是做人的最底线,人可以行险,可以稍稍偏离人的轨道,但是不能失去诚信。第二个层次为“有其信者必行之”,[2](P210)做人必须遵守诺言,讲求信用,有诺必践。第三个层次为“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2](P211)将诚信作为“进德”、“修业”的基础,赋予诚信以崇高的道德意义。第四个层次,即诚信的最高层次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在默然中成就一切,不用言语而致诚信,使之依存于德行之中,这里已把诚信与道德融一体。[2](P200)
  二、诸子论“诚信”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思想大变革时期,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尽管诸子百家观点各异,但在“信”的看法上基本是一致的。诸子从各个角度阐述了“信”的重要性,都把它视作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同时,把“诚”看作“信”的基础,把“信”看作“诚”的表现,进而把是否“诚信”看作评价人、区分人的重要标准。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非常重视“诚信”,把它作为自己教育学生的四个科目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4](P104)他认为“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4](P61)在《论语》中他多次强调“主忠信”,他认为“诚信”是成就君子的必要条件。“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所以,他主张选拔举荐人才时,首先要把“诚信”作为条件之一。[4](P178)同时,孔子还认为,“诚信”乃为政三大法宝之一,子贡问政,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4](P144)这里,孔子将取信于民看作政治最重要的前提,他甚至认为,如果实在要去掉两种的话,则宁可去掉前两者,而保留“信”。
  儒家亚圣孟子也十分重视“诚信”,他特别强调其道德内涵。他认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4](P393)。将自身拥有善称为“诚信”。孟子进而认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思诚者,人之道也。”[4](P300)同时,孟子将人言为信、以言语取信于人上升到诚身明善,只有以诚待人,才能取信于人。荀子则认为诚信是君子修养心性的前提:“君子养心,莫善于诚。”[5](P46)心怀诚意,则万物不能侵害:“致诚则无它事矣!”[5](P46)反之,如果心无诚意,言而无信,则任凭你是天王老子也将寸步难行:“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5](P48) 所以,荀子认为,诚信是立身兴邦之根本:“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5](P48)
  主张无为而治、逍遥物外的道家学派对“诚信”也有诸多论说。老子认为社会上诚信不足,所以才有不讲信用的:“信不足,有不信焉!”[6](P67)而轻易承诺别人的,就必然少有讲信用的:“轻诺必寡信。”[6](P243)庄子则认为:“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 [7](P454-455)
  法家代表韩非子则强调诚信对于君主的重要性:“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8](P304)另一位法家人物商鞅则认为诚信是治国方略之一:“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9](P110)墨家代表墨子则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10](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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