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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上当，本埠阎瑞生谋毙妓女莲英一案系沪上最近惨无人道之事，大为一般人士注意，近有某游戏场编莲英劫一剧，遍登广告于初三初四二夜开演。余友是夜亦往一饱眼福，讵至京戏收锣，而所谓莲英劫新剧竟不出现。后即续演影戏，然喜观此剧者仍纷纷至该剧场，以致人山人海几无容足之地，闻因捕房干涉故不开演。观者莫不谓上当上当云。”
1920年9月18日，《申报》 第14版 《自由谈》 专栏中发出此新闻，提及当时上海有剧场称推出新剧 《莲英劫》，观众蜂拥而来，却因“捕房干涉”，未能上演。
《莲英劫》 取材于1920年上海的一起杀人案，社会反响极大，捕房之所以干涉，因此案正在审理中。
《莲英劫》 及类似的戏剧后来热演多年，被称为“阎戏”，中国第一部电影长片 《阎瑞生》 亦跟风而出。据该片编剧、著名影人杨小仲先生回忆：“自从《阎瑞生》 上演得到空前盛况，在一般资产阶级的心目之中，均认为电影事业的前途大有可为，就崛起了一些新兴的影片公司。”
虽 《阎瑞生》 拷贝、剧本、剧照等已无存，但它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20年6月17日，《申报》 第11版上连发 《女尸验系勒毙》 《妓女失踪之请缉》 两文，次日确认死者为妓女王莲英。
据美国学者贺萧钩沉，王莲英生父是杭州旗人，早逝，母董氏再嫁开茶馆的王长发。1916年，因生计艰难，王莲英从女校辍学，到上海当了妓女。“她个性比较强，但是据说对母亲百般耐心，谁要对那爱管闲事的老太太 （指王母）态度坏一点，就会动气”。
1917年，上海娱乐中心“新世界”办“花国竞选”，得“总统”一人、“副总统”二人和“总理”一人，王莲英得票1.8万余张，排名第四，被称为“第一任花国总理也，芳名久着，一般走马妆台者多为之颠倒”。
1919年，王莲英与客人杨习珪交往，产下一女，孩子满月后，她重操旧业，不到一年便遇害。
杀人案主谋是阎瑞生，据 《申报》 介绍，阎16岁入震旦学院 （1928年后改称震旦大学，我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学校），20岁毕业，又在北京交通部训练学校机械科学习1年，通英语和法语。阎父早亡，他少年好赌，震旦大学是教会大学，阎却“于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掷骰以博胜负”。
毕业后，阎瑞生在良济公司执业18个月，后到香港工作半年，回上海后，任中法矿物公司技师钟大明的翻译10个月，“继充法租界电车公司买办室之写字”，1920年1月离职。
阎瑞生有家室，“阎之发妻，系娶自朱家角某姓家女，夫妇极不融洽，其妻早返母家”。
1919年8月起，阎瑞生与妓女题红馆往来，“迨至阴历四月中旬，自思端节将近，届时应付之账项共需六百余元，无处挪借。至四月十九日，适值江湾赛马之期，乃托词向题红馆借得钻戒一只，质洋六百元，持赴江湾跑马场买马票，冀赢得巨款以度节关。讵知结果一票未中，六百元全数尽去。当其托词向题红馆借用钻戒时，曾许以四点钟后即归还，至是，则不得不从速筹款为之赎出，而劫财害命之念遂起”。
阎瑞生原想劫名妓林黛玉 （原名不详，或称为陆金宝），她被 《官场现形记》 作者李宝嘉列为花界“四大金刚”之一，与阎交往多年。6月9日晚阎约她出来，她恰有堂差，不能前往。阎只好转约王莲英。
王莲英“素爱装饰”“时常插带贵重饰物”“约有四五千金”，阎瑞生以“行香”为名将王约出。
“行香”即乘小轿车去郊外兜风，当时轿车属罕物，有诱惑力。
小轿车是阎找大学同学朱稚嘉借的，朱稚嘉是上海工商界领袖朱葆三的五儿子，人称朱老五。朱葆三豪富仗义，上海法租界曾将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
阎瑞生后来交代说：“我在上海所交阔少甚多，如向他处借汽车，也可以借得来的……因本年三月间，我由友人介绍觅得太古公司某轮船买办事，需保证金五千两。我托朱氏兄弟代为设法，均不允。我因此不免含恨，故借朱之汽车做这案子。我事后逃走，事主必牵连到朱的身上，因此可以泄我之忿。”
阎瑞生从黄德昌茶叶店拉吴春芳、方日珊做帮手，许诺平分劫财。
三人将王莲英拉到郊外后，用“哥罗芳”（即氯仿，麻醉剂） 将王迷倒，再将其勒毙，抛尸于麦田。第二天，阎瑞生约见吴春芳等二人，要深埋尸体，以防村民发现，二人口头答应，却怕冤魂缠身，未执行。
阎瑞生选择对妓女下手，因时代变化，妓女社会地位空前低落，当时报纸常有妓女被劫杀的新闻，大多不了了之。阎伏法后，军阀曹锟的亲信李彦青还惋惜道：“妓女乃下贱之人，杀伤几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上海一个妓女莲英竟让一个受过教育的阎瑞生枪毙，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事。”
朱家后人说：“（当时警方） 别的证据没有，就是那一部汽车的牌照……对了一下号码，发现是我们家的，包打听就到我们家里来了。”经讯问，警方锁定阎瑞生。
阎瑞生从报纸上看到王莲英尸体被发现，且转卖劫来珠宝时被朱稚嘉撞见，便夜间雇小船潜逃，被邻居举报，缉私营开船追赶，阎只好跳入水中逃逸，最终在徐州火车站落网。
经法庭审理，阎瑞生、吴春芳被判死刑，方日珊未被抓捕归案。
1920年11月24日，《申报》 第10版专文描写了枪决现场，称：“时头门外北来之妓女与阎之友人，均乘汽车而来观执行者，约有数十辆，均随往龙华大操场观看。”“闻观者之中，有一女子年约二九，于执行后乘汽车回至龙华桥相近，大哭不止。有人传说即系题红馆。”
因“花国总理”与“洋行买办”两个热词，阎瑞生案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阎被枪决后，第三天大世界和笑舞台便推出海派京剧 《莲英劫》 和文明戏 《莲英被难记》，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回忆说：“新舞台夏氏兄弟素有经验，《黑籍冤魂》 成功在前，《阎瑞生》 必轰动于后，良机莫失，首先发动，漏夜赶编时事新剧。连台好戏，捷足先登，提前公演，独占鳌头，其盛况又是空前，半年不衰。” 第二年3月1日，新舞台又推出连台本戏 《阎瑞生》，广告称：“内中有大水景，大梦景，新一品香，百多洋行，会乐里妓院，九音连弹，许多汽车、马车兜圈子，真马上台，真船上台，当场泅水。”其中“阎瑞生做事错又错，尊一声父老子弟先生同胞，大家细听我把话来说……奉劝少年的同胞你们休学我，到阴曹见那祖先，我有何面目”的唱段脍炙人口，被唱片公司录制发行，连孟小冬都演过此剧。
1921年2月，新舞台曾推出萧伯纳名剧 《华伦夫人之职业》，遭遇票房惨败，《阎瑞生》成了“留住观众，挽回经济损失的无奈之举”。
学者何其亮指出，“上海当时几乎每个剧场、 娱乐中心、 草台班子都在搬演此案”，甚至街头卖栗子小贩也播放“阎戏”中唱段招徕顾客。
“阎戏”风靡后，出版亦紧跟，《莲英被害记》 《莲英惨史》 《阎瑞生秘史》 等纷纷出版，贺萧说：“她 （指王莲英） 的事情在街头巷尾传了二十多年。”
1921年4月，《申报》 发布广告：“阎瑞生谋害莲英案喧传社会，无人不知，现闻由中国影戏研究社将全案事实编为影戏……全片制成共費五万元，长约万余尺，不日即可出演，届时必可哄动一时也。又该社以外人影片所摄中国人，均囚首鹄面极形不堪，殊有玷国体，兹拟多摄有价值之影片输往外洋，以介绍我国人真面目云。”宣告电影也加入阎案狂欢中。
电影的发起者是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顾肯夫、陆洁等，前4人都在洋行供职，顾肯夫、陆洁则是超级影迷，他们在1920年创立中国影戏研究会 （后改名中国影戏研究社），并于1921年4月出版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 《影戏杂志》，原计划为月刊，因经济原因，1922年1月才由顾肯夫个人出第2期，5月由明星公司出第3期，以后停刊，研究会亦消失。
为拍电影，陈寿芝等人找到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该部建于1920年，1927年因严重亏损被取消，是当时不多的、有能力拍电影的机构。
《阎瑞生》 编剧为杨小仲，杨1916年入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半工半读，1918年正式入职。导演是商务出版社的任彭年。陈寿芝扮阎瑞生，二人本是好友，面貌、动作相像。
影片强调真实，均取案发实景，为拍“枪毙”一场，竟“要求淞沪护军使署，请仍派出如前次执行枪毙时之军队，押送该二犯前赴龙华操场……站齐队伍如法开枪，惟除去子弹，其余情形竟与当时无异”。
不过这可能是噱头，以吸引在场市民去影院找大屏幕上自己的形象。
1921年7月1日，《阎瑞生》 公映，票价为1元和1.5元，“未至开映时间，包厢已预订一空，池座亦满。”
此前中国电影仅长十几分钟，《阎瑞生》 却长达100分钟，连映两周，票房赢利4000余元。
1920年后，上海“将近一百五十家交易所和数不清的信托公司相机成立”，1921年，上海所有银行资金为7500万元，被套在交易所的投资额却达1.63亿元，远超银行储备，资本急于寻找出口，电影 《阎瑞生》 的成功带起了一个投资电影热。
《阎瑞生》 标榜真实，但据媒体批评，瑕疵甚多，甚至扮演王莲英母亲的“似系一男社员，表情虽属不差，而形容服饰望而知其为假，且时暗露笑容，谅扮演时亦自忍俊不禁”。
1922年，明星公司又以张欣生弑父案为题材，拍摄 《报应昭彰》，“连日售座异常拥挤，后至者俱纷纷退回”，一周票房即达6683元。有人上书教育部，称：“近日电影片中于诲淫诲盗外，罪尤加等者有二，一为阎瑞生影片，一为张欣生影片……写者必欲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矣。”
《阎瑞生》 格调不高，但它展现出电影的商业价值，并培养出任彭年、杨小仲、陈寿芝、王彩云等电影人。其实阎瑞生也是影迷，在法庭上曾“供认谋杀情况，都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
王莲英刚去世时，她的意中人杨习珪曾“日夜登台自己作自己”“伤心人现身说真情”，但据《申报》9年后报道，王莲英尸体仍未安葬。（本文多处转引自学者李春先生的论文 《从社会案件到电影传播》 和学者张新英先生的论文 《〈阎瑞生〉：从社会新闻到电影》中的史料。）
（选自《北京晚报》2017年12月15日）
1920年9月18日，《申报》 第14版 《自由谈》 专栏中发出此新闻，提及当时上海有剧场称推出新剧 《莲英劫》，观众蜂拥而来，却因“捕房干涉”，未能上演。
《莲英劫》 取材于1920年上海的一起杀人案，社会反响极大，捕房之所以干涉，因此案正在审理中。
《莲英劫》 及类似的戏剧后来热演多年，被称为“阎戏”，中国第一部电影长片 《阎瑞生》 亦跟风而出。据该片编剧、著名影人杨小仲先生回忆：“自从《阎瑞生》 上演得到空前盛况，在一般资产阶级的心目之中，均认为电影事业的前途大有可为，就崛起了一些新兴的影片公司。”
虽 《阎瑞生》 拷贝、剧本、剧照等已无存，但它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花国总理”遇上阎瑞生
1920年6月17日，《申报》 第11版上连发 《女尸验系勒毙》 《妓女失踪之请缉》 两文，次日确认死者为妓女王莲英。
据美国学者贺萧钩沉，王莲英生父是杭州旗人，早逝，母董氏再嫁开茶馆的王长发。1916年，因生计艰难，王莲英从女校辍学，到上海当了妓女。“她个性比较强，但是据说对母亲百般耐心，谁要对那爱管闲事的老太太 （指王母）态度坏一点，就会动气”。
1917年，上海娱乐中心“新世界”办“花国竞选”，得“总统”一人、“副总统”二人和“总理”一人，王莲英得票1.8万余张，排名第四，被称为“第一任花国总理也，芳名久着，一般走马妆台者多为之颠倒”。
1919年，王莲英与客人杨习珪交往，产下一女，孩子满月后，她重操旧业，不到一年便遇害。
杀人案主谋是阎瑞生，据 《申报》 介绍，阎16岁入震旦学院 （1928年后改称震旦大学，我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学校），20岁毕业，又在北京交通部训练学校机械科学习1年，通英语和法语。阎父早亡，他少年好赌，震旦大学是教会大学，阎却“于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掷骰以博胜负”。
毕业后，阎瑞生在良济公司执业18个月，后到香港工作半年，回上海后，任中法矿物公司技师钟大明的翻译10个月，“继充法租界电车公司买办室之写字”，1920年1月离职。
阎瑞生有家室，“阎之发妻，系娶自朱家角某姓家女，夫妇极不融洽，其妻早返母家”。
給大学同学下了个套
1919年8月起，阎瑞生与妓女题红馆往来，“迨至阴历四月中旬，自思端节将近，届时应付之账项共需六百余元，无处挪借。至四月十九日，适值江湾赛马之期，乃托词向题红馆借得钻戒一只，质洋六百元，持赴江湾跑马场买马票，冀赢得巨款以度节关。讵知结果一票未中，六百元全数尽去。当其托词向题红馆借用钻戒时，曾许以四点钟后即归还，至是，则不得不从速筹款为之赎出，而劫财害命之念遂起”。
阎瑞生原想劫名妓林黛玉 （原名不详，或称为陆金宝），她被 《官场现形记》 作者李宝嘉列为花界“四大金刚”之一，与阎交往多年。6月9日晚阎约她出来，她恰有堂差，不能前往。阎只好转约王莲英。
王莲英“素爱装饰”“时常插带贵重饰物”“约有四五千金”，阎瑞生以“行香”为名将王约出。
“行香”即乘小轿车去郊外兜风，当时轿车属罕物，有诱惑力。
小轿车是阎找大学同学朱稚嘉借的，朱稚嘉是上海工商界领袖朱葆三的五儿子，人称朱老五。朱葆三豪富仗义，上海法租界曾将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
阎瑞生后来交代说：“我在上海所交阔少甚多，如向他处借汽车，也可以借得来的……因本年三月间，我由友人介绍觅得太古公司某轮船买办事，需保证金五千两。我托朱氏兄弟代为设法，均不允。我因此不免含恨，故借朱之汽车做这案子。我事后逃走，事主必牵连到朱的身上，因此可以泄我之忿。”
居然有人为阎瑞生抱屈
阎瑞生从黄德昌茶叶店拉吴春芳、方日珊做帮手，许诺平分劫财。
三人将王莲英拉到郊外后，用“哥罗芳”（即氯仿，麻醉剂） 将王迷倒，再将其勒毙，抛尸于麦田。第二天，阎瑞生约见吴春芳等二人，要深埋尸体，以防村民发现，二人口头答应，却怕冤魂缠身，未执行。
阎瑞生选择对妓女下手，因时代变化，妓女社会地位空前低落，当时报纸常有妓女被劫杀的新闻，大多不了了之。阎伏法后，军阀曹锟的亲信李彦青还惋惜道：“妓女乃下贱之人，杀伤几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上海一个妓女莲英竟让一个受过教育的阎瑞生枪毙，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事。”
朱家后人说：“（当时警方） 别的证据没有，就是那一部汽车的牌照……对了一下号码，发现是我们家的，包打听就到我们家里来了。”经讯问，警方锁定阎瑞生。
阎瑞生从报纸上看到王莲英尸体被发现，且转卖劫来珠宝时被朱稚嘉撞见，便夜间雇小船潜逃，被邻居举报，缉私营开船追赶，阎只好跳入水中逃逸，最终在徐州火车站落网。
经法庭审理，阎瑞生、吴春芳被判死刑，方日珊未被抓捕归案。
1920年11月24日，《申报》 第10版专文描写了枪决现场，称：“时头门外北来之妓女与阎之友人，均乘汽车而来观执行者，约有数十辆，均随往龙华大操场观看。”“闻观者之中，有一女子年约二九，于执行后乘汽车回至龙华桥相近，大哭不止。有人传说即系题红馆。”
街头巷尾传了二十多年
因“花国总理”与“洋行买办”两个热词，阎瑞生案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阎被枪决后，第三天大世界和笑舞台便推出海派京剧 《莲英劫》 和文明戏 《莲英被难记》，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回忆说：“新舞台夏氏兄弟素有经验，《黑籍冤魂》 成功在前，《阎瑞生》 必轰动于后，良机莫失，首先发动，漏夜赶编时事新剧。连台好戏，捷足先登，提前公演，独占鳌头，其盛况又是空前，半年不衰。” 第二年3月1日，新舞台又推出连台本戏 《阎瑞生》，广告称：“内中有大水景，大梦景，新一品香，百多洋行，会乐里妓院，九音连弹，许多汽车、马车兜圈子，真马上台，真船上台，当场泅水。”其中“阎瑞生做事错又错，尊一声父老子弟先生同胞，大家细听我把话来说……奉劝少年的同胞你们休学我，到阴曹见那祖先，我有何面目”的唱段脍炙人口，被唱片公司录制发行，连孟小冬都演过此剧。
1921年2月，新舞台曾推出萧伯纳名剧 《华伦夫人之职业》，遭遇票房惨败，《阎瑞生》成了“留住观众，挽回经济损失的无奈之举”。
学者何其亮指出，“上海当时几乎每个剧场、 娱乐中心、 草台班子都在搬演此案”，甚至街头卖栗子小贩也播放“阎戏”中唱段招徕顾客。
“阎戏”风靡后，出版亦紧跟，《莲英被害记》 《莲英惨史》 《阎瑞生秘史》 等纷纷出版，贺萧说：“她 （指王莲英） 的事情在街头巷尾传了二十多年。”
为“真实”竟上刑场
1921年4月，《申报》 发布广告：“阎瑞生谋害莲英案喧传社会，无人不知，现闻由中国影戏研究社将全案事实编为影戏……全片制成共費五万元，长约万余尺，不日即可出演，届时必可哄动一时也。又该社以外人影片所摄中国人，均囚首鹄面极形不堪，殊有玷国体，兹拟多摄有价值之影片输往外洋，以介绍我国人真面目云。”宣告电影也加入阎案狂欢中。
电影的发起者是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顾肯夫、陆洁等，前4人都在洋行供职，顾肯夫、陆洁则是超级影迷，他们在1920年创立中国影戏研究会 （后改名中国影戏研究社），并于1921年4月出版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 《影戏杂志》，原计划为月刊，因经济原因，1922年1月才由顾肯夫个人出第2期，5月由明星公司出第3期，以后停刊，研究会亦消失。
为拍电影，陈寿芝等人找到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该部建于1920年，1927年因严重亏损被取消，是当时不多的、有能力拍电影的机构。
《阎瑞生》 编剧为杨小仲，杨1916年入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半工半读，1918年正式入职。导演是商务出版社的任彭年。陈寿芝扮阎瑞生，二人本是好友，面貌、动作相像。
影片强调真实，均取案发实景，为拍“枪毙”一场，竟“要求淞沪护军使署，请仍派出如前次执行枪毙时之军队，押送该二犯前赴龙华操场……站齐队伍如法开枪，惟除去子弹，其余情形竟与当时无异”。
不过这可能是噱头，以吸引在场市民去影院找大屏幕上自己的形象。
阎瑞生也是影迷
1921年7月1日，《阎瑞生》 公映，票价为1元和1.5元，“未至开映时间，包厢已预订一空，池座亦满。”
此前中国电影仅长十几分钟，《阎瑞生》 却长达100分钟，连映两周，票房赢利4000余元。
1920年后，上海“将近一百五十家交易所和数不清的信托公司相机成立”，1921年，上海所有银行资金为7500万元，被套在交易所的投资额却达1.63亿元，远超银行储备，资本急于寻找出口，电影 《阎瑞生》 的成功带起了一个投资电影热。
《阎瑞生》 标榜真实，但据媒体批评，瑕疵甚多，甚至扮演王莲英母亲的“似系一男社员，表情虽属不差，而形容服饰望而知其为假，且时暗露笑容，谅扮演时亦自忍俊不禁”。
1922年，明星公司又以张欣生弑父案为题材，拍摄 《报应昭彰》，“连日售座异常拥挤，后至者俱纷纷退回”，一周票房即达6683元。有人上书教育部，称：“近日电影片中于诲淫诲盗外，罪尤加等者有二，一为阎瑞生影片，一为张欣生影片……写者必欲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矣。”
《阎瑞生》 格调不高，但它展现出电影的商业价值，并培养出任彭年、杨小仲、陈寿芝、王彩云等电影人。其实阎瑞生也是影迷，在法庭上曾“供认谋杀情况，都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
王莲英刚去世时，她的意中人杨习珪曾“日夜登台自己作自己”“伤心人现身说真情”，但据《申报》9年后报道，王莲英尸体仍未安葬。（本文多处转引自学者李春先生的论文 《从社会案件到电影传播》 和学者张新英先生的论文 《〈阎瑞生〉：从社会新闻到电影》中的史料。）
（选自《北京晚报》201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