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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欲”显现：“物化”、技术与思想性
如今，人工智能化强势出击，后人类（Posthuman）概念数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人类期待借助技术手段，制造湿媒体（Wet Media）的赛博（Cyber）属性、网络生存与虚拟身份。但在整个人类技术思维碰撞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一对戏谑的悖论：人类期望自身越来越虚拟化，同时，技术尤其是影像技术却在将虚拟变得越发真实。二者指向的似乎不再是对方，转而生成某种非绝对化的阈限物，指向1985年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的“新物种”——虚构的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物——吐火女怪（Chimera）。
尤为关注时代、媒介和社会发展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其早期代表作《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1968）中提出某种由“物”引发的反应式满足（The Satisfaction Reaction）支配的社会形态，人类逐渐转为“受到物的包围”的“官能性的人”。结合当下网络时代真实/虚拟“物”的新发展，我们或许会提出思考：网生“物”是否仅指向具有传统使用价值的“物”？“物化”的根本是否指向网生“物欲”？“物欲”与技术制造出所谓新“物种”——“吐火女怪”，其对人类的真正影响是什么？
鉴于上述现象与理论的同向性，本文将对鲍德里亚早期理论与新影像、新艺术形态结合，用一种媒介/理论回溯的视角，从“物化”“物欲”与“物种”的角度，探讨当下网生“物”与人类发展的多维想象。
（一）“物化”的网生表征与思维转型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渗透式发展，人类的生活状态早已转向媒介化的网络场域。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拿起一部手机时，似乎就可以支撑全部的生活。而媒介终端技术的逐渐便捷、凝练及实用的进化趋势，也回应了鲍德里亚当年对“物”的判断，“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对物的科技现实可谓毫无意识。然而此一抽象性却是基本的现实：科技主导着环境的重大变革。甚至这样说都不会显得奇怪：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1]“毫无意识”指向人类从意识到无意识的媒介化过程，这也表明网生属性已然深入人心。
网生引发新“物化”的出现，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质：
第一，虚拟与真实的“物化”并存。众所周知，网络促使“虚拟”概念打破真实界与想象界的疆域，走向现实。人们越来越心甘情愿的使用虚拟来满足虚拟社交生存的渴望，也越来越享受生成虚拟世界的多维身份的过程。此时，虚拟与真实之间的平衡状态实际上被某种主动性打破，虚拟逐渐“侵蚀”现实，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由此造成“物”之“物化”的双重表现：虚拟之“物”/真实之“物”。
第二，物質之“物”转向“心智”之“物”。无论是虚拟还是真实，其功能性都指向了物质消费与心智消费的心理维度。比如在网络时代，我们使用手机中的软件（虚拟之“物”）去完成购物（真实之“物”）行为，而所购之“物”既可能是供给吃穿用的实在体，也可能是游戏、二次元、电影周边产品等消费的虚拟/实在并存体，前者是真实存在的生存必需，而后者则与“心智”消费契合，成为当下网络时代越来越常态化的消费形态。鲍德里亚就曾作过相似的阐释：“我们的实用物品都与一到数个结构性元素有关，但它们也都同时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2]如今，“心智”消费与大众流行文化之间的关联尤为密切，甚至可以说是划等号的，在年轻人对“心智”的满足感越发强烈的时候，“物”已然从外走向心理，“人及物甚至仅仅联系，使得物因此得到一种密度、一种情感价值，那也就是我们惯称的物的‘临在感’（Présence）。”[3]“物欲”逐渐成为“物”演变的一大趋势。
上述网生“物”的双重转型，不免引发疑问：人类对心智之“物”的追求，一定与时代的进步同向吗？比如获得艾美奖的影视剧《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系列借由反乌托邦的视角，在作品中凸显女性的子宫功能性被消解的表征。当子宫转化为“物”的时候，其本不应当具备的“物化”属性直指人类的“物欲”生成：即该剧隐喻的那些无法生育的高阶层女性，用圣经作为“物欲”指涉的掩体，对具备生育功能的女性以奴役的方式强行使其生育，诞生婴儿却归高阶层女性所有。此时，子宫的意义，似乎旨在以某种借用的方式完成其生育使命、工作，而子宫作为女性身体器官的现实却被消解，成为仅完成生育功能的符号之“物”。一如鲍德里亚所述，“用来掌握物品的器官，它只是顺手性（Maniabilité）的符号，针对这个抽象符号，按钮、手柄等等更能配合。因为它们的操作本身，早不需要手的工作，而且存在于别处。”[4]
这部剧看似夸张甚至不可思议，但是在网络时代，所谓“顺手性”的代孕现象屡见不鲜。人类的欲望不再满足于对使用“物”的消费快感，而是指向了更为深远的需求。虽然我们理应正向的引导和看待需求的转型，但不可忽视的是，与剧中所表现的残酷现实相契合的欲望也随之拓展，这也是网络时代如何理解“物化”、引导“物欲”的重点所在。
（二）基于“物欲”的人本与赛博
有研究者称：“让·鲍德里亚在某些圈子里，正不知不觉地进入文化场景的中心。在许多‘后现代’期刊和团体中，鲍德里亚正被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哲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中正统理论和传统智慧的挑战。”[5]可以说，鲍德里亚的理论本身就是对传统“物化”理解的一种挑战，其在提出“物化”的时刻，已然指向了未来“物欲”落地的可能性。关于“物欲”的研究视角，似乎应当首先对准人本体，因为人，是“物欲”产生的基石。鲍德里亚曾对“物”提出有关功能解放的新思考——“只代表解放了物的功能，而不是物的自身……只要物还只是在功能中被解放，相对的，人的解放也只停留在作为物的使用者的阶段。”[6]这既承认了“物”的发展，也表明人作为“物”的使用者能够获得解放的只是一种身份，而非彻底的心理的解放，由此，我们再来看“物欲”，会发现在诸如上文所述《使女的故事》中所提到的子宫/生育“物欲”，实际上也是被生育一个孩子这件事所绑定的，子宫只是实现了“物欲”转移，其生育功能性并未改变，也就再次证实上文所述“顺手性”的符号之“物”，等同于当下诸多“物化”到“物欲”的转型。 再以网络时代尤为多见的科幻电影为例，诸多影片将AI的概念放大，引发人类与AI之间生存关系的思考。在此番指涉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问：人类对AI的态度究竟是对物体的“物欲”，还是某种“物种”渴求？AI是否以新“物种”的形态公之于众？
在解决这些疑问之前，需回溯网生“物”对于人类的影响历程，其原因在于网络被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称为“第二媒介时代”，显示其与前序语言、文字、平面、广播、电视、影像等诸多媒介的区分，可以说网络的出现对人类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在网络时代，我们的思维、观念和对“物”的看法发生转型实践上与之延伸构成正比关系。因此，以网生“物”为节点，探寻之“前”与之“后”的诸多变化，或许能够下意识的挖掘我们经历的、似曾相识的、具有改变力的心理指涉。
第一，网生“物”之“前”的人本研究。简而言之，当“物”并未形成如今的网络式“物体系”时，人类对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考量依然居于某种人本主义的范畴。历史中的人文主义（Humanism）和达尔文进化论（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等，均展示出人类对于自身认知与多重态度的重叠。也正由此，人的自我/他者思维进化，借助技术的力量，推动世界发展至今出现多维的现状。如果说鲍德里亚的时代并未出现网络，但是他已然以某种先见之明的态度，“预言”了当下技术/人类伴生的网生样态：“技术与物品的体系和谐地演进，而产生它们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停滞或退化，这怎么可能？人和技术，需要和物品，在任何解决下都是相互地结构。”[7]相互，指明了人与“物”的互为牵制，也正因此，人本研究出现更多人/“物”结合的转向，但“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依然是为了完成人的进化。
第二，网生“物”之“后”的赛博研究。人的进化与“物”的“义肢”表征对应，就像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无法分割，赛博人类诞生。正如鲍德里亚坚信，“机械拜托了以人为中心的参考点，也摆脱了所谓‘自然尺寸’（Lagrandeur Nature），越来越献身于信息的复杂性，机械以人脑为模范，朝向不可逆转的结构集中，朝向小宇宙的精华本质。这样的方向去演进。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扩展，以占领世界和太空为目的，这样的技术时代过去了，随之而来，我们的技术时代，想要深度地切入世界之中去运作。”[8]在这个过程中，一股从“人”到“后人类”的风潮溢现，诸多电影作品借此表达对网络新技术时代的讽刺、质疑与堪忧。
二、“物种”制造：真实、仿像与拟人化
或许可以看做是人本主义的新延续，“后人类”视域中提及超人类主义（Transhumainsm）概念，包括三个主要的技术层次——超级重力（Super Longevity）、超级智慧（Super Intelligence）与超级幸福（Super Wellbeing）。这些赛博化的诸多设想借由影像表达的时候，分明指向本文开篇提及的那对戏谑的悖论：现在的人变得越来越不像人（虚拟），而技术却在将虚拟越来越真实（拟人化）。这是对网络时代的嘲弄？还是对人类自身陷入网生“物”发展的警示？无论如何，一个事实指向了业已对“物化”掌控自如的我们，内心的“物欲”实际上是对人与“物体系”之间关联的迷惘，正如影像中真实、仿像与拟人化的新“物种”诞生，令人喜忧参半。
（一）新“物种”触发本体思考
鲍德里亚略带戏谑的指出：“如果机器人会成为潜意识中总结所有物品的理想物体，那不只因为它是人的作用效能的拟像，而是因为，同时是拟像，又不够完美到足以成为人的化身，因为它虽是人，却明显的仍是物，也就因此，它是一个奴隶。实际上，机器人一直都是奴隶。”[9]具体到网络时代，我们会发现“奴隶”依托技术的生产与传播，网生“物”与虚拟场域直接对应。人类借助诸多网络新形态，“开始把自己或他人想象成了后人类集体中的一员，‘我’就变成了‘我们’，通过协作的自动机制来形成自我”[10]。可以说，机器人、网络虚拟身份以及诸多拟像的诞生，分明指向与上文网生“物”之前的人本研究对应的人类自我投射。像是一面镜子，即能照出本我，亦可映射他者。因此，这种“奴隶”的实体更可能理解为某種欲望的外化，人类愿意嫁接于外界以传达自己对自己、自己对他人的真实/幻象连接的欲望本质。
一直以来，影像是人类完成真实与幻象联系的最佳外化物质形态。在网络时代，电影制作技术也与之并行，二者从传播/生产角度，将新“物种”引发的欣喜与思考广泛而又深入的蔓延。以CG、Faceshift、Animatronic等技术制作的影像AI造型和后人类“人设”为案例，比如《阿丽塔》（Alita：Battle Angel，2019）、《湮灭》（Annihilation，2018）、《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2017）、《宿主》（The Host，2016）与《降临》（Arrival，2016）等，都从科幻类型的视角，将“物”的概念延伸至“趋于真实”的“人化”层面。但其“人化”的表征下，又不断强化机械的、技术的异化差异，因此这些归属后人类的诸多影像化案例：生化人、机械人、人机复合生物、外星生命体与人类复合生物等反乌托邦式的赛博技术化呈现，其实际上生存于“趋于真实”观念与“实在真实”现象之间的阈限之中。此类影片的共性，不仅在于对新“物种”的思考，更将视阈回溯至人本体，此时“物”承载了外来的、外化的角色，真实、仿像与拟人化的目的性置于人与“物”的对抗、融合之中，成为对本体思考的视觉呈现。
将本体思考结合影像新“物种”的内核来看，就指向了本文开篇提到唐纳·哈拉维的“吐火女怪”，出自其文章《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85），“迄至20世纪后期——这是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吐火女怪，是理论上虚构的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物。总之，我们都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它赋予我们政见。”[11]这句话主要指涉两大要点：首先，从词源来看，赛博格（Cyborg）由英文单词“Cybernetic”（控制论的）和“Organism”（有机体）的前三个字母拼合而成，体现出人作为生物体，在与非有机体结合之后所不可磨灭的人本质属性。其次，唐纳·哈拉维为何引入神话的“吐火女怪”来进行隐喻？从“吐火女怪”的词源来看，“Chimera”来自希腊语“Χ?μαιρα”，是希腊神话中会喷火的怪物，由狮子、毒蛇和会喷火的羊头组成，具有破坏力。其在诸多影视作品中有所映射，《哈利波特》（Harry Porter）系列中称之为“狮面龙尾羊”，《湮灭》则直接将喷火功能赋予受“侵蚀”的女性角色。这些希腊神话式的隐喻，既表达出有机物/非有机物之间的融合想象，又似乎在向我们展示一个事实：鲍德里亚“物体系”的“体系”范畴，早已超越“物性”，而与“人性”“神性”之间存有想象阈的关联。而借由影像实现的想象性，究竟是带领人类朝更广更远的未知领域发展？还是表示某种理性又不失礼貌的堪忧？ （二）“物”想象的阈限性
事实上，“吐火女怪”以某种想象阈的符号形态呈现，她并非真正会吐火的女怪，也并非AI技术所期待达到的某种身体、身份，其更像是大众在“物欲”基础之上的某种对不可能存在的“物种”制造的浅尝辄止般尝试，这似乎与鲍德里亚对“物”与“符号”的关联判断正相关，即“把物虚化，抽象为一种形式符号，这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运行方式，但这种方式是大众文化的第一级运作层面，而在深层上，大众文化运作是将符号变成物，使物成为符号的复制品”[12]。由此，进一步来看“物”的功能，就“不再简单地只是物体本性的展示（海德格尔的梦想），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编码，在物体的功能身上，折射的是社会文化的意义结构，功能的变化呈现的正是社会关系与文化体系的变化。”[13]尤其对于当下网络社会而言，这种变化与网络、文化和观念的流行性转型对应，并且呈现越来越细化的表征。
上述从人本研究到“吐火女怪”的拟态研究，均体现出人对于自身/他者、他者/他者、群体/群体以及更广范围的地球/宇宙之间联系的探索精神。而与之对应影像技术的拟人化案例，一方面，旨在提醒我们对虚拟的新“物种”研究的深层思考需注重阈限的存在，可归为与本文开篇所述悖论相对应的拟态想象的阈限性，包括影像制造的后人类AI形象与人类之间的阈限性，也指向科技助力/科技反噬、真实空间/虚拟世界、有机物/非有机物、物质/非物质、人类意识/AI意识等后人类概念引发的想象的阈限性;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能够对阈限中影像技术的拟人化发展进行有效预判，提出网络社会中与人类发展正相关的新“物种”发展的可行性策略。
诚然，对这种可行性的探讨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世纪70年代，未来学家伊思凡戴尔瑞（F. M. Esfandiary）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FM-2030，表示对2030年“超人类”样态的憧憬。字母与数字的组合，消解了人的社会属性，而期待强化某种个体价值。结合千禧年之后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提出的湿媒体（Wet Media）、技术智力美学等理论，不难发现基于新“物种”想象制造的影像技术阈限空间，实际上本身就具有干性物性/活性人性结合的湿性（Wet）属性，其借助对影像中展示的身体（Body）与 仿生性（Bionicity）之间的技术连接，凸显承载于技术的“吐火女怪”生存的阈限特质。而我们回到这一切的载体，会发现时代发展、社会/技术进步、媒介变革本身就是湿性的。正是人类思维在悖论影响下的不断接受、排斥或自反，才促使“物体系”逐渐成为某种景观化的呈现，这与鲍德里亚的理解对应。鲍德里亚沿用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观（Spectacle）社会概念，提出一种“景观式异化”（Aliénation Spectaculaire），即指向了人的抽象化思维过程。将“异化”放置于从“物化”到“物种”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手段是多样的，极端的、极致的、看似理性的追求，实际上却又是不切实际的，只可能将我们带入另一种虚无主义的迷惘洪流。
因此，面对悖论，以及由此引申的想象阈限，新“物种”发展的可行性策略或将与人的真实诉求契合，比如上文提及的《湮灭》《降临》等科幻电影的深层意指，对人性的思考，才是“物”这个具象与抽象结合的词汇赋予人类发展的真正价值。回到如今網络时代媒介化生存的人类，无论“我”与“它”是共存，还是对抗，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与“它”共同分享一个能指，这也正是“吐火女怪”的网生赛博意义所在。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借由鲍德里亚《物体系》相关理念，对“物”的本质及其在当下和未来的引申义进行思考，从基于后人类研究的“悖论生成”到“如何认知”探讨出一种新“物种”的阈限性生存环境，为后人类研究/影像技术辅助完成网生“物”想象的双重维度提供新思路，这也是本文撰写的意义所在。如今，影像作为最能承载人类想象力的视听形态已然常态化，网络时代的影像发展又出现诸多新形态和新趋势，在面对一切破旧迎新的时代，如何从理论中找寻悖论的思考方式？如何解开悖论，亦或形成新的悖论？等等议题，都可沿用类似鲍德里亚式的理论进行拓展，这也为相关理论的现实性和前瞻性思考提供了某种借鉴和延伸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2][3][4][6][7][8][9][法]让·鲍德里亚.物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6，14，55，16-17，138，54，134.
[5] Doulas Kellner.Jean Baudrillar：From Marrism to Postmoderism and Beyond[M].
California：Standford，1989：1.
[10]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
[11] 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 J ].读书，2015（10）：86.
[12][13]仰海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4，81.
【作者简介】
如今，人工智能化强势出击，后人类（Posthuman）概念数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人类期待借助技术手段，制造湿媒体（Wet Media）的赛博（Cyber）属性、网络生存与虚拟身份。但在整个人类技术思维碰撞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一对戏谑的悖论：人类期望自身越来越虚拟化，同时，技术尤其是影像技术却在将虚拟变得越发真实。二者指向的似乎不再是对方，转而生成某种非绝对化的阈限物，指向1985年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的“新物种”——虚构的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物——吐火女怪（Chimera）。
尤为关注时代、媒介和社会发展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其早期代表作《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1968）中提出某种由“物”引发的反应式满足（The Satisfaction Reaction）支配的社会形态，人类逐渐转为“受到物的包围”的“官能性的人”。结合当下网络时代真实/虚拟“物”的新发展，我们或许会提出思考：网生“物”是否仅指向具有传统使用价值的“物”？“物化”的根本是否指向网生“物欲”？“物欲”与技术制造出所谓新“物种”——“吐火女怪”，其对人类的真正影响是什么？
鉴于上述现象与理论的同向性，本文将对鲍德里亚早期理论与新影像、新艺术形态结合，用一种媒介/理论回溯的视角，从“物化”“物欲”与“物种”的角度，探讨当下网生“物”与人类发展的多维想象。
（一）“物化”的网生表征与思维转型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渗透式发展，人类的生活状态早已转向媒介化的网络场域。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拿起一部手机时，似乎就可以支撑全部的生活。而媒介终端技术的逐渐便捷、凝练及实用的进化趋势，也回应了鲍德里亚当年对“物”的判断，“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对物的科技现实可谓毫无意识。然而此一抽象性却是基本的现实：科技主导着环境的重大变革。甚至这样说都不会显得奇怪：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1]“毫无意识”指向人类从意识到无意识的媒介化过程，这也表明网生属性已然深入人心。
网生引发新“物化”的出现，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质：
第一，虚拟与真实的“物化”并存。众所周知，网络促使“虚拟”概念打破真实界与想象界的疆域，走向现实。人们越来越心甘情愿的使用虚拟来满足虚拟社交生存的渴望，也越来越享受生成虚拟世界的多维身份的过程。此时，虚拟与真实之间的平衡状态实际上被某种主动性打破，虚拟逐渐“侵蚀”现实，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由此造成“物”之“物化”的双重表现：虚拟之“物”/真实之“物”。
第二，物質之“物”转向“心智”之“物”。无论是虚拟还是真实，其功能性都指向了物质消费与心智消费的心理维度。比如在网络时代，我们使用手机中的软件（虚拟之“物”）去完成购物（真实之“物”）行为，而所购之“物”既可能是供给吃穿用的实在体，也可能是游戏、二次元、电影周边产品等消费的虚拟/实在并存体，前者是真实存在的生存必需，而后者则与“心智”消费契合，成为当下网络时代越来越常态化的消费形态。鲍德里亚就曾作过相似的阐释：“我们的实用物品都与一到数个结构性元素有关，但它们也都同时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2]如今，“心智”消费与大众流行文化之间的关联尤为密切，甚至可以说是划等号的，在年轻人对“心智”的满足感越发强烈的时候，“物”已然从外走向心理，“人及物甚至仅仅联系，使得物因此得到一种密度、一种情感价值，那也就是我们惯称的物的‘临在感’（Présence）。”[3]“物欲”逐渐成为“物”演变的一大趋势。
上述网生“物”的双重转型，不免引发疑问：人类对心智之“物”的追求，一定与时代的进步同向吗？比如获得艾美奖的影视剧《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系列借由反乌托邦的视角，在作品中凸显女性的子宫功能性被消解的表征。当子宫转化为“物”的时候，其本不应当具备的“物化”属性直指人类的“物欲”生成：即该剧隐喻的那些无法生育的高阶层女性，用圣经作为“物欲”指涉的掩体，对具备生育功能的女性以奴役的方式强行使其生育，诞生婴儿却归高阶层女性所有。此时，子宫的意义，似乎旨在以某种借用的方式完成其生育使命、工作，而子宫作为女性身体器官的现实却被消解，成为仅完成生育功能的符号之“物”。一如鲍德里亚所述，“用来掌握物品的器官，它只是顺手性（Maniabilité）的符号，针对这个抽象符号，按钮、手柄等等更能配合。因为它们的操作本身，早不需要手的工作，而且存在于别处。”[4]
这部剧看似夸张甚至不可思议，但是在网络时代，所谓“顺手性”的代孕现象屡见不鲜。人类的欲望不再满足于对使用“物”的消费快感，而是指向了更为深远的需求。虽然我们理应正向的引导和看待需求的转型，但不可忽视的是，与剧中所表现的残酷现实相契合的欲望也随之拓展，这也是网络时代如何理解“物化”、引导“物欲”的重点所在。
（二）基于“物欲”的人本与赛博
有研究者称：“让·鲍德里亚在某些圈子里，正不知不觉地进入文化场景的中心。在许多‘后现代’期刊和团体中，鲍德里亚正被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哲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中正统理论和传统智慧的挑战。”[5]可以说，鲍德里亚的理论本身就是对传统“物化”理解的一种挑战，其在提出“物化”的时刻，已然指向了未来“物欲”落地的可能性。关于“物欲”的研究视角，似乎应当首先对准人本体，因为人，是“物欲”产生的基石。鲍德里亚曾对“物”提出有关功能解放的新思考——“只代表解放了物的功能，而不是物的自身……只要物还只是在功能中被解放，相对的，人的解放也只停留在作为物的使用者的阶段。”[6]这既承认了“物”的发展，也表明人作为“物”的使用者能够获得解放的只是一种身份，而非彻底的心理的解放，由此，我们再来看“物欲”，会发现在诸如上文所述《使女的故事》中所提到的子宫/生育“物欲”，实际上也是被生育一个孩子这件事所绑定的，子宫只是实现了“物欲”转移，其生育功能性并未改变，也就再次证实上文所述“顺手性”的符号之“物”，等同于当下诸多“物化”到“物欲”的转型。 再以网络时代尤为多见的科幻电影为例，诸多影片将AI的概念放大，引发人类与AI之间生存关系的思考。在此番指涉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问：人类对AI的态度究竟是对物体的“物欲”，还是某种“物种”渴求？AI是否以新“物种”的形态公之于众？
在解决这些疑问之前，需回溯网生“物”对于人类的影响历程，其原因在于网络被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称为“第二媒介时代”，显示其与前序语言、文字、平面、广播、电视、影像等诸多媒介的区分，可以说网络的出现对人类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在网络时代，我们的思维、观念和对“物”的看法发生转型实践上与之延伸构成正比关系。因此，以网生“物”为节点，探寻之“前”与之“后”的诸多变化，或许能够下意识的挖掘我们经历的、似曾相识的、具有改变力的心理指涉。
第一，网生“物”之“前”的人本研究。简而言之，当“物”并未形成如今的网络式“物体系”时，人类对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考量依然居于某种人本主义的范畴。历史中的人文主义（Humanism）和达尔文进化论（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等，均展示出人类对于自身认知与多重态度的重叠。也正由此，人的自我/他者思维进化，借助技术的力量，推动世界发展至今出现多维的现状。如果说鲍德里亚的时代并未出现网络，但是他已然以某种先见之明的态度，“预言”了当下技术/人类伴生的网生样态：“技术与物品的体系和谐地演进，而产生它们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停滞或退化，这怎么可能？人和技术，需要和物品，在任何解决下都是相互地结构。”[7]相互，指明了人与“物”的互为牵制，也正因此，人本研究出现更多人/“物”结合的转向，但“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依然是为了完成人的进化。
第二，网生“物”之“后”的赛博研究。人的进化与“物”的“义肢”表征对应，就像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无法分割，赛博人类诞生。正如鲍德里亚坚信，“机械拜托了以人为中心的参考点，也摆脱了所谓‘自然尺寸’（Lagrandeur Nature），越来越献身于信息的复杂性，机械以人脑为模范，朝向不可逆转的结构集中，朝向小宇宙的精华本质。这样的方向去演进。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扩展，以占领世界和太空为目的，这样的技术时代过去了，随之而来，我们的技术时代，想要深度地切入世界之中去运作。”[8]在这个过程中，一股从“人”到“后人类”的风潮溢现，诸多电影作品借此表达对网络新技术时代的讽刺、质疑与堪忧。
二、“物种”制造：真实、仿像与拟人化
或许可以看做是人本主义的新延续，“后人类”视域中提及超人类主义（Transhumainsm）概念，包括三个主要的技术层次——超级重力（Super Longevity）、超级智慧（Super Intelligence）与超级幸福（Super Wellbeing）。这些赛博化的诸多设想借由影像表达的时候，分明指向本文开篇提及的那对戏谑的悖论：现在的人变得越来越不像人（虚拟），而技术却在将虚拟越来越真实（拟人化）。这是对网络时代的嘲弄？还是对人类自身陷入网生“物”发展的警示？无论如何，一个事实指向了业已对“物化”掌控自如的我们，内心的“物欲”实际上是对人与“物体系”之间关联的迷惘，正如影像中真实、仿像与拟人化的新“物种”诞生，令人喜忧参半。
（一）新“物种”触发本体思考
鲍德里亚略带戏谑的指出：“如果机器人会成为潜意识中总结所有物品的理想物体，那不只因为它是人的作用效能的拟像，而是因为，同时是拟像，又不够完美到足以成为人的化身，因为它虽是人，却明显的仍是物，也就因此，它是一个奴隶。实际上，机器人一直都是奴隶。”[9]具体到网络时代，我们会发现“奴隶”依托技术的生产与传播，网生“物”与虚拟场域直接对应。人类借助诸多网络新形态，“开始把自己或他人想象成了后人类集体中的一员，‘我’就变成了‘我们’，通过协作的自动机制来形成自我”[10]。可以说，机器人、网络虚拟身份以及诸多拟像的诞生，分明指向与上文网生“物”之前的人本研究对应的人类自我投射。像是一面镜子，即能照出本我，亦可映射他者。因此，这种“奴隶”的实体更可能理解为某種欲望的外化，人类愿意嫁接于外界以传达自己对自己、自己对他人的真实/幻象连接的欲望本质。
一直以来，影像是人类完成真实与幻象联系的最佳外化物质形态。在网络时代，电影制作技术也与之并行，二者从传播/生产角度，将新“物种”引发的欣喜与思考广泛而又深入的蔓延。以CG、Faceshift、Animatronic等技术制作的影像AI造型和后人类“人设”为案例，比如《阿丽塔》（Alita：Battle Angel，2019）、《湮灭》（Annihilation，2018）、《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2017）、《宿主》（The Host，2016）与《降临》（Arrival，2016）等，都从科幻类型的视角，将“物”的概念延伸至“趋于真实”的“人化”层面。但其“人化”的表征下，又不断强化机械的、技术的异化差异，因此这些归属后人类的诸多影像化案例：生化人、机械人、人机复合生物、外星生命体与人类复合生物等反乌托邦式的赛博技术化呈现，其实际上生存于“趋于真实”观念与“实在真实”现象之间的阈限之中。此类影片的共性，不仅在于对新“物种”的思考，更将视阈回溯至人本体，此时“物”承载了外来的、外化的角色，真实、仿像与拟人化的目的性置于人与“物”的对抗、融合之中，成为对本体思考的视觉呈现。
将本体思考结合影像新“物种”的内核来看，就指向了本文开篇提到唐纳·哈拉维的“吐火女怪”，出自其文章《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85），“迄至20世纪后期——这是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吐火女怪，是理论上虚构的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物。总之，我们都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它赋予我们政见。”[11]这句话主要指涉两大要点：首先，从词源来看，赛博格（Cyborg）由英文单词“Cybernetic”（控制论的）和“Organism”（有机体）的前三个字母拼合而成，体现出人作为生物体，在与非有机体结合之后所不可磨灭的人本质属性。其次，唐纳·哈拉维为何引入神话的“吐火女怪”来进行隐喻？从“吐火女怪”的词源来看，“Chimera”来自希腊语“Χ?μαιρα”，是希腊神话中会喷火的怪物，由狮子、毒蛇和会喷火的羊头组成，具有破坏力。其在诸多影视作品中有所映射，《哈利波特》（Harry Porter）系列中称之为“狮面龙尾羊”，《湮灭》则直接将喷火功能赋予受“侵蚀”的女性角色。这些希腊神话式的隐喻，既表达出有机物/非有机物之间的融合想象，又似乎在向我们展示一个事实：鲍德里亚“物体系”的“体系”范畴，早已超越“物性”，而与“人性”“神性”之间存有想象阈的关联。而借由影像实现的想象性，究竟是带领人类朝更广更远的未知领域发展？还是表示某种理性又不失礼貌的堪忧？ （二）“物”想象的阈限性
事实上，“吐火女怪”以某种想象阈的符号形态呈现，她并非真正会吐火的女怪，也并非AI技术所期待达到的某种身体、身份，其更像是大众在“物欲”基础之上的某种对不可能存在的“物种”制造的浅尝辄止般尝试，这似乎与鲍德里亚对“物”与“符号”的关联判断正相关，即“把物虚化，抽象为一种形式符号，这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运行方式，但这种方式是大众文化的第一级运作层面，而在深层上，大众文化运作是将符号变成物，使物成为符号的复制品”[12]。由此，进一步来看“物”的功能，就“不再简单地只是物体本性的展示（海德格尔的梦想），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编码，在物体的功能身上，折射的是社会文化的意义结构，功能的变化呈现的正是社会关系与文化体系的变化。”[13]尤其对于当下网络社会而言，这种变化与网络、文化和观念的流行性转型对应，并且呈现越来越细化的表征。
上述从人本研究到“吐火女怪”的拟态研究，均体现出人对于自身/他者、他者/他者、群体/群体以及更广范围的地球/宇宙之间联系的探索精神。而与之对应影像技术的拟人化案例，一方面，旨在提醒我们对虚拟的新“物种”研究的深层思考需注重阈限的存在，可归为与本文开篇所述悖论相对应的拟态想象的阈限性，包括影像制造的后人类AI形象与人类之间的阈限性，也指向科技助力/科技反噬、真实空间/虚拟世界、有机物/非有机物、物质/非物质、人类意识/AI意识等后人类概念引发的想象的阈限性;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能够对阈限中影像技术的拟人化发展进行有效预判，提出网络社会中与人类发展正相关的新“物种”发展的可行性策略。
诚然，对这种可行性的探讨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世纪70年代，未来学家伊思凡戴尔瑞（F. M. Esfandiary）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FM-2030，表示对2030年“超人类”样态的憧憬。字母与数字的组合，消解了人的社会属性，而期待强化某种个体价值。结合千禧年之后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提出的湿媒体（Wet Media）、技术智力美学等理论，不难发现基于新“物种”想象制造的影像技术阈限空间，实际上本身就具有干性物性/活性人性结合的湿性（Wet）属性，其借助对影像中展示的身体（Body）与 仿生性（Bionicity）之间的技术连接，凸显承载于技术的“吐火女怪”生存的阈限特质。而我们回到这一切的载体，会发现时代发展、社会/技术进步、媒介变革本身就是湿性的。正是人类思维在悖论影响下的不断接受、排斥或自反，才促使“物体系”逐渐成为某种景观化的呈现，这与鲍德里亚的理解对应。鲍德里亚沿用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观（Spectacle）社会概念，提出一种“景观式异化”（Aliénation Spectaculaire），即指向了人的抽象化思维过程。将“异化”放置于从“物化”到“物种”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手段是多样的，极端的、极致的、看似理性的追求，实际上却又是不切实际的，只可能将我们带入另一种虚无主义的迷惘洪流。
因此，面对悖论，以及由此引申的想象阈限，新“物种”发展的可行性策略或将与人的真实诉求契合，比如上文提及的《湮灭》《降临》等科幻电影的深层意指，对人性的思考，才是“物”这个具象与抽象结合的词汇赋予人类发展的真正价值。回到如今網络时代媒介化生存的人类，无论“我”与“它”是共存，还是对抗，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与“它”共同分享一个能指，这也正是“吐火女怪”的网生赛博意义所在。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借由鲍德里亚《物体系》相关理念，对“物”的本质及其在当下和未来的引申义进行思考，从基于后人类研究的“悖论生成”到“如何认知”探讨出一种新“物种”的阈限性生存环境，为后人类研究/影像技术辅助完成网生“物”想象的双重维度提供新思路，这也是本文撰写的意义所在。如今，影像作为最能承载人类想象力的视听形态已然常态化，网络时代的影像发展又出现诸多新形态和新趋势，在面对一切破旧迎新的时代，如何从理论中找寻悖论的思考方式？如何解开悖论，亦或形成新的悖论？等等议题，都可沿用类似鲍德里亚式的理论进行拓展，这也为相关理论的现实性和前瞻性思考提供了某种借鉴和延伸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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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ulas Kellner.Jean Baudrillar：From Marrism to Postmoderism and Beyond[M].
California：Standford，1989：1.
[10]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
[11] 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 J ].读书，2015（10）：86.
[12][13]仰海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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