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七月，由北大燕京学堂引发的“国际化”热议，更像夏火一般灼炙着北大人与公众的神经。
　　先说说我这个月的国际课堂经验。
　　因缘际会，参与了一些国际课程和讲座的设计、讲授。一个项目围绕中国文化、经济、政治诸问题，把一个个独立讲座“串烧”起来，对象是来自北美某大学的本科生。当我登上讲台，发现在座清一色南亚北非族裔，不禁慨叹北美的多元融合当真厉害。后来向协调老师调侃，再过几年，来的可能都是华裔了。后者云，这个项目提前已把这个潜在群体给屏蔽了。
　　課上是中国经典与文化导论，学生听得还算认真，提问也比较靠谱，比如中国的天与其他宗教至上神的区别、道德一元论与相对主义。听说下午讲的是茶道，形而上与形而下安排得相得益彰。协调人说这个项目不全是学习，还得有体验，大概是“田野调查”的意思吧。据讲，有个学生一落地，从北京机场打车到学院路，被收了整整五百RMB。之后，学生们要求，外出都包车。我向他们推荐，可以去雍和宫，还有旁边的孔庙国子监，不知是否成行。而协调人转告，他们对京城的捏脚（足浴）相当地感兴趣。
　　另一个课程是儒家传统。教务老师提前知会，同学们报名踊跃，最后需扩容。课程由几位教授合上，毕竟用英文讲这题目不易。轮到我讲，不知什么缘故，发现教室里坐着的，并没有名单上那些来自马德里、爱丁堡的国际友生。倒是有几位新加坡人，从姓名字母拼写看得出曾经有大陆背景。余下的学生，大部分本校，还有几位来自“学院路高校共同体”——孤陋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么高大上的名词，算中国的常春藤？
　　讲课我还是精心准备，必恭敬止，学生们也听之如仪。只是偶尔产生某种荒诞感：中文母语的老师和学生，为了那几位不知到何处“田野”的国际哥们儿，不得不操他邦之言解圣贤之文。权当为将来的国际普及储备人材吧。不过，还是有一些细节耐人玩味：讲课伊始，从学生那里接收到的不是“老师您好”，而是一张张精明的面孔在问“老师这课怎么考”。那一刻，我有些失落，想起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想起了颇为国际化的芮成钢同学。
　　对于国际生的“失踪”，一位主事者解释，与中国优秀生源的输出相比，这类国际学校想要吸引国际的相应匹配，还是比较困难。来的人，猎奇开眼的动机更盛，有几个能坐得下来？
　　说到这里，我对于北京大学推出燕京学堂项目，围绕静园搞出那样的设计规划，倒是产生几分同情。要与哈佛、牛津争夺国际优秀生源，似乎不得不拿出更为优厚的待遇和条件。要从智识上真正让国际生坐下来，呆在住宿制学院，似乎不得不提出一套别样的中国学课程。
　　再考虑到这个项目背负的国家文化战略意图，整个事件更显得有些紧要了：已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再满足于向外输出Made in China的鞋子、圣诞树、高铁，也应该输出文化、智识、还有价值。至少，应培养一批具有潜在战略价值的“知华爱华”人士。
　　这倒也无可厚非。只是，如何推动这样壮丽的事业，避免成事不足，或欲速不达？
　　若仔细检讨北大燕京学堂这一项目的出台，又能看到这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般症候：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匆匆上马，野蛮拔长。这次的国际化进军，依然是冲击世界顶峰的豪情，掩饰不住中国一流大学你争我抢的劣质竞争心态。
　　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学”究竟在智识和精神上有无根底和积累？目前涵盖人文与社科的课程设计，能否端出在欧美汉学、中国研究以外真正体现中国文明精神的知识产品？“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国际化儒者辜鸿铭早在1883年，是的，1883年的《中国学》文中就强调，研究者需用所研究民族的最基本原则和概念武装起来，才能研究该民族的社会关系，然后再观察这些原则如何运用推行，从经义哲学一步步到其历史知识、政治构建。这些批评乃针对西方汉学家所发。近百年前在一战首次追求国际认同受挫后，学运领袖们把辜夫子驱逐出北大。面对眼下这套中国学规划，他是否能欣赏其中的中国人精神？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缓不应急，能否赶上趟？
　　想想孔夫子，终生栖栖惶惶，涵育来自远方各国的英才人杰，国际化可谓厥功至伟。今日，我们是否还有基于仁、礼的普遍主义抱负？在暑期讲座末了，我曾语于国际友生，去看看孔庙吧，那里并无门槛（虽然有门票）。因为，我们服膺于一个根植人性深处的信念：有教无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