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高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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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日本少子高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日本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尤其对日本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挑战。目前,日本劳动力供给数量不足、年龄结构老化、年轻人失业率上升等问题日益凸显,女性劳动力、外国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虽然对劳动力不足有一定的弥补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日本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少子高龄化带来的问题,并且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现状,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少子高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的中国来说,为避免出现与日本相似的劳动力供给问题,政府应采取促进经济发展、落实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老龄产业等措施,防止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的出现。
  关键词:少子高龄化;劳动力供给;应对措施;启示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3-0057-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3.007
  一、日本少子高龄化
  (一)日本少子高龄化现状
  少子高龄化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日本是进入少子高龄化社会较早的国家之一,少子高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联合国老龄化标准,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就称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则称为老龄社会,超过21%则称为超老龄社会。按照此标准,日本昭和45年(197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平成6年(1994年)进入老龄社会,平成19年(2007年)进入超老龄社会,可见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十分严重[1]。对于少子化问题来说,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从日本少子化发展趋势来看,0~14岁人口数量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少子化问题日趋严重。表1显示日本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及变化情况,图1反映日本少子高龄化现状及变化趋势,可以看出1950年日本各年龄段人口分配合理,并未出现少子高龄化问题,1970年,0~14岁人口由1950年的2 979万人减少至2 515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由416万人增加至740万人;1990年,0~14岁人口减少至2 249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至1 489万人,少子化程度由1970年的23.9%降至18.2%,老龄化程度由1970年的7.1%增长至12.1%,少年儿童抚养比由34.9%降至26.2%,老年人口抚养比由10.3%增至17.3%,说明少年儿童抚养负担减轻,但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2010年,0~14岁人口减少到1 680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到2 677万
  人,老年人口数量比儿童人口超出近1 000万人,少子化程度为13.2%,老龄化程度为23%,少年儿童抚养比为20.7%,老年人口抚养比为33.0%,老年人抚养负担增长较快;截止2013年,0~14岁人口1 639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为3 190万人,少子化程度为12.9%,老龄化程度为25.1%,少年儿童抚养比20.7%,老年人口抚养比为40.3%。由此可见,日本少子高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日本少子高龄化的变化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研究所的推测,如表1、图1所示:2020年,日本0~14岁人口数量将减少到1 457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增加至
  3 612万人,少子化程度为11.7%,老龄化程度为29.1%,少年儿童抚养比为19.8%,老年人口抚养比为49.2%,老年人口抚养负担进一步加重;2040年,0~14岁人口数量为1 073万人,65岁人口数量为3 868万人,少子化程度降至10%,老龄化程度增至36.1%,届时日本人口中有1/3以上都是老年人,少年儿童抚养比为18.5%,老年人口抚养比为66.8%,1.5个劳动力需要抚养一个老年人;2060年,0~14岁人口数量为791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3 364万人,少子化程度为8.3%,老龄化程度为39.9%,少年儿童抚养比为17.6%,老年人口抚养比为76.1%,日本少子高龄化程度已经达到鼎峰。此后,少子高龄化问题会逐渐得到缓解。
  二、少子高龄化对日本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年龄结构老化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数量和供给取决于这个国家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少,劳动力年龄结构和数量对劳动力的供给变化具有制约作用。日本是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老龄化速度的加剧对劳动力供给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根据表1可以看出,日本劳动适龄人口1950-2000年一直呈增加趋势,由5 017万人增加到8 622万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4%;从2000年开始,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开始出现大幅下降,到2010年降至8 103万人。截止2013年,日本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为7 907万人,13年间减少715万人,降幅为8.3%;预计2020年劳动适龄人口减少至7 341万人,2040年则跌至5 787万人,2060年降至4 418万人。由此可见,日本劳动适龄人口数量逐年减少,并且减少的速度不断加快。日本劳动力人口的现状及变化情况见图2,1990年日本劳动力人口6 384万人,占劳动适龄人口的74.3%,65岁以上劳动力人数360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5.6%;2000年劳动力人口数增加至6 766万人,占劳动适龄人口的78.5%,65岁及以上劳动人口493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7.3%;2006年、2012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下降,2006年为6 557万人,2012年则降至6 628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劳动力的比重达到8.8%。根据总务省统计局推算,日本劳动力人口继续呈下降趋势,2017年、2030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将降至6 556万人、6 180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劳动力的比重分别升至10.4%和11.1%。由此可见,受日本少子高龄化趋势的影响,日本劳动适龄人口及劳动力人口呈下降趋势,劳动力供给数量不断减少,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及老年劳动力数量呈上升趋势,劳动力人口数量总体呈减少趋势,导致日本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   (二)年轻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失业率较高
  据2014年日本《读卖新闻》报道,随着日本少子高龄化问题的加剧,日本劳动力持续减少,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日本15~29岁年轻劳动力各年龄段的就业人数及就业率可参见图3。可以看出,15~29岁年龄段劳动力数量从1990年开始减少,到2012年减少至1125万人;就业率也呈下降趋势。从各年龄段劳动力分布情况看,2000年以来日本各年龄段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15~19岁、20~24岁、25~29岁劳动力人口数量从2000年的132万人、629万人、827万人分别降至2012年的89万人、428万人、608万人,15~19岁、20~24岁就业率由17.5%和72.8%减少至2012年的14.7%和68%,25~29岁就业率有所升高,从83.2%增至85.8%。由此可见,日本年轻劳动力人口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年轻劳动力就业率呈下降趋势。说明年轻劳动人口失业率总体较高,但2010年以来有所缓解。参见图4。可以看出,日本各年龄段年轻人失业人数由1975年的6万人、19万人、17万人增加到16万人、54万人、51万人;失业率持续升高,分别从3.6%、2.9%、2.3%增至 12.1%、8.6%、6.2%,增幅较大并且高于全体劳动者的失业率,但在之后的几年间失业率有所下降。受少子高龄化进程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2010年间日本年轻劳动者失业率开始上升,2010年以上3个年龄段的失业率分别为9.8%、9.1%、7.2%。截止2013年,日本各年龄段年轻人失业人数为6万人、30万人、37万人,失业率分别为6.4%、7%、6.2%,均高于4%的社会总失业率。
  (三)就业观念转变,女性劳动力供给增加
  日本女性呈M型就业模式的出现是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变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女性劳动力需求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少子高龄化增长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女性的婚育观念和就业观念有了较大变化,生育率不断降低[3]。日本女性M型就业模式也发生变化,M型底部出现不断向上移动的态势,1991年日本女性劳动力就业率为51.6%,2001年增长到55.1%,到2010年女性就业率达到63.0%,20年时间女性就业率上升了11.4个百分点。考查日本不同年龄段女性就业情况,看出M型底部女性就业率上升较快,说明因为结婚而选择辞职照顾家庭的女性逐渐减少,继续从事工作的女性逐渐增多。见图5。2011年处于女性M型就业模式谷底的年龄由30~34岁向35~39岁移动,说明日本女性选择晚婚晚育的人数不断增加;处于女性就业M型就业模式低谷的是25~44岁年龄段,1991-2011年的20年间就业率从61.4%上升到66.9%,尤其是25~35岁年龄段的女性就业率上升速度较快,25~29岁、29~34岁年龄段的女性就业率分别从1991年的60.9%、51.6%上升为2001年的66%、55.1%,到2011年则分别上升至72.8%、64.2%,20年间分别上升11.9个和11.6个百分点,未婚女性和已婚选择就业的女性增加,提高了该年龄段的就业率;40~54岁年龄段的女性就业率呈上升趋势,但增幅较小,就业率基本维持在70%左右;55~59岁、59~64岁年龄段的女性就业率从1991年的54.8%、37.7%上升至2000年的56.5%、40.2%,到2011年增至62.1%和44.2%,说明日本处于退休阶段的女性选择就业的人数增加;65岁及以上老年女性的就业率由1991年的13.7%上升至2001年的16.5%,增长2.8个百分点,2011年为13.1%。由此可见,随着日本少子高龄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女性开始转变传统观念,主动加入劳动力队伍之中,女性的就业率不断增加,女性劳动力供给呈上升趋势,女性的M型就业模式逐渐出现向倒U型转变的趋势。
  (四)外国劳动力数量增加,补足劳动力供给
  据日本新华侨网报道,日本由于出生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少子高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为了缓解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政府每年都要引进大量外国劳动者[4]。1992年之前日本的外国劳动力很少,没有进行专门的统计。1993年,外国劳动力数量为9.7万人,都属于直接雇佣的劳动者。到2002年外国劳动力数量增加到22.8万人,其中直接雇佣14.1万人、间接雇工8.1万人。见图6。由于少子高龄化导致日本国内劳动力不断减少,导致了对外国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从2003年的27.4万人到2008年的48.6万人,5年间增加21.2万人。至2013年,日本的外国劳动者人数达到71.8万人 ,其中直接雇佣54.7万人、间接雇佣17万人,比2008年增加23.2万人。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显示,日本的外来劳动力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韩国、 巴西等。2008年到2010年的外国劳动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上升,由2008年的38.6%增长到2011年的54%,其中来自中国的劳动力人数最多,由21.1万人增加到29.7万人,占外国劳动力总数的1/4左右;来自G8国家(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的劳动力基本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来自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数量也有所增加,由2008年的6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9.6万人。可见,日本政府面对少子高龄化带来劳动力市场短缺问题,采取积极的外国劳动力吸引政策,放宽了外国劳动力进入日本的条件,以增加劳动力供给[5]。
  三、日本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鼓励生育政策,延缓老龄化进程
  由于日本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日本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日益凸显。政府为提高人口出生率,延缓老龄化进程,增加劳动力供给,积极创造适合生育的环境[6]。为鼓励生育,1994 年政府开始实行“天使计划”,并且规定5年为一期。1999年政府推出“新天使计划”, 2004 年继续推出“新新天使计划”。日本“天使计划”推出后,政府不断加大对生育的财政投入,完善保育设施,创造适合抚养孩子的社会环境,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为确保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政府1998 年颁布了《育儿休假法》,不仅规定了女性的育儿权利,同时也规定男性拥有育儿假,帮助女性抚养孩子[7]。2001 年小泉在任期间,提出“取消儿童排队入园(幼儿园)现象”,解决儿童入学问题,增加儿童入园名额,同时免除育儿期间女性的养老金,将期限由1岁延长到3 岁,并提高相应的福利补助。2005 年在熊本市举行的“区域会谈”上,日本大臣猪口邦子就“少子化”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日本面临人口日益减少的事实,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不容忽视,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共同携手,解决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次年,她又提出“生孩免费”提案,以减轻年轻父母的育儿经济负担。2008年日本卫生部实施孕妇“大优惠”计划,每年至少拨出840亿日元用于补助怀胎妇女免费体检。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实行增加生育补助、放宽对幼儿园及保育园的各种限制、实行弹性产假等政策[8]。2013年政府还采取“产后关怀”、提高儿童补助、延长产妇产假、提高生育费用补助等多项措施,用以鼓励生育。2015年政府宣布采取措施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其中包括斥资逾万亿日元用于扶持育儿相关工作。日本政府采取的鼓励生育政策,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短期内对帮助女性就业、刺激消费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作用程度有限,对于人口出生率的下滑抑制作用不是十分明显。对日本来说,提高生育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些政策的作用可能会逐渐显现。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就业
  社会保障体系是日本社会的安全网,有力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其作用不可替代。日本政府为解决少子高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危机,日本政府不断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对年金制度、医疗制度、介护保险制度等进行改革,以提高社会保险费收缴水平,降低社会保险支出,“开源节流”,多措并举,达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的目的。日本公共年金制度改革,主要有公共年金财政政策、建立大学生公共年金缴纳制度、实行公共年金减额发放制度、推迟领取老龄厚生养老金者实行奖励制度等[9],此外,政府不断强调加强和改善年金管理和运营、加强对年金机构的改革、组建年金基金经营会、提高年金基金运营人员专业化水平、设立监督机制和公开经营状况等措施,以加强国民对年金基金运营的信心。在推进医疗保险改革方面,主要采取提高国民加入健康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改革老年人健康保险制度、将“老人医疗制度”年限推迟到 75 岁开始、选择“特别养老院”的老年人个人承担房费和水电费及针对75岁以上老年人建立“高龄者医疗制度”等。在介护保险制度方面,主要针对体弱病残老人生活所需方面的护理和照料, 2000年正式实施护理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居家护理和设施护理。居家护理是以老人的家为中
  心向老人提供护理性服务; 设施护理是老人住在特定的设施内接受护理服务[10]。日本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措施,对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障老年人福利等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对于抚养负担不断加重的年轻人来说,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保,是他们选择就业的主要动力,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利于增加年轻人就业的信心,促进就业率的提高。
  (三)发展老龄产业,支持老年人就业
  人口少子高龄化引起日本年轻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为补充劳动力供给,日本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发展老龄产业,支持老年人就业[11]。日本老龄产业主要包括老年产品制造业、老年生活和护理服务、老年房地产、老年金融保险及老年休闲服务等五大领域。日本老龄产业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80年代、90年代逐渐完善,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大公司和企业转变经营战略模式,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进军老龄产业相关领域,产业规模逐渐扩张,并以每年4%~5%的利率增长。目前,日本老龄产业已经开始步入了结构合理、分布平衡、竞争有序的相对成熟阶段,不仅能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基本物质消费需求,也能满足老年休闲、健康、文化、娱乐等精神方面的消费需求。日本政府为应对今后更加迅猛的“银色浪潮”,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进入老龄产业市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日本老龄产业已经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渐明显。在促进老年人就业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支持措施,为鼓励60以上的老年人延长就业年限,或者重新选择新的职业,采取逐渐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对企业设立高龄雇佣奖励政策,向雇佣 60~65岁老年人的企业雇主提供25%的高龄职工工资补助,对于临时雇佣老年人的企业也给予一定的补助[12]。此外,政府还划拨专款,成立“银色人才中心”,目的是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帮助、寻找就业机会、延长老年人雇佣年限,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对社会的冲击。实践证明,日本老龄产业不断发展,老年人就业增加,对少子高龄化的经济影响产生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四)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外国年轻劳动力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明治维新之前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开放国门,加强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但由于岛国根性,日本在吸收外国劳动力和人才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政策还不够开放。随着20世纪90年代少子高龄化速度的加快,日本政府认识到单靠提高生育率难以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放宽了移民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劳动力,缓解国内劳动力不足的压力[13]。根据日本相关研究机构推算,日本今后50年间,每年需要外国劳动者60万人,才能补足劳动力供给,维持国民经济发展。日本将移民对象的首选放在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身上,主要通过奖励措施留住高学历留学生,对拥有一技之长的留学生,放宽其就业劳动许可,使其尽可能长期或者永久居住日本[14]。2013年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将不断放宽移民政策,增加移民数量,补充国内劳动力不足。根据政府确定的方针,日本将大幅放宽接收外国劳动者进入日本国内的限制条件。除将放宽技能劳动者的入境条件以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将现行制度下未被允许的不具备特定专业、技术领域能力的单纯劳动力在限定条件下也允许其入境。2014年日本《读卖新闻》相关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已经就建设、护理等领域引入外国劳动者的政策进行论证。第一阶段为扩充建筑行业的外国劳动力数量。由于东京成功申办2020年奥运会,国家建筑设施需求会逐渐增加,未来建筑行业将面临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将延长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规定的在留期限,由原先的3年更改为6年。少子高龄化给日本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放宽移民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增加了外国劳动者数量。
  四、启 示
  (一)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
  中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老年人口基数大、“未富先老”,再加上经济实力水平相对较弱,应对老龄化带来的问题难度较大。因此,中国要解决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主要依靠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用强大经济实力做后盾,解决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为实现经济发展,政府应该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解决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应发挥作为劳动力资源大国优势,在积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增加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不断提高资本、技术投入水平,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保持经济发展后劲。此外,劳动力素质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平衡教育资源的分布,重视发展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增加其就业的机会。劳动者素质提高,尤其是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从而增加更多就业岗位,更有利于增加高知识、高技能的老年人就业机会、改变其生活观念,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二)落实全面二胎政策,提高人口出生率
  日本面对少子高龄化带来的影响,积极采取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以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15]。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少年儿童的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状况,200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2.9%,2010年降至16.6%,到2013年这一比重下降至16.3%。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从1999年开始,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行列,到2010年上升为8.9%,截止2014年这一比重上升至10.1%。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3.4%,而到205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31.1%。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出现在2030年到2050年之间。随着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中国也可能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所以,政府已经采取全面的二胎政策,鼓励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各地政府应该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加强政策宣传,简化办理生育登记的程序,确保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家庭能够方便、快捷地办理再生育手续,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全面二胎政策的落实。同时政府应该放宽对幼儿园各种限制、实行弹性产假、延长产妇产假、提高生育费用的补助等多项措施,这样才有利于应对中国在今后由于少子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保证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长远发展。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关爱老年人生活
  日本在二战后构筑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年金保险、医疗保险、劳灾保险、雇佣保险、护理保险组成,对日本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保障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应对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中国政府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建立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逐步将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覆盖所有社会群体。实行分层次弹性提高退休年龄制度,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减少养老保险支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此外,对于那些退休仍选择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可以向政府申请获得部分养老金,待完全退休后再将未领取的养老金差额补齐。医疗改革方面,提高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缩小城乡医疗差距,提高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比率,逐渐建立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体系。逐渐引入“老年人医疗”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减轻其负担。还应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尤其是解决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生活问题,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中国护理保险制度应主要采取居家护理模式,以居家分散护理为主,同时,国家投入一定财力、物力建立专门的护理设施,对那些不宜居家护理的老人在设施内集中护理。
  (四)加大政府投入,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 755万人,占比10.1%,首次突破10%。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使国家面临巨大养老压力,但是也蕴藏了发展老龄产业,促进老年人消费的商机。根据相关机构测算, 2014—205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左右增长到106万亿左右,占GDP的比例将从8%左右增长到33%左右,将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所以中国政府应加大投入,积极发展老龄产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应借鉴日本老龄产业发展经验,发展涉及养老服务、医疗保障、旅游、教育、房地产等众多领域的老龄产业。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养老服务领域产业发展相对较快,但总体水平不高,市场潜力较大。中国老龄产业的发展,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动员社会的各界力量参与,实现老龄产业的社会化、市场化,促进老龄产业健康发展。首先,政府必须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掌握老年人的实际消费需求状况,制定适应老年人需求的老龄产业发展战略。其次,制定老龄产业发展的保障措施,强化政府职能,完善老龄产业发展政策,如土地、税收、信贷和投资等相关政策。再次,建立老龄产业评估与考核管理机构,简化与老龄产业相关项目的审批手续等。此外,企业要转变经营策略,开发老龄产品,提供适宜老年人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产品和服务。最后,政府加大对老龄产业的资金投入,鼓励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支持社区老龄服务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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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孙 丽]
  Abstract: The growing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with fewer children affects Japan’s economy, especially its labor market. At present, the issues of undersupplied labor, aging,and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rate of the young are getting obvious. Undersupplied labor problem can be helped by the increase of female and international labors, but not solved fundamentall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always thinking highly of the problems caused by population aging with fewer children, and taking measures actively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as Japan, in order to avoid similar problem of labor supply, China should take several measures such as boosting economic growth, implementing secondchild policy, improv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developing industry for the elderly.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with fewer children; labor supply; countermeasures;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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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日本西学东渐史上第一人的西周翻译了众多哲学概念。在同时代学者皆将“instinct”翻译为“性”的情况下,唯独西周将其对译为“本能”。这是摒弃了以形而上的东方传统哲学为基础的翻译方法,在充分考虑到西方哲学形而下的物理学意义上人体器官官能所产生的作用前提下,兼顾“身体器官”与“机能”两方面关系的翻译结果。  关键词:本能;性;实学;形而上;形而下  中图分类号:B31/39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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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是目前世界上食育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研究这一体系,特别是关注其中的政府角色,对在中国推广该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日本为研究国别,在描述食育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论述了不同历史阶段食育的特征与消长,尤其是政府对推进食育计划的积极作用,最后重点关注了发挥管理保障功能的日本政府有关食育计划的组织架构。  关键词:食育;日本政府;健康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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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田宽松”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2年第2次执政以来日本新任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推出的被称为“量化”与“质化”并举的一系列大胆激进的宽松货币政策。“黑田宽松”披着“再通胀主义”的学理“外衣”成为安倍政权急于摆脱通缩恶性循环现状的“突破口”。文章从经济学的视角解读并剖析日本现行货币金融政策的背景、内容及其隐含的风险,以警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采取非传统货币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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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语中的敬语被普遍认为是“尊重他人”的表达形式,通过敬语的使用,可以区分对话双方的上下、亲疏远近、内外关系,也可以表现场面的郑重。现代敬语中已有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和研究,但是,敬语所表达的并不仅限于此,它还可以表现说话人自身的“品位”。文章在对有关先行研究进行总结归纳的基础上,以近年来播放的日剧中人物的对话为例,通过对不同人物使用敬语情况的考察分析,发现敬语在表现说话人自身较高的品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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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本土稀有金属资源极度匮乏,但却是世界稀有金属消费大国和应用强国。随着稀有金属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日益广泛,中日两个稀有金属资源和应用大国在该领域展开了数轮博弈。为应对中国收紧稀有金属出口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日本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政治、外交手段,形成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市场化为基本导向、官产学联动的稀有金属保障战略体系,有效缓解了其国内稀有金属供给趋紧的压力,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在稀有金属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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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辜鸿铭对日本武士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早年辜鸿铭认为武士道即为军人道德,与西方的骑士精神或者中国的“尚义”一样代表了崇高的道德精神。一战期间辜鸿铭从宗教性视野出发,对武士道表现出的狂热与躁动进行反思,并且塑造出拥有“殉难风纪”的理想武士道形象。晚年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赴日本讲学,他通过中日文化的同源性,将武士道视为源于古代中国、发扬于近代日本的东方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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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考察20世纪的日本环境抗争,既能够对当前中国环境治理提供借鉴意义,也有助于在理论上扩展社会运动研究。通过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熊本水俣病抗争事件,能够探讨政治机会结构变迁如何对环境抗争产生影响。基于对水俣病抗争的文献搜集与实地考察,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水俣环境抗争分为“前抗争”阶段(1956年—1959年)、“政治机会结构扩张”阶段(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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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始于明治元年的“废佛毁释”运动彻底改变了日本佛教的命运,由此产生的新文化语境与思想生态对日本佛教题材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纵观近代以来约150年间的日本佛教题材文学,其中的佛教思想接受模式呈现了从信仰、怀疑、理性主义到多元宗教观的变迁,实践了与佛教地位转型相呼应的文学创作转型。而多元信仰的必然结果是人们无暇顾及自我磨砺,急功近利的宗教心理使得“他力思想”和“恶人正机”等方便法门取代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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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发展智能住宅产业是对融合创新的具体实践。ITC、能源、电机、汽车、住宅等产业的技术创新及其有机融合催生了智能住宅产业。智能住宅产业也把上述产业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智能住宅产业不仅本身就是新兴产业,其发展就是创新的集大成。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需求又会进一步拉动创新,形成“创新”呼唤“创新”的良性循环。智能住宅产业在日本兴起的例子不仅表明了政府与企业的紧密而有效的合作是新兴产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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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妈祖文化的传播,呈现出或是传承中国民间的文化信仰,或是融会佛教文化的习合文化,或是被标榜为日本本土化的信仰等特征,即带有了中国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彼此分离的特征。这样一个具有“共生文化”性格、且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生活文化”的妈祖文化,为构思21世纪东亚文化的框架建设与未来模式提供了有利的借鉴。  关键词:妈祖;共生文化;日本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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