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林语堂先生在谈到晋人陶潜《归去来兮辞》的时候，赞颂道：
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的人物，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吧。他没有做过大官，很少权力，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学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还是照彻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
……
陶渊明仅是回到他的田园和他的家里去，所以，结果是和谐，而不是叛逆。①
我曾经投降过林先生。当我逃离喧嚣的生活，学着鸵鸟把头颅埋在书页中,暂时忘却生之残酷与活之艰辛的时候，也曾徜徉在林先生的小品文之中，看他如何品茗，如何谈烟论酒，如何在冬日里围着火炉吃紫虾……读着读着，看着看着，慢慢也口齿生津，仿佛品茗的是自己，烟云出自我之口，醇芳溢自己之唇，炉为我而设，虾为我而摆……忘却了生活的沉重以及身与心的伤与痛，成了林先生的俘虏。
然而，这一次，我要做一回叛徒。我不同意林先生对陶渊明的误读，对《归去来兮辞》的曲解，我甚至认为这样一种解读不啻为一种恶搞。
林先生对陶渊明的评价有三：一是文学史上最中庸的作家（“文学传统上最和谐的人物”），二是在“文学遗产上”没有什么贡献（“不曾留下什么了不起的著作”），三是名垂青史仅赖于人格且只在一些渺小的文人圈子里（“在那些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
这样的评价不仅不公允，不符合文学史的逻辑，而且也不新颖，因为类似的评价在公元四世纪就有人高调唱过。同样是诗人且颇受欢迎的颜延之就曾说过：（陶渊明）“学非称师，文取旨达”，而在有着“实以诔华，名由谥高”的传统下，“诸好友”在考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后，认为“宜谥曰靖节征士”。②在充分肯定陶渊明崇高道德修养的同时，对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贡献并不十分认可，评价平平：“文取旨达”，诗文仅仅做到了孔子所说的“词达而已”，表意的目的是达到了，然而距古人对好的诗文能够流芳百代的要求——“文”却有距离。这样的评价一直在延续，钟嵘在《诗品》中将他列入“中品”。杜甫的评价更低，所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③，等于从内容到语言一无是处。杜甫的评价同样是肯定了陶渊明在做人上“避俗”的一面，没有发现他在艺术上也有“避俗”的一面。真正发现陶渊明在艺术上也不同流俗，具有革故鼎新作为的是宋代人，欧阳修、朱熹都十分推崇他，代表人物是苏轼，苏轼不仅一口一个“渊明吾师”，而且对于其109首诗首首唱和，真可谓推崇备至。所以，从古到今的诗苑文坛也是千里马不常有，伯乐更是不常有。林先生是写过《苏东坡传》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对于自己一生至爱的东坡先生的这一伯乐功绩殊不认可，而陈袭谰言。
从晋到宋，历史错过了一个伟大的诗人五百年。至此而后，陶渊明再也不是仅凭道德占据中国古代文坛至高点的“靖节先生”，而是以诗文影响读书人，为他们提供精神营养的大诗人。不仅如此，而且是面对黑暗政治、流俗世界、言而失语的诸般现实，敢于举手说不，敢于拂袖而去，敢于我口言我心，将做诗与做人作无缝焊接，坚持理想、忠于自我的为后世垂风范立标杆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不是什么隐士，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一个黑暗官场的叛徒，一个流俗世界的叛徒，一个面对黑暗和流俗，却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艺术世界和知识群类的叛徒。
这样的论断虽然出乎一般人对陶渊明认识的尝试，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作出这样的论断也并非基于纯粹的历史假设，而后小心求证的结果，而是对历史常识与诗人的情况（当然是诗歌文本）做些许整合就能明了的事实。
有晋一代，最重是门伐。陶渊明出身官宦世家，曾祖是晋大司马陶侃，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是桓温大将军的长史，父亲早殁。在一个以门第出身衡量人生价值的社会，即使破落也是一份可供子弟夸耀“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馈赠。而陶渊明的自叙传却自嘲自谑道：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
如果要为这篇自叙传抽象出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不”——“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不慕荣利”、“不求甚解”。人世间倚重的家世、计较的名利、看重的地位、炫耀的学识对诗人是不入眼、不入心。如果说这只是文字上的噱头，那是一种姿态，自然另当别论，如果说从文章中还能嗅到什么气味的话，便是充满了酸气。然而，陶渊明的诗与人生基本上是同质同构的关系。音韵家沈约说，《五柳先生传》与陶渊明的生活际遇相当，当时的人们都将它视为陶潜生活的“实录”。他的音韵人生与实际的人生都是对其当时社会主流价值的一种反叛。
他的诗之所以不被当时及后来五百年内的诗家看好，正是他反叛主流艺术价值取向的结果。或者说是当时及后来的诗人和诗评家们所持的标尺无法丈量他的诗歌艺术，又不愿放弃言说的权力，而又非要给的一个结论，或者甚至是因为心胸狭窄，不知而强为知，而做的一个错误的判断。如果他们也能像他一样以“不求甚解”的开放心胸来对待异端和另类，事情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魏晋时代的诗歌气象虽然不乏时代风度，先是建安风骨，慷慨悲歌，天地人生，诗言志之极也；后是玄言山水，绮丽矫饰，挥霍词藻尽铺张之能事。陶渊明另辟新径，简约俭约，朴实无华。他在艺术上的叛逆，对当时及后来很长一个时期读者的审美视野和心理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所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他的诗受到排斥，成为不值一读的作品。
艺术上的叛逆不被理解，尚可以自信“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而淡然处之，官场上的不称心却是无法通过回避来面对的。他必须在要么随其波而逐其流，要么遗世而独立两者间作出选择，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归去来兮辞》就是在集种种不可调和之中作出的一种不调和的选择。所以，它全然不是什么“介于动作与静止之间，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的一篇“中庸哲学”④，而是一个主流社会的叛徒忠于自我和自然，拒绝凌辱与妥协，在回归自我与自然的时候发表的一篇哀的美敦书。而这之前在灵魂深处发生的折冲反复就不止一次，所掀起的惊涛骇浪，也曾令他人生的小船樯倾楫摧，这一些我们从诗文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和骇浪余波罢了。
29岁踏上宦途的陶渊明，少受儒学，颇有抱负。辞官归田对于陶渊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等于放弃了一个儒士所恪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在为数不多的追忆早年生活的诗中，不止一次地怀想过自己的理想：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且时时掀起巨大的狂澜。事实上，在他最后从彭泽官场弃官“归去来兮”之前，不仅有过内心世界多次的自我挣扎和反复⑤，而且有过反反复复进进出出官场的实际行动⑥。出仕与归田对于他来说始终是一个举棋未定的问题，并且不止一次地困扰过他，这种纠缠我们在《归去来兮辞》中仍然清晰可辨。矛盾的尖锐在最终爆发前表现为内心的格斗外化为行为的反复与趋舍的忙乱。
忙乱之后是镇定，这是事关人生重大决策前的冷静，释注因果的从容，表现的正是义无反顾的淡定。这便是入选高中语文教科书时不知什么原因常常删去的《〈归去来兮辞〉序》：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候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做于小邑。未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偿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促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来去兮》。乙已岁十一月也。
在这里陶渊明将自己“归去来兮”的动机作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性交待，他的大意无非是因为“出仕”不过为了“谋食”，不存在什么高尚的动机（谋道），“辞官”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骇人的理由，不过是奔胞妹之丧。这样的轻描淡写足以引起敏感的读者对其真实原因的好奇。孔子在告诫人们察人时要“三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首先要观察一个人行为的姿态（其所以），然后要考察他的行为动机或者具体的起因，最后要推测他“安”于什么样的状态。孟子在告诉人们“何谓知言”的诀窍时说，要学会通过文字的表面分析潜藏其中的真实意图，所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语言虽然是思想、情感、动机之类外在显示的最终形式，在好的作者那里它确实能体现内与外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所谓“完美地体现”，并不是直接言意直通的关系，反而常常是更复杂的体现。但是，只要认真地对待文本，就不难发现作者某种控制语言的企图：当他讲出一面之词的时候，就不难明白他隐藏真实的企图；当他夸大其词的时候，则不难推测其受困的情况；当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则不难发现他转移目标的企图；当他闪烁其辞的时候，则他已无路可走了。这在作者有的时候并非完全是出于某种自觉，甚至可以说正好相反，是某种不自觉、不得已。我以为《〈归去来兮辞〉序》在言意之间的表现就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关系。
这段关于《归去来兮辞》写作缘由交待的文字，与其说是一篇无邀而作、自言自说的“创作谈”，还不如说是一则用心良苦、言不由衷的“辞职声明”或说“告白”。它与“辞”形成文本时空顺序的先后，形式构成表里、言语生成冷热、语态比构静动、缘由释放真伪、情感流露绝滞等几重关系。打个比方，如果陶渊明提供给读者的此阅读文本是一个陷阱的话，那么，“序”就是这个陷阱上的掩饰物，“辞”才是饰物下的陷阱。“序”文提供的是迷惑读者的虚假信息，所以，它被放在前面，置于表面，言语质朴，用语平直，直陈生活事实，感情上不拖泥带水。“辞”主体由于是隐藏诗人真实动机和情感密码的载体，所以，它被放在后面，置于里层，言语热烈，语态活跃，情意表现流连与缠绵。这样看来，在日下大中学校的文学教学中，无论在指导阅读，还是实际的鉴赏教学中，简单地讲文章的主体是有韵的“辞”，主体之前有个“序”说明写作这篇文章的缘由，“序”可以帮助更加透彻地了解文章用意及作者思想情感云云，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形而上学生吞活剥的做法。
在这份声明中，诗人将自己入世为官做吏的目的解释为“家贫”加家大口阔，而兼谋生无术，将自己“彭令”辞官之前的几度官场出没解释为“求之靡途”与“心惮远役”，而转趋彭泽令则因彭泽距家不远（百里），且“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将自己早年志在“大济于苍生”的抱负而汲汲于仕旅的动机矮化为纯粹“为稻粮谋”，其情必隐。为什么不直话直说，而要另寻遁词呢？且在就趋“彭泽令”既免除了“惮远”的后顾之忧，又保证了“足以为酒”的衣食之供之后，何以又“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呢？所谓因“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一望便知是托词。因为奔胞妹之丧不同于丁忧，告假即可，何需辞官？至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中广为流传的那段掷地有声的“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解释，更是不可信之戏语，难道在这之前，陶渊明连怎样接待上司的礼节也不知道？所以，如果在陶渊明的实际人生中，如果真有过这样戏剧性的一幕，那恐怕不是使其决意“归去来”的真正原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或者辞意已决，适逢其事，快意官场恩仇的豪放之举。而真正的原因还是他自觉与当世的隔膜，与整个时代都难以达成谅解。这一点在他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前一年他的一位友人的话给了我们启示：“贤者处世。天下无道貌岸然则隐，有道则至。”这不也是先师的遗训吗？“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及“序”中以看似质朴和直率的语言和理由，给自己的离归一个低调的说明，而实际上是与整个官场及同类，还有自己先前的种种努力一刀两断的一个言不由衷的声明。高亢的感情表现在“辞”中，其中有酣畅淋漓，大有失去锁链重获自由的自信与豪迈的表达，也有自我说服、自我抚慰和督励的反复。
为显言之确之，请看文本。
文章一个“归”字统领全篇。既有情感上一气呵成的流畅，给人归心似箭的急切感，又有归思、归途、归家、归意时空流转的叙事节律，给人归来的欣喜与容与。
“归去来兮”，一声嘹亮起音，仿佛催人又仿佛自催，给人一种久思意决的联想。接着两个反诘句：“田园将芜胡不归？奚惆怅而独悲？”言外之意是对某种延滞的催促，重申归去之急切与必要。这至少是暗示在此之前，甚至就在此时此刻，仍然还有某种犹豫与徘徊的情绪似乎仍在潜滋。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对于“归迟”这既是一种追悔，也是一种虽迟而犹为未晚的庆幸，同时是对悔意丛生、自怨自艾的自我抚慰。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既是轻舟简行，一路轻松的旅程写实，又是如释重负后心情愉快，步履轻盈的心理写照。百里熟路犹问催，“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尤言急归之心。
接下来，是回家的感觉真好：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在这里，无论是老屋柴门、子侄亲情，还是园树庭花、醇酒壶觞；无论是南窗之倚、室内涉趣，还是拄杖观远、云逸鸟还，哪一刻不令人流连？这一切曾经是那么的熟悉，而此刻失而复得深悔至爱百感交集有谁能知晓？同时如此强劲的铺陈，既是一览故园，景物依旧，情亲感切的写照，也是自我安心与未来生活安排的大体筹划。当然也不乏归来无误的自我暗示。
既然如此，何不与过去做一个真正的了断。而真正的了断，不只是身在何处那么简单，关键的还是心在何处。那就说服自己下决心关上那扇记忆的窗子，与过去的一切告别吧：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归去来兮”，在此处又一次出现，然而，这并不是文首语意的重复，而是另有深意的一声叹息，一次自我抚摸，是对仍然驿动的心的冷却与抚慰。如何才能真正地安身又安心呢？诗人不惜运用自我命令的口吻，请求自己，“请息交以绝友”，面对身已回来的现实。“世与我有违，复驾言兮焉求”，难道还有一个责任清算的问题吗？实际上也是自我说服犹豫的那一半。走出往昔生活的阴影，必须首先走进新的生活。
把门打开，到田野上去，让自己融入人群和泥土，就会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欢乐：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当置身于这一切，收获喜悦与欢乐的时候，另外一种情感也随之油然而生。因为他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欣赏田园，那是他需要清新的自然和自由的空气；他欣赏农民，那是因为他们纯朴厚道，与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相比，这简单、真诚又真实；他重视农业，那是因为了解稼穑之艰与劳动的可贵；他与农民亲近，那是因为农民虽然不理解他，但是却尊敬且亲近礼待他。然而，他毕竟不是农民，不管他与他们离的多近，聊的多欢，不嫌“农家腊酒浑”也罢，在一起“把酒话桑麻”也好，他在精神上不属于农民。他和官场同僚格格不入，从士大夫的营垒里走出来，他并不是走进农民的队伍。正因为这样的距离，所以才有第三只眼看生活的可能，才有所谓“田园生活”，还有那淡淡的感伤流露：“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正是这样的伤感，引发了下面的反思：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乐夫天命复奚疑？
这种对生命存在方式的反思，表面上虽然得出的是“乐天知命”的消极结论，而实际上是对“息交绝游”，弃尘绝世，弃绝富贵与浮华，宁折不弯的坚持与坚守。所谓“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君子固穷，自古亦然。
作为一个时代的叛徒，陶渊明反抗那个时代的虚伪，反抗官场的黑暗，反抗士大夫们的变态，反抗艺术的矫情，向一切逆情悖理的现实举手言不，忠于自然，忠于自我，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自我挣扎与搏斗后，终于走上了一个叛徒的不归之路，尽管这不过是一种淳朴的挑战，然而，他所能激发的人格力量和艺术勇气却不可估量。《归去来兮辞》是他退场的声明，也是他永远在场的标志。
————————
注释：
①④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②颜延之：《陶徵士诔》，参见《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第791页。
③杜甫：《遣兴五首》。
⑤《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从诗中不难看出官场生活与诗人心意的田园生活之间存在的矛盾：一边是繁文缛节的体制生活对世人的禁锢，所谓“尘网”、“羁鸟”、“池鱼”、“樊笼”也；一边是充溢自然之美，自在自我的“本色（性）”人生，所谓“旧林”、“故渊”、“方宅”、“草屋”、“榆柳”、“桃李”、“墟烟”、“狗吠”、“鸡鸣”之谓也。在这里，他把官场生活和自我人生完全对立起来，诉说了其间的矛盾与自我的偏向。他说，对山林丘壑的热爱是自己的天性（性本爱丘山），而对于官场生活的“不适”却是与生俱来的（少无适俗韵）。因此，回归田园，就不仅回到了外在的“大自然”之中，而且是回到了自我的精神世界。“复得返自然”，所表达的“归来”的喜悦，不仅是又能亲近自然的喜悦，而且是重获自由的喜悦。既是“复得”，则必定先有“得而复失”的过去。所谓“误落尘网”、“三十年”。当他在诗歌中反思这些的时候，他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样的选择是可贵的，什么样的选择是错误的。
⑥《宋史》：“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此后，他又出仕镇军刘裕的参军，归而复出的原因并非耐不住寂寞，而是“心为形役”，为饱一个肚子，所谓“为饥所驱”而“营一饱”。在《饮酒诗（十）》中，他描述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然而，就在这一年，陶渊明不知何故离开刘裕，但不是“息驾归闲居”，而是转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营中。不久，刘敬宣自请解职，他不得不弃官。这是公元405年春天的事情，秋天，他又出任了80多天的彭泽令，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仕宦生活。这一次，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小序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作者通联：湖北武汉水果湖高中]
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的人物，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吧。他没有做过大官，很少权力，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学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还是照彻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
……
陶渊明仅是回到他的田园和他的家里去，所以，结果是和谐，而不是叛逆。①
我曾经投降过林先生。当我逃离喧嚣的生活，学着鸵鸟把头颅埋在书页中,暂时忘却生之残酷与活之艰辛的时候，也曾徜徉在林先生的小品文之中，看他如何品茗，如何谈烟论酒，如何在冬日里围着火炉吃紫虾……读着读着，看着看着，慢慢也口齿生津，仿佛品茗的是自己，烟云出自我之口，醇芳溢自己之唇，炉为我而设，虾为我而摆……忘却了生活的沉重以及身与心的伤与痛，成了林先生的俘虏。
然而，这一次，我要做一回叛徒。我不同意林先生对陶渊明的误读，对《归去来兮辞》的曲解，我甚至认为这样一种解读不啻为一种恶搞。
林先生对陶渊明的评价有三：一是文学史上最中庸的作家（“文学传统上最和谐的人物”），二是在“文学遗产上”没有什么贡献（“不曾留下什么了不起的著作”），三是名垂青史仅赖于人格且只在一些渺小的文人圈子里（“在那些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
这样的评价不仅不公允，不符合文学史的逻辑，而且也不新颖，因为类似的评价在公元四世纪就有人高调唱过。同样是诗人且颇受欢迎的颜延之就曾说过：（陶渊明）“学非称师，文取旨达”，而在有着“实以诔华，名由谥高”的传统下，“诸好友”在考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后，认为“宜谥曰靖节征士”。②在充分肯定陶渊明崇高道德修养的同时，对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贡献并不十分认可，评价平平：“文取旨达”，诗文仅仅做到了孔子所说的“词达而已”，表意的目的是达到了，然而距古人对好的诗文能够流芳百代的要求——“文”却有距离。这样的评价一直在延续，钟嵘在《诗品》中将他列入“中品”。杜甫的评价更低，所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③，等于从内容到语言一无是处。杜甫的评价同样是肯定了陶渊明在做人上“避俗”的一面，没有发现他在艺术上也有“避俗”的一面。真正发现陶渊明在艺术上也不同流俗，具有革故鼎新作为的是宋代人，欧阳修、朱熹都十分推崇他，代表人物是苏轼，苏轼不仅一口一个“渊明吾师”，而且对于其109首诗首首唱和，真可谓推崇备至。所以，从古到今的诗苑文坛也是千里马不常有，伯乐更是不常有。林先生是写过《苏东坡传》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对于自己一生至爱的东坡先生的这一伯乐功绩殊不认可，而陈袭谰言。
从晋到宋，历史错过了一个伟大的诗人五百年。至此而后，陶渊明再也不是仅凭道德占据中国古代文坛至高点的“靖节先生”，而是以诗文影响读书人，为他们提供精神营养的大诗人。不仅如此，而且是面对黑暗政治、流俗世界、言而失语的诸般现实，敢于举手说不，敢于拂袖而去，敢于我口言我心，将做诗与做人作无缝焊接，坚持理想、忠于自我的为后世垂风范立标杆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不是什么隐士，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一个黑暗官场的叛徒，一个流俗世界的叛徒，一个面对黑暗和流俗，却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艺术世界和知识群类的叛徒。
这样的论断虽然出乎一般人对陶渊明认识的尝试，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作出这样的论断也并非基于纯粹的历史假设，而后小心求证的结果，而是对历史常识与诗人的情况（当然是诗歌文本）做些许整合就能明了的事实。
有晋一代，最重是门伐。陶渊明出身官宦世家，曾祖是晋大司马陶侃，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是桓温大将军的长史，父亲早殁。在一个以门第出身衡量人生价值的社会，即使破落也是一份可供子弟夸耀“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馈赠。而陶渊明的自叙传却自嘲自谑道：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
如果要为这篇自叙传抽象出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不”——“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不慕荣利”、“不求甚解”。人世间倚重的家世、计较的名利、看重的地位、炫耀的学识对诗人是不入眼、不入心。如果说这只是文字上的噱头，那是一种姿态，自然另当别论，如果说从文章中还能嗅到什么气味的话，便是充满了酸气。然而，陶渊明的诗与人生基本上是同质同构的关系。音韵家沈约说，《五柳先生传》与陶渊明的生活际遇相当，当时的人们都将它视为陶潜生活的“实录”。他的音韵人生与实际的人生都是对其当时社会主流价值的一种反叛。
他的诗之所以不被当时及后来五百年内的诗家看好，正是他反叛主流艺术价值取向的结果。或者说是当时及后来的诗人和诗评家们所持的标尺无法丈量他的诗歌艺术，又不愿放弃言说的权力，而又非要给的一个结论，或者甚至是因为心胸狭窄，不知而强为知，而做的一个错误的判断。如果他们也能像他一样以“不求甚解”的开放心胸来对待异端和另类，事情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魏晋时代的诗歌气象虽然不乏时代风度，先是建安风骨，慷慨悲歌，天地人生，诗言志之极也；后是玄言山水，绮丽矫饰，挥霍词藻尽铺张之能事。陶渊明另辟新径，简约俭约，朴实无华。他在艺术上的叛逆，对当时及后来很长一个时期读者的审美视野和心理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所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他的诗受到排斥，成为不值一读的作品。
艺术上的叛逆不被理解，尚可以自信“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而淡然处之，官场上的不称心却是无法通过回避来面对的。他必须在要么随其波而逐其流，要么遗世而独立两者间作出选择，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归去来兮辞》就是在集种种不可调和之中作出的一种不调和的选择。所以，它全然不是什么“介于动作与静止之间，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的一篇“中庸哲学”④，而是一个主流社会的叛徒忠于自我和自然，拒绝凌辱与妥协，在回归自我与自然的时候发表的一篇哀的美敦书。而这之前在灵魂深处发生的折冲反复就不止一次，所掀起的惊涛骇浪，也曾令他人生的小船樯倾楫摧，这一些我们从诗文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和骇浪余波罢了。
29岁踏上宦途的陶渊明，少受儒学，颇有抱负。辞官归田对于陶渊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等于放弃了一个儒士所恪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在为数不多的追忆早年生活的诗中，不止一次地怀想过自己的理想：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且时时掀起巨大的狂澜。事实上，在他最后从彭泽官场弃官“归去来兮”之前，不仅有过内心世界多次的自我挣扎和反复⑤，而且有过反反复复进进出出官场的实际行动⑥。出仕与归田对于他来说始终是一个举棋未定的问题，并且不止一次地困扰过他，这种纠缠我们在《归去来兮辞》中仍然清晰可辨。矛盾的尖锐在最终爆发前表现为内心的格斗外化为行为的反复与趋舍的忙乱。
忙乱之后是镇定，这是事关人生重大决策前的冷静，释注因果的从容，表现的正是义无反顾的淡定。这便是入选高中语文教科书时不知什么原因常常删去的《〈归去来兮辞〉序》：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候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做于小邑。未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偿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促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来去兮》。乙已岁十一月也。
在这里陶渊明将自己“归去来兮”的动机作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性交待，他的大意无非是因为“出仕”不过为了“谋食”，不存在什么高尚的动机（谋道），“辞官”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骇人的理由，不过是奔胞妹之丧。这样的轻描淡写足以引起敏感的读者对其真实原因的好奇。孔子在告诫人们察人时要“三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首先要观察一个人行为的姿态（其所以），然后要考察他的行为动机或者具体的起因，最后要推测他“安”于什么样的状态。孟子在告诉人们“何谓知言”的诀窍时说，要学会通过文字的表面分析潜藏其中的真实意图，所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语言虽然是思想、情感、动机之类外在显示的最终形式，在好的作者那里它确实能体现内与外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所谓“完美地体现”，并不是直接言意直通的关系，反而常常是更复杂的体现。但是，只要认真地对待文本，就不难发现作者某种控制语言的企图：当他讲出一面之词的时候，就不难明白他隐藏真实的企图；当他夸大其词的时候，则不难推测其受困的情况；当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则不难发现他转移目标的企图；当他闪烁其辞的时候，则他已无路可走了。这在作者有的时候并非完全是出于某种自觉，甚至可以说正好相反，是某种不自觉、不得已。我以为《〈归去来兮辞〉序》在言意之间的表现就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关系。
这段关于《归去来兮辞》写作缘由交待的文字，与其说是一篇无邀而作、自言自说的“创作谈”，还不如说是一则用心良苦、言不由衷的“辞职声明”或说“告白”。它与“辞”形成文本时空顺序的先后，形式构成表里、言语生成冷热、语态比构静动、缘由释放真伪、情感流露绝滞等几重关系。打个比方，如果陶渊明提供给读者的此阅读文本是一个陷阱的话，那么，“序”就是这个陷阱上的掩饰物，“辞”才是饰物下的陷阱。“序”文提供的是迷惑读者的虚假信息，所以，它被放在前面，置于表面，言语质朴，用语平直，直陈生活事实，感情上不拖泥带水。“辞”主体由于是隐藏诗人真实动机和情感密码的载体，所以，它被放在后面，置于里层，言语热烈，语态活跃，情意表现流连与缠绵。这样看来，在日下大中学校的文学教学中，无论在指导阅读，还是实际的鉴赏教学中，简单地讲文章的主体是有韵的“辞”，主体之前有个“序”说明写作这篇文章的缘由，“序”可以帮助更加透彻地了解文章用意及作者思想情感云云，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形而上学生吞活剥的做法。
在这份声明中，诗人将自己入世为官做吏的目的解释为“家贫”加家大口阔，而兼谋生无术，将自己“彭令”辞官之前的几度官场出没解释为“求之靡途”与“心惮远役”，而转趋彭泽令则因彭泽距家不远（百里），且“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将自己早年志在“大济于苍生”的抱负而汲汲于仕旅的动机矮化为纯粹“为稻粮谋”，其情必隐。为什么不直话直说，而要另寻遁词呢？且在就趋“彭泽令”既免除了“惮远”的后顾之忧，又保证了“足以为酒”的衣食之供之后，何以又“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呢？所谓因“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一望便知是托词。因为奔胞妹之丧不同于丁忧，告假即可，何需辞官？至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中广为流传的那段掷地有声的“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解释，更是不可信之戏语，难道在这之前，陶渊明连怎样接待上司的礼节也不知道？所以，如果在陶渊明的实际人生中，如果真有过这样戏剧性的一幕，那恐怕不是使其决意“归去来”的真正原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或者辞意已决，适逢其事，快意官场恩仇的豪放之举。而真正的原因还是他自觉与当世的隔膜，与整个时代都难以达成谅解。这一点在他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前一年他的一位友人的话给了我们启示：“贤者处世。天下无道貌岸然则隐，有道则至。”这不也是先师的遗训吗？“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及“序”中以看似质朴和直率的语言和理由，给自己的离归一个低调的说明，而实际上是与整个官场及同类，还有自己先前的种种努力一刀两断的一个言不由衷的声明。高亢的感情表现在“辞”中，其中有酣畅淋漓，大有失去锁链重获自由的自信与豪迈的表达，也有自我说服、自我抚慰和督励的反复。
为显言之确之，请看文本。
文章一个“归”字统领全篇。既有情感上一气呵成的流畅，给人归心似箭的急切感，又有归思、归途、归家、归意时空流转的叙事节律，给人归来的欣喜与容与。
“归去来兮”，一声嘹亮起音，仿佛催人又仿佛自催，给人一种久思意决的联想。接着两个反诘句：“田园将芜胡不归？奚惆怅而独悲？”言外之意是对某种延滞的催促，重申归去之急切与必要。这至少是暗示在此之前，甚至就在此时此刻，仍然还有某种犹豫与徘徊的情绪似乎仍在潜滋。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对于“归迟”这既是一种追悔，也是一种虽迟而犹为未晚的庆幸，同时是对悔意丛生、自怨自艾的自我抚慰。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既是轻舟简行，一路轻松的旅程写实，又是如释重负后心情愉快，步履轻盈的心理写照。百里熟路犹问催，“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尤言急归之心。
接下来，是回家的感觉真好：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在这里，无论是老屋柴门、子侄亲情，还是园树庭花、醇酒壶觞；无论是南窗之倚、室内涉趣，还是拄杖观远、云逸鸟还，哪一刻不令人流连？这一切曾经是那么的熟悉，而此刻失而复得深悔至爱百感交集有谁能知晓？同时如此强劲的铺陈，既是一览故园，景物依旧，情亲感切的写照，也是自我安心与未来生活安排的大体筹划。当然也不乏归来无误的自我暗示。
既然如此，何不与过去做一个真正的了断。而真正的了断，不只是身在何处那么简单，关键的还是心在何处。那就说服自己下决心关上那扇记忆的窗子，与过去的一切告别吧：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归去来兮”，在此处又一次出现，然而，这并不是文首语意的重复，而是另有深意的一声叹息，一次自我抚摸，是对仍然驿动的心的冷却与抚慰。如何才能真正地安身又安心呢？诗人不惜运用自我命令的口吻，请求自己，“请息交以绝友”，面对身已回来的现实。“世与我有违，复驾言兮焉求”，难道还有一个责任清算的问题吗？实际上也是自我说服犹豫的那一半。走出往昔生活的阴影，必须首先走进新的生活。
把门打开，到田野上去，让自己融入人群和泥土，就会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欢乐：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当置身于这一切，收获喜悦与欢乐的时候，另外一种情感也随之油然而生。因为他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欣赏田园，那是他需要清新的自然和自由的空气；他欣赏农民，那是因为他们纯朴厚道，与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相比，这简单、真诚又真实；他重视农业，那是因为了解稼穑之艰与劳动的可贵；他与农民亲近，那是因为农民虽然不理解他，但是却尊敬且亲近礼待他。然而，他毕竟不是农民，不管他与他们离的多近，聊的多欢，不嫌“农家腊酒浑”也罢，在一起“把酒话桑麻”也好，他在精神上不属于农民。他和官场同僚格格不入，从士大夫的营垒里走出来，他并不是走进农民的队伍。正因为这样的距离，所以才有第三只眼看生活的可能，才有所谓“田园生活”，还有那淡淡的感伤流露：“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正是这样的伤感，引发了下面的反思：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乐夫天命复奚疑？
这种对生命存在方式的反思，表面上虽然得出的是“乐天知命”的消极结论，而实际上是对“息交绝游”，弃尘绝世，弃绝富贵与浮华，宁折不弯的坚持与坚守。所谓“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君子固穷，自古亦然。
作为一个时代的叛徒，陶渊明反抗那个时代的虚伪，反抗官场的黑暗，反抗士大夫们的变态，反抗艺术的矫情，向一切逆情悖理的现实举手言不，忠于自然，忠于自我，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自我挣扎与搏斗后，终于走上了一个叛徒的不归之路，尽管这不过是一种淳朴的挑战，然而，他所能激发的人格力量和艺术勇气却不可估量。《归去来兮辞》是他退场的声明，也是他永远在场的标志。
————————
注释：
①④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②颜延之：《陶徵士诔》，参见《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第791页。
③杜甫：《遣兴五首》。
⑤《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从诗中不难看出官场生活与诗人心意的田园生活之间存在的矛盾：一边是繁文缛节的体制生活对世人的禁锢，所谓“尘网”、“羁鸟”、“池鱼”、“樊笼”也；一边是充溢自然之美，自在自我的“本色（性）”人生，所谓“旧林”、“故渊”、“方宅”、“草屋”、“榆柳”、“桃李”、“墟烟”、“狗吠”、“鸡鸣”之谓也。在这里，他把官场生活和自我人生完全对立起来，诉说了其间的矛盾与自我的偏向。他说，对山林丘壑的热爱是自己的天性（性本爱丘山），而对于官场生活的“不适”却是与生俱来的（少无适俗韵）。因此，回归田园，就不仅回到了外在的“大自然”之中，而且是回到了自我的精神世界。“复得返自然”，所表达的“归来”的喜悦，不仅是又能亲近自然的喜悦，而且是重获自由的喜悦。既是“复得”，则必定先有“得而复失”的过去。所谓“误落尘网”、“三十年”。当他在诗歌中反思这些的时候，他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样的选择是可贵的，什么样的选择是错误的。
⑥《宋史》：“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此后，他又出仕镇军刘裕的参军，归而复出的原因并非耐不住寂寞，而是“心为形役”，为饱一个肚子，所谓“为饥所驱”而“营一饱”。在《饮酒诗（十）》中，他描述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然而，就在这一年，陶渊明不知何故离开刘裕，但不是“息驾归闲居”，而是转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营中。不久，刘敬宣自请解职，他不得不弃官。这是公元405年春天的事情，秋天，他又出任了80多天的彭泽令，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仕宦生活。这一次，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小序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作者通联：湖北武汉水果湖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