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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类文学史著作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个精彩而重要的存在,它以全新的评判标准,冲击了大陆学界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定位。读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现代小说史》褒贬各异。本文作者从个人的阅读心得、研究方法的探析与普夏之争的比较三个方面,对夏史加以较为详尽的评述,究其“偏见”,彰其“洞见”。
关键词: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阅读心得 研究方法 普夏之争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以其不同于大陆文学史著作的视角和评判标准,带给我们新鲜的阅读体验。我在阅读《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基础上,同时翻阅了约翰·克罗·兰瑟姆的《新批评》和李欧梵编选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在相关阅读的基础上,从个人阅读心得、研究方法的探析与普夏之争的比较三个方面,对夏史加以评述。
一、阅读心得
1.从“细读文本”到“自己的判断”
通读全书,最大的感受就是本书的评述是以作品为中心,作品是夏志清评价作家的凭据所在。和以往所见的文学史相比,夏史对作品的引述更多,也更长,例如在论述钱钟书的《围城》时,前后4处引述,最长的一处长达5面。除了丰富的引述外,夏史对作家的相关作品介绍也更全,例如在评述茅盾的那一章里,他先后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幻灭》《动摇》《追求》《虹》《子夜》《春蚕》,介绍作品内容之后即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作者的叙述等加以评价,如此环环相扣地叙述,不仅让读者对作家的创作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而且可以从其中认识到作家坚守的立场,以及坚守中的变化。
“细读文本”是夏书的主要特色,细读之下,必然会有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夏书对作家高下的重新定位,对作品轻重的重新评判,无不来源于此。写作至酣畅处,时会有灵感忽至,妙手偶得,读夏史也有相似的感觉:夏志清在品阅文本时,也会有类似写作的神来之思,时有佳评和洞见。只是夏志清对作品的评述多停留在主观感觉的层面,未作深入系统的阐述。
2.主观和随意的叙述风格
夏史在文学史叙述上具有较浓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他的叙述不是严谨的史家用语,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最”字的使用。“最”字对于史家本是慎用之词,而在夏史里则用得酣畅淋漓。如评述巴金的时候说:“巴金是十年来最流行又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但却不是最重要的一位。”[1]评述《围城》时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2]和“最”字相似的还有“完全”。“完全”也是绝对性很强的词,也是史家的慎用之语,但夏志清也是信手即用,如他反驳普实克时所说:“因而,普实克坚持以下观点时就完全错了。”[3]
其实,词语的使用只是主观性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评语上。例如,在论述凌淑华时,他最后总结说:“整个说起来,她的成就高于冰心。”[4]评述郭沫若的时候,他断言:“民国以来所有公认为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5]这样的评语在我们往日读到的文学史里是找不到的,那些文学史会客观地介绍作家及其作品,得体地分析其风格与文学史意义,却不会像夏志清这样直接大胆地下评语。
笔者认为,我们在质疑夏史的主观和随意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也是这份主观和随意带给我们阅读上的冲击和兴奋。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夏史在叙述上不够严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不够严谨的背后,另有一种严谨的锋芒。想想我们以前读到的文学史,它们在客观、公允、严谨的背后,是不是也遮蔽了一些东西。正像陈子善在《小说史》的《编后记》中所说:“其实,如果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存在‘偏见’(任何一部有创见的学术著作都是‘片面的深刻’),大陆当时乃至以后一段时间出版的一系列现代文学史著作不是存在更大的‘偏见’吗?”[6]
3.写作对象所带来的阅读敏感
夏志清在《中译本序》中,说他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本写于美国的著作显然最初是以美国读者为写作对象的,这一点在夏史行文中常可感到。例如在讲到《寒夜》中的婆媳矛盾的时候,夏志清插叙:“岳母大人在美国可做笑话来讲,但在中国,一个年轻的妻子,必须朝夕和婆婆相处,的确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7]
类似的话语,并不会让中国读者产生阅读上的敏感,但其后关于巴金的一段论述,相信会让很多中国读者产生抵触情绪。在第252页,夏志清谈到中美都比较敏感的话题——朝鲜战争。他对身赴朝鲜战场的巴金这样评论:“他两度被派往朝鲜,去亲历其境体认党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英雄主义’。”(这里的“爱好和平的英雄主义”是加双引号的。)“……经过改造后的巴金,似乎下定决心,彻底改造自己,因此他赋予中国和北朝鲜士兵一种超人的力量和坚忍,同时以极其丑恶的色彩,来批评美国。”随后,援引巴金《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一文中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一段,说为巴金编织“浅薄谎言”而“感到悲哀”。
笔者无法对美国是否进行细菌战作出论证,但可以认定,此段论述对宣扬以“发掘、品评杰作”为首要任务的夏志清而言,是画蛇添足之笔。很明显,他在这里不是要对巴金的作品价值加以探讨,而是要通过批评巴金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夏志清是在1952年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寄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书的,1952年是朝鲜战争正激烈的时候,作为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夏志清其后的著述势必要受到相关的影响。这份影响就隐伏在夏史的字里行间,这段对于巴金的评述只是相对明显的一处。
二、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夏史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文本细读”,“文本细读”的方法是“新批评”的最大贡献,夏史主要的理论支柱就是“新批评”理论。“新批评”理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三四十年的蓬勃发展,至20世纪中叶成为主导美国文坛和批评界的主流,夏志清的《小说史》恰写于“新批评”的兴盛时期。
在“新批评”以前,文学研究主要采用传记式和印象式的方法,对文学作出基于历史、心理学、社会学、思想史角度的阐释,按照韦勒克的话说就是只研究文学的外部因素,缺少对文本本身的关注和价值的判断。“新批评”视文学作品为独立的客体,注意作品的内部研究,使文学批评的重心从文学的外部因素转移到内部因素。这在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革命性的积极意义,使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学的审美性,关注文本的形式研究。
“新批评”既然以作品为中心,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作品的高下作评判。在“新批评”的领军人物兰瑟姆看来,文学批评不能回避“评价”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对文学作品本身作出评价是批评家的责任。正是基于这样一份批评家的职责,夏志清对现代作家作品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不掩其好恶,不中庸调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他才在大陆评论界以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时,肯定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并发掘钱钟书和张爱玲被掩盖的价值。正如他在《中译本序》中立场鲜明地指出:“……身为文学史家,我的主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这个宗旨我至今仍抱定不放。”观照夏志清的批评建树,我们可以肯定夏志清的《小说史》实现了他的初衷。
三、普夏之争
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英文初版本问世的第二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就撰写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予以批评,夏志清以《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予以回答。两人的论争曾在欧美引起很大反响,并引发若干场学术会议和一系列学术文章的出现,使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
两人的学术观点可以用“针锋相对”一词来概括。以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为例:夏志清认为《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因为它比其他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鲁迅敏锐的讽刺感;普实克则认为《肥皂》不具备那种“使鲁迅成其为鲁迅的独特风格”,即“以生动有力的几笔勾勒出令人难忘的画面和以艺术性的速记概括出中国社会之基本特点的技艺”[8]。同样,夏志清认为《彷徨》的文学价值要高于《呐喊》,而普实克则认为《呐喊》的价值在《彷徨》上。
两人截然不同的价值倾向来自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学术立场:夏志清承袭了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以“新批评”的方法细读文本,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观照;普实克则承袭欧洲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动力作用和社会、历史观照。两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高下之别,是不同的文学史观使然,两个人在争论中都表现了可爱又可敬的学术坚守。
笔者认为,普实克的文章对夏史而言,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补充,夏志清如果将普实克的这篇文章收入《中国现代小说史》,应该会使此书更为完整。
事实上,普实克的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夏史的补充,而且是对“新批评”理论的补充。普实克重作品的社会历史语境,倾向于把作品置于它们产生的时代、社会和历史关系中去,以便求得一种更为广泛的理解。这对因重内部研究轻外部研究而趋于狭隘和封闭的“新批评”理论,无疑是一份有力的修正。“新批评”派的主要成员布鲁克斯也认为,“新批评”在很多情况下都大大需要语言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帮助,“新批评”和正统理论并非格格不入,而是相辅相成。
李欧梵在《新批评·译序》中说:“当今的文学批评要求我们既要从客观上掌握社会历史语境,同时也要求我们具有文本细读的基本功。”李欧梵是夏济安的学生,和夏志清交好,又在哈佛受教于普实克,他曾致力于研究一套把“客观”和“微观”结合在一起的方法,以此来弥补“新批评”的不足。他的努力结合了夏志清和普实克的学术优长,也从侧面反映了普夏之争的学术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因作者身处的社会环境和理论资源的双重约束有其难以避免的“偏见”,但也反过来成全了此书令人津津乐道的“洞见”,我们应该认可夏志清的批评成就,并在辩驳和吸收他的观点之后,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构建自己切入文学史的角度。
参考文献:
[1][2][3][4][5][6][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68,282,328,61,70,502,249.
[8]李欧梵编.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36.
关键词: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阅读心得 研究方法 普夏之争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以其不同于大陆文学史著作的视角和评判标准,带给我们新鲜的阅读体验。我在阅读《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基础上,同时翻阅了约翰·克罗·兰瑟姆的《新批评》和李欧梵编选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在相关阅读的基础上,从个人阅读心得、研究方法的探析与普夏之争的比较三个方面,对夏史加以评述。
一、阅读心得
1.从“细读文本”到“自己的判断”
通读全书,最大的感受就是本书的评述是以作品为中心,作品是夏志清评价作家的凭据所在。和以往所见的文学史相比,夏史对作品的引述更多,也更长,例如在论述钱钟书的《围城》时,前后4处引述,最长的一处长达5面。除了丰富的引述外,夏史对作家的相关作品介绍也更全,例如在评述茅盾的那一章里,他先后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幻灭》《动摇》《追求》《虹》《子夜》《春蚕》,介绍作品内容之后即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作者的叙述等加以评价,如此环环相扣地叙述,不仅让读者对作家的创作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而且可以从其中认识到作家坚守的立场,以及坚守中的变化。
“细读文本”是夏书的主要特色,细读之下,必然会有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夏书对作家高下的重新定位,对作品轻重的重新评判,无不来源于此。写作至酣畅处,时会有灵感忽至,妙手偶得,读夏史也有相似的感觉:夏志清在品阅文本时,也会有类似写作的神来之思,时有佳评和洞见。只是夏志清对作品的评述多停留在主观感觉的层面,未作深入系统的阐述。
2.主观和随意的叙述风格
夏史在文学史叙述上具有较浓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他的叙述不是严谨的史家用语,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最”字的使用。“最”字对于史家本是慎用之词,而在夏史里则用得酣畅淋漓。如评述巴金的时候说:“巴金是十年来最流行又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但却不是最重要的一位。”[1]评述《围城》时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2]和“最”字相似的还有“完全”。“完全”也是绝对性很强的词,也是史家的慎用之语,但夏志清也是信手即用,如他反驳普实克时所说:“因而,普实克坚持以下观点时就完全错了。”[3]
其实,词语的使用只是主观性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评语上。例如,在论述凌淑华时,他最后总结说:“整个说起来,她的成就高于冰心。”[4]评述郭沫若的时候,他断言:“民国以来所有公认为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5]这样的评语在我们往日读到的文学史里是找不到的,那些文学史会客观地介绍作家及其作品,得体地分析其风格与文学史意义,却不会像夏志清这样直接大胆地下评语。
笔者认为,我们在质疑夏史的主观和随意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也是这份主观和随意带给我们阅读上的冲击和兴奋。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夏史在叙述上不够严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不够严谨的背后,另有一种严谨的锋芒。想想我们以前读到的文学史,它们在客观、公允、严谨的背后,是不是也遮蔽了一些东西。正像陈子善在《小说史》的《编后记》中所说:“其实,如果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存在‘偏见’(任何一部有创见的学术著作都是‘片面的深刻’),大陆当时乃至以后一段时间出版的一系列现代文学史著作不是存在更大的‘偏见’吗?”[6]
3.写作对象所带来的阅读敏感
夏志清在《中译本序》中,说他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本写于美国的著作显然最初是以美国读者为写作对象的,这一点在夏史行文中常可感到。例如在讲到《寒夜》中的婆媳矛盾的时候,夏志清插叙:“岳母大人在美国可做笑话来讲,但在中国,一个年轻的妻子,必须朝夕和婆婆相处,的确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7]
类似的话语,并不会让中国读者产生阅读上的敏感,但其后关于巴金的一段论述,相信会让很多中国读者产生抵触情绪。在第252页,夏志清谈到中美都比较敏感的话题——朝鲜战争。他对身赴朝鲜战场的巴金这样评论:“他两度被派往朝鲜,去亲历其境体认党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英雄主义’。”(这里的“爱好和平的英雄主义”是加双引号的。)“……经过改造后的巴金,似乎下定决心,彻底改造自己,因此他赋予中国和北朝鲜士兵一种超人的力量和坚忍,同时以极其丑恶的色彩,来批评美国。”随后,援引巴金《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一文中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一段,说为巴金编织“浅薄谎言”而“感到悲哀”。
笔者无法对美国是否进行细菌战作出论证,但可以认定,此段论述对宣扬以“发掘、品评杰作”为首要任务的夏志清而言,是画蛇添足之笔。很明显,他在这里不是要对巴金的作品价值加以探讨,而是要通过批评巴金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夏志清是在1952年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寄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书的,1952年是朝鲜战争正激烈的时候,作为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夏志清其后的著述势必要受到相关的影响。这份影响就隐伏在夏史的字里行间,这段对于巴金的评述只是相对明显的一处。
二、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夏史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文本细读”,“文本细读”的方法是“新批评”的最大贡献,夏史主要的理论支柱就是“新批评”理论。“新批评”理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三四十年的蓬勃发展,至20世纪中叶成为主导美国文坛和批评界的主流,夏志清的《小说史》恰写于“新批评”的兴盛时期。
在“新批评”以前,文学研究主要采用传记式和印象式的方法,对文学作出基于历史、心理学、社会学、思想史角度的阐释,按照韦勒克的话说就是只研究文学的外部因素,缺少对文本本身的关注和价值的判断。“新批评”视文学作品为独立的客体,注意作品的内部研究,使文学批评的重心从文学的外部因素转移到内部因素。这在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革命性的积极意义,使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学的审美性,关注文本的形式研究。
“新批评”既然以作品为中心,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作品的高下作评判。在“新批评”的领军人物兰瑟姆看来,文学批评不能回避“评价”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对文学作品本身作出评价是批评家的责任。正是基于这样一份批评家的职责,夏志清对现代作家作品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不掩其好恶,不中庸调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他才在大陆评论界以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时,肯定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并发掘钱钟书和张爱玲被掩盖的价值。正如他在《中译本序》中立场鲜明地指出:“……身为文学史家,我的主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这个宗旨我至今仍抱定不放。”观照夏志清的批评建树,我们可以肯定夏志清的《小说史》实现了他的初衷。
三、普夏之争
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英文初版本问世的第二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就撰写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予以批评,夏志清以《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予以回答。两人的论争曾在欧美引起很大反响,并引发若干场学术会议和一系列学术文章的出现,使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
两人的学术观点可以用“针锋相对”一词来概括。以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为例:夏志清认为《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因为它比其他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鲁迅敏锐的讽刺感;普实克则认为《肥皂》不具备那种“使鲁迅成其为鲁迅的独特风格”,即“以生动有力的几笔勾勒出令人难忘的画面和以艺术性的速记概括出中国社会之基本特点的技艺”[8]。同样,夏志清认为《彷徨》的文学价值要高于《呐喊》,而普实克则认为《呐喊》的价值在《彷徨》上。
两人截然不同的价值倾向来自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学术立场:夏志清承袭了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以“新批评”的方法细读文本,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观照;普实克则承袭欧洲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动力作用和社会、历史观照。两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高下之别,是不同的文学史观使然,两个人在争论中都表现了可爱又可敬的学术坚守。
笔者认为,普实克的文章对夏史而言,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补充,夏志清如果将普实克的这篇文章收入《中国现代小说史》,应该会使此书更为完整。
事实上,普实克的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夏史的补充,而且是对“新批评”理论的补充。普实克重作品的社会历史语境,倾向于把作品置于它们产生的时代、社会和历史关系中去,以便求得一种更为广泛的理解。这对因重内部研究轻外部研究而趋于狭隘和封闭的“新批评”理论,无疑是一份有力的修正。“新批评”派的主要成员布鲁克斯也认为,“新批评”在很多情况下都大大需要语言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帮助,“新批评”和正统理论并非格格不入,而是相辅相成。
李欧梵在《新批评·译序》中说:“当今的文学批评要求我们既要从客观上掌握社会历史语境,同时也要求我们具有文本细读的基本功。”李欧梵是夏济安的学生,和夏志清交好,又在哈佛受教于普实克,他曾致力于研究一套把“客观”和“微观”结合在一起的方法,以此来弥补“新批评”的不足。他的努力结合了夏志清和普实克的学术优长,也从侧面反映了普夏之争的学术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因作者身处的社会环境和理论资源的双重约束有其难以避免的“偏见”,但也反过来成全了此书令人津津乐道的“洞见”,我们应该认可夏志清的批评成就,并在辩驳和吸收他的观点之后,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构建自己切入文学史的角度。
参考文献:
[1][2][3][4][5][6][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68,282,328,61,70,502,249.
[8]李欧梵编.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