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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们的常识中，当年的红军都是从江西出发，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还有一支红军队伍走的却是另一条线路，而且在他们抵达陕北前，就已经开辟了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并组建了关中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红军队伍中，先后出现了86位将军!
他们是谁?他们开辟的根据地在哪里?
年末的隆冬，山道上寒风凛冽。刚刚落过一场雪的秦岭脚下行人稀少，车辆寥寥。
葛牌镇是位于陕西蓝田的一座古朴的小镇，窄窄的街巷，排列着一座座看上去已有些年代的老房子。油漆斑驳的木板门脸，记录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荣盛，以及或喜或悲的故经传说。
那么，77年前曾经建立在这里的穷人政府，它们肯定还记得。
1934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年味儿越来越浓的葛牌镇突然出现几张陌生的面孔。当地人当时并不知道，一段后来被载入革命史册的重要事件就要在这里发生了。
红军来了
“三个大脚女人，背着三锤鼓，边敲边舞边唱。”
葛牌镇上的很多老人都记得77年前的那个冬天出现在街上的这一幕，包括当时年仅10岁的裴建强。
“以前，葛牌镇人还从没见过大脚女人，所以大家都觉得新奇。大脚女人操着安徽方言，唱着‘说凤阳，道凤阳’的曲调，越来越多的人围了上来。”裴建强回忆说。
当时葛牌镇驻守着一个维持地方治安的民团，头目叫郑孝仁。几个卖唱女人的歌声，引起了民团团丁的兴趣，他们干脆将她们带到驻地的院子里去唱。
几个女人暗暗高兴，因为这正是她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没错，她们都是红军女战士，刚刚从河南转战到此，来葛牌镇就是为了打探郑孝仁民团情况的。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根据中央指示，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红25军是一支非常年轻的红军队伍，当时的军长程子华只有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而团营干部大多只有20岁左右，年龄超过18岁的战士就算是老兵了。
经过几场恶战，他们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转战千里抵达蓝田。葛牌镇是他们决定要拿下的一个据点。
几个红军女战士将葛牌镇民团驻地的地形、人员、枪支等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是大年二十九，葛牌镇逢集过会，几个化过装的红军战士混杂于人群中，继续侦察地形和敌情。
1935年2月3目，大年三十，红军包围了葛牌镇，打响了奇袭的第一枪。
葛牌镇民团分队长宁平安正在家准备过年，忽然听到深山里传来枪响，不知底细，带领着30多个团丁企图顽抗，刚爬到镇东边的牛家梁山腰上，就被山顶冲下来的红军打了个晕头转向，宁平安被活捉。
“郑孝仁的师爷胡仔泥正在镇街上一家大烟馆里睡觉，听到枪响一骨碌爬起来，一丝不挂地穿过镇街，逃往牛家梁，街上的人看了都笑，红军也以为是个受了惊吓的百姓。”裴建强回忆说。胡仔泥逃出街道，因天气太冷，便一头扎进路边的一堆苞谷秆里，向路边的住户大喊“拿衣裳来”，穿上衣服继续往山上奔逃，被守在山上的红军逮了个正着。
红军进驻了葛牌镇街。
除夕之夜，数九寒天，许多红军战士却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冻得直打哆嗦。但是，没有一个人进老乡家里取暖，而是在空场院或者房檐下铺草宿营，围着一堆柴火挨到了天亮。
不一样的春节
“打完了那一仗，就到了新年。”裴建强说。
天一亮，红军在镇上的戏楼前召開群众大会，把没收地主的粮食、大肉分给了老乡。红军战士端来米饭和烩菜送给老乡吃，老乡们也把自家的酸菜、鸡蛋、花馍馍送到红军的住处，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过了个大年初一。
谁成想，第二天，红军就接到情报说，国民党第42师126旅的两个团正气势汹汹地分三路向葛牌镇扑来。当时，雪越下越大，红军战士冒着寒风大雪，快速抢先占据了葛牌镇与九间房交界处的文公岭，将进攻的敌人引进埋伏，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
这场恶战，歼敌5个营，其他敌兵不是被俘，就是溃败逃跑。后来，有史料记载：“这一仗，敌军的伤亡惨重，红军的伤亡很小，原先准备运送伤员的担架，有不少又空着抬回来了。”
2月7日，大年初四，红军在葛牌镇街道上召开了建立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大会。老乡们把戏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只听站在戏楼上的红军首长宣布：“张步赢、杨印堂当选苏维埃政府委员，也就是穷人主席!”百姓们奔走相告，这“穷人主席”就是帮咱穷人说话的“官”啊!
当时的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管辖地很大，包括现在的葛牌、草坪、玉川、蓝桥、红门寺以及秦岭口、西牛槽、万灯寺等8个乡、294个自然村，面积达765.3平方公里。
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一建立，就立即组织贫苦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以抗捐、抗税、抗债、抗粮、抗兵的“五抗”口号，宣传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解决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红25军司令部政治部在大年初二(2月5日)颁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首先对横行乡里，垄断市场的恶霸开刀，限制葛牌镇街的“逢元和”商号、联保主任家经营的肉店发展，没收了“逢元和”商号的50石(1万公斤)粮食，全部倒在葛牌镇街的戏楼前广场上，由苏维埃政府主持，分配给了当地贫苦群众。
“葛牌沟有个穷苦百姓叫王老六，人称六先生，来葛牌镇街卖柴，回去时，红军还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分给他一担包谷。”裴建强回忆说。
区苏维埃政府还把黎元沟、金坪、铁索桥、七里店、瓦房庄等地的财主的粮食、棉衣、钱财等分给了当地群众，而对街上其他的中小商业则给予保护，积极支持发展，稳定集市贸易，促进商品流通和繁荣。这一举措一下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为保卫来之不易的苏维埃政府，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大部队，苏维埃政府还利用红军交给的一批枪支弹药，建立起民众的革命武装队伍——赤卫队，由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田银斗兼任赤卫队司令。
这支穷人自己的队伍很快由二、三百人发展到500多人，他们身背长枪、大刀，肩扛长矛，以葛牌镇为根据地，活跃在蓝田、商县(今商州区)、柞水、山阳、镇安等县交界处，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两次烧了附近民团的炮楼，打土豪，惩贪官，很受百姓欢迎。
红歌诞生地
进驻葛牌镇的红25军共计2000多人，他们分散开来住在百姓家里，没地方住的才住到户外。
“红军里的几个女兵住在王家米店中，将自己背的铺盖在地上铺上就睡觉，王家媳妇腾出来的炕，她们都不睡。”裴建强回忆说。
裴建强还记着这样一件事儿：有一匹战马负了伤，经过医治也是救不活了，红军就把马给杀掉了，然后将马肉送给邻 近的家家户户。大家开始都不敢吃，有位红军战士说：“军医验过了，没事的。”说着，顺手掰了一块塞进嘴里，还小声嘟囔说：“我们是舍不得吃，才送给你们的。”于是，大家都开始吃。
“这也是我第一次吃马肉。”裴建强说。
就是在这个时候，葛牌镇街上飘荡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
“红军纪律真严明，爱护老百姓，不打百姓兵；公卖公，不相欺，保护小商民；工农两兄弟，买卖要相亲，谈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都关照，出发与宿舍件件要记清：宿门外，睡稻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还，损失要赔钱；大便走厕所，洗澡避女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要牢记……”
这是葛牌镇纪念馆馆长耿宏刚给记者展示的纪念馆珍藏品——红25军手写的一首《木羊调红军歌》的内容。他说，“这就是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是由红25军最先唱起的。葛牌镇是这首红色经典歌曲的诞生地。”
葛牌镇红色政权建立后，红25军官兵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葛牌镇由此成为这支英雄部队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被迫长征到主动出击，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掀开了红军长征史新的一页。
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出终南山北上，转入外线作战，并很快进入陕北，先期到达，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迎接中央主力红军。从1935年2月上旬至此，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历时5个多月。
据耿宏刚馆长介绍，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关中地区建立最早的红色政权。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人民与红军并肩战斗，配合了川陕、陕甘宁、陕北苏区革命运动，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建立了不朽功勋。
有人这么评价说，“葛牌镇和延安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革命圣地，只是有大小的区别。”
此话有一定道理。
小镇的荣光
時间已经过去70多年，葛牌镇老街依旧，老屋依旧，但世事乾坤却已是另一番模样。
几年前，裴建强老人走了，但他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却已留在更多葛牌镇人的心中，也留在了那几幢如今已被称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筑之中。
一个让葛牌镇自豪的事实是，当年从葛牌镇街道走过的红军队伍里，先后有86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大将2人，上将4人，中将8人，少将72人。刚刚去世的刘华清上将就是当年红25军宣传科的干事。
1996年，陕西决定筹建“鄂豫陕苏维埃政府葛牌镇纪念馆”，1997年建成，刘华清上将题写了馆名。纪念馆包括“红25军军部旧址”、“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旧址”、“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展出实物资料照片400余幅，再现了红军当年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现已成为陕西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葛牌镇党委书记罗养刚介绍，葛牌镇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历史上商业贸易一直很繁荣。清末时，白鹿原上的许多人都来葛牌镇挑包谷卖，这里逐渐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地。每逢集会，方圆几百里的人都会赶过来。在离葛牌镇不远的蓝商高速草坪服务区附近有一棵大松树，许多山西人都认为，这棵树是他们祖先曾经在这里生活的象征。
因为处在群山环抱之中，葛牌镇的风景十分优美。罗养刚书记说，镇内森林覆盖率达到85％，可谓是天然氧吧。近些年，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距离西安只有40多公里的葛牌镇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的目光，当地的“农家乐”也一天天地火爆起来。
淳朴民风，秀丽山水，悠久历史，红色圣地。这就是葛牌镇，一个让人去一次便不会忘记的好地方。
他们是谁?他们开辟的根据地在哪里?
年末的隆冬，山道上寒风凛冽。刚刚落过一场雪的秦岭脚下行人稀少，车辆寥寥。
葛牌镇是位于陕西蓝田的一座古朴的小镇，窄窄的街巷，排列着一座座看上去已有些年代的老房子。油漆斑驳的木板门脸，记录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荣盛，以及或喜或悲的故经传说。
那么，77年前曾经建立在这里的穷人政府，它们肯定还记得。
1934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年味儿越来越浓的葛牌镇突然出现几张陌生的面孔。当地人当时并不知道，一段后来被载入革命史册的重要事件就要在这里发生了。
红军来了
“三个大脚女人，背着三锤鼓，边敲边舞边唱。”
葛牌镇上的很多老人都记得77年前的那个冬天出现在街上的这一幕，包括当时年仅10岁的裴建强。
“以前，葛牌镇人还从没见过大脚女人，所以大家都觉得新奇。大脚女人操着安徽方言，唱着‘说凤阳，道凤阳’的曲调，越来越多的人围了上来。”裴建强回忆说。
当时葛牌镇驻守着一个维持地方治安的民团，头目叫郑孝仁。几个卖唱女人的歌声，引起了民团团丁的兴趣，他们干脆将她们带到驻地的院子里去唱。
几个女人暗暗高兴，因为这正是她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没错，她们都是红军女战士，刚刚从河南转战到此，来葛牌镇就是为了打探郑孝仁民团情况的。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根据中央指示，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红25军是一支非常年轻的红军队伍，当时的军长程子华只有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而团营干部大多只有20岁左右，年龄超过18岁的战士就算是老兵了。
经过几场恶战，他们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转战千里抵达蓝田。葛牌镇是他们决定要拿下的一个据点。
几个红军女战士将葛牌镇民团驻地的地形、人员、枪支等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是大年二十九，葛牌镇逢集过会，几个化过装的红军战士混杂于人群中，继续侦察地形和敌情。
1935年2月3目，大年三十，红军包围了葛牌镇，打响了奇袭的第一枪。
葛牌镇民团分队长宁平安正在家准备过年，忽然听到深山里传来枪响，不知底细，带领着30多个团丁企图顽抗，刚爬到镇东边的牛家梁山腰上，就被山顶冲下来的红军打了个晕头转向，宁平安被活捉。
“郑孝仁的师爷胡仔泥正在镇街上一家大烟馆里睡觉，听到枪响一骨碌爬起来，一丝不挂地穿过镇街，逃往牛家梁，街上的人看了都笑，红军也以为是个受了惊吓的百姓。”裴建强回忆说。胡仔泥逃出街道，因天气太冷，便一头扎进路边的一堆苞谷秆里，向路边的住户大喊“拿衣裳来”，穿上衣服继续往山上奔逃，被守在山上的红军逮了个正着。
红军进驻了葛牌镇街。
除夕之夜，数九寒天，许多红军战士却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冻得直打哆嗦。但是，没有一个人进老乡家里取暖，而是在空场院或者房檐下铺草宿营，围着一堆柴火挨到了天亮。
不一样的春节
“打完了那一仗，就到了新年。”裴建强说。
天一亮，红军在镇上的戏楼前召開群众大会，把没收地主的粮食、大肉分给了老乡。红军战士端来米饭和烩菜送给老乡吃，老乡们也把自家的酸菜、鸡蛋、花馍馍送到红军的住处，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过了个大年初一。
谁成想，第二天，红军就接到情报说，国民党第42师126旅的两个团正气势汹汹地分三路向葛牌镇扑来。当时，雪越下越大，红军战士冒着寒风大雪，快速抢先占据了葛牌镇与九间房交界处的文公岭，将进攻的敌人引进埋伏，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
这场恶战，歼敌5个营，其他敌兵不是被俘，就是溃败逃跑。后来，有史料记载：“这一仗，敌军的伤亡惨重，红军的伤亡很小，原先准备运送伤员的担架，有不少又空着抬回来了。”
2月7日，大年初四，红军在葛牌镇街道上召开了建立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大会。老乡们把戏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只听站在戏楼上的红军首长宣布：“张步赢、杨印堂当选苏维埃政府委员，也就是穷人主席!”百姓们奔走相告，这“穷人主席”就是帮咱穷人说话的“官”啊!
当时的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管辖地很大，包括现在的葛牌、草坪、玉川、蓝桥、红门寺以及秦岭口、西牛槽、万灯寺等8个乡、294个自然村，面积达765.3平方公里。
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一建立，就立即组织贫苦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以抗捐、抗税、抗债、抗粮、抗兵的“五抗”口号，宣传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解决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红25军司令部政治部在大年初二(2月5日)颁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首先对横行乡里，垄断市场的恶霸开刀，限制葛牌镇街的“逢元和”商号、联保主任家经营的肉店发展，没收了“逢元和”商号的50石(1万公斤)粮食，全部倒在葛牌镇街的戏楼前广场上，由苏维埃政府主持，分配给了当地贫苦群众。
“葛牌沟有个穷苦百姓叫王老六，人称六先生，来葛牌镇街卖柴，回去时，红军还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分给他一担包谷。”裴建强回忆说。
区苏维埃政府还把黎元沟、金坪、铁索桥、七里店、瓦房庄等地的财主的粮食、棉衣、钱财等分给了当地群众，而对街上其他的中小商业则给予保护，积极支持发展，稳定集市贸易，促进商品流通和繁荣。这一举措一下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为保卫来之不易的苏维埃政府，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大部队，苏维埃政府还利用红军交给的一批枪支弹药，建立起民众的革命武装队伍——赤卫队，由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田银斗兼任赤卫队司令。
这支穷人自己的队伍很快由二、三百人发展到500多人，他们身背长枪、大刀，肩扛长矛，以葛牌镇为根据地，活跃在蓝田、商县(今商州区)、柞水、山阳、镇安等县交界处，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两次烧了附近民团的炮楼，打土豪，惩贪官，很受百姓欢迎。
红歌诞生地
进驻葛牌镇的红25军共计2000多人，他们分散开来住在百姓家里，没地方住的才住到户外。
“红军里的几个女兵住在王家米店中，将自己背的铺盖在地上铺上就睡觉，王家媳妇腾出来的炕，她们都不睡。”裴建强回忆说。
裴建强还记着这样一件事儿：有一匹战马负了伤，经过医治也是救不活了，红军就把马给杀掉了，然后将马肉送给邻 近的家家户户。大家开始都不敢吃，有位红军战士说：“军医验过了，没事的。”说着，顺手掰了一块塞进嘴里，还小声嘟囔说：“我们是舍不得吃，才送给你们的。”于是，大家都开始吃。
“这也是我第一次吃马肉。”裴建强说。
就是在这个时候，葛牌镇街上飘荡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
“红军纪律真严明，爱护老百姓，不打百姓兵；公卖公，不相欺，保护小商民；工农两兄弟，买卖要相亲，谈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都关照，出发与宿舍件件要记清：宿门外，睡稻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还，损失要赔钱；大便走厕所，洗澡避女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要牢记……”
这是葛牌镇纪念馆馆长耿宏刚给记者展示的纪念馆珍藏品——红25军手写的一首《木羊调红军歌》的内容。他说，“这就是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是由红25军最先唱起的。葛牌镇是这首红色经典歌曲的诞生地。”
葛牌镇红色政权建立后，红25军官兵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葛牌镇由此成为这支英雄部队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被迫长征到主动出击，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掀开了红军长征史新的一页。
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出终南山北上，转入外线作战，并很快进入陕北，先期到达，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迎接中央主力红军。从1935年2月上旬至此，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历时5个多月。
据耿宏刚馆长介绍，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关中地区建立最早的红色政权。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人民与红军并肩战斗，配合了川陕、陕甘宁、陕北苏区革命运动，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建立了不朽功勋。
有人这么评价说，“葛牌镇和延安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革命圣地，只是有大小的区别。”
此话有一定道理。
小镇的荣光
時间已经过去70多年，葛牌镇老街依旧，老屋依旧，但世事乾坤却已是另一番模样。
几年前，裴建强老人走了，但他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却已留在更多葛牌镇人的心中，也留在了那几幢如今已被称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筑之中。
一个让葛牌镇自豪的事实是，当年从葛牌镇街道走过的红军队伍里，先后有86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大将2人，上将4人，中将8人，少将72人。刚刚去世的刘华清上将就是当年红25军宣传科的干事。
1996年，陕西决定筹建“鄂豫陕苏维埃政府葛牌镇纪念馆”，1997年建成，刘华清上将题写了馆名。纪念馆包括“红25军军部旧址”、“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旧址”、“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展出实物资料照片400余幅，再现了红军当年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现已成为陕西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葛牌镇党委书记罗养刚介绍，葛牌镇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历史上商业贸易一直很繁荣。清末时，白鹿原上的许多人都来葛牌镇挑包谷卖，这里逐渐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地。每逢集会，方圆几百里的人都会赶过来。在离葛牌镇不远的蓝商高速草坪服务区附近有一棵大松树，许多山西人都认为，这棵树是他们祖先曾经在这里生活的象征。
因为处在群山环抱之中，葛牌镇的风景十分优美。罗养刚书记说，镇内森林覆盖率达到85％，可谓是天然氧吧。近些年，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距离西安只有40多公里的葛牌镇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的目光，当地的“农家乐”也一天天地火爆起来。
淳朴民风，秀丽山水，悠久历史，红色圣地。这就是葛牌镇，一个让人去一次便不会忘记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