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父亲在磨难中离开了人间。母亲拖着病体，带着我的弟弟、妹妹，在好心邻居们的帮助下，料理了父亲的后事。
　　父亲是资本家出身，他的丧事料理起来很艰难，必须谨小慎微。母亲生怕犯下政治错误，在征得奶奶的同意后，打算不报丧，不穿白戴孝，由几个亲朋把父亲悄悄地送到火化场，就连作为长子的我也不告知。一怕影响我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怕被街道挑毛病，搅得生者、死者不安宁。后来听母亲说，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在自己屋里哭得都昏了过去也没敢出声。
　　我母亲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父亲的后事就会料理得很稳妥。可万万没有想到，出殡的前一天，与我同在山西插队的两个知青同学回津探亲，相约看望我的奶奶和父母，一到我家方知我家死了老人。两个真诚的患难朋友悄悄离开我家，一商量，立即通知了留城的十几个同学。
　　第二天，我父亲出殡的时候，忽然来了十几个同学为我父亲送葬。母亲既感动又害怕，感动的是在那世态炎凉的年月，我的同学们送来人间真情；害怕的是街道上的造反派前来找麻烦。母亲陷入难以摆脱的苦恼，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上世纪80年代，我的知青伙伴到我家聚會，我母亲让我同时找来当年为我父亲送葬的那几位留城的同学。我母亲眼含热泪深情地对大家讲：“那天，你们的到来，给了我们一家人精神力量，我好像觉得那悲哀的时刻，远在山西的儿子就搀扶着我，站在他爸爸的灵前。”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铭记着同学们那严冬里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