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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艺术，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跳动着时代的音符。
前不久，记者采访了国际著名钢琴家郎朗的钢琴启蒙老师—中国著名钢琴家、教育家、沈阳音乐学院教授朱雅芬，分享了朱雅芬教授的艺术人生，以及她对中国钢琴艺术教育创新发展的独到见解。
今日中国：朱教授您好！首先让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艺术人生，请谈谈您和钢琴的渊源。
朱雅芬：我开始学习钢琴主要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我的父亲是音乐爱好者，在他的鼓励下我从小就开始学习钢琴。而当时上海的艺术氛围使我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渐渐地我爱上了钢琴这个美妙的乐器。
1954年，我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随文化部组织的艺术团到10余个欧洲国家进行访问演出，用艺术的方式向西方介绍新中国。回国后，因东北地区工作需要，我到辽宁沈阳任钢琴独奏演员，同时担任室内乐、歌舞剧的钢琴伴奏等工作。当时我每天排练的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十分辛苦，也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使我积累了许多经验，为之后的教学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文革”下乡的5年时间里，我在参加田间劳动之余，总是找机会为村民们弹钢琴。当时我们是插队落户，允许搬钢琴下去，但不允许弹奏。后来，农民朋友除夕夜跑到我家对我说：“马上过年了，没人管了，您就给我们弹弹吧！”有感于他们对音乐的热情，我就偷偷弹奏了一些大家熟悉的革命歌曲。村民们和着音乐唱起来。他们对音乐的期盼和向往对我触动很大，从此以后，我对钢琴赋予了更加浓厚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从事钢琴教学。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兴起了“钢琴热”，我在沈阳音乐学院附小教学，并负责培养钢琴老师。
1989年，应社会需要，我录制了一套教学录像—“儿童钢琴讲座”，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专题播放。在没有钢琴教学条件的边远地区，家长们就带着孩子看我的录像带学琴。有一次，一位家长带着8岁的女儿从黑龙江黑河赶来找我。小女孩儿弹得十分正规，令我很震惊。我就问她：“你们那里也有这么好的老师啊？是哪位老师？”她看着我说：“就是朱老师您啊！”我没想到我的录像带，在社会上如此受欢迎。1986年，郎朗的爸爸带着不到4岁的郎朗来找我学琴。我教了郎朗将近6年时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感触很深，从而更下定决心成为一名优秀的钢琴老师，毕生为钢琴教育事业服务。
我从沈阳音乐学院退休后，又在人民大学音乐系教了10多年。现在，我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教学活动，同时在郎朗在深圳开办的钢琴学校—“郎朗音乐世界”里担任教学及管理工作。我经常想选择了钢琴作为自己终身事业非常幸运，这是我最热爱的工作。我从最初的演奏者，到今天成为一名钢琴教师的几十年中，在不同时期根据社会需要，做了自己应该做并喜欢做的事，我感觉人生很充实，很幸福。
今日中国：请朱教授谈谈中国钢琴教育的现状。
朱雅芬：当前中国钢琴教育的整体状况很好，培养专业人才的音乐学院，从过去的9所已发展到11所。另外很多大学、师范学校都设有艺术学院、音乐系，并得到国家及各地的重视和支持。很多青年教师、钢琴家也常常出国深造，带来很多西方经验，这都为钢琴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中国几千万琴童中，涌现出很多好苗子，钢琴界人才辈出。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在专业人才培养上不够重视全面的文化修养，导致很多学生只专注于琴技，知识面和视野却很窄，缺乏独立思考、个性发展及创造力，不利于人才的持续发展。
其次，在教育理念方面存在一种功利思想，表现在单纯追求比赛获奖、考级证书、升学率，甚至只求进名校，将来找个好工作。这种不良风气影响学生和家长的追求，也影响教育工作者的价值取向，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扭转。
培养人才就像耕耘播种，是一个长期工程。但我认为教学没有速成，艺术没有捷径。现在是高科技时代，生活节奏快，但教育不能快，因为它涉及人的思想和灵魂。如果从小宣传“小神童”、“小天才”，会造成很快就能成才的错觉，孩子过早地头戴光环，即使真有才能，也会助长其虚荣与浮夸，不利于人才的长远发展。
再有，钢琴教育发展不平衡，边远地区条件艰苦，师资匮乏，中心城市和边远地区钢琴教学条件差距很大。
今日中国：在您看来，中国的钢琴教育应该如何与国际接轨？
朱雅芬：首先，要培养出更多享誉世界的钢琴演奏家。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及民族智慧，必定可以掌握西方艺术，继承中外文化历史的遗产，并对世界音乐文化、演奏艺术的发展做出贡献。郎朗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与国际接轨，更意味着要使中国的钢琴音乐融入世界钢琴艺术的洪流。因此，要重视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和演奏。钢琴是西方的艺术，在中国传统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技艺，使中西融合、传统和现代融合，创作出更有中国特色的钢琴作品，并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才是真正地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还要培养出具有全面而丰富知识的音乐家、艺术家、理论家，把中国音乐文化以及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推向世界，丰富世界音乐文化的宝库。
而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钢琴音乐百年经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前不久我去美国一所大学讲学，介绍中国钢琴教育和中国钢琴音乐，他们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作品，反应十分热烈。
今日中国：您认为如何才能培养出“高精尖”的钢琴艺术人才？
朱雅芬：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人才。学生的专业当然要达到高水平，能代表国家并被世界认可。同时，也要具有全面的知识素养、丰厚的文化底蕴，不单是钢琴家，更要努力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我们现在有些院校，很注重专业技术，但不够重视文化课。有的小学生为了考到音乐院校，每天练琴不去上学。这种思维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郎朗15岁时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他的导师格拉夫曼不但在钢琴、音乐、艺术上给了他最好的教育，还安排郎朗到当地的中学上文化课，并请费城的一位老市长给他讲解文学名著、世界名著。我们应该向格拉夫曼这样的大师学习。
“人才人才”，成才和为人，缺一不可，这才是人才。这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是一种文化，广大教育工作者要从宏观上考虑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和社会责任心。有些问题看似不属于钢琴教学范畴，但老师的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他们的一言一行时刻在影响着学生。老师不能只关注学生练了几个小时琴，还应指导他阅读一些书籍。一位老师不一定能经历学生成长的全过程，但必须要做到在教学生的短短时间内给他最好的营养和培育，使他受益一生。
今日中国：您对当代钢琴教育有哪些建议？
朱雅芬：我认为可以考虑在更多的综合大学中设立音乐学院和艺术院校，创造更好的大环境。同时，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制度上可以更灵活，除主修的专业外，鼓励学生多选修，以获得广泛知识。另外，可以允许学生转系、转专业，考取双专业，以培养全方位的人才。
艺术院校不能脱离社会，要培养能上能下的音乐艺术人才。安排专业学生到边远地区实习，丰富社会实践，为基层服务，并形成制度，这样不仅能锻炼学生的专业能力，还能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认为要重视社会钢琴教育，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培养出大批有基础音乐知识、基本艺术素养的人才。他们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也是文化建设的大军。金字塔屹立千年而不倒。如果说，金字塔的塔尖上是杰出的高端人才，那么广大的社会文化建设者就是最坚实和最宽厚的塔基。
前不久，记者采访了国际著名钢琴家郎朗的钢琴启蒙老师—中国著名钢琴家、教育家、沈阳音乐学院教授朱雅芬，分享了朱雅芬教授的艺术人生，以及她对中国钢琴艺术教育创新发展的独到见解。
今日中国：朱教授您好！首先让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艺术人生，请谈谈您和钢琴的渊源。
朱雅芬：我开始学习钢琴主要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我的父亲是音乐爱好者，在他的鼓励下我从小就开始学习钢琴。而当时上海的艺术氛围使我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渐渐地我爱上了钢琴这个美妙的乐器。
1954年，我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随文化部组织的艺术团到10余个欧洲国家进行访问演出，用艺术的方式向西方介绍新中国。回国后，因东北地区工作需要，我到辽宁沈阳任钢琴独奏演员，同时担任室内乐、歌舞剧的钢琴伴奏等工作。当时我每天排练的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十分辛苦，也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使我积累了许多经验，为之后的教学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文革”下乡的5年时间里，我在参加田间劳动之余，总是找机会为村民们弹钢琴。当时我们是插队落户，允许搬钢琴下去，但不允许弹奏。后来，农民朋友除夕夜跑到我家对我说：“马上过年了，没人管了，您就给我们弹弹吧！”有感于他们对音乐的热情，我就偷偷弹奏了一些大家熟悉的革命歌曲。村民们和着音乐唱起来。他们对音乐的期盼和向往对我触动很大，从此以后，我对钢琴赋予了更加浓厚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从事钢琴教学。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兴起了“钢琴热”，我在沈阳音乐学院附小教学，并负责培养钢琴老师。
1989年，应社会需要，我录制了一套教学录像—“儿童钢琴讲座”，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专题播放。在没有钢琴教学条件的边远地区，家长们就带着孩子看我的录像带学琴。有一次，一位家长带着8岁的女儿从黑龙江黑河赶来找我。小女孩儿弹得十分正规，令我很震惊。我就问她：“你们那里也有这么好的老师啊？是哪位老师？”她看着我说：“就是朱老师您啊！”我没想到我的录像带，在社会上如此受欢迎。1986年，郎朗的爸爸带着不到4岁的郎朗来找我学琴。我教了郎朗将近6年时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感触很深，从而更下定决心成为一名优秀的钢琴老师，毕生为钢琴教育事业服务。
我从沈阳音乐学院退休后，又在人民大学音乐系教了10多年。现在，我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教学活动，同时在郎朗在深圳开办的钢琴学校—“郎朗音乐世界”里担任教学及管理工作。我经常想选择了钢琴作为自己终身事业非常幸运，这是我最热爱的工作。我从最初的演奏者，到今天成为一名钢琴教师的几十年中，在不同时期根据社会需要，做了自己应该做并喜欢做的事，我感觉人生很充实，很幸福。
今日中国：请朱教授谈谈中国钢琴教育的现状。
朱雅芬：当前中国钢琴教育的整体状况很好，培养专业人才的音乐学院，从过去的9所已发展到11所。另外很多大学、师范学校都设有艺术学院、音乐系，并得到国家及各地的重视和支持。很多青年教师、钢琴家也常常出国深造，带来很多西方经验，这都为钢琴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中国几千万琴童中，涌现出很多好苗子，钢琴界人才辈出。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在专业人才培养上不够重视全面的文化修养，导致很多学生只专注于琴技，知识面和视野却很窄，缺乏独立思考、个性发展及创造力，不利于人才的持续发展。
其次，在教育理念方面存在一种功利思想，表现在单纯追求比赛获奖、考级证书、升学率，甚至只求进名校，将来找个好工作。这种不良风气影响学生和家长的追求，也影响教育工作者的价值取向，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扭转。
培养人才就像耕耘播种，是一个长期工程。但我认为教学没有速成，艺术没有捷径。现在是高科技时代，生活节奏快，但教育不能快，因为它涉及人的思想和灵魂。如果从小宣传“小神童”、“小天才”，会造成很快就能成才的错觉，孩子过早地头戴光环，即使真有才能，也会助长其虚荣与浮夸，不利于人才的长远发展。
再有，钢琴教育发展不平衡，边远地区条件艰苦，师资匮乏，中心城市和边远地区钢琴教学条件差距很大。
今日中国：在您看来，中国的钢琴教育应该如何与国际接轨？
朱雅芬：首先，要培养出更多享誉世界的钢琴演奏家。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及民族智慧，必定可以掌握西方艺术，继承中外文化历史的遗产，并对世界音乐文化、演奏艺术的发展做出贡献。郎朗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与国际接轨，更意味着要使中国的钢琴音乐融入世界钢琴艺术的洪流。因此，要重视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和演奏。钢琴是西方的艺术，在中国传统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技艺，使中西融合、传统和现代融合，创作出更有中国特色的钢琴作品，并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才是真正地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还要培养出具有全面而丰富知识的音乐家、艺术家、理论家，把中国音乐文化以及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推向世界，丰富世界音乐文化的宝库。
而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钢琴音乐百年经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前不久我去美国一所大学讲学，介绍中国钢琴教育和中国钢琴音乐，他们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作品，反应十分热烈。
今日中国：您认为如何才能培养出“高精尖”的钢琴艺术人才？
朱雅芬：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人才。学生的专业当然要达到高水平，能代表国家并被世界认可。同时，也要具有全面的知识素养、丰厚的文化底蕴，不单是钢琴家，更要努力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我们现在有些院校，很注重专业技术，但不够重视文化课。有的小学生为了考到音乐院校，每天练琴不去上学。这种思维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郎朗15岁时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他的导师格拉夫曼不但在钢琴、音乐、艺术上给了他最好的教育，还安排郎朗到当地的中学上文化课，并请费城的一位老市长给他讲解文学名著、世界名著。我们应该向格拉夫曼这样的大师学习。
“人才人才”，成才和为人，缺一不可，这才是人才。这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是一种文化，广大教育工作者要从宏观上考虑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和社会责任心。有些问题看似不属于钢琴教学范畴，但老师的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他们的一言一行时刻在影响着学生。老师不能只关注学生练了几个小时琴，还应指导他阅读一些书籍。一位老师不一定能经历学生成长的全过程，但必须要做到在教学生的短短时间内给他最好的营养和培育，使他受益一生。
今日中国：您对当代钢琴教育有哪些建议？
朱雅芬：我认为可以考虑在更多的综合大学中设立音乐学院和艺术院校，创造更好的大环境。同时，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制度上可以更灵活，除主修的专业外，鼓励学生多选修，以获得广泛知识。另外，可以允许学生转系、转专业，考取双专业，以培养全方位的人才。
艺术院校不能脱离社会，要培养能上能下的音乐艺术人才。安排专业学生到边远地区实习，丰富社会实践，为基层服务，并形成制度，这样不仅能锻炼学生的专业能力，还能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认为要重视社会钢琴教育，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培养出大批有基础音乐知识、基本艺术素养的人才。他们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也是文化建设的大军。金字塔屹立千年而不倒。如果说，金字塔的塔尖上是杰出的高端人才，那么广大的社会文化建设者就是最坚实和最宽厚的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