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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立东南大学创校校长郭秉文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归国教育学博士，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延揽汇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最早的留学归国教育学者共同体，首开“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传统;在积极引进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思潮并与中国本土教育变革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东南大学教育学科在中西教育学术的会通中率先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作为中西文化、教育首次深度交融背景下的留学归国人员，东南大学教育学者共同体或许是在西学浸漫背景下维系中国文化传统，探索中国学术在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合适人选。对于外来理论的引进与本土理论的改造，他们坚持自身所生发出的“中国化”意识，这是真正带有“本土感”的一种文化自觉。
关键词：东南大学;现代教育学;本土创生;研究范式;文化自觉
1921年正式创建的国立东南大学，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人们一般认为，彼时的北京大学以文史哲见长，而东南大学则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特色鲜明，从而形成了“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的“学分南北”的双峰对峙效应。[1]但学术界很少论及，彼时以科学研究见长的国立东南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创建过程中，亦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这里不仅形成了最早的留学归国教育学者共同体，而且开创了“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传统;在积极引进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思潮并与中国本土教育变革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东南大学教育学科率先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一、中国早期教育学者共同体的形成
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共同体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具有道德性的共同生活。与“社会”相比，共同体是古老的、温馨的、和睦的，充分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熟人特质和道德性，同时也是现代人热切希望栖息和重新拥有的世界。[2]国立东南大学的首任校长郭秉文是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第一个留美归国的教育学博士，他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延揽汇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最早的留学归国教育学者共同体，对中国教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及学派雏形
作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东南大学在国内外招聘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以教育科为例，当时的东南大学汇集了郭秉文、陶行知、廖世承、陈鹤琴、徐则陵、俞子夷等当时国内著名的教育学家团队。这一学术共同体对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对东南大学教育科14位主要教员及其学缘信息的统计，其中13人具有留学海外名校的教育经历。13人中，除了孟宪承和廖世承外，其余11人均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经历。[3]俞子夷作为唯一未正式留学海外的学者，也曾广泛游历欧美，并对美国实用主义教学实验倾力甚多。东大教育学者群体在学缘上的相似经历，与郭秉文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學院毕业的第一个中国教育学博士有一定关系。郭秉文留学哥大师范学院修读教育学的经历，深刻影响了在其身后入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诸多教育学留学生的研究旨趣，而且也对教育学领域的归国留学人员的职业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
由于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相似的留美经历，以及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深刻学缘关系，该群体回国后都致力于推广和自觉地转化运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思想，尤其主张用实验的、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改良教育理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共同体的大部分学者在出国留学前，都接受了相对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或亲身经历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历程，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身兼中外两种教育经历的他们，在中国社会和学术体系双重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无论对于教育学的外部导入，还是引导教育学的本土创生，都具有后世学者难以企及的跨文化研究的独特优势。因此，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在教育学的外部导入和本土创生中建立了基于中国本土现实需求的实用主义教育研究范式，俨然已有学派的早期雏形。
（二）东大教育学者与西方教育学的导入
现代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奠基与扩展，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是如何在整个学术体系中发出该学科独特的声音。中国最早的教育学留学归国群体，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有多人在大学中身居要津，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等等，他们不仅对现代大学体制建设贡献甚巨，而且对彼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育学在整个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如果说，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教育学的初创，更多地受到经由日本传入的德国教育学的影响，那么，随着大批庚款留学生的归来，中国教育学的导入和本土化过程，则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教育学的影响。杜威来华讲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教育学创建历程中重要的学术史事件。其关于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洞见在当时引发了广泛关注;他所主张的在教育研究中多采取调查、实验和测量等方法，尤其得到东南大学教育学者共同体的普遍认同。陶行知、李建勋、钟鲁斋、罗廷光、孟宪承等教育学者均曾撰文推介与宣传。他们的学术努力，对传播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凝聚早期教育学人的学术共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
陶行知、徐则陵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以及由郭秉文牵头发起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对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更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新教育》杂志为例，在发行刊物的6年多时间里，其利用《杜威号》《孟禄号》等专栏记录外国专家来华活动、演讲内容和国内学者对其教育思想的阐释，对扩展国人教育视野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新教育》还积极推介美国当时盛行的教育改革经验或实验，促进了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教学改革等新的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改革实验热潮，并成为中国最早自觉开展大规模教育测验运动的主阵地。[6]在当时，《新教育》杂志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总部都设在东南大学，足见东南大学教育学科在当时的影响力。同时，在东南大学教育学者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倡导和牵线搭头下，中国又先后邀请了帕克赫斯特、克伯屈、华虚朋等当时在美国教育（学）界非常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来华开展教育研究，或亲自指导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等教育革新活动。[7]这些都是东南大学教育学者共同体自觉推动教育学导入的切实努力。 （三）东大教育学者对中国教育学本土创生的先行探索
本土创生是指根据本土的独特情况对引进的理论进行转化与改进，实现新理论的创造性生成。受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克伯屈等著名学者的影响，东大教育学者在引进教育学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教育学科学化，推动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例如，陶行知等东大教育学者围绕《新教育》杂志的开办，发表了大量教育研究的文章，并出版了诸如《中国教育之统计》等诸多教育丛书。[8]此举既丰富了中国的教育理论，更在教学方法科学化、测量方法科学化两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先行尝试。在教學方法科学化方面，俞子夷于1919年在南高附小（1921年改名东大附小）开展设计教学法的教育实验，并以该实验的本土化过程为典型，系统反思新型教学方法的本土化改进问题，提出“需正确对待传统的教学方法，新法和传统方法两者都不宜偏废，采取新教学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吸收旧法的长处。”[9]在当时“新学”日盛、“旧学”渐衰的特殊背景下，敢于直陈“旧法”的独特价值并强调“新”“旧”方法的综合会通，这无疑是颇富远见和理论勇气的。这种以亲身主导实施的改革实验为基础来评判西方教学改革经验得失的研究方式，既不简单照搬，也不故步自封，可以说是借鉴西方教学经验尝试改革我国传统教学方法的典范性探索。
廖世承从测量方法科学化维度，为中国现代教育学发展注入科学的内涵。早在1921年，廖世承便与同为东大教师的陈鹤琴合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智力测验专著《智力测验法》，其本人更是国内用量化测量方式开展教育调查的先驱。[10]廖世承有感于当时诸多学校盲目跟风开展道尔顿制教育改革实验，却没有用科学方法测量道尔顿制的实际实施成效，便于1923年在东大附中亲自主持开展道尔顿教学法实验。在控制实验对象、实验学科、实验教师、实验时间等变量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实验研究。研究发现，道尔顿制与普通班级教学在学生成绩进步方面并没有明显差距，道尔顿制的实际教学效果与其被宣传的并不相符。[11]此次实验的结果对于教育界理性认识和评估道尔顿制的改革成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背后的影响不仅在于比较了道尔顿制与普通班级授课制的优劣，更在于推广了科学的实验测量方法。东大教育学者的早期教育学术活动，对当时中国现代教育学在引进基础上的自主创建和学科建制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初创中国教育学研究范式
从教育思想到教学法，再从教学法到教育评价，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几乎贯穿于东大教育学者群体参与中国现代教育学创建的全过程。正是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东南大学确立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宗旨，开创性地确立了中国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12]在创校校长郭秉文的办学理念影响下，东南大学及其教育学者共同体均表现出强烈的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取向。教育学者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通转化。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甚至社会改革，开展教育实验，甚至独立创办实验学校，走出了一条富有东南大学特色的教育学研究之路。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的这些先行尝试，在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上，可谓开一时风气之先。[13]
（一）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审慎把握与双向追求
东大教育学者对于教育学的贡献，不止在于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引进与本土转化，更重要的在于发挥教育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推动教育理论到实践的成果转化。这种转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实现教育理论和术语的普及化、通俗化，促进教育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渗透;其二是在本土教育实践改革研究中反哺教育理论的创生。
陶行知是使西方教育理论本土化、艰深教育理论平民化的典型代表。通过对《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等相关文献的精梳发现，陶行知在回国前后的文章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留学期间的文章大多学理味道重，用语考究艰深;而回国后所写的文章则大部分直白易懂，对教育的热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并不局限在口号式的教育宣传，而是经常用浅显的语言描述一个教育道理或者表达自己对于教育的感悟，例如描述参观燕子矶学校和阐释“教学做合一”的思想等。[14]需要特别申明的是，陶行知相当多的教育学论文与著作，其假想的读者群，主要不是学术界学者，而更多是普通民众;其理论创生与创新的内动力，并不是在学术共同体中谋求某种共识或影响力扩张，而是启发民智，提升普通民众的教育见识。作为著名的教育改革实干家，陶行知不仅主持和参与了晓庄实验学校、山海工学团等一系列教育试验，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而且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将其思想和理论普及到普通民众，产生了极为显著的社会效应。这一转化与创生的努力，无疑提升了当时社会对教育学的接纳与认同，为早期中国教育学的创建与发展拓展了社会空间。
陈鹤琴是用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的东大教师典型代表。作为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陈鹤琴深感国内幼儿教育理论的匮乏。在吸收借鉴美国幼儿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陈鹤琴认识到中美的历史、文化和环境存在不小的差异，外国的幼儿教育理论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而生成适应中国国情的幼儿教育理论必须从儿童实地研究为基础。[15]因此，陈鹤琴创办了鼓楼幼稚园用于验证自己的幼儿教育理论，并创造性地在幼儿教育中试验单元教学法，以“大自然”“大社会” 为教学内容，以幼儿的生活经验为筛选标准，以某一知识或任务为各单元活动中心开展教学。[16]在此基础上，陈鹤琴进行并总结了识字法、图画教学法、故事教学法等一系列幼儿教学法的实验。[17]出于对儿童的关怀和情感，陈鹤琴的教育实验思想及其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历程，促成了“活教育”等一系列陈鹤琴幼儿教育主张的提出和深化。[18]鼓楼幼稚园的设立，验证了这些理论在幼稚园教育中的成效，并为理论改进提供了实际依据。也即是说，陈鹤琴依据自身的幼儿教育理论创建鼓楼幼稚园，又根据鼓楼幼稚园的实践反哺了理论的本土化创生，实现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双向转化。
（二）基于中国传统与中国立场的文化自觉 东大教育学者们在从外部导入西方教育理论时，其本土创生的智识资源，一方面是彼时中国社会、教育剧烈变革所构筑的独特实践生境;另一方面则是植根于中国漫长历史文化实践中的文化传统。以东大教育学者为代表的早期留美生往往拥有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经历和留美求学经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不仅是实现教育学理论中西会通的最佳学术力量，也是在西学浸漫背景下维系中国文化传统，探索中国学术在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合适人选。对于外来理论的引进与本土理论的改造，他们坚持自身所生发出的“中国化”意识，而这是真正带有“本土感”的一种文化自觉。[19]因此，在掌握话语主动权的同时，他们在解释杜威哲学的时候，则更多基于中国的国情进行了挑选与改编，例如陈鹤琴根据“尊重儿童天性”的观点进一步延伸、改良，提出幼儿教育中的“活教育”主张。而陶行知式的詩歌与文章风格，在追求语言通俗以便推广教育理论的同时，未尝不是使杜威学说与普通大众文化契合的另一种有益尝试。这种文化层次的交流与契合，对于外来理论的导入与本土理论的创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外部导入到本土创生的过程，而东大教育学者们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建立了中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理论的外部导入到本土创生，有两个关卡必须迈过，即外来理论的本土适应性和本土理论的有效创生性。无疑，适于本土或基于本土是其中最核心的要素。东大教育学者们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可资借鉴的典范。其一是需要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对外来理论或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实地检验，以此检视其本土适应性，俞子夷和廖世承的教育改革实验是其中的代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方教育变革经验对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适切性反思，尤其珍贵;其二是根据本土实际，在话语表达方式或思想观念上改良外来理论，生成更能被广泛接纳，或更符合中国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历史与现实的教育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和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均可以说是这一转化与创生进路的典型代表。
三、形成“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传统
自1896年梁启超《论师范》一文首倡创办师范学堂，至1902年全国十余所师范学堂的问世，其间仅短短数年。可见当时国人对教育兴国需求之强烈和对师范教育价值认识之深刻。在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历史上，郭秉文或许是最早明确提出“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主张的教育学家。东南大学之所以形成了“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传统，既与东南大学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传承关系密切相关，也与作为创校校长的郭秉文对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之独特优势的认识有关。
晚清师范教育的发展为中国教育学的迅速扩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从课程意义上教育学在师范学院广泛开设，到学科建制意义上教育系科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在一些大学或文学院逐步设立，教育学科的发展几乎是与师范学堂的普遍设立及教育学课程在师范学堂中的普遍开设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一时代机遇下，郭秉文一手操持，于1921年前后以美国教育体制、学制为模本，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建立成一所“寓师范于大学、寓文理农工科为一体”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即东南大学。[20]作为东南大学的首任校长，郭秉文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早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他就肯定了教育与政治民主、国民进步的密切联系，认为应该“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也”[21]。郭秉文非常看重综合性大学在培育富有现代性特征的师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师范学院应办在大学之内，教师的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学院”，“应当着眼于全国大学的优秀青年，再加上一番训练和熏陶才好”。[22]相比于单科性的师范学校而言，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学科视野广阔，是培养师资的理想场所。因此郭秉文明确主张将师范教育置于综合性大学的学科环境中。[23]
在此种办学思想下建立的东南大学教育科，虽脱胎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却远远超出了师范教育本身的内涵，更多添加了综合性、学术性的味道。教育科下设教育系、体育系、心理系和乡村教育系共四个科系。从当时东南大学教育科必修科目及学分要求的统计（如表1所示）来看，其教育科非常注重学生自然基础科目与人文基础科目的学习，而能够为学生提供如此众多的基础科目教学，自然离不开综合性大学的学科环境。[24]可以说，在郭秉文“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思想下建立的东南大学教育科，利用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优势，其学生培养既注重扩展学生的学科视野和知识广度，避免了单一学科培养的潜在局限，又体现了其教育学科学化的尝试。此举对于优秀师资的养成和教育学研究者的培养意义重大。
尚可延伸论述的是，在借鉴美国大学分权制衡制度的基础上，郭秉文在东南大学开创了以“三会制”和“校董会制”治理大学的传统。这一传统虽属一般性的大学治理体系范畴，但对于东南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强的引导意义。三会制的设立为东大教育学的学生培养目标提供了理念上的指引——教育学科要致力于承担培养民主社会公民、促进国民进步的重任;校董会的制度设计特别强调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开放办学理念。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之下，东南大学的教育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并不受困于闭门造车和象牙塔式的自娱自乐，而是强调回应社会期待和需求，在大学与社会的积极互动中创生学术理论，实现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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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霍益萍.郭秉文和东南大学[J].教师教育研究，1995（2）：47-53.
（责任编辑 钟嘉仪）
关键词：东南大学;现代教育学;本土创生;研究范式;文化自觉
1921年正式创建的国立东南大学，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人们一般认为，彼时的北京大学以文史哲见长，而东南大学则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特色鲜明，从而形成了“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的“学分南北”的双峰对峙效应。[1]但学术界很少论及，彼时以科学研究见长的国立东南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创建过程中，亦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这里不仅形成了最早的留学归国教育学者共同体，而且开创了“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传统;在积极引进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思潮并与中国本土教育变革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东南大学教育学科率先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一、中国早期教育学者共同体的形成
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共同体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具有道德性的共同生活。与“社会”相比，共同体是古老的、温馨的、和睦的，充分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熟人特质和道德性，同时也是现代人热切希望栖息和重新拥有的世界。[2]国立东南大学的首任校长郭秉文是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第一个留美归国的教育学博士，他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延揽汇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最早的留学归国教育学者共同体，对中国教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及学派雏形
作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东南大学在国内外招聘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以教育科为例，当时的东南大学汇集了郭秉文、陶行知、廖世承、陈鹤琴、徐则陵、俞子夷等当时国内著名的教育学家团队。这一学术共同体对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对东南大学教育科14位主要教员及其学缘信息的统计，其中13人具有留学海外名校的教育经历。13人中，除了孟宪承和廖世承外，其余11人均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经历。[3]俞子夷作为唯一未正式留学海外的学者，也曾广泛游历欧美，并对美国实用主义教学实验倾力甚多。东大教育学者群体在学缘上的相似经历，与郭秉文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學院毕业的第一个中国教育学博士有一定关系。郭秉文留学哥大师范学院修读教育学的经历，深刻影响了在其身后入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诸多教育学留学生的研究旨趣，而且也对教育学领域的归国留学人员的职业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
由于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相似的留美经历，以及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深刻学缘关系，该群体回国后都致力于推广和自觉地转化运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思想，尤其主张用实验的、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改良教育理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共同体的大部分学者在出国留学前，都接受了相对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或亲身经历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历程，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身兼中外两种教育经历的他们，在中国社会和学术体系双重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无论对于教育学的外部导入，还是引导教育学的本土创生，都具有后世学者难以企及的跨文化研究的独特优势。因此，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在教育学的外部导入和本土创生中建立了基于中国本土现实需求的实用主义教育研究范式，俨然已有学派的早期雏形。
（二）东大教育学者与西方教育学的导入
现代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奠基与扩展，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是如何在整个学术体系中发出该学科独特的声音。中国最早的教育学留学归国群体，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有多人在大学中身居要津，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等等，他们不仅对现代大学体制建设贡献甚巨，而且对彼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育学在整个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如果说，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教育学的初创，更多地受到经由日本传入的德国教育学的影响，那么，随着大批庚款留学生的归来，中国教育学的导入和本土化过程，则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教育学的影响。杜威来华讲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教育学创建历程中重要的学术史事件。其关于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洞见在当时引发了广泛关注;他所主张的在教育研究中多采取调查、实验和测量等方法，尤其得到东南大学教育学者共同体的普遍认同。陶行知、李建勋、钟鲁斋、罗廷光、孟宪承等教育学者均曾撰文推介与宣传。他们的学术努力，对传播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凝聚早期教育学人的学术共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
陶行知、徐则陵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以及由郭秉文牵头发起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对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更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新教育》杂志为例，在发行刊物的6年多时间里，其利用《杜威号》《孟禄号》等专栏记录外国专家来华活动、演讲内容和国内学者对其教育思想的阐释，对扩展国人教育视野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新教育》还积极推介美国当时盛行的教育改革经验或实验，促进了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教学改革等新的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改革实验热潮，并成为中国最早自觉开展大规模教育测验运动的主阵地。[6]在当时，《新教育》杂志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总部都设在东南大学，足见东南大学教育学科在当时的影响力。同时，在东南大学教育学者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倡导和牵线搭头下，中国又先后邀请了帕克赫斯特、克伯屈、华虚朋等当时在美国教育（学）界非常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来华开展教育研究，或亲自指导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等教育革新活动。[7]这些都是东南大学教育学者共同体自觉推动教育学导入的切实努力。 （三）东大教育学者对中国教育学本土创生的先行探索
本土创生是指根据本土的独特情况对引进的理论进行转化与改进，实现新理论的创造性生成。受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克伯屈等著名学者的影响，东大教育学者在引进教育学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教育学科学化，推动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例如，陶行知等东大教育学者围绕《新教育》杂志的开办，发表了大量教育研究的文章，并出版了诸如《中国教育之统计》等诸多教育丛书。[8]此举既丰富了中国的教育理论，更在教学方法科学化、测量方法科学化两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先行尝试。在教學方法科学化方面，俞子夷于1919年在南高附小（1921年改名东大附小）开展设计教学法的教育实验，并以该实验的本土化过程为典型，系统反思新型教学方法的本土化改进问题，提出“需正确对待传统的教学方法，新法和传统方法两者都不宜偏废，采取新教学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吸收旧法的长处。”[9]在当时“新学”日盛、“旧学”渐衰的特殊背景下，敢于直陈“旧法”的独特价值并强调“新”“旧”方法的综合会通，这无疑是颇富远见和理论勇气的。这种以亲身主导实施的改革实验为基础来评判西方教学改革经验得失的研究方式，既不简单照搬，也不故步自封，可以说是借鉴西方教学经验尝试改革我国传统教学方法的典范性探索。
廖世承从测量方法科学化维度，为中国现代教育学发展注入科学的内涵。早在1921年，廖世承便与同为东大教师的陈鹤琴合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智力测验专著《智力测验法》，其本人更是国内用量化测量方式开展教育调查的先驱。[10]廖世承有感于当时诸多学校盲目跟风开展道尔顿制教育改革实验，却没有用科学方法测量道尔顿制的实际实施成效，便于1923年在东大附中亲自主持开展道尔顿教学法实验。在控制实验对象、实验学科、实验教师、实验时间等变量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实验研究。研究发现，道尔顿制与普通班级教学在学生成绩进步方面并没有明显差距，道尔顿制的实际教学效果与其被宣传的并不相符。[11]此次实验的结果对于教育界理性认识和评估道尔顿制的改革成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背后的影响不仅在于比较了道尔顿制与普通班级授课制的优劣，更在于推广了科学的实验测量方法。东大教育学者的早期教育学术活动，对当时中国现代教育学在引进基础上的自主创建和学科建制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初创中国教育学研究范式
从教育思想到教学法，再从教学法到教育评价，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几乎贯穿于东大教育学者群体参与中国现代教育学创建的全过程。正是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东南大学确立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宗旨，开创性地确立了中国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12]在创校校长郭秉文的办学理念影响下，东南大学及其教育学者共同体均表现出强烈的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取向。教育学者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通转化。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甚至社会改革，开展教育实验，甚至独立创办实验学校，走出了一条富有东南大学特色的教育学研究之路。东大教育学者共同体的这些先行尝试，在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上，可谓开一时风气之先。[13]
（一）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审慎把握与双向追求
东大教育学者对于教育学的贡献，不止在于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引进与本土转化，更重要的在于发挥教育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推动教育理论到实践的成果转化。这种转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实现教育理论和术语的普及化、通俗化，促进教育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渗透;其二是在本土教育实践改革研究中反哺教育理论的创生。
陶行知是使西方教育理论本土化、艰深教育理论平民化的典型代表。通过对《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等相关文献的精梳发现，陶行知在回国前后的文章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留学期间的文章大多学理味道重，用语考究艰深;而回国后所写的文章则大部分直白易懂，对教育的热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并不局限在口号式的教育宣传，而是经常用浅显的语言描述一个教育道理或者表达自己对于教育的感悟，例如描述参观燕子矶学校和阐释“教学做合一”的思想等。[14]需要特别申明的是，陶行知相当多的教育学论文与著作，其假想的读者群，主要不是学术界学者，而更多是普通民众;其理论创生与创新的内动力，并不是在学术共同体中谋求某种共识或影响力扩张，而是启发民智，提升普通民众的教育见识。作为著名的教育改革实干家，陶行知不仅主持和参与了晓庄实验学校、山海工学团等一系列教育试验，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而且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将其思想和理论普及到普通民众，产生了极为显著的社会效应。这一转化与创生的努力，无疑提升了当时社会对教育学的接纳与认同，为早期中国教育学的创建与发展拓展了社会空间。
陈鹤琴是用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的东大教师典型代表。作为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陈鹤琴深感国内幼儿教育理论的匮乏。在吸收借鉴美国幼儿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陈鹤琴认识到中美的历史、文化和环境存在不小的差异，外国的幼儿教育理论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而生成适应中国国情的幼儿教育理论必须从儿童实地研究为基础。[15]因此，陈鹤琴创办了鼓楼幼稚园用于验证自己的幼儿教育理论，并创造性地在幼儿教育中试验单元教学法，以“大自然”“大社会” 为教学内容，以幼儿的生活经验为筛选标准，以某一知识或任务为各单元活动中心开展教学。[16]在此基础上，陈鹤琴进行并总结了识字法、图画教学法、故事教学法等一系列幼儿教学法的实验。[17]出于对儿童的关怀和情感，陈鹤琴的教育实验思想及其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历程，促成了“活教育”等一系列陈鹤琴幼儿教育主张的提出和深化。[18]鼓楼幼稚园的设立，验证了这些理论在幼稚园教育中的成效，并为理论改进提供了实际依据。也即是说，陈鹤琴依据自身的幼儿教育理论创建鼓楼幼稚园，又根据鼓楼幼稚园的实践反哺了理论的本土化创生，实现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双向转化。
（二）基于中国传统与中国立场的文化自觉 东大教育学者们在从外部导入西方教育理论时，其本土创生的智识资源，一方面是彼时中国社会、教育剧烈变革所构筑的独特实践生境;另一方面则是植根于中国漫长历史文化实践中的文化传统。以东大教育学者为代表的早期留美生往往拥有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经历和留美求学经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不仅是实现教育学理论中西会通的最佳学术力量，也是在西学浸漫背景下维系中国文化传统，探索中国学术在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合适人选。对于外来理论的引进与本土理论的改造，他们坚持自身所生发出的“中国化”意识，而这是真正带有“本土感”的一种文化自觉。[19]因此，在掌握话语主动权的同时，他们在解释杜威哲学的时候，则更多基于中国的国情进行了挑选与改编，例如陈鹤琴根据“尊重儿童天性”的观点进一步延伸、改良，提出幼儿教育中的“活教育”主张。而陶行知式的詩歌与文章风格，在追求语言通俗以便推广教育理论的同时，未尝不是使杜威学说与普通大众文化契合的另一种有益尝试。这种文化层次的交流与契合，对于外来理论的导入与本土理论的创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外部导入到本土创生的过程，而东大教育学者们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建立了中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理论的外部导入到本土创生，有两个关卡必须迈过，即外来理论的本土适应性和本土理论的有效创生性。无疑，适于本土或基于本土是其中最核心的要素。东大教育学者们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可资借鉴的典范。其一是需要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对外来理论或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实地检验，以此检视其本土适应性，俞子夷和廖世承的教育改革实验是其中的代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方教育变革经验对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适切性反思，尤其珍贵;其二是根据本土实际，在话语表达方式或思想观念上改良外来理论，生成更能被广泛接纳，或更符合中国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历史与现实的教育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和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均可以说是这一转化与创生进路的典型代表。
三、形成“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传统
自1896年梁启超《论师范》一文首倡创办师范学堂，至1902年全国十余所师范学堂的问世，其间仅短短数年。可见当时国人对教育兴国需求之强烈和对师范教育价值认识之深刻。在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历史上，郭秉文或许是最早明确提出“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主张的教育学家。东南大学之所以形成了“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传统，既与东南大学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传承关系密切相关，也与作为创校校长的郭秉文对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之独特优势的认识有关。
晚清师范教育的发展为中国教育学的迅速扩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从课程意义上教育学在师范学院广泛开设，到学科建制意义上教育系科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在一些大学或文学院逐步设立，教育学科的发展几乎是与师范学堂的普遍设立及教育学课程在师范学堂中的普遍开设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一时代机遇下，郭秉文一手操持，于1921年前后以美国教育体制、学制为模本，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建立成一所“寓师范于大学、寓文理农工科为一体”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即东南大学。[20]作为东南大学的首任校长，郭秉文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早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他就肯定了教育与政治民主、国民进步的密切联系，认为应该“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也”[21]。郭秉文非常看重综合性大学在培育富有现代性特征的师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师范学院应办在大学之内，教师的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学院”，“应当着眼于全国大学的优秀青年，再加上一番训练和熏陶才好”。[22]相比于单科性的师范学校而言，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学科视野广阔，是培养师资的理想场所。因此郭秉文明确主张将师范教育置于综合性大学的学科环境中。[23]
在此种办学思想下建立的东南大学教育科，虽脱胎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却远远超出了师范教育本身的内涵，更多添加了综合性、学术性的味道。教育科下设教育系、体育系、心理系和乡村教育系共四个科系。从当时东南大学教育科必修科目及学分要求的统计（如表1所示）来看，其教育科非常注重学生自然基础科目与人文基础科目的学习，而能够为学生提供如此众多的基础科目教学，自然离不开综合性大学的学科环境。[24]可以说，在郭秉文“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思想下建立的东南大学教育科，利用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优势，其学生培养既注重扩展学生的学科视野和知识广度，避免了单一学科培养的潜在局限，又体现了其教育学科学化的尝试。此举对于优秀师资的养成和教育学研究者的培养意义重大。
尚可延伸论述的是，在借鉴美国大学分权制衡制度的基础上，郭秉文在东南大学开创了以“三会制”和“校董会制”治理大学的传统。这一传统虽属一般性的大学治理体系范畴，但对于东南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强的引导意义。三会制的设立为东大教育学的学生培养目标提供了理念上的指引——教育学科要致力于承担培养民主社会公民、促进国民进步的重任;校董会的制度设计特别强调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开放办学理念。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之下，东南大学的教育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并不受困于闭门造车和象牙塔式的自娱自乐，而是强调回应社会期待和需求，在大学与社会的积极互动中创生学术理论，实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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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