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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关于“幸福”的调查节目,正在持续引起全社会关注,随着调查的进一步延续,思考“幸福”问题的公众,神经再次被工资收入之类的字眼挑起。近年来,月薪、收入之类的字眼久居高点击率,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收入与个体生活状况的密切关系。
多少人拿着“安全感工资”?
就目前阶段而言,在城市社会中,收入是衡量工薪阶层的“幸福”感一个最重要的依据。这是因为收入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生活质量。
近年来的屡次“幸福”调查中,每次工资收入都居于重要位置。2011年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开展“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该次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87个城市,参访者男、女比例为52%和48%,年龄介于20岁与60岁之间,涉及农民、公司职员、公务员、企业高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等十余种职业。
这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公司企业领导及管理人员,排名第二的是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上述两类职业之所以受到欢迎,不光是因为收入比例相对较高,还是因为这类职业相对享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说相对比较有“安全感”。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生存状态的好赖,直接影响人对“幸福”的判断。对于在城市生活的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个体收入的多寡,以及其购买能力。然而近年来工薪阶层的普遍感受则是,工资虽然有较大幅度上涨,但物价却上涨得更快。也就是说,现有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从这一层面来说,“月薪9000不惶恐”自然有其道理。
在2012年全国两会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曾坦言,2011年全国物价涨幅是5.4%,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控制在4%左右的目标。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工资上涨了而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
《上海金融报》2012年4月的一份调查报道称,近几年随着物价上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开销消耗了上班族的大部分工资所得。“安全感工资”这一概念成为这一困窘的最新表述——所得工资能否满足个人当月必须的开销,也就是说,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究竟有多少。在这样一个基本的担忧之外,还有普通工薪阶层对生病、住房之类大问题的焦虑。
这一报道中,经济学家援引一个案例分析了普通工薪阶层的这种困境,认为导致白领可支配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换句话说,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三部分占比偏高。加以物价涨幅过大,直接剥夺了普通阶层实际生活中的“幸福感”。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也是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1年发布的《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承认,行业之间、部分职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
只有“高收入”才能幸福?
2011年,英国政府曾对英国民众做过一项关于“幸福感”的调查,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尽管英国失业率节节攀升,经济持续萎缩,欧元危机笼罩,但多数英国人却感到很幸福。在这一针对8万人口的调查中,有约四分之三的人在生活总体满意度一项上打了7分以上(满分10分)。
与英国的上述调查较为类似的分析结论,便是社会整体发展环境与社会保障对个体“幸福感”的直接影响。“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的报告结论指出,高税负困扰、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社会转型导致人们压力过大等因素,都直接拉低了人们的“幸福感”。
另一方面,在今天过于强调个人社会资源的环境下,家庭背景与社会人际网络状况,也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感受,《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调查结果表明: 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具有很大作用,而社会阶层的隔膜感,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在生活中的观感和体验,甚至有些人认为个人努力已经不再能发挥太大作用。“经常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和“曾经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的,占到了被调查者比例的77.8%。
与此同时,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直接感受,也影响到“幸福感”的升沉,这其中就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公平与质量等因素。
(摘自中央电视台官方网站央视网)
多少人拿着“安全感工资”?
就目前阶段而言,在城市社会中,收入是衡量工薪阶层的“幸福”感一个最重要的依据。这是因为收入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生活质量。
近年来的屡次“幸福”调查中,每次工资收入都居于重要位置。2011年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开展“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该次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87个城市,参访者男、女比例为52%和48%,年龄介于20岁与60岁之间,涉及农民、公司职员、公务员、企业高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等十余种职业。
这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公司企业领导及管理人员,排名第二的是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上述两类职业之所以受到欢迎,不光是因为收入比例相对较高,还是因为这类职业相对享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说相对比较有“安全感”。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生存状态的好赖,直接影响人对“幸福”的判断。对于在城市生活的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个体收入的多寡,以及其购买能力。然而近年来工薪阶层的普遍感受则是,工资虽然有较大幅度上涨,但物价却上涨得更快。也就是说,现有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从这一层面来说,“月薪9000不惶恐”自然有其道理。
在2012年全国两会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曾坦言,2011年全国物价涨幅是5.4%,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控制在4%左右的目标。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工资上涨了而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
《上海金融报》2012年4月的一份调查报道称,近几年随着物价上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开销消耗了上班族的大部分工资所得。“安全感工资”这一概念成为这一困窘的最新表述——所得工资能否满足个人当月必须的开销,也就是说,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究竟有多少。在这样一个基本的担忧之外,还有普通工薪阶层对生病、住房之类大问题的焦虑。
这一报道中,经济学家援引一个案例分析了普通工薪阶层的这种困境,认为导致白领可支配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换句话说,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三部分占比偏高。加以物价涨幅过大,直接剥夺了普通阶层实际生活中的“幸福感”。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也是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1年发布的《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承认,行业之间、部分职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
只有“高收入”才能幸福?
2011年,英国政府曾对英国民众做过一项关于“幸福感”的调查,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尽管英国失业率节节攀升,经济持续萎缩,欧元危机笼罩,但多数英国人却感到很幸福。在这一针对8万人口的调查中,有约四分之三的人在生活总体满意度一项上打了7分以上(满分10分)。
与英国的上述调查较为类似的分析结论,便是社会整体发展环境与社会保障对个体“幸福感”的直接影响。“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的报告结论指出,高税负困扰、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社会转型导致人们压力过大等因素,都直接拉低了人们的“幸福感”。
另一方面,在今天过于强调个人社会资源的环境下,家庭背景与社会人际网络状况,也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感受,《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调查结果表明: 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具有很大作用,而社会阶层的隔膜感,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在生活中的观感和体验,甚至有些人认为个人努力已经不再能发挥太大作用。“经常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和“曾经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的,占到了被调查者比例的77.8%。
与此同时,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直接感受,也影响到“幸福感”的升沉,这其中就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公平与质量等因素。
(摘自中央电视台官方网站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