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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名著《中国》中首先提出。此后，学者把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所有区域都包括在丝绸之路的范围内。于是“丝绸之路”成为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和北非的古代陆路交通路线的总称。
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动脉，因而广泛地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陆的通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丝绸之路犹如人体动脉一般把古代中国、阿富汗、印度、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地区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依存地发展起来。
其次，丝绸之路是孕育世界主要文化的温床。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道路的末端部分曾经分别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地中海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著名的古代文明。还出现了佛教、祆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影响巨大的宗教。这些宗教向东西方传播并给予各地文化以极大的影响。
再次，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或经民族迁移（包括战争），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方各地，同时又不断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文明的发展。
正是由于以上方面的作用，现在举凡是古代交通路线，便以丝绸之路称之的习惯，实是对这一名称的误解。
实际上，丝绸之路很早就存在于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地区之间。不过早期彼此之间的这种物质、文化交流基本上都不是有意识地直接或间接进行的。交流过程的完成大都经过诸多地区转手后得以实现。由于转手过渡地区过多，交流速度十分缓慢，且代价极为高昂，再加上有些地区或势力有意控制和垄断某种物品（或说是商路），对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无疑是一种巨大阻碍。早期的丝绸之路完全是自然状态下民间意义上的物质、文化交流之路。
早期的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仅存在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比如，中亚地区，塞人从北向南、向西的迁徙，波斯居鲁士二世和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中亚，叙利亚塞琉西王朝对中亚的统治，大夏对中亚南部、阿富汗北部和印度河上游地区的统治；在西亚和地中海沿岸，波斯帝国、安息王朝和罗马的扩张及其交通网的建立和一系列的贸易活动等。这些都说明在上述地区之间的交通早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再者，大月氏和乌孙的西迁表明，从中国的河西走廊经天山北麓到中亚的交通路线也早已为人所知。不过，从宏观上看，这一时期在中西方之间，塔里木盆地由于被高山环绕，遍布戈壁和沙漠，道路艰险，小国林立，难以与外界沟通，基本上还处于封闭状态。同时河西走廊、天山北麓至中亚一线，大部分属游牧地区不便通行，道路又被匈奴阻断，所以当时中西方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隔绝的。中国，以及中国以西诸国或地区通过各种有意识的活动，最终将各自的主要交通路线互相连接起来，使这条东西交通主干线全线基本贯通，则是西汉武帝的创举。
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初衷是要断除其主要威胁——匈奴的“右臂”。为了这个目的，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联合大月氏国、乌孙等国夹击匈奴。张骞的出使，促成了乌孙与西汉的结盟。
自从张骞首次西使归国，向武帝报告西域形势时，西汉通西域的目的，便从单纯的“制匈奴”变为“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和“致四方异物”的强烈政治、经济、文化要求。张骞两次出使，加上西域各国随之向汉朝派遣使臣，既使汉朝了解了西域，也使西域了解了汉朝。中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凿空（即凿通）了阻碍中西交通的壁垒，现代各国史学家都把这段大规模的交往，视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
丝绸之路主干线东起长安（或洛阳），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长7000多公里，横贯欧亚大陆。这条东西交通主干线在我国境内约有1700多公里。人们通常把丝绸之路分作三段。即东段：从长安出发，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阳关，称为关陇河西道；中段：从阳关、玉门关以西到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称之为西域道；西段：西域道以西，南到印度，西到欧洲、非洲，通常称为中国境外路段。应当指出，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走向、路线多有变化。每一路段之内，实际上都有几条并行的路线，它们的大致走向和一些主要路段虽然是清楚的，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和不同历史时期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局部地区的变化在所难免。丝绸之路各主要路段每一历史时期的实际路线，至今仍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同样也是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
丝绸之路既是一个文化交流主通道的抽象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概念。地理区域以欧亚大陆为主，中枢地域或说中介地域就是我国古代史籍广泛指称的“西域”。因朝代不同，西域的地理范围也各异。一般说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西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指古代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本文所论及的西域地理范围即以新疆为主）。西域是两河、地中海、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的交汇地和传播中介，也是中西交通最为重要的枢纽地带。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汉唐是西域丝绸之路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由通过不同区域、种族缓慢过渡的自然交流状态一举转变为几大文明地区直接沟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在极大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璀璨的丝路明珠——文明高度发展的西域城郭诸国。不过这一切都得从“最早的丝绸之路”——楼兰道说起。
“楼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不过今人对它的理解还存在许多含混之处。“楼兰”一称在西汉通西域之前到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指楼兰国。元凤四年楼兰国更名为鄯善，东汉至前凉时期的楼兰则指楼兰城，即今天的楼兰古城遗址（LA）。这里需要指出两点：一是楼兰城与楼兰国并无直接关系，更不是楼兰国或其后鄯善国的都城。二是楼兰城的出现以及衰亡与楼兰道的开通与废弃直接相关。楼兰道，指从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阳关，越三垄沙，过阿奇克谷地和白龙堆，经土垠（西汉居庐仓）或楼兰城沿孔雀河或车尔臣河河岸进入西域腹地的荒漠、沙漠道路。楼兰道的开通约在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此时玉门关“西至盐水（罗布泊）往往有亭”，它标志着世界几大文明直接接触的开始，著名的土垠（居庐仓）遗址和孔雀河沿岸烽燧遗址大都出现于这一时期。
《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整个西汉时 期，由于天山东部一直处于匈奴控制之下，“伊吾路”不通，楼兰道始终是西汉通西域的唯一交通干线。最新的研究表明：西汉出玉门关、阳关之后都走楼兰道，而西汉通西域主要出玉门关；西域南北道的分途点即为楼兰道的枢纽——居庐仓，东汉时居庐仓废弃，分途点改至楼兰城。楼兰道的出现标志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干道——丝绸之路全线正式贯通。
西域道是丝绸之路主干线各段中，最为重要和复杂的路段。
西汉西域道由敦煌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鄯善、于阗到莎车，逾葱岭，进入大月氏、安息等国，为南道。另外，由敦煌出玉门关，经过（或不经过）楼兰，到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经焉耆、龟兹到疏勒，越过葱岭，进入大宛、康居、奄蔡等国，叫做北道。
东汉时期，丝绸之路西域道干线变化不大。南道一如西汉；北道略有区别，改为间或经由伊吾（今哈密）至车师或高昌（今吐鲁番）。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道在北道基础上开发出北新道，成为三条道路。南北两道与两汉时期相比变化不大，北新道从高昌出发北越天山，沿天山北麓西行。隋唐时期，西域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敦煌出发到西海（地中海），有北、中、南三条道路。北道从伊吾越过天山沿天山北麓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中道从高昌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龟兹、疏勒，翻越葱岭，经瓦罕山谷，进入粟特地区，直到波斯、地中海；南道从鄯善到于阗、朱俱波（今叶城）、喝陀（今塔什库尔干），逾过葱岭，经瓦罕山谷，吐火罗地区，进入印度。
宋、辽、金时期，战事不断，西行之路基本上被阻绝，陆路丝绸之路开始步入衰落。改变这一局面的是蒙古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使亚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成为蒙古人的一统天下。从波斯的伊利汗国到中国的元朝，从伏尔加河下游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到蒙古草原的哈喇和林，道路纵横交错，驿站沿途布设。丝绸之路进入又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
丝绸之路西域道的枢纽路段，从最初的南、北两道发展成为南、中、北三道。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那些标识古道的绿洲城镇，而今大都湮没在历史的黄沙之中了，不过保留下来的遗址仍然顽强地指示着丝绸之路曾经辉煌的路线。
在阐述传统丝绸之路的同时，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草原丝绸之路。这是一条横贯欧亚草原的古代交通路线。开发最早的草原通道是由漠北经过阿尔泰山向西的一条路线，在阿尔泰山东面自然地分出南北两条道路，南路沿阿尔泰山南麓西行，经过斋桑泊通过乌拉尔山南部草原，进入里海、黑海北沿岸的南俄草原。北路是沿阿尔泰山北行，经过今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而后南下与南路汇合。这条草原通道的两端各连结着一个古文明地区，东面是与黄河流域的商周文明相连，由中国中原出发经河套地区至漠北或进入阿尔泰东部地区；西面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文明相接，进入黑海地区。构成这一条通道存在的媒介，显然不可能仅仅是丝绸，而应该是黄金。黄金是游牧民非常喜好的装饰品原料，可以打制首饰，装饰任何物品。同样，黄金也受到农业和城市居民的偏爱。亚欧许多地区的黄金来自于阿尔泰山，很早阿尔泰山就已发现黄金并开始开采，大概公元前8～前7世纪，这里出产黄金已为东西方所知。所以，亚欧草原大通道又被称作“黄金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是游牧民族由东至西或由西到东矫健征骑的必经之地。例如，在欧洲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斯基泰人，他们的历史足印就曾留在准噶尔周缘的天山和阿尔泰山草原上。中国人所熟悉的匈奴人也曾凭借着这条古道由蒙古草原走到了欧洲。雄强一时的突厥人也曾在历史上建立过从蒙古草原到哈萨克草原东西两大汗国，影响远播欧亚。而我们大唐帝国的战士、使节、商旅也曾一批批沿“回鹘道”，到北庭，再循天山北麓抵达楚河流域、咸海周围。契丹族建立的“大辽”、“西辽”政权也曾有过与匈奴、突厥几乎同样辉煌的历史。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的铁骑，曾翻越阿尔泰山来到乌伦古河及额尔齐斯河谷刷洗他们的马靴。而今，蒙古草原和阿尔泰山各处的古代遗迹，无一不是那渺远历史的见证。
无庸讳言，我国古代历代王朝经营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事业富有浓厚的“怀柔远国”的政治理想色彩，但其本身也反映出强大的国力水平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国际贸易的动因。历史上所谓“大汉、盛唐”气象也就是指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丝路贸易的繁荣而带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飞跃发展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精神风貌。伴随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同时进行的是欧亚大陆民族迁徙和融合的宏伟过程。从这一角度而言，丝绸之路也是匈奴、鲜卑、柔然、厌哒、突厥、粟特、吐谷浑、昭武九姓以及曷萨人、西徐亚人、回鹘等民族在欧亚大陆广阔区域内进行民族迁徙和商业活动的历史舞台。
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动脉，因而广泛地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陆的通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丝绸之路犹如人体动脉一般把古代中国、阿富汗、印度、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地区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依存地发展起来。
其次，丝绸之路是孕育世界主要文化的温床。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道路的末端部分曾经分别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地中海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著名的古代文明。还出现了佛教、祆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影响巨大的宗教。这些宗教向东西方传播并给予各地文化以极大的影响。
再次，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或经民族迁移（包括战争），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方各地，同时又不断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文明的发展。
正是由于以上方面的作用，现在举凡是古代交通路线，便以丝绸之路称之的习惯，实是对这一名称的误解。
实际上，丝绸之路很早就存在于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地区之间。不过早期彼此之间的这种物质、文化交流基本上都不是有意识地直接或间接进行的。交流过程的完成大都经过诸多地区转手后得以实现。由于转手过渡地区过多，交流速度十分缓慢，且代价极为高昂，再加上有些地区或势力有意控制和垄断某种物品（或说是商路），对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无疑是一种巨大阻碍。早期的丝绸之路完全是自然状态下民间意义上的物质、文化交流之路。
早期的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仅存在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比如，中亚地区，塞人从北向南、向西的迁徙，波斯居鲁士二世和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中亚，叙利亚塞琉西王朝对中亚的统治，大夏对中亚南部、阿富汗北部和印度河上游地区的统治；在西亚和地中海沿岸，波斯帝国、安息王朝和罗马的扩张及其交通网的建立和一系列的贸易活动等。这些都说明在上述地区之间的交通早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再者，大月氏和乌孙的西迁表明，从中国的河西走廊经天山北麓到中亚的交通路线也早已为人所知。不过，从宏观上看，这一时期在中西方之间，塔里木盆地由于被高山环绕，遍布戈壁和沙漠，道路艰险，小国林立，难以与外界沟通，基本上还处于封闭状态。同时河西走廊、天山北麓至中亚一线，大部分属游牧地区不便通行，道路又被匈奴阻断，所以当时中西方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隔绝的。中国，以及中国以西诸国或地区通过各种有意识的活动，最终将各自的主要交通路线互相连接起来，使这条东西交通主干线全线基本贯通，则是西汉武帝的创举。
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初衷是要断除其主要威胁——匈奴的“右臂”。为了这个目的，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联合大月氏国、乌孙等国夹击匈奴。张骞的出使，促成了乌孙与西汉的结盟。
自从张骞首次西使归国，向武帝报告西域形势时，西汉通西域的目的，便从单纯的“制匈奴”变为“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和“致四方异物”的强烈政治、经济、文化要求。张骞两次出使，加上西域各国随之向汉朝派遣使臣，既使汉朝了解了西域，也使西域了解了汉朝。中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凿空（即凿通）了阻碍中西交通的壁垒，现代各国史学家都把这段大规模的交往，视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
丝绸之路主干线东起长安（或洛阳），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长7000多公里，横贯欧亚大陆。这条东西交通主干线在我国境内约有1700多公里。人们通常把丝绸之路分作三段。即东段：从长安出发，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阳关，称为关陇河西道；中段：从阳关、玉门关以西到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称之为西域道；西段：西域道以西，南到印度，西到欧洲、非洲，通常称为中国境外路段。应当指出，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走向、路线多有变化。每一路段之内，实际上都有几条并行的路线，它们的大致走向和一些主要路段虽然是清楚的，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和不同历史时期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局部地区的变化在所难免。丝绸之路各主要路段每一历史时期的实际路线，至今仍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同样也是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
丝绸之路既是一个文化交流主通道的抽象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概念。地理区域以欧亚大陆为主，中枢地域或说中介地域就是我国古代史籍广泛指称的“西域”。因朝代不同，西域的地理范围也各异。一般说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西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指古代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本文所论及的西域地理范围即以新疆为主）。西域是两河、地中海、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的交汇地和传播中介，也是中西交通最为重要的枢纽地带。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汉唐是西域丝绸之路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由通过不同区域、种族缓慢过渡的自然交流状态一举转变为几大文明地区直接沟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在极大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璀璨的丝路明珠——文明高度发展的西域城郭诸国。不过这一切都得从“最早的丝绸之路”——楼兰道说起。
“楼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不过今人对它的理解还存在许多含混之处。“楼兰”一称在西汉通西域之前到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指楼兰国。元凤四年楼兰国更名为鄯善，东汉至前凉时期的楼兰则指楼兰城，即今天的楼兰古城遗址（LA）。这里需要指出两点：一是楼兰城与楼兰国并无直接关系，更不是楼兰国或其后鄯善国的都城。二是楼兰城的出现以及衰亡与楼兰道的开通与废弃直接相关。楼兰道，指从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阳关，越三垄沙，过阿奇克谷地和白龙堆，经土垠（西汉居庐仓）或楼兰城沿孔雀河或车尔臣河河岸进入西域腹地的荒漠、沙漠道路。楼兰道的开通约在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此时玉门关“西至盐水（罗布泊）往往有亭”，它标志着世界几大文明直接接触的开始，著名的土垠（居庐仓）遗址和孔雀河沿岸烽燧遗址大都出现于这一时期。
《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整个西汉时 期，由于天山东部一直处于匈奴控制之下，“伊吾路”不通，楼兰道始终是西汉通西域的唯一交通干线。最新的研究表明：西汉出玉门关、阳关之后都走楼兰道，而西汉通西域主要出玉门关；西域南北道的分途点即为楼兰道的枢纽——居庐仓，东汉时居庐仓废弃，分途点改至楼兰城。楼兰道的出现标志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干道——丝绸之路全线正式贯通。
西域道是丝绸之路主干线各段中，最为重要和复杂的路段。
西汉西域道由敦煌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鄯善、于阗到莎车，逾葱岭，进入大月氏、安息等国，为南道。另外，由敦煌出玉门关，经过（或不经过）楼兰，到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经焉耆、龟兹到疏勒，越过葱岭，进入大宛、康居、奄蔡等国，叫做北道。
东汉时期，丝绸之路西域道干线变化不大。南道一如西汉；北道略有区别，改为间或经由伊吾（今哈密）至车师或高昌（今吐鲁番）。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道在北道基础上开发出北新道，成为三条道路。南北两道与两汉时期相比变化不大，北新道从高昌出发北越天山，沿天山北麓西行。隋唐时期，西域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敦煌出发到西海（地中海），有北、中、南三条道路。北道从伊吾越过天山沿天山北麓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中道从高昌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龟兹、疏勒，翻越葱岭，经瓦罕山谷，进入粟特地区，直到波斯、地中海；南道从鄯善到于阗、朱俱波（今叶城）、喝陀（今塔什库尔干），逾过葱岭，经瓦罕山谷，吐火罗地区，进入印度。
宋、辽、金时期，战事不断，西行之路基本上被阻绝，陆路丝绸之路开始步入衰落。改变这一局面的是蒙古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使亚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成为蒙古人的一统天下。从波斯的伊利汗国到中国的元朝，从伏尔加河下游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到蒙古草原的哈喇和林，道路纵横交错，驿站沿途布设。丝绸之路进入又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
丝绸之路西域道的枢纽路段，从最初的南、北两道发展成为南、中、北三道。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那些标识古道的绿洲城镇，而今大都湮没在历史的黄沙之中了，不过保留下来的遗址仍然顽强地指示着丝绸之路曾经辉煌的路线。
在阐述传统丝绸之路的同时，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草原丝绸之路。这是一条横贯欧亚草原的古代交通路线。开发最早的草原通道是由漠北经过阿尔泰山向西的一条路线，在阿尔泰山东面自然地分出南北两条道路，南路沿阿尔泰山南麓西行，经过斋桑泊通过乌拉尔山南部草原，进入里海、黑海北沿岸的南俄草原。北路是沿阿尔泰山北行，经过今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而后南下与南路汇合。这条草原通道的两端各连结着一个古文明地区，东面是与黄河流域的商周文明相连，由中国中原出发经河套地区至漠北或进入阿尔泰东部地区；西面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文明相接，进入黑海地区。构成这一条通道存在的媒介，显然不可能仅仅是丝绸，而应该是黄金。黄金是游牧民非常喜好的装饰品原料，可以打制首饰，装饰任何物品。同样，黄金也受到农业和城市居民的偏爱。亚欧许多地区的黄金来自于阿尔泰山，很早阿尔泰山就已发现黄金并开始开采，大概公元前8～前7世纪，这里出产黄金已为东西方所知。所以，亚欧草原大通道又被称作“黄金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是游牧民族由东至西或由西到东矫健征骑的必经之地。例如，在欧洲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斯基泰人，他们的历史足印就曾留在准噶尔周缘的天山和阿尔泰山草原上。中国人所熟悉的匈奴人也曾凭借着这条古道由蒙古草原走到了欧洲。雄强一时的突厥人也曾在历史上建立过从蒙古草原到哈萨克草原东西两大汗国，影响远播欧亚。而我们大唐帝国的战士、使节、商旅也曾一批批沿“回鹘道”，到北庭，再循天山北麓抵达楚河流域、咸海周围。契丹族建立的“大辽”、“西辽”政权也曾有过与匈奴、突厥几乎同样辉煌的历史。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的铁骑，曾翻越阿尔泰山来到乌伦古河及额尔齐斯河谷刷洗他们的马靴。而今，蒙古草原和阿尔泰山各处的古代遗迹，无一不是那渺远历史的见证。
无庸讳言，我国古代历代王朝经营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事业富有浓厚的“怀柔远国”的政治理想色彩，但其本身也反映出强大的国力水平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国际贸易的动因。历史上所谓“大汉、盛唐”气象也就是指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丝路贸易的繁荣而带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飞跃发展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精神风貌。伴随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同时进行的是欧亚大陆民族迁徙和融合的宏伟过程。从这一角度而言，丝绸之路也是匈奴、鲜卑、柔然、厌哒、突厥、粟特、吐谷浑、昭武九姓以及曷萨人、西徐亚人、回鹘等民族在欧亚大陆广阔区域内进行民族迁徙和商业活动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