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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是我国当代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刘绍棠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
大运河畔的童年诗画生活
刘绍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
刘绍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绍棠就被送往邻村供给店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绍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绍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南通州北通州 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 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绍棠不满7岁。几十年过去了，刘绍棠儿时编写的这副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诵着。
10岁时刘绍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绍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初中还没毕业就做编辑
刘绍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
那一年初一只收3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刘绍棠以国语、算术、常识三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绍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艰辛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
刘绍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绍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短篇小说。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绍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做编辑。
高一发表的小说被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
刘绍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
1951年9月，刘绍棠踏入向往已久的潞河中学。他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高二的语文课本。刘绍棠的文学才能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1953年 2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约他谈话，他们之间建立了长达几十年的特殊友谊。
在潞河中学，刘绍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
潞河中学在通州新华南路南段路西，果园环岛西北。我去时，正值学校放假，门卫不让进。正在交涉时，一位老师模样的中年人要进校。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说，我跟门卫打个招呼，跟我一起进来吧。
潞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老师说：“这些都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建的，现已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国少有的保存完好的近代教会学校的建筑遗存。“听说刘绍棠在一座红楼里上过课，红楼在哪儿？”我问。他指着左前方一座漂亮楼房说：“那就是刘绍棠上课的红楼。”看着他指的楼房我莫名其妙地问：“那楼房不是灰色的吗？”他解释道：“这座楼原来称‘谢氏楼’,是为了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教育学家谢卫楼。他曾任潞河书院、协和书院校长多年。解放后，这座楼一度改称‘红楼’，因为它的楼顶是红色的。”我再细看，果然楼顶是红色的。再往前走，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建的教学楼，但在色彩和风格上都和老建筑十分协调。
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1954年9月，18岁的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不久刘绍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经过冷静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退学后，刘绍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濯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
东总布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由回廊相通，还有跨院。20世纪30年代，时任北京铁路局局长的陈觉生购买了这个院落，并用贪污铁路上的材料大加修缮。北平陷落后，陈觉生被日本人毒死，该院被伪警察署一日本顾问所占。抗战胜利后，归国民党警察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荃麟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晚，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地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三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银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艾芜、刘白羽，三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会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刘绍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绍棠来这里找得最多的是康濯，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 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绍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濯看，康濯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绍棠就在康濯家住宿。东总布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但是，1957年风云突变。3月份，刘绍棠出席了北京文联组织的“王蒙小说讨论会”。他全面肯定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并与挚友从维熙合写文章赞扬这篇小说。后来刘绍棠又参加几次座谈会，对当时的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不料，反右开始后，刘绍棠被划为“右派”，组织了一系列对他的批判。1958年2月被开除出党。
1979年，打倒“四人帮”三年后，刘绍棠终于被彻底平反，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三十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
刘绍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大运河畔的童年诗画生活
刘绍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
刘绍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绍棠就被送往邻村供给店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绍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绍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南通州北通州 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 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绍棠不满7岁。几十年过去了，刘绍棠儿时编写的这副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诵着。
10岁时刘绍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绍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初中还没毕业就做编辑
刘绍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
那一年初一只收3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刘绍棠以国语、算术、常识三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绍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艰辛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
刘绍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绍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短篇小说。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绍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做编辑。
高一发表的小说被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
刘绍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
1951年9月，刘绍棠踏入向往已久的潞河中学。他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高二的语文课本。刘绍棠的文学才能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1953年 2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约他谈话，他们之间建立了长达几十年的特殊友谊。
在潞河中学，刘绍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
潞河中学在通州新华南路南段路西，果园环岛西北。我去时，正值学校放假，门卫不让进。正在交涉时，一位老师模样的中年人要进校。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说，我跟门卫打个招呼，跟我一起进来吧。
潞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老师说：“这些都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建的，现已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国少有的保存完好的近代教会学校的建筑遗存。“听说刘绍棠在一座红楼里上过课，红楼在哪儿？”我问。他指着左前方一座漂亮楼房说：“那就是刘绍棠上课的红楼。”看着他指的楼房我莫名其妙地问：“那楼房不是灰色的吗？”他解释道：“这座楼原来称‘谢氏楼’,是为了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教育学家谢卫楼。他曾任潞河书院、协和书院校长多年。解放后，这座楼一度改称‘红楼’，因为它的楼顶是红色的。”我再细看，果然楼顶是红色的。再往前走，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建的教学楼，但在色彩和风格上都和老建筑十分协调。
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1954年9月，18岁的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不久刘绍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经过冷静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退学后，刘绍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濯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
东总布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由回廊相通，还有跨院。20世纪30年代，时任北京铁路局局长的陈觉生购买了这个院落，并用贪污铁路上的材料大加修缮。北平陷落后，陈觉生被日本人毒死，该院被伪警察署一日本顾问所占。抗战胜利后，归国民党警察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荃麟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晚，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地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三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银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艾芜、刘白羽，三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会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刘绍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绍棠来这里找得最多的是康濯，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 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绍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濯看，康濯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绍棠就在康濯家住宿。东总布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但是，1957年风云突变。3月份，刘绍棠出席了北京文联组织的“王蒙小说讨论会”。他全面肯定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并与挚友从维熙合写文章赞扬这篇小说。后来刘绍棠又参加几次座谈会，对当时的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不料，反右开始后，刘绍棠被划为“右派”，组织了一系列对他的批判。1958年2月被开除出党。
1979年，打倒“四人帮”三年后，刘绍棠终于被彻底平反，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三十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
刘绍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