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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死亡叙事角度切入，考察它们和揭露“精神奴役创伤”的启蒙精神的关联，探究文学启蒙在抗战文学领域的独特影响。七月派作家对死亡与生命价值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能够摆脱抗战文学模式化的倾向，而且提升了其历史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
本文主体部分分为两章，第一章以文本分析为主，指出七月派作家笔下不同群体的“死亡”现象。第二章主要阐释七月派死亡叙事的启蒙意义。
【关键词】七月派；死亡；启蒙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7-0022-3
七月派是以《七月》和《希望》等杂志为主要阵地所形成的作家流派。《七月》因1937年7月“七七事变”而得名。1937年9月在上海创刊，1945年在重庆更名为《希望》，不久后又迁往上海，1946年10月终刊。《七月》与《希望》杂志由胡风一人承担所有编辑和发行事务，因此贯穿着胡风的文艺思想。
由于七月派作家来源广泛，有的战斗在前线，如阿垅、丘东平等；有的活动在解放区，如彭柏山、孔旅等，也有生活在国统区的，如路翎、何建熏等。虽然他们对死亡的感知方式有所差异，但是在认识“人”的存在价值与死亡的关系时，都有着激情与理性交织的冲动。这种冲动导致作者将心理情感大量投射到作品中。作品里的人物在面对生存与死亡所做出的选择，记录了当时中国生死斗争的苦难历程，而作家对生与死的理解，则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实批判力度。
“胡风文艺思想，尤其是‘主客观化合论’的创作理论‘直接促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种新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体验的现实主义”和七月派小说的诞生’。”丘东平、路翎等人的小说充满生活的血肉感和直视人物心灵的力量：“这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在当时普遍要求写“光明”的社会背景下，七月派小说丰富的死亡叙事，体现了七月派小说独特的叙事意图。
一、死亡叙事的类型
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风受时代精神的鼓舞，提出创办杂志的想法，得到丘东平、曹白等人的支持，于是《七月》就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诞生了。《七月》应抗战而生，对这场涉及民族存亡的战争寄予了极大期望。胡风自身十分重视文化抗战的效应。他要求作家在神圣的火线下，坚持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青年作家们十分信任胡风，而胡风也秉承了鲁迅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将《七月》当作参与民族解放战争和思想启蒙的武器。《七月》以其明确的方向性和尖锐的斗争性，赢得大量读者，许多读者从七月派的作品中汲取了战斗的力量，又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成稿件，将时代的情绪斗争传递给在其他地方的人们。因此，战斗的主旋律一直伴随《七月》的发展。
（一）知识分子的生死选择
在民族战争的大环境中，知识分子的生死观念表现得十分复杂。首先，他们自觉地要求加入到战斗的行列，却在战斗的过程中清醒地感受到政治的腐败和群众的愚昧对民族解放道路的阻碍。其次，由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选择，因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而变得难以可行。因此，面对漫长的奋斗道路上和微茫的胜利曙光，他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反复且多方面地思考，有的知识分子抱着痛苦和希望走上了前线；有的却在争取解放道路的残酷中最终退却。
首先是肩负起民族解放理想而走上了前线的知识分子死亡叙事。这类知识分子在现实斗争的残酷里，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了争取解放的重要性，也增强了自身担负起解放任务的使命感。他们有将生命价值与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的自觉意识，从而克服了自身对死亡的恐惧。知识分子面对随时可能死亡时的生命感触突出表现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和为理想道路奋斗不得不将个人性命抛诸脑后的复杂情感。这部分主要以曹白和路翎等人的作品为代表。
从上海的难民收容所负责人到江南沦陷区的游击队员，曹白坚决地走向了战斗的前线。作为知识分子的曹白，他在实际斗争中更深刻地感受到贫穷的战士们的快乐，“真的战士，我想，他不但能够感受痛苦，而且是需要快乐的”。战争中死亡与存在的强烈对照，让曹白坦然地承认生命的可贵。“老实说，‘死’，我是怕的。为什么呢？无他，仅仅是为了‘存在’的缘故”。这种夹杂着痛苦与欢乐的情感使得曹白对生存与死亡有着十分细腻的感受。《纪念王嘉音君》、《杨可中》等作品体现出作者对战争时期生命的微小和灭亡的哀伤和哀婉的怀念，展现出知识分子为人类受难的理想和信念。
生死自然交融的观念，展现了曹白作为一个生命在面对死亡时真挚独立的姿态。正是在这种无可挽回的死亡之中、在持久忍受极端的痛苦中，却存在着一种神圣、一种敬畏。对自由生存的渴望，对存在本身神圣的感知，让曹白选择走上战斗的前线，争取更多人自由地活的未来，而放弃了在上海为自己和家人求得奴役下的安稳生活。
其次，面对战争，很多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现实中为了理想，选择继续；但是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在利益的诱惑和死亡恐惧的压制下，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而选择了退缩的道路。从理想的高度堕落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了迷茫疯狂的状态。他们在以往的理想和堕落的反观中，既痛苦又安于现状，丧失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这些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贾植芳《人生赋》、《剩余价值论》等文章以及路翎《财主底儿子们》中得到了深度透视。
《剩余价值论》采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作者与自己曾经崇拜的进步青年子固几次偶遇。当七八年后他们第二次在一个小镇偶遇时，当年浮在面颊上的坚定的微笑和温良坚决的眼神的面孔，却成了被衰老征服的人。子固曾经在他心中的美好印象荡然无存。作者回忆起几年前在一个高档滨海的海水浴场遇见子固时的情形，“他的那种裂开嘴露出雪白牙齿的表情，和那种可称为富人的眼神使我想逃开去”。现在“两只被折纹围着的先下去的眼睛里，闪着一种湿湿的哀凄的光，两耳以下的面部长满刺一样发黑的短鬓，使人有一种被刺着的感受”，他对理想的背离和堕落使得作者没有应约去见他，而匆匆坐车走了。贾植芳在车上听到关于他的传闻：他虽然已经得到少将的军衔，却对生活感到疲倦，认为战争把自己毁了。子固从抱着美好的理想奋斗到沉酒于享乐，再到反思后的失落，最终在这种失望中绝望了。子固的颓废消沉让作者也略感低沉，当贾植芳看到纵马奔驰的骑兵时，又重新燃起了战斗的激越感情。 由此可见，七月派作家对优秀知识分子为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进行赞美与讴歌，对堕落的失去了理想、在现实中惶惑或绝望的知识分子既有严厉的批判，又有着一丝同情与理解。七月派作家正是怀着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的要求，才能在苦闷彷徨和无数次的迫害下活下来，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成为了战争时期民族的脊梁。在战争生死的考验下，他们拒绝凭着本能生存，战斗的残酷让知识分子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
（二）军人的死亡
《七月》有中大量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凸显了中国兵士英勇抗战、慷慨赴死的豪迈气概和英雄主义情怀。随着时代进步和小说文体的发展，七月派作家肯定国家民族话语的同时，开始关注战争中个体的生命意识，由此将对战争的思考扩大到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在战争、群体和个人等多层面观照下，个体死亡恐惧的合理性也逐渐回归生命本体。直击死亡现场引发了七月派作家对死亡原因和生命价值的思考，个体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波澜也成为作家的关注对象。
七月派作家群体中大多经历过炮火洗礼，他们讴歌战士们直面死亡时“对人生的献身热情”，也表现了其面对死亡所引发的强烈生命意识。七月派作家超越评判战争是非正义的思考维度，直接指责战争对生命的摧残和践踏。他们改变以往描写战争的全景式手法勾勒出战争的残酷。
战争初期死亡现象的惨烈在《七月》杂志里大量出现，丘东平《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倪受乾《我怎样退出南京的？》等文学作品展现了战场真实的死亡现象。大屠杀发生的瞬间，人们失去了论断人性是非的勇气，唯一能加以谴责的只有战争。“我认不清战斗是怎么一回事，战斗像一个强盗，一个暴徒，当稍一松懈时候，它突然在面前出现了”。激烈的战斗现场，血腥的场景和战友们血肉模糊的躯体，带来了战争文学独特的真实感和现场感。
七月派作品展现了人们“正视血污的现实人生的‘勇气’”，在真实刻画前线战士高昂的斗争精神时，也表现了他们内心对生存的渴望。如冉洮曲《临死之前》那位重伤的兵士对我说“我不怕死一一我怕死吗？我也不想家，我是一一我不过……”，委婉生动地表现了战士临死之前单纯的爱国心与对亲人的牵挂之情。其以坚强掩饰自己对生命和亲情的留恋，铁骨与柔情相济，真挚感人，就像作者所感受到的“我觉得一个受难的巨人躺在我面前，我要哭，我觉得自己卑微、自私……”，受难的情绪使作家为士兵崇高的精神力量所感动，也坚定了继续战斗的信念。正如鲁迅所言：“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因此，七月派作品展现死亡的视角并没有让人们消沉。这些平凡的英雄们在直面战争与死亡时，用生命与责任诊释了人们对和平与爱的渴望。
七月派作家群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积淀为创作源泉，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真实的战争场景，惨烈的死亡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战争与人的关系。丘东平早期反映国内战争的《红花地之守御》体现了战士们不得不充当刽子手的迷茫。战士们反袭击成功，享受着胜利的骄傲与喜悦，却因我方守军力量薄弱，不得不把“几乎九成就是下级军官和兵士，他们底态度是驯服得很”的三百多俘虏集体消灭。激烈的排枪里“黄色的俘虏崩陷的山阜似的一角一角地倒下了，随着那数百具尸体笨重地颠扑的声音，整个底森林颤抖了似的起着摇撼，黄叶和残枝簌簌地落了下来”，这震天动地的枪声也是人们对战争意义的质疑，对个体生命在大时代渺小地存在的怀疑，对死亡毫无价值的追问。
（三）民众的死亡
七月派作家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下层群众题材的作品。他们对个人生存境遇的关注与对其精神追求的挖掘，形成了批判群体生命意识的麻木和肯定个体生命价值的两种叙事。在个人生命与社会环境复杂的意识折射中，一方面突显出群众对他人生命的冷酷麻木，另一方面肯定个体价值在环境面前的争取自我生命存在价值的激烈抗争。
中国群众生命意识的残缺，造成人们之间情感的淡薄和冷漠。这类生命意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并没有自觉改善。如丘东平《火灾》，青苗的《马泊头》、《巢》等作品为我们展现了地狱般的古中国沉病。国民性中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虚伪和看客意识依然根深蒂固。即便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仍不理解革命者的理想与价值，而局限于暂时安稳的奴隶身份。这让为理想而斗争的战士们不禁感到悲凉。
但同时，一些饱受压迫的人们由麻木地忍受转变为决定反抗、要求改变苦难的生活现状。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压迫的反抗、对死亡的蔑视和对生命感激与怀念，共同形成了底层人们丰富的生存意志。路翎在胡风的鼓励和交流中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表现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优秀小说。路翎谈到自己小时候经常跟着奶奶到南京乡下看望亲戚，亲眼见到农民生活的困苦和遭遇的欺凌，他说“由于爱国思潮的影响，我憎恨罪恶的人物，而同情受着苦痛的、正直的人物”。路翎笔下生活的愁苦无处不在，阴晦气氛中时时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意外死亡和自杀现象在下层人民的生活到处存在，如《卸煤台下》、《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王家老太婆和她底小猪》、《王兴发夫妇》等作品，展现了在国统区黑暗统治下穷困的底层人民的痛苦的遭遇。在大后方看似沉寂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死亡现象时时上演。路翎以泼辣的笔触全面刻画了大后方底层人民复杂多样的痛苦，死亡却是他们的共同结局。
例如在矿工系列中，生命的痛苦沉淀如煤的黑色，难以诉说。唯有死亡的鲜血才能显出衣衫褴褛的人们内心的愤恨。卸煤台下“煤车的关节碰击发响。惨叫这才叫起来：许小东的恐怖、狞厉，爱生命的惨叫！火车机关车煞住。狂怒地喷着褐色的夹着火星的浓烟”。许小东断腿以后生计无着落，只好将妻子卖给别人，而自己在赤贫困顿中等待死亡。“黑色子孙”下斜井时，木梯断了，一个工人摔得血肉模糊；矿井井底起火，三个河南人烧死；不久金承德又失足陷落在矿底的深水井中。面对这种地狱般的生活，石二发出了绝望的诅咒：“是呀！他跌死了；我呢？我也要跌死的……让我们……”。矿场累累的坟墓成为他们痛苦的象征，工人们在痛苦中的咒骂和不满依稀显出反抗力量，在国民党统治者严密的监控下，这类抗争活动只是有些痕迹，并没有汇集成有组织的斗争，但也暗示出未来反抗道路的必然到来。 二、死亡叙事的启蒙意义
抗战爆发后，做时代的号角为抗战服务，成为爱国作家的共同信念。战争初期，以文学为武器的同时，许多作家“真诚地放弃了自己的个性追求，陶醉在廉价的乐观主义中，文学获得了战斗性与时代性，多样化，个性化的色彩有所淡化”。歌颂成为文学主流。尽管抗战初期人们都很乐观，《七月》仍能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启蒙任务的艰巨性。死亡叙事，既是新文艺对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血腥污秽的统治状况的必然反映，也是作家迫切号召人们为摆脱悲剧命运而起来抗争的鼓动途径。
七月派作家坚持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遵循现实主义道路，在此基础上不只用光明面来鼓动人们的斗争性，更注重以黑暗的反面来激发作者和读者力图改造社会的迫切意识。胡风强调尊重生活的真实性，正视苦难，要求作家关注人们在这种现实的灰色生活中痛苦的斗争和争取过程。正是胡风对现实主义道路的坚持，才让这些描写人物生死痛苦的怀念文章在战时环境中得以顺利发表，也让读者走出盲目乐观的情绪，正视现实解放道路的漫长。胡乔木指责七月派把劳动人民存在的部分缺点渲染成非常愚昧的表现。路翎严肃地指出这不是轻飘飘的缺点，而是血淋淋的创伤。七月派作家认为政治上的初步解放并不能消除群众思想深处的传统封建思想。政治上的远景解放需要更长期、广泛而艰巨的斗争。因此，死亡叙事也将是他们暴露精神奴役创伤的启蒙方式的主要体现。
路翎看到了各种非正常的死亡，谈到自己对生命的执着，在给胡风的书信中他说：“有什么东西或者就要把我底生命和生活夺走了，那时候我就要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嫉妒着别人了罢。”路翎自身对死亡和人生的思考，让他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死亡现象特别敏感，他对死亡的焦虑让他能够对生命本体不分高低贵贱地给予平等认同。在这种生命意识影响下，七月派作家对造成人们死亡的各种内在精神奴役和外在政治压迫进行了深入剖析，体现作家力图开启人们的蒙昧，唤起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反抗现实黑暗面的努力。
因此，七月派作品丰富的死亡现象深刻地反映出战时痛苦的人生悲剧。启蒙的要求与现实的痛苦紧密联系，作家通过人物在生死攸关的遭遇里挣扎与搏斗，凸显了知识分子批判黑暗社会，批判人物精神奴役创伤的启蒙态度。这种呼唤启蒙的真切声音，在同时代作品中显得非常独特。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胡风.胡风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曹白.呼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4]丘东平.东平选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5]路翎.燃烧的荒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
[6]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7]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8]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0]李怡.七月派作家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丁妍：长春市一零八学校小学部，教师。
本文主体部分分为两章，第一章以文本分析为主，指出七月派作家笔下不同群体的“死亡”现象。第二章主要阐释七月派死亡叙事的启蒙意义。
【关键词】七月派；死亡；启蒙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7-0022-3
七月派是以《七月》和《希望》等杂志为主要阵地所形成的作家流派。《七月》因1937年7月“七七事变”而得名。1937年9月在上海创刊，1945年在重庆更名为《希望》，不久后又迁往上海，1946年10月终刊。《七月》与《希望》杂志由胡风一人承担所有编辑和发行事务，因此贯穿着胡风的文艺思想。
由于七月派作家来源广泛，有的战斗在前线，如阿垅、丘东平等；有的活动在解放区，如彭柏山、孔旅等，也有生活在国统区的，如路翎、何建熏等。虽然他们对死亡的感知方式有所差异，但是在认识“人”的存在价值与死亡的关系时，都有着激情与理性交织的冲动。这种冲动导致作者将心理情感大量投射到作品中。作品里的人物在面对生存与死亡所做出的选择，记录了当时中国生死斗争的苦难历程，而作家对生与死的理解，则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实批判力度。
“胡风文艺思想，尤其是‘主客观化合论’的创作理论‘直接促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种新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体验的现实主义”和七月派小说的诞生’。”丘东平、路翎等人的小说充满生活的血肉感和直视人物心灵的力量：“这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在当时普遍要求写“光明”的社会背景下，七月派小说丰富的死亡叙事，体现了七月派小说独特的叙事意图。
一、死亡叙事的类型
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风受时代精神的鼓舞，提出创办杂志的想法，得到丘东平、曹白等人的支持，于是《七月》就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诞生了。《七月》应抗战而生，对这场涉及民族存亡的战争寄予了极大期望。胡风自身十分重视文化抗战的效应。他要求作家在神圣的火线下，坚持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青年作家们十分信任胡风，而胡风也秉承了鲁迅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将《七月》当作参与民族解放战争和思想启蒙的武器。《七月》以其明确的方向性和尖锐的斗争性，赢得大量读者，许多读者从七月派的作品中汲取了战斗的力量，又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成稿件，将时代的情绪斗争传递给在其他地方的人们。因此，战斗的主旋律一直伴随《七月》的发展。
（一）知识分子的生死选择
在民族战争的大环境中，知识分子的生死观念表现得十分复杂。首先，他们自觉地要求加入到战斗的行列，却在战斗的过程中清醒地感受到政治的腐败和群众的愚昧对民族解放道路的阻碍。其次，由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选择，因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而变得难以可行。因此，面对漫长的奋斗道路上和微茫的胜利曙光，他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反复且多方面地思考，有的知识分子抱着痛苦和希望走上了前线；有的却在争取解放道路的残酷中最终退却。
首先是肩负起民族解放理想而走上了前线的知识分子死亡叙事。这类知识分子在现实斗争的残酷里，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了争取解放的重要性，也增强了自身担负起解放任务的使命感。他们有将生命价值与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的自觉意识，从而克服了自身对死亡的恐惧。知识分子面对随时可能死亡时的生命感触突出表现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和为理想道路奋斗不得不将个人性命抛诸脑后的复杂情感。这部分主要以曹白和路翎等人的作品为代表。
从上海的难民收容所负责人到江南沦陷区的游击队员，曹白坚决地走向了战斗的前线。作为知识分子的曹白，他在实际斗争中更深刻地感受到贫穷的战士们的快乐，“真的战士，我想，他不但能够感受痛苦，而且是需要快乐的”。战争中死亡与存在的强烈对照，让曹白坦然地承认生命的可贵。“老实说，‘死’，我是怕的。为什么呢？无他，仅仅是为了‘存在’的缘故”。这种夹杂着痛苦与欢乐的情感使得曹白对生存与死亡有着十分细腻的感受。《纪念王嘉音君》、《杨可中》等作品体现出作者对战争时期生命的微小和灭亡的哀伤和哀婉的怀念，展现出知识分子为人类受难的理想和信念。
生死自然交融的观念，展现了曹白作为一个生命在面对死亡时真挚独立的姿态。正是在这种无可挽回的死亡之中、在持久忍受极端的痛苦中，却存在着一种神圣、一种敬畏。对自由生存的渴望，对存在本身神圣的感知，让曹白选择走上战斗的前线，争取更多人自由地活的未来，而放弃了在上海为自己和家人求得奴役下的安稳生活。
其次，面对战争，很多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现实中为了理想，选择继续；但是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在利益的诱惑和死亡恐惧的压制下，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而选择了退缩的道路。从理想的高度堕落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了迷茫疯狂的状态。他们在以往的理想和堕落的反观中，既痛苦又安于现状，丧失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这些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贾植芳《人生赋》、《剩余价值论》等文章以及路翎《财主底儿子们》中得到了深度透视。
《剩余价值论》采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作者与自己曾经崇拜的进步青年子固几次偶遇。当七八年后他们第二次在一个小镇偶遇时，当年浮在面颊上的坚定的微笑和温良坚决的眼神的面孔，却成了被衰老征服的人。子固曾经在他心中的美好印象荡然无存。作者回忆起几年前在一个高档滨海的海水浴场遇见子固时的情形，“他的那种裂开嘴露出雪白牙齿的表情，和那种可称为富人的眼神使我想逃开去”。现在“两只被折纹围着的先下去的眼睛里，闪着一种湿湿的哀凄的光，两耳以下的面部长满刺一样发黑的短鬓，使人有一种被刺着的感受”，他对理想的背离和堕落使得作者没有应约去见他，而匆匆坐车走了。贾植芳在车上听到关于他的传闻：他虽然已经得到少将的军衔，却对生活感到疲倦，认为战争把自己毁了。子固从抱着美好的理想奋斗到沉酒于享乐，再到反思后的失落，最终在这种失望中绝望了。子固的颓废消沉让作者也略感低沉，当贾植芳看到纵马奔驰的骑兵时，又重新燃起了战斗的激越感情。 由此可见，七月派作家对优秀知识分子为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进行赞美与讴歌，对堕落的失去了理想、在现实中惶惑或绝望的知识分子既有严厉的批判，又有着一丝同情与理解。七月派作家正是怀着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的要求，才能在苦闷彷徨和无数次的迫害下活下来，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成为了战争时期民族的脊梁。在战争生死的考验下，他们拒绝凭着本能生存，战斗的残酷让知识分子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
（二）军人的死亡
《七月》有中大量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凸显了中国兵士英勇抗战、慷慨赴死的豪迈气概和英雄主义情怀。随着时代进步和小说文体的发展，七月派作家肯定国家民族话语的同时，开始关注战争中个体的生命意识，由此将对战争的思考扩大到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在战争、群体和个人等多层面观照下，个体死亡恐惧的合理性也逐渐回归生命本体。直击死亡现场引发了七月派作家对死亡原因和生命价值的思考，个体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波澜也成为作家的关注对象。
七月派作家群体中大多经历过炮火洗礼，他们讴歌战士们直面死亡时“对人生的献身热情”，也表现了其面对死亡所引发的强烈生命意识。七月派作家超越评判战争是非正义的思考维度，直接指责战争对生命的摧残和践踏。他们改变以往描写战争的全景式手法勾勒出战争的残酷。
战争初期死亡现象的惨烈在《七月》杂志里大量出现，丘东平《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倪受乾《我怎样退出南京的？》等文学作品展现了战场真实的死亡现象。大屠杀发生的瞬间，人们失去了论断人性是非的勇气，唯一能加以谴责的只有战争。“我认不清战斗是怎么一回事，战斗像一个强盗，一个暴徒，当稍一松懈时候，它突然在面前出现了”。激烈的战斗现场，血腥的场景和战友们血肉模糊的躯体，带来了战争文学独特的真实感和现场感。
七月派作品展现了人们“正视血污的现实人生的‘勇气’”，在真实刻画前线战士高昂的斗争精神时，也表现了他们内心对生存的渴望。如冉洮曲《临死之前》那位重伤的兵士对我说“我不怕死一一我怕死吗？我也不想家，我是一一我不过……”，委婉生动地表现了战士临死之前单纯的爱国心与对亲人的牵挂之情。其以坚强掩饰自己对生命和亲情的留恋，铁骨与柔情相济，真挚感人，就像作者所感受到的“我觉得一个受难的巨人躺在我面前，我要哭，我觉得自己卑微、自私……”，受难的情绪使作家为士兵崇高的精神力量所感动，也坚定了继续战斗的信念。正如鲁迅所言：“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因此，七月派作品展现死亡的视角并没有让人们消沉。这些平凡的英雄们在直面战争与死亡时，用生命与责任诊释了人们对和平与爱的渴望。
七月派作家群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积淀为创作源泉，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真实的战争场景，惨烈的死亡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战争与人的关系。丘东平早期反映国内战争的《红花地之守御》体现了战士们不得不充当刽子手的迷茫。战士们反袭击成功，享受着胜利的骄傲与喜悦，却因我方守军力量薄弱，不得不把“几乎九成就是下级军官和兵士，他们底态度是驯服得很”的三百多俘虏集体消灭。激烈的排枪里“黄色的俘虏崩陷的山阜似的一角一角地倒下了，随着那数百具尸体笨重地颠扑的声音，整个底森林颤抖了似的起着摇撼，黄叶和残枝簌簌地落了下来”，这震天动地的枪声也是人们对战争意义的质疑，对个体生命在大时代渺小地存在的怀疑，对死亡毫无价值的追问。
（三）民众的死亡
七月派作家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下层群众题材的作品。他们对个人生存境遇的关注与对其精神追求的挖掘，形成了批判群体生命意识的麻木和肯定个体生命价值的两种叙事。在个人生命与社会环境复杂的意识折射中，一方面突显出群众对他人生命的冷酷麻木，另一方面肯定个体价值在环境面前的争取自我生命存在价值的激烈抗争。
中国群众生命意识的残缺，造成人们之间情感的淡薄和冷漠。这类生命意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并没有自觉改善。如丘东平《火灾》，青苗的《马泊头》、《巢》等作品为我们展现了地狱般的古中国沉病。国民性中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虚伪和看客意识依然根深蒂固。即便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仍不理解革命者的理想与价值，而局限于暂时安稳的奴隶身份。这让为理想而斗争的战士们不禁感到悲凉。
但同时，一些饱受压迫的人们由麻木地忍受转变为决定反抗、要求改变苦难的生活现状。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压迫的反抗、对死亡的蔑视和对生命感激与怀念，共同形成了底层人们丰富的生存意志。路翎在胡风的鼓励和交流中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表现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优秀小说。路翎谈到自己小时候经常跟着奶奶到南京乡下看望亲戚，亲眼见到农民生活的困苦和遭遇的欺凌，他说“由于爱国思潮的影响，我憎恨罪恶的人物，而同情受着苦痛的、正直的人物”。路翎笔下生活的愁苦无处不在，阴晦气氛中时时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意外死亡和自杀现象在下层人民的生活到处存在，如《卸煤台下》、《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王家老太婆和她底小猪》、《王兴发夫妇》等作品，展现了在国统区黑暗统治下穷困的底层人民的痛苦的遭遇。在大后方看似沉寂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死亡现象时时上演。路翎以泼辣的笔触全面刻画了大后方底层人民复杂多样的痛苦，死亡却是他们的共同结局。
例如在矿工系列中，生命的痛苦沉淀如煤的黑色，难以诉说。唯有死亡的鲜血才能显出衣衫褴褛的人们内心的愤恨。卸煤台下“煤车的关节碰击发响。惨叫这才叫起来：许小东的恐怖、狞厉，爱生命的惨叫！火车机关车煞住。狂怒地喷着褐色的夹着火星的浓烟”。许小东断腿以后生计无着落，只好将妻子卖给别人，而自己在赤贫困顿中等待死亡。“黑色子孙”下斜井时，木梯断了，一个工人摔得血肉模糊；矿井井底起火，三个河南人烧死；不久金承德又失足陷落在矿底的深水井中。面对这种地狱般的生活，石二发出了绝望的诅咒：“是呀！他跌死了；我呢？我也要跌死的……让我们……”。矿场累累的坟墓成为他们痛苦的象征，工人们在痛苦中的咒骂和不满依稀显出反抗力量，在国民党统治者严密的监控下，这类抗争活动只是有些痕迹，并没有汇集成有组织的斗争，但也暗示出未来反抗道路的必然到来。 二、死亡叙事的启蒙意义
抗战爆发后，做时代的号角为抗战服务，成为爱国作家的共同信念。战争初期，以文学为武器的同时，许多作家“真诚地放弃了自己的个性追求，陶醉在廉价的乐观主义中，文学获得了战斗性与时代性，多样化，个性化的色彩有所淡化”。歌颂成为文学主流。尽管抗战初期人们都很乐观，《七月》仍能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启蒙任务的艰巨性。死亡叙事，既是新文艺对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血腥污秽的统治状况的必然反映，也是作家迫切号召人们为摆脱悲剧命运而起来抗争的鼓动途径。
七月派作家坚持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遵循现实主义道路，在此基础上不只用光明面来鼓动人们的斗争性，更注重以黑暗的反面来激发作者和读者力图改造社会的迫切意识。胡风强调尊重生活的真实性，正视苦难，要求作家关注人们在这种现实的灰色生活中痛苦的斗争和争取过程。正是胡风对现实主义道路的坚持，才让这些描写人物生死痛苦的怀念文章在战时环境中得以顺利发表，也让读者走出盲目乐观的情绪，正视现实解放道路的漫长。胡乔木指责七月派把劳动人民存在的部分缺点渲染成非常愚昧的表现。路翎严肃地指出这不是轻飘飘的缺点，而是血淋淋的创伤。七月派作家认为政治上的初步解放并不能消除群众思想深处的传统封建思想。政治上的远景解放需要更长期、广泛而艰巨的斗争。因此，死亡叙事也将是他们暴露精神奴役创伤的启蒙方式的主要体现。
路翎看到了各种非正常的死亡，谈到自己对生命的执着，在给胡风的书信中他说：“有什么东西或者就要把我底生命和生活夺走了，那时候我就要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嫉妒着别人了罢。”路翎自身对死亡和人生的思考，让他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死亡现象特别敏感，他对死亡的焦虑让他能够对生命本体不分高低贵贱地给予平等认同。在这种生命意识影响下，七月派作家对造成人们死亡的各种内在精神奴役和外在政治压迫进行了深入剖析，体现作家力图开启人们的蒙昧，唤起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反抗现实黑暗面的努力。
因此，七月派作品丰富的死亡现象深刻地反映出战时痛苦的人生悲剧。启蒙的要求与现实的痛苦紧密联系，作家通过人物在生死攸关的遭遇里挣扎与搏斗，凸显了知识分子批判黑暗社会，批判人物精神奴役创伤的启蒙态度。这种呼唤启蒙的真切声音，在同时代作品中显得非常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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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妍：长春市一零八学校小学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