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疫情期间宅在家中，闲来无事，没有什么比看书更能怡情忘忧的了。青霞最近专攻张爱玲，送来两本皇冠出版的书：许子东撰写的《细读张爱玲》和宋以朗主编的《张爱玲私语录》，我俩各自翻阅起来，又增添了不少日常聊天的话题。
《张爱玲私语录》辑录的是张爱玲和宋淇、邝文美夫妇之间历经数十年而始终不渝的深厚交情，其中三人的“书信选录”最让人感动。从这些往来信件中，得知宋淇为推广张爱玲的事业，到了完全投入忘我的境地，几乎赔上自己全部的时间、精神而在所不惜。“朋友劝我，一直为人打算而忽略了自己出书不免太不为自己着想了。”（宋致张函1974-8-17，见《私语录》140页）宋淇信上虽这么说，其实是明知故为的：“有时想想这样做所为何来？自己的正经事都不做，老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可是如果我不做，不会有另一个人做，只好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地做了。”（宋致陈皪华函1987-10-18，见《私语录》140页）由此可见，宋淇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乐此不疲。若干年来，他为朋友拔刀相助的种种义举，不知惠及几许同侪、多少后进，只是他为人低调，润物细无声，这些事迹，在坊间未必如扶持张爱玲这般广为人知罢了。
许多年前，那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全盛时代，记得任职该处的陈燕玲告诉我说，“我们这里有三位长老，人称宋老板、蔡老师、高老头”。她指的是宋淇、蔡思果、高克毅三位响当当的翻译界翘楚。那时，我在翻译系任教，翻译中心和翻译系是两个独立的单位，职能不同：前者掌出版，后者管教学，所以平时不需要在公事上频频接触，若有往返，也多半是属于私人之间的交情而已。
三人之中，高克毅中英文造诣深厚，有“活百科词典”之称。性格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他最爱才，也很风趣，虽是翻译《大亨小传》的名家，却戏称自己是个“爱美的”（amateur）译者。身为贾宝玉似的人物，又正当盛年，居然给人冠以“高老头”的称号，当然很不服气。这可都是傅雷的错，谁叫他所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如此深入人心呢？高先生是我的忘年交，也是我日后译途上的指路明灯。
蔡思果是公认的大好人，译论精湛，散文出色，“蔡老师”之称当之无愧。他是个最最虔诚的天主教徒，听闻当年向夫人求婚时，曾经对天主发誓“永不负心”，因此毕生循规蹈矩，对女性目不斜视、敬而远之。凡有女同事登门求教，他必定大开中门急急避嫌;上了飞机，若看到年轻貌美的空姐从旁经过，则马上低头默诵“圣母马利亚”以杜绝妄念。因此，蔡老师虽近在咫尺，倒也不便时常为译事去打扰他。
宋淇出掌翻译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宋老板”。印象中，他身材頎长，双肩总是一高一低（多年后才得知他年轻时，因为身患重病，肺部曾经动过大手术），慢慢踱步时表情肃穆、若有所思。由于他看来不苟言笑，虽然家父与他是故交，但那时年轻的自己每次从远处看到宋老板经过，总感到恭恭敬敬，无事不敢趋前问候。
有一次宋淇在香港翻译学会午餐例会上，以“卓越的翻译家——傅雷”为题，发表了一次演讲。原本我对听演讲也不是那么感兴趣，尤其是内容枯燥乏味的题材，假如讲者再言谈无趣，那就更避之则吉了。可是宋淇不同，他是学会的七位始创会员之一，学识渊博，更是傅雷的挚友，想来这次演讲必然值得一听。谁也没有料到，一次听讲，竟然促成了往后学术界有关傅雷研究的连串效应，也在我个人译途上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1979年秋，趁一年公休假（sabbatical leave）之便，我拿了法国政府奖学金抵达巴黎进修。前往索邦大学报到后，指导教授力劝我寻找一个项目，专攻博士课程。这时，宋淇前不久的精彩演讲自然而然在脑海中盘旋，于是我提出通过傅雷的翻译，以《巴尔扎克在中国》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范畴当年是完全无人涉及的未垦地，教授一听，马上就欣然同意了。
这下可问题来了，面对这么一片辽阔无垠的疆域，要踏足其间，千头万绪，我该从何着手呢？于是，想起了远在香港的领航人。虽然平时跟宋淇接触不多，但还是鼓起勇气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我的构想以及种种问题，想不到没多久就收到回函，还是写得密密麻麻的三大页纸。 □
宋淇在这封写于1980年2月2日的信中，谈到三个要点：首先，他附上了傅聪在伦敦的地址，并告诉我傅聪当时在日本演奏，待他回英之后，会向他和傅敏（当时也在伦敦）兄弟二人直接写封信引介，并将副本影印传给我;其次，有关傅雷的生平事迹，他说与傅雷相识于沦陷时期的上海，两人“一见面就谈文学，艺术，翻译等事，乐而不倦，很少谈私事”，1947年暑假他们一同去牯岭避暑，“后来他去过昆明，再来香港，再转回上海，即住在我家中，一直照顾我母亲”，直至1966年傅雷弃世为止。宋淇提到，他与傅雷的通讯中，有关翻译的实际经验和过程的数据不少，需要他花时间“逐封逐封信查”，才能提供给我。不久后，他果然没有食言，把傅雷论翻译的信件全部找出寄送，成为我日后论文中最为宝贵的一手资料。最后，宋淇又在信里列出一张傅雷译着的全部书单，凡是有^符号的表示不在手头。至于有关傅译巴尔扎克的数目，他说：“经我详细理过，十三种之说的而且确”，并嘱咐我“你可以根据这张书单同傅氏兄弟对核，并向他们借我名单上^符号的书。”
1980年2月19日，宋淇写了一封推介信给傅氏昆仲，这封信更长了，洋洋洒洒四大页。他在第二天寄出这封信的副本给我。如今在疫情中翻阅旧函，许多早已遗忘的细节，重现眼前;许多当年不以为意的内容，竟然已一一验证，更使我对宋淇先生的隆情厚谊铭感在心，不胜怀念！
在这封给“聪，敏二弟”的函件中，宋淇一开始就说“最近有一好消息相告”，接着把我去巴黎进修，意欲撰写有关傅雷与巴尔扎克论文的来龙去脉描述了一番。最令我惊讶的是，数十年后回望，发现宋淇当年对欧美文学的发展竟然如此娴熟精准，真不愧为出色的文艺评论家。他说：“法人根本不知巴尔扎克在中国老幼皆知，全由一人之力。最近巴尔扎克在法国又复吃香，读书界掀起研究他的热潮。巴黎大学各课程中也以选读巴尔扎克的学生为最多。”他继而列出我手头上欠缺的资料，并说“我还答应她写信介绍给你们，前来拜望，以便进一步了解令尊的求学经过，平日翻译的习惯，作法，作风等等”。于是，就促成了我不久之后农历初一的英伦之行。 宋淇当年在这封信里表现出来的卓识远见，令人感佩。提到傅雷的成就，他说：“我想国内虽然平反昭雪，但对怒安翻译上的成就，大家只不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且后起无人，目前除了杨绛之外，通中，法文和翻译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将来也不见得会有。难得的是现在有一位中国人具备这三项条件，而且还有机会拿他作有系统的研究对象，将来写成博士论文。以法国人最近对现代中国文学和巴尔扎克的热爱，将来出版成书一点不足为奇。那么怒安的一生心血得以在被翻译成中文的祖国得到重视和了解，岂非佳话？同时也可安慰他地下之灵——这是柯灵同我等人所做不到的。”宋淇说这番话时，应不知译坛上尚有罗新璋其人其事，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罗也根本无法出国到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宋淇当年对我期许甚殷，的确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但如此，为了努力推介，宋淇在信中又把我的履历详述一遍，附上一大堆美言嘉许为我加持，说我在法国文化协会得到三种法文文凭，翻译至少有十年经验，编过教科书和字典，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国语，广东话云云，“需找这样的人，说不定还真要去定做。所以我一口答应她全力支持她的计划，并且相信你们也会加以同样支持”。说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谁推荐一个友人，会如此全心全意，不遗余力，而且我当时跟他并不稔熟，怎么不叫我展读之下，既汗颜惭愧又感激不尽呢？但是转念一想，宋淇的这番举措，除了毫无私念的提携后进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的确目光如炬，可以为弘扬文化事业而义无反顾，为促进学术交流而当仁不让的。因此，他毕生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举，多不胜数，没有他的悉心推动引介，张爱玲不会遇上夏志清;没有夏志清的褒扬，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不会如今日般崇高无上;而我个人的际遇，只不过是宋先生的众多善行中，一个小小的实例而已。他在信末还殷殷叮囑：“她正紧张于准备功课，今夏初试而且还要缴论文大纲……希望你们能给予她一切助力，我会感同身受。”
宋淇当年对我一而再，再而三伸出援手。80年4月9日，他来信告诉我说：“你的运气真好，最近台湾的《幼狮文艺》出了两期“法国文学专号”，三月份专讲翻译，其中有关翻译小说和书目可能对你的论文很有用处。”然后，在6月12日的信里，他又强调：“对你的研究和论文，兹事体大，牵涉到中国学生在法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所以他宣称“我一定对你的需求竭力支持，务请释念”。
当年的垦荒之行，所幸终于得到了预期的效果，论文顺利完成，返港后更推出连串弘扬傅雷译论译着的活动，例如出版《傅雷与他的世界》，举办傅雷回顾展及傅雷纪念音乐会，成立傅雷翻译基金等，另外，也为《傅雷家书》翻译英法文信件，并参与筹组纪念傅雷夫妇的各项计划等;如今，傅雷研究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专攻傅译的学子，大有人在;甚至远至法国，也有学者教授以傅雷的翻译为主干，钻研巴尔扎克在中国流传的状况了。
当年只是为了不负宋淇殷切的期许于盼望，奋力向前，万万想不到的是，在他种种支持和鼓励的背后，竟然还包含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劳累。看了《张爱玲私语录》方才得知，宋氏伉俪是如何为朋友不计一切，忘我付出的。他俩一向多病多灾，多年来，为了推广张爱玲的事业，已经是心劳力绌，竭尽所能了。宋淇在1980年4月18日致张爱玲的信中指出，当天替她整理函件及稿子，花了一个下午，等于生了一场小病，还得赶着把信寄出;那么，他在那段繁忙岁月里，为我撰写推介信及整理傅雷历来谈论翻译的函件，又不知消耗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如今念来，心中老大不忍。他在6月12日还来信为我打气，谁知道那一段日子，他们家正经历了最为暗淡的时光，夫妇二人身心皆疲，为照顾高龄九十八的老人家（邝文美的母亲）而焦头烂额，宋夫人说：“因为老人家每次出事，一定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到他的健康和心情;同时我自己承受着各方面沉重的压力”（邝致张函，1980-6-15）。这种种磨难和苦楚，怎么在宋淇的来信中，一点也不见端倪？现在回想，他一定是能人之所不能，因此虽然大病小病不绝如缕，却能勇敢面对，坚毅不拔，成为国语电影的先锋，文艺评论的翘楚，张爱玲的挚友知音，以及无数文化活动的幕后推手。
终其一生，宋淇都在默默耕耘，润物无声。遥想当年，他必然是因为经常拖着羸躯，才步履缓慢;不断顽抗病魔，才表情肃穆;无时无刻不为朋友劳心劳力，才看来若有所思吧！虽说一辈子都在致力为他人做嫁衣裳，然而这一件件精心制成的羽衣霓裳，却在文化学术圈中，永远焕发出绚烂夺目的华光！□
《张爱玲私语录》辑录的是张爱玲和宋淇、邝文美夫妇之间历经数十年而始终不渝的深厚交情，其中三人的“书信选录”最让人感动。从这些往来信件中，得知宋淇为推广张爱玲的事业，到了完全投入忘我的境地，几乎赔上自己全部的时间、精神而在所不惜。“朋友劝我，一直为人打算而忽略了自己出书不免太不为自己着想了。”（宋致张函1974-8-17，见《私语录》140页）宋淇信上虽这么说，其实是明知故为的：“有时想想这样做所为何来？自己的正经事都不做，老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可是如果我不做，不会有另一个人做，只好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地做了。”（宋致陈皪华函1987-10-18，见《私语录》140页）由此可见，宋淇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乐此不疲。若干年来，他为朋友拔刀相助的种种义举，不知惠及几许同侪、多少后进，只是他为人低调，润物细无声，这些事迹，在坊间未必如扶持张爱玲这般广为人知罢了。
许多年前，那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全盛时代，记得任职该处的陈燕玲告诉我说，“我们这里有三位长老，人称宋老板、蔡老师、高老头”。她指的是宋淇、蔡思果、高克毅三位响当当的翻译界翘楚。那时，我在翻译系任教，翻译中心和翻译系是两个独立的单位，职能不同：前者掌出版，后者管教学，所以平时不需要在公事上频频接触，若有往返，也多半是属于私人之间的交情而已。
三人之中，高克毅中英文造诣深厚，有“活百科词典”之称。性格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他最爱才，也很风趣，虽是翻译《大亨小传》的名家，却戏称自己是个“爱美的”（amateur）译者。身为贾宝玉似的人物，又正当盛年，居然给人冠以“高老头”的称号，当然很不服气。这可都是傅雷的错，谁叫他所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如此深入人心呢？高先生是我的忘年交，也是我日后译途上的指路明灯。
蔡思果是公认的大好人，译论精湛，散文出色，“蔡老师”之称当之无愧。他是个最最虔诚的天主教徒，听闻当年向夫人求婚时，曾经对天主发誓“永不负心”，因此毕生循规蹈矩，对女性目不斜视、敬而远之。凡有女同事登门求教，他必定大开中门急急避嫌;上了飞机，若看到年轻貌美的空姐从旁经过，则马上低头默诵“圣母马利亚”以杜绝妄念。因此，蔡老师虽近在咫尺，倒也不便时常为译事去打扰他。
宋淇出掌翻译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宋老板”。印象中，他身材頎长，双肩总是一高一低（多年后才得知他年轻时，因为身患重病，肺部曾经动过大手术），慢慢踱步时表情肃穆、若有所思。由于他看来不苟言笑，虽然家父与他是故交，但那时年轻的自己每次从远处看到宋老板经过，总感到恭恭敬敬，无事不敢趋前问候。
有一次宋淇在香港翻译学会午餐例会上，以“卓越的翻译家——傅雷”为题，发表了一次演讲。原本我对听演讲也不是那么感兴趣，尤其是内容枯燥乏味的题材，假如讲者再言谈无趣，那就更避之则吉了。可是宋淇不同，他是学会的七位始创会员之一，学识渊博，更是傅雷的挚友，想来这次演讲必然值得一听。谁也没有料到，一次听讲，竟然促成了往后学术界有关傅雷研究的连串效应，也在我个人译途上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1979年秋，趁一年公休假（sabbatical leave）之便，我拿了法国政府奖学金抵达巴黎进修。前往索邦大学报到后，指导教授力劝我寻找一个项目，专攻博士课程。这时，宋淇前不久的精彩演讲自然而然在脑海中盘旋，于是我提出通过傅雷的翻译，以《巴尔扎克在中国》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范畴当年是完全无人涉及的未垦地，教授一听，马上就欣然同意了。
这下可问题来了，面对这么一片辽阔无垠的疆域，要踏足其间，千头万绪，我该从何着手呢？于是，想起了远在香港的领航人。虽然平时跟宋淇接触不多，但还是鼓起勇气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我的构想以及种种问题，想不到没多久就收到回函，还是写得密密麻麻的三大页纸。 □
宋淇在这封写于1980年2月2日的信中，谈到三个要点：首先，他附上了傅聪在伦敦的地址，并告诉我傅聪当时在日本演奏，待他回英之后，会向他和傅敏（当时也在伦敦）兄弟二人直接写封信引介，并将副本影印传给我;其次，有关傅雷的生平事迹，他说与傅雷相识于沦陷时期的上海，两人“一见面就谈文学，艺术，翻译等事，乐而不倦，很少谈私事”，1947年暑假他们一同去牯岭避暑，“后来他去过昆明，再来香港，再转回上海，即住在我家中，一直照顾我母亲”，直至1966年傅雷弃世为止。宋淇提到，他与傅雷的通讯中，有关翻译的实际经验和过程的数据不少，需要他花时间“逐封逐封信查”，才能提供给我。不久后，他果然没有食言，把傅雷论翻译的信件全部找出寄送，成为我日后论文中最为宝贵的一手资料。最后，宋淇又在信里列出一张傅雷译着的全部书单，凡是有^符号的表示不在手头。至于有关傅译巴尔扎克的数目，他说：“经我详细理过，十三种之说的而且确”，并嘱咐我“你可以根据这张书单同傅氏兄弟对核，并向他们借我名单上^符号的书。”
1980年2月19日，宋淇写了一封推介信给傅氏昆仲，这封信更长了，洋洋洒洒四大页。他在第二天寄出这封信的副本给我。如今在疫情中翻阅旧函，许多早已遗忘的细节，重现眼前;许多当年不以为意的内容，竟然已一一验证，更使我对宋淇先生的隆情厚谊铭感在心，不胜怀念！
在这封给“聪，敏二弟”的函件中，宋淇一开始就说“最近有一好消息相告”，接着把我去巴黎进修，意欲撰写有关傅雷与巴尔扎克论文的来龙去脉描述了一番。最令我惊讶的是，数十年后回望，发现宋淇当年对欧美文学的发展竟然如此娴熟精准，真不愧为出色的文艺评论家。他说：“法人根本不知巴尔扎克在中国老幼皆知，全由一人之力。最近巴尔扎克在法国又复吃香，读书界掀起研究他的热潮。巴黎大学各课程中也以选读巴尔扎克的学生为最多。”他继而列出我手头上欠缺的资料，并说“我还答应她写信介绍给你们，前来拜望，以便进一步了解令尊的求学经过，平日翻译的习惯，作法，作风等等”。于是，就促成了我不久之后农历初一的英伦之行。 宋淇当年在这封信里表现出来的卓识远见，令人感佩。提到傅雷的成就，他说：“我想国内虽然平反昭雪，但对怒安翻译上的成就，大家只不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且后起无人，目前除了杨绛之外，通中，法文和翻译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将来也不见得会有。难得的是现在有一位中国人具备这三项条件，而且还有机会拿他作有系统的研究对象，将来写成博士论文。以法国人最近对现代中国文学和巴尔扎克的热爱，将来出版成书一点不足为奇。那么怒安的一生心血得以在被翻译成中文的祖国得到重视和了解，岂非佳话？同时也可安慰他地下之灵——这是柯灵同我等人所做不到的。”宋淇说这番话时，应不知译坛上尚有罗新璋其人其事，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罗也根本无法出国到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宋淇当年对我期许甚殷，的确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但如此，为了努力推介，宋淇在信中又把我的履历详述一遍，附上一大堆美言嘉许为我加持，说我在法国文化协会得到三种法文文凭，翻译至少有十年经验，编过教科书和字典，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国语，广东话云云，“需找这样的人，说不定还真要去定做。所以我一口答应她全力支持她的计划，并且相信你们也会加以同样支持”。说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谁推荐一个友人，会如此全心全意，不遗余力，而且我当时跟他并不稔熟，怎么不叫我展读之下，既汗颜惭愧又感激不尽呢？但是转念一想，宋淇的这番举措，除了毫无私念的提携后进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的确目光如炬，可以为弘扬文化事业而义无反顾，为促进学术交流而当仁不让的。因此，他毕生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举，多不胜数，没有他的悉心推动引介，张爱玲不会遇上夏志清;没有夏志清的褒扬，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不会如今日般崇高无上;而我个人的际遇，只不过是宋先生的众多善行中，一个小小的实例而已。他在信末还殷殷叮囑：“她正紧张于准备功课，今夏初试而且还要缴论文大纲……希望你们能给予她一切助力，我会感同身受。”
宋淇当年对我一而再，再而三伸出援手。80年4月9日，他来信告诉我说：“你的运气真好，最近台湾的《幼狮文艺》出了两期“法国文学专号”，三月份专讲翻译，其中有关翻译小说和书目可能对你的论文很有用处。”然后，在6月12日的信里，他又强调：“对你的研究和论文，兹事体大，牵涉到中国学生在法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所以他宣称“我一定对你的需求竭力支持，务请释念”。
当年的垦荒之行，所幸终于得到了预期的效果，论文顺利完成，返港后更推出连串弘扬傅雷译论译着的活动，例如出版《傅雷与他的世界》，举办傅雷回顾展及傅雷纪念音乐会，成立傅雷翻译基金等，另外，也为《傅雷家书》翻译英法文信件，并参与筹组纪念傅雷夫妇的各项计划等;如今，傅雷研究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专攻傅译的学子，大有人在;甚至远至法国，也有学者教授以傅雷的翻译为主干，钻研巴尔扎克在中国流传的状况了。
当年只是为了不负宋淇殷切的期许于盼望，奋力向前，万万想不到的是，在他种种支持和鼓励的背后，竟然还包含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劳累。看了《张爱玲私语录》方才得知，宋氏伉俪是如何为朋友不计一切，忘我付出的。他俩一向多病多灾，多年来，为了推广张爱玲的事业，已经是心劳力绌，竭尽所能了。宋淇在1980年4月18日致张爱玲的信中指出，当天替她整理函件及稿子，花了一个下午，等于生了一场小病，还得赶着把信寄出;那么，他在那段繁忙岁月里，为我撰写推介信及整理傅雷历来谈论翻译的函件，又不知消耗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如今念来，心中老大不忍。他在6月12日还来信为我打气，谁知道那一段日子，他们家正经历了最为暗淡的时光，夫妇二人身心皆疲，为照顾高龄九十八的老人家（邝文美的母亲）而焦头烂额，宋夫人说：“因为老人家每次出事，一定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到他的健康和心情;同时我自己承受着各方面沉重的压力”（邝致张函，1980-6-15）。这种种磨难和苦楚，怎么在宋淇的来信中，一点也不见端倪？现在回想，他一定是能人之所不能，因此虽然大病小病不绝如缕，却能勇敢面对，坚毅不拔，成为国语电影的先锋，文艺评论的翘楚，张爱玲的挚友知音，以及无数文化活动的幕后推手。
终其一生，宋淇都在默默耕耘，润物无声。遥想当年，他必然是因为经常拖着羸躯，才步履缓慢;不断顽抗病魔，才表情肃穆;无时无刻不为朋友劳心劳力，才看来若有所思吧！虽说一辈子都在致力为他人做嫁衣裳，然而这一件件精心制成的羽衣霓裳，却在文化学术圈中，永远焕发出绚烂夺目的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