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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5日，为期近三个月的“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在杭州落下了帷幕。这段时期浙江美术馆化身为“莫高窟”，成为人气最旺的热门景点。这个备受欢迎与好评的展览，引起人们对敦煌与敦煌学的探求。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世纪之交的2000年盛夏，莫高窟聚焦了世界的目光。来自世界各国的“敦煌学”专家学者及政府要员近五百人济济一堂，隆重举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1900年6月22日，—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带人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清理流沙时，在该窟甬道壁画北侧发现了一个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后被称为藏经洞。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初的经卷和文书。这就是很快震惊世界文化学术界的“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称为“学术的海洋”、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敦煌藏经洞洞破惊天，数以万计的中古时期的文物宝藏被发现，伴随其后的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的产生。如今它已成为一门博大精深、涉古通今的综合性学科。
敦煌学代表敦煌历史文化，并具有国际意义。除中国、日本的学者为研究主力外，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德国、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加拿大、新加坡、印度、韩国等国家都有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
敦煌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形成，开启了浙江历代学者和敦煌之间那段筚路蓝缕的难忘岁月。叶昌炽、罗振玉、王国维、姜亮夫、常书鸿、樊锦诗……他们的名字永远地被镌刻在敦煌学史册上。
“敦煌学第一人”：叶昌炽的遗憾
叶昌炽（1849-1931），浙江绍兴人。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
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敦煌遗书闻名于世。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翰因与道士王圆篆同乡，交情深厚，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不少藏经洞文物，但是汪氏并不关心学术，将这些佛经、绢画及石碑拓片转送给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氏国学深厚，随即对这些文物作了评析，第一次判定了敦煌遗书和绢画的重要学术价值，成为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
叶昌炽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这些东西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于是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汪宗翰执行了这条命令。但这显然不合王道士的心思，所以王道士表面应承，其实仍然不断从洞窟中取出一些文物来悄悄出售，以换得莫高窟的维修费用。就在这时，外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闻风而至，“买”走了一批又一批文物、文献。
叶昌炽，这位最早确认莫高窟藏经洞宝藏价值的浙江人，1906年卸任东归，入居上海后，听说了伯希和等老外劫得敦煌文物的消息，他为自己未在任期内亲临敦煌而后悔不已。他回望当年，如果再多走些路到敦煌过问这件事情，即使全部文物运不走，也可以派人好好管理，就不至于被西方探险家们劫走，也不会为自己留下那么大的终身遗憾。
这种内疚之情一直驱使着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时时关注敦煌文物和文献的流散、收藏情况。
罗振玉、王国维：敦煌学的最早倡导者
罗振玉是浙江上虞人。宣统元年（1909），他来到北京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的敦煌写卷等文献，“惊喜若狂”，“诧为奇宝”，爱不释手。他还往返伯氏住地十余次，抄录写本经卷目录，并分篇写出提要。
罗振玉为有幸看到落入他人之手的国宝而振奋，同时也为有人出卖国宝而吃惊。为唤起国人注意，他很快把伯希和骗走的国宝和所谓“访书”情况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告知国人这些敦煌国宝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当他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八千轴”后，亟请学部电告陕甘总督毛庆蕃，代学部购敦煌所余经卷，并拟好电文呈上。他一刻也没有遗忘对敦煌文书的刊布和研究，积极筹划编辑出版敦煌文书中的精华。罗振玉致力敦煌文书流传的行动相当迅速，这固然与罗氏渊博的国学根基分不开，而保存和流传典籍的使命感，则给他以无尽的动力。上世纪30年代以前有关敦煌文书的重要著作，几乎多出自罗振玉之手。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他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始于1909年协助罗振玉校勘《敦煌石室遗书》及翻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王国维发表的敦煌写卷文章近40篇，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敦煌学研究的基础。他与罗振玉都是敦煌学的最早倡导者和研究者。
以王国维独特而深邃的学术视角，他对一门新兴学问的研究向来不同于别人，他总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他将视角集中在历史、地理和音韵学、俗文学等方面，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其中，王国维对失传多年的《秦妇吟》进行重点考释。唐朝著名诗人韦庄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全诗长达1600余字，是古典诗歌中少有的巨作。《全唐诗》却未收，直至20世纪初，王国维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并整理刊布，引起文学界的关注。
姜亮夫致力于敦煌学，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作为我国老一辈的著名敦煌学家，姜亮夫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赴欧洲留学，在巴黎和伦敦的图书馆抄录披劫夺而收藏到那里的敦煌写卷，并进而整理研究，为我国的敦煌学作了可贵的开创性工作。
1953年姜亮夫就职于杭州大学，从事敦煌文献的教学与整理研究，著述颇丰。1983年，姜亮夫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首届敦煌学讲习班。讲义《敦煌学概论》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姜亮夫的影响下，杭州大学的蒋礼鸿、郭在贻等一大批学者，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学术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姜亮夫早期撰写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成为我国第一本敦煌文化的普及读物，而他所著《瀛涯敦煌韵辑》4大册、共24卷的煌煌巨著，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考证、辨析、研究的成果。 杭州人常书鸿，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
1935年底，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上发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于是参观了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彩色绢画，开始关注敦煌。1936年秋回国后，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兼教授。
1943年早春，已经誉满中外的画家常书鸿，抛弃内地优裕的生活条件，毅然举家奔赴荒漠中的敦煌莫高窟，创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两次前往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临走前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无期徒刑”。常书鸿笑着说：如果敦煌工作是“徒刑”，那么即使要在前面加上“无期”，我也在所不辞。
他率领全体员工在极为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开展了一系列石窟保护、壁画临摹及研究工作。新建起来的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好像有力的臂膀，把莫高窟拥抱在他的怀里。有了这长长的围墙，那酷日似火，寒夜如冰，还有那咸水煮的面片、拌盐的韭菜和红柳枝的筷子，他都不在乎了。
与此同时，他和敦煌的文物、美术工作者花了大量精力，有计划地进行壁画和彩塑临摹。来到敦煌后的5年里，常书鸿临摹了大量壁画，有一大批临摹作品问世。他还不断地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使远在西北的敦煌石窟逐渐为世人所知。
然而，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妻子陈芝秀受不了敦煌艰苦的生活，和别人私奔了。这对常书鸿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在选择事业与家庭这一关键时刻，常书鸿还是选择了敦煌。
意外的打击并没有把常书鸿击倒。临摹研究工作全面开始，生活更加紧张而充实。有一天，他“骗”女儿常沙娜煮了几个孵小鸡的蛋，沙娜打开蛋壳一看，里面都是毛，惊讶地叫起来：“爸爸，怎么搞的？”常书鸿却一边吃一边笑着说：“在杭州大家都吃这样的毛蛋，这叫喜蛋！”常沙娜知道上了当，气得哭了。当年在莫高窟，常书鸿和儿女就是这样又哭又笑、有滋有味地生活着。
春风吹拂戈壁滩。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敦煌文物展览”，1951年4月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展出，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参观了展览后动情地对常书鸿说：“你们做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对于这些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地把它们很好地保存下去。”
常书鸿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实施了大规模的莫高窟危崖抢救加固工程，使莫高窟的文物得到了及时抢救和修复。像对待生命一样保护敦煌石窟—对于常书鸿率领的一代人来说，无愧地做到了。
1993年8月他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0岁。遵循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最终回到敦煌莫高窟安葬，墓地、墓碑就在大泉河对岸，墓碑上镌刻着赵朴初为之撰写的大字：“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敦煌女儿”樊锦诗和“大漠里的杭铁头”常沙娜
敦煌莫高窟从1943年建所以来共有3任所（院）长，首任院长常书鸿和现任院长樊锦诗都是杭州人。
樊锦诗于196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毅然来到敦煌莫高窟工作。50年来，她献身敦煌，在石窟考古、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她所发表的130余篇重要论文和主持出版的《敦煌石窟》等10多部专著，以及数十项运用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研究课题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3年12月28日，杭州的“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开幕式结束之后，75岁的杭州人、樊锦诗院长亲自带领观众走进各个洞窟。这位头发花白、清瘦的老太太，一进洞窟就兴奋了，临时做起了“讲解员”，“你看这第275窟建于北凉，这边描绘的是佛门故事，表现悉达太子遇见老人和沙门的场景。看这线条，虽然是多年前临摹的，但是还是那么流畅。”
下午两点，樊锦诗在浙江美术馆的报告厅作了一场名为《敦煌莫高窟及文化价值》的讲座，因为现场人数太多，部分市民只能坐在阶梯、走道上听讲座。樊院长演讲滔滔不绝，恨不能把有关敦煌的历史文化都倒出来灌给大家，演讲时间一再延长，她几次不好意思地笑道：“对不起，我太啰嗦了。”引来笑声和掌声一片。
由于在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樊锦诗自1985年荣获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起，获得了一系列全国性的荣誉称号和荣誉奖章。
樊锦诗院长现兼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甘肃丝绸之路协会副会长、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专业博士生导师等职。
这次回杭州办展，她也忙个不停，随行人员怕老人家累着，劝她歇歇，她说，回到家乡办展览，“心里激动”。50年来扎根大漠而被誉为“敦煌女儿”，她为敦煌而骄傲、为故乡而激动！
而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不像樊锦诗那样肩担重任、事务缠身，她可以悠闲地看展览，跟老朋友相聚。这位已经82岁的杭州老前辈，在浙江美术馆和杭州的观众聊着时就会自豪地说，“我们临摹壁画的人都有‘杭铁头’精神！”
常沙娜出生于法国，学在美国。1931年随父母亲回国。1943年晚秋，常沙娜的家从重庆迁到了敦煌。天寒地冻中终于到达了敦煌。迎接他们的晚饭摆在桌上，—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个人面前摆的是一碗水煮切面。除了那碗盐、那碗醋和切面，还有爸爸无奈的神情。
冰冻的大泉河西岸，蜂窝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却因风沙侵蚀，年久失修，显得破败不堪。常沙娜在河西中学读初中，一放假，她就回到千佛洞，进洞窟临摹壁画，她的素描基本功就是在临摹壁画中打下的。
变故接踵而至。妈妈受不了这般苦，离家出走。爸爸深陷在痛苦之中，一家人乱了套，5岁的弟弟，更没有人照看。常沙娜还记得杭州有句叫“杭铁头”的老话，她立刻结束读书的日子，担负起所有家务活，跟着大人学织毛衣，给弟弟做鞋，还像研究所工作人员一样去洞窟临摹壁画。空荡的洞窟里，父亲抚着她的头说：“我们生死都要在敦煌。”
常沙娜是国内外知名的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专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50年，其中担任院长整整15年。出版有《敦煌历代服饰图案》《敦煌装饰图案》等专著，培养了一批艺术设计人才，有很高声誉。“回顾我这辈子做出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都是和敦煌艺术的基本精神分不开的。”
浙江人倾情研究敦煌学的名单还有一大串：夏鼐、王仲荦、潘洁兹、蒋礼鸿、王伯敏、施萍婷、齐陈骏、柴剑虹……
他们都是中国敦煌学的“中流砥柱”，没有他们筚路蓝缕之功，也就不会有今天敦煌的煌煌大观。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世纪之交的2000年盛夏，莫高窟聚焦了世界的目光。来自世界各国的“敦煌学”专家学者及政府要员近五百人济济一堂，隆重举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1900年6月22日，—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带人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清理流沙时，在该窟甬道壁画北侧发现了一个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后被称为藏经洞。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初的经卷和文书。这就是很快震惊世界文化学术界的“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称为“学术的海洋”、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敦煌藏经洞洞破惊天，数以万计的中古时期的文物宝藏被发现，伴随其后的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的产生。如今它已成为一门博大精深、涉古通今的综合性学科。
敦煌学代表敦煌历史文化，并具有国际意义。除中国、日本的学者为研究主力外，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德国、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加拿大、新加坡、印度、韩国等国家都有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
敦煌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形成，开启了浙江历代学者和敦煌之间那段筚路蓝缕的难忘岁月。叶昌炽、罗振玉、王国维、姜亮夫、常书鸿、樊锦诗……他们的名字永远地被镌刻在敦煌学史册上。
“敦煌学第一人”：叶昌炽的遗憾
叶昌炽（1849-1931），浙江绍兴人。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
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敦煌遗书闻名于世。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翰因与道士王圆篆同乡，交情深厚，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不少藏经洞文物，但是汪氏并不关心学术，将这些佛经、绢画及石碑拓片转送给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氏国学深厚，随即对这些文物作了评析，第一次判定了敦煌遗书和绢画的重要学术价值，成为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
叶昌炽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这些东西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于是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汪宗翰执行了这条命令。但这显然不合王道士的心思，所以王道士表面应承，其实仍然不断从洞窟中取出一些文物来悄悄出售，以换得莫高窟的维修费用。就在这时，外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闻风而至，“买”走了一批又一批文物、文献。
叶昌炽，这位最早确认莫高窟藏经洞宝藏价值的浙江人，1906年卸任东归，入居上海后，听说了伯希和等老外劫得敦煌文物的消息，他为自己未在任期内亲临敦煌而后悔不已。他回望当年，如果再多走些路到敦煌过问这件事情，即使全部文物运不走，也可以派人好好管理，就不至于被西方探险家们劫走，也不会为自己留下那么大的终身遗憾。
这种内疚之情一直驱使着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时时关注敦煌文物和文献的流散、收藏情况。
罗振玉、王国维：敦煌学的最早倡导者
罗振玉是浙江上虞人。宣统元年（1909），他来到北京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的敦煌写卷等文献，“惊喜若狂”，“诧为奇宝”，爱不释手。他还往返伯氏住地十余次，抄录写本经卷目录，并分篇写出提要。
罗振玉为有幸看到落入他人之手的国宝而振奋，同时也为有人出卖国宝而吃惊。为唤起国人注意，他很快把伯希和骗走的国宝和所谓“访书”情况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告知国人这些敦煌国宝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当他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八千轴”后，亟请学部电告陕甘总督毛庆蕃，代学部购敦煌所余经卷，并拟好电文呈上。他一刻也没有遗忘对敦煌文书的刊布和研究，积极筹划编辑出版敦煌文书中的精华。罗振玉致力敦煌文书流传的行动相当迅速，这固然与罗氏渊博的国学根基分不开，而保存和流传典籍的使命感，则给他以无尽的动力。上世纪30年代以前有关敦煌文书的重要著作，几乎多出自罗振玉之手。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他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始于1909年协助罗振玉校勘《敦煌石室遗书》及翻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王国维发表的敦煌写卷文章近40篇，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敦煌学研究的基础。他与罗振玉都是敦煌学的最早倡导者和研究者。
以王国维独特而深邃的学术视角，他对一门新兴学问的研究向来不同于别人，他总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他将视角集中在历史、地理和音韵学、俗文学等方面，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其中，王国维对失传多年的《秦妇吟》进行重点考释。唐朝著名诗人韦庄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全诗长达1600余字，是古典诗歌中少有的巨作。《全唐诗》却未收，直至20世纪初，王国维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并整理刊布，引起文学界的关注。
姜亮夫致力于敦煌学，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作为我国老一辈的著名敦煌学家，姜亮夫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赴欧洲留学，在巴黎和伦敦的图书馆抄录披劫夺而收藏到那里的敦煌写卷，并进而整理研究，为我国的敦煌学作了可贵的开创性工作。
1953年姜亮夫就职于杭州大学，从事敦煌文献的教学与整理研究，著述颇丰。1983年，姜亮夫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首届敦煌学讲习班。讲义《敦煌学概论》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姜亮夫的影响下，杭州大学的蒋礼鸿、郭在贻等一大批学者，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学术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姜亮夫早期撰写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成为我国第一本敦煌文化的普及读物，而他所著《瀛涯敦煌韵辑》4大册、共24卷的煌煌巨著，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考证、辨析、研究的成果。 杭州人常书鸿，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
1935年底，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上发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于是参观了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彩色绢画，开始关注敦煌。1936年秋回国后，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兼教授。
1943年早春，已经誉满中外的画家常书鸿，抛弃内地优裕的生活条件，毅然举家奔赴荒漠中的敦煌莫高窟，创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两次前往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临走前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无期徒刑”。常书鸿笑着说：如果敦煌工作是“徒刑”，那么即使要在前面加上“无期”，我也在所不辞。
他率领全体员工在极为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开展了一系列石窟保护、壁画临摹及研究工作。新建起来的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好像有力的臂膀，把莫高窟拥抱在他的怀里。有了这长长的围墙，那酷日似火，寒夜如冰，还有那咸水煮的面片、拌盐的韭菜和红柳枝的筷子，他都不在乎了。
与此同时，他和敦煌的文物、美术工作者花了大量精力，有计划地进行壁画和彩塑临摹。来到敦煌后的5年里，常书鸿临摹了大量壁画，有一大批临摹作品问世。他还不断地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使远在西北的敦煌石窟逐渐为世人所知。
然而，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妻子陈芝秀受不了敦煌艰苦的生活，和别人私奔了。这对常书鸿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在选择事业与家庭这一关键时刻，常书鸿还是选择了敦煌。
意外的打击并没有把常书鸿击倒。临摹研究工作全面开始，生活更加紧张而充实。有一天，他“骗”女儿常沙娜煮了几个孵小鸡的蛋，沙娜打开蛋壳一看，里面都是毛，惊讶地叫起来：“爸爸，怎么搞的？”常书鸿却一边吃一边笑着说：“在杭州大家都吃这样的毛蛋，这叫喜蛋！”常沙娜知道上了当，气得哭了。当年在莫高窟，常书鸿和儿女就是这样又哭又笑、有滋有味地生活着。
春风吹拂戈壁滩。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敦煌文物展览”，1951年4月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展出，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参观了展览后动情地对常书鸿说：“你们做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对于这些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地把它们很好地保存下去。”
常书鸿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实施了大规模的莫高窟危崖抢救加固工程，使莫高窟的文物得到了及时抢救和修复。像对待生命一样保护敦煌石窟—对于常书鸿率领的一代人来说，无愧地做到了。
1993年8月他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0岁。遵循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最终回到敦煌莫高窟安葬，墓地、墓碑就在大泉河对岸，墓碑上镌刻着赵朴初为之撰写的大字：“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敦煌女儿”樊锦诗和“大漠里的杭铁头”常沙娜
敦煌莫高窟从1943年建所以来共有3任所（院）长，首任院长常书鸿和现任院长樊锦诗都是杭州人。
樊锦诗于196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毅然来到敦煌莫高窟工作。50年来，她献身敦煌，在石窟考古、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她所发表的130余篇重要论文和主持出版的《敦煌石窟》等10多部专著，以及数十项运用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研究课题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3年12月28日，杭州的“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开幕式结束之后，75岁的杭州人、樊锦诗院长亲自带领观众走进各个洞窟。这位头发花白、清瘦的老太太，一进洞窟就兴奋了，临时做起了“讲解员”，“你看这第275窟建于北凉，这边描绘的是佛门故事，表现悉达太子遇见老人和沙门的场景。看这线条，虽然是多年前临摹的，但是还是那么流畅。”
下午两点，樊锦诗在浙江美术馆的报告厅作了一场名为《敦煌莫高窟及文化价值》的讲座，因为现场人数太多，部分市民只能坐在阶梯、走道上听讲座。樊院长演讲滔滔不绝，恨不能把有关敦煌的历史文化都倒出来灌给大家，演讲时间一再延长，她几次不好意思地笑道：“对不起，我太啰嗦了。”引来笑声和掌声一片。
由于在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樊锦诗自1985年荣获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起，获得了一系列全国性的荣誉称号和荣誉奖章。
樊锦诗院长现兼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甘肃丝绸之路协会副会长、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专业博士生导师等职。
这次回杭州办展，她也忙个不停，随行人员怕老人家累着，劝她歇歇，她说，回到家乡办展览，“心里激动”。50年来扎根大漠而被誉为“敦煌女儿”，她为敦煌而骄傲、为故乡而激动！
而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不像樊锦诗那样肩担重任、事务缠身，她可以悠闲地看展览，跟老朋友相聚。这位已经82岁的杭州老前辈，在浙江美术馆和杭州的观众聊着时就会自豪地说，“我们临摹壁画的人都有‘杭铁头’精神！”
常沙娜出生于法国，学在美国。1931年随父母亲回国。1943年晚秋，常沙娜的家从重庆迁到了敦煌。天寒地冻中终于到达了敦煌。迎接他们的晚饭摆在桌上，—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个人面前摆的是一碗水煮切面。除了那碗盐、那碗醋和切面，还有爸爸无奈的神情。
冰冻的大泉河西岸，蜂窝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却因风沙侵蚀，年久失修，显得破败不堪。常沙娜在河西中学读初中，一放假，她就回到千佛洞，进洞窟临摹壁画，她的素描基本功就是在临摹壁画中打下的。
变故接踵而至。妈妈受不了这般苦，离家出走。爸爸深陷在痛苦之中，一家人乱了套，5岁的弟弟，更没有人照看。常沙娜还记得杭州有句叫“杭铁头”的老话，她立刻结束读书的日子，担负起所有家务活，跟着大人学织毛衣，给弟弟做鞋，还像研究所工作人员一样去洞窟临摹壁画。空荡的洞窟里，父亲抚着她的头说：“我们生死都要在敦煌。”
常沙娜是国内外知名的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专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50年，其中担任院长整整15年。出版有《敦煌历代服饰图案》《敦煌装饰图案》等专著，培养了一批艺术设计人才，有很高声誉。“回顾我这辈子做出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都是和敦煌艺术的基本精神分不开的。”
浙江人倾情研究敦煌学的名单还有一大串：夏鼐、王仲荦、潘洁兹、蒋礼鸿、王伯敏、施萍婷、齐陈骏、柴剑虹……
他们都是中国敦煌学的“中流砥柱”，没有他们筚路蓝缕之功，也就不会有今天敦煌的煌煌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