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你身边有同事自杀，你自杀的概率会高出其他人3.5倍;如果你有家人或者密友自杀，你的自杀概率要高出8.3倍。

　　2019年年尾，韩国娱乐圈丧透了。
　　2019年10月14日，没有任何征兆，韩国女艺人崔雪莉在家中自杀离世，这个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姑娘，永远停留在了25岁。
　　当人们还沉浸在失去雪莉的悲痛中，时隔仅41天，11月24日，崔雪莉的生前好友、同样是韩国女艺人的具荷拉，被发现在家中身亡，终年28岁，死亡原因暂时排除了他杀。
　　在具荷拉的家里，摆好了一棵圣诞树，有人说她好像一个人在等着圣诞节，也有人说她只是去找雪莉一起过圣诞了。
　　她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一个人突然离去后，另一人也很快用同样的方式结束这一切，具荷拉没有“替”崔雪莉活下去，而是紧随她的脚步走了，就好像自杀可以“传染”一样。
　　那么，一次自杀真的可以引发其他自杀行为吗？

    少年维持的“自杀”

　　无数证据显示，自杀不是独立的个体事件，它像瘟疫一样可以传染。
　　1774年，歌德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讲述了年轻的维特爱而不得，在被心爱的已婚女人拒绝后自杀的故事。这是一部感伤主义的爱情悲剧，歌德在写作的时候也没想到，他描述了一种社会风气，还意外塑造了一种新的流行：为情自杀。
　　少年维特很快有了仿效者。1777年，一名瑞典男子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身旁放着一本打开着的《少年维特的烦恼》。1778年，法国一个鞋匠学徒跳窗自杀，在他的背心里夹着这本书。1784年，一个英国女子死在自己的床上，枕头下压着《少年维特的烦恼》。
　　为了遏制这股自杀风潮，政府不得不将这本书列为禁书，这种模仿性自杀的现象后来也借用了主人公的名字，被称为“维特效应”。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提出并研究了“维特效应”，他统计了1947年到1968年的自杀事件，并将这些新闻报道与同期自杀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每次报道后的两个月内，报道所涉地区的自杀平均人数就增加58个。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一个轰动性自杀事件的报道或讨论后，在报道涵盖的地区，往往伴随着自杀率的显著上升。譬如玛丽蓮·梦露在服用巴比妥类药物自杀后，美国的自杀率在一个月内上升了12%。
　　菲利普斯认为，这证实了在传播的作用下，自我摧毁的行为会在人类中产生传染和模仿效应。

维特效应发生在哪里？

　　由于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名人的自杀更容易引发“维特效应”。
　　2008年10月2日，韩国女星崔真实在卧室洗手间内自杀身亡，震惊韩国内外。在她离世后24小时内，两名妇女先后以同样方式在家中浴室自杀身亡;10月23日，韩国艺人李彩媛在家中洗手间内自杀，死前表示“可以理解崔真实的心情”。
　　这些事件引发了韩国当局的担心，他们认为，这几起看上去偶然的自杀事件，并不是完全无关的，鉴于崔真实在韩国的影响力，很可能是她的自杀引发了其他人的模仿自缢。
　　在国内，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跳楼自杀后，从当天深夜到次日凌晨的9个小时内，全香港有6名男女跳楼自杀，其中5人不治。有几名死者留下遗书，清楚写明自杀与张国荣的自杀有关。而当月，香港一共发生了131宗自杀身亡的案件，比当年3月份增加了32%。
　　一个选择自杀的名人，让人感到震惊，但对于同样遭受痛苦的人而言，也唤起了他们心底对自杀的共鸣，并效仿这种行为。
　　对大多数人而言，名人是遥远而模糊的存在，“远方的哭声”不会传进自己的耳里。真正影响某人自己的自杀风险的，往往是身边一个朋友的自杀企图。
　　2015年的一个研究显示，了解朋友自杀未遂的青少年，一年后自杀的可能性几乎是正常状态的两倍;朋友因为自杀离世的青少年自杀风险更高。
　　斯德哥尔摩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你身边有同事自杀，你自杀的概率会高出其他人的3.5倍;如果你有家人或者密友自杀，你的自杀概率要高出8.3倍。
　　首尔国立大学教授、精神病方面的专家Yoon Dae-hyun经过研究指出，“一起自杀事件平均能影响6个人，包括自杀者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在内”。
　　正如富士康十三跳、具荷拉和崔雪莉，关系越亲密，一个人的自杀就越可能成为另一个人自杀的催化剂。

为什么以及怎么办？

　　维特效应是如何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人以群分，朋友之间总有相似的特质，那些容易自杀的人通常在自杀发生之前就聚集在一起，一旦一个朋友发生了负性事件（譬如自杀），那么其他人的自杀倾向就会增加。
　　崔雪莉和具荷拉是多年的圈中密友，两个年龄相差3岁的女孩，有着非常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样是从小踏进娱乐圈，以最耀眼的女团出道，收获无数人的喜爱和追捧;同样在2015年前后转型为solo女艺人，然后因情感“丑闻”遭到网络恶评。
　　也许正是这些“相似”，两个女孩格外惺惺相惜，她们一起旅行，一起拍闺蜜写真，一起穿着闺蜜装庆祝生日，甚至连抑郁症都一起承受——雪莉患有抑郁症，曾被网友发现自杀未遂的痕迹;具荷拉也有严重抑郁，在2019年5月自杀未遂送入医院。
　　具荷拉曾这样形容自己和雪莉的关系：“是给予我力量的人，我们在辛苦的时候相互安慰，能彼此同感且可以制造欢笑。”本来是互相扶持的两个人，崔雪莉的突然离开，让具荷拉失去了重要的精神支撑，虽然她在直播中保证“姐姐会带着你那份努力活下去”，但她终究也没好好活下去。
　　体验朋友的自杀会改变我们对于死亡的看法——遥远的自杀转变为了一种非常真实的东西，一个有意义、有形状的文化剧本，我们可以遵循这个剧本来“处理”痛苦。
　　对此的解释源自于社会认同理论，许多人饱受抑郁症的摧残，痛苦的情绪无从纾解，这时名人或者朋友的自杀行为，就成为一则天然的广告，为你所处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脱的办法。对于李彩媛、具荷拉们而言，看到别人的自杀，尤其是身边朋友的自杀，可能会被鼓励了勇气、可能是被提供了操作模板，他们最终实施了模仿行为。
　　由于外界的错误渲染，死亡有时会以一种美好而浪漫的方式被呈现，有些甚至会带有壮丽的英雄主义色彩——媒体报道也潜移默化地认同这种行为，间接引导人们将自杀视为一种值得效仿的英勇果断的行为，于是有人出于认同去模仿。
　　当年痴迷于维特的欧洲年轻人都喜欢引用一句话，“死，意味着什么呢？你看，当我们讲到死亡时我们还在幻想着。人是那么渺小，完全不知道生命始于何处，又会终于何时。现在轮到我，轮到你了！”
　　在有些文化中，死亡成为一件凄美的事情，在潜移默化中为自杀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杀具有传染性，但维特效应的威力并不是无敌的。研究者提供了解决自杀传染的对策：良好的社会支持。
　　如果一个家庭提供了强烈的支持，那么在家庭成员中就能避免自杀性传染。既然抑郁症可在亲人、朋友和物理治疗的作用下康复，那么理论上说，“传染性自杀”也是可以完全避免的。
　　（张雪荐自时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