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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管理者的收益观念直接产生了“三盈模式”——企业盈利实现模式、盈余管理模式和盈余分配模式。企业盈利模式的选择对收益的持久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盈余管理模式影响着盈余质量,盈分模式完成了企业收益的流转和扩大再生产。收益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形态发展及相应的管理模式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周期,并构成了企业以收益管理为中心的财务生命线。
【关键词】 收益;盈利模式;盈余模式;盈分模式
一、文献回顾
“收益”是由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最先提出的,故收益的概念一提出就有着较强的经济学渊源。经济收益理论经过数代经济学家的阐释已越来越清晰而不失严密,成为了“真正”的收益。但正是由于它高度抽象的理论,使得经济收益有着其自身无法逾越的鸿沟:难以计量。会计学上的“收益”概念则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带着“有用”的烙印,这种功利的“收益”显然与“真正”的收益之间存在差异。尽管如此,会计收益却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因为它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可以回应现实的需要。“会计收益和经济收益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企业在成本收益权衡比较中的选择问题,只有当这个选择能够给企业各方带来最大收益时,才会达到博弈均衡”(卢雁影等,2004)。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学科的相互融合已成趋势,学者们尝试在经济收益和会计收益之间架构通行的桥梁,如全面收益理论的兴起。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最早提出了“全面收益”概念(周萍,2007)。程春晖(2000)对全面收益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全面收益的确认和计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在我国利润表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
收益的确认和计量是现代会计的核心理论之一,收益对于国家、企业及个人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关于收益的计量方法,一般认为有两种,即“收入—费用法”和“资产—负债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收入—费用法”是会计实务中广为采用的方法。在“收入—费用”法下收益的计量采用的是配比模式,美国会计学会(AAA)关于配比的定义是:配比是以所报告收入的因果关系为基础来陈报费用的过程。配比概念要求在收入和支出之间找到一种合理的配比关系,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逻辑关系很难找到。配比概念不可避免地使会计收益带有主观性和武断性,影响收益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为管理层选择于己有利的分配程序敞开方便之门。另外,由于会计方法的多样性和经营活动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现行会计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大量依靠会计人员的职业分析、选择、判断和估计。不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对收益可能产生重大影响,Nobes和Parker(1995)分析说,在宏观会计政策差异方面,如一家挪威公司(Norsk Hydro),1992年按所在国现行规定报告净收益为1.67亿挪威克朗,但若根据美国准则却高达17.63亿挪威克朗;一家澳大利亚公司(The News Corporation)1992年按所在国现行规定报告利润为5.02亿澳元,但根据美国准则仅有2.41亿澳元。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差异则是十分普遍的,这种差异对企业财务信息揭示和利益分配往往具有较大影响。薛爽(2006)发现,2001-2003年扭亏公司在扭亏前一年多计提减值准备,而在扭亏当年大额冲销减值准备的现象。扣除减值准备的影响,扭亏公司中将有72%的样本不能扭亏。
收益的正确确认和计量是进行合理的利润分配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收益分配理论是财务管理理论的三大内容之一,但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比较重视投资、筹资管理的研究。与此相反,分配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但从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来看,经济学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整个社会收入的再分配问题;而财务学在研究企业收益分配问题时往往以股东主权理论为出发点,将企业收益界定为企业税收利润,重点探讨税后利润如何在企业和股东之间进行分配。许艳芳(2004)将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和员工等重要利益主体全部纳入视野,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企业收益分配问题。
二、收益与“三盈模式”的对应关系
收益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要目的,从收益的来源开始到收益的认定再到收益呈报,收益问题贯穿了企业整个生产经营过程。
收益来源于资本,企业因为所有者投入资本而存在,又因经营者合理地利用资金创造收益而得到延续。对于一个典型的工业企业而言,在其供应、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盈利实现模式(以下简称盈利模式)的选择对收益的持久性具有重要作用,盈余管理模式(以下简称盈余模式)影响着盈余质量,盈利分配模式(以下简称盈分模式)完成了企业收益的流转及扩大再生产。收益各形态与“三盈模式”的对应关系可见图1:
企业收益实现过程及其分配管理状况是企业经营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收入、成本、损失、税收等因素的变化,都会使企业的收益发生变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总目标可以概括为生存、发展和获利,收益的取得为企业的基本生存提供了保障,收益实现方式的选择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动力。
过去,企业主要从事产品的生产经营,管理的重心依市场条件不同,或是生产或是经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企业家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日益重视开拓资本经营。资本经营在拓展企业经营领域的同时,又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务的性能和功能,使财务的功能超越了生产经营,具有了“服务”和“盈利”的双重功能。一定的经营环境和管理导向模式,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收益确定模式。作为会计确认基础的权责发生制,为了反映经济实体在某一期间的业绩,会计上采用了预提、待摊、递延和分配等方法程序,将各个经营期间的收入与费用、收益与损失相配比,在会计确认与计量的过程中加入了人为的主观估计、判断因素,从而为调节会计盈余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盈余管理作为一种财务管理技术,常运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作为一种策略对收益产生影响,从而使企业在证券市场、银行信贷、税务缴纳、报酬激励等方面获得既定的利益。
从企业发展与成长的角度来看,适度的盈余管理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有效的收益管理有利于企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生产要素是企业经营能力发挥作用的载体,所有生产要素都希望能获得较高的使用报酬,不同生产要素主体对收益的分配构成了特定主体的收益,利息是债权人的收益;工资是劳动者的收益;股利是所有者收益;税收是国家作为社会控制的收益。企业必须认真经营,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控制成本开支,增加收入,提高收益,从而结合更多的生产要素,为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吸引更多的资源。
三、收益与盈利模式
收益既是现代企业经营的主要目的之一,又是企业财务报告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收益概念之所以受重视,主要在于它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收益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管理活动的行为指南;第二,它是确定企业应纳税额的有效计量;第三,它是确定企业分配政策的重要基础。
收益主要由收入和费用两个因素决定和构成。收益是企业业绩的表现形式,企业盈利的原始公式为:收益=收入-费用,这也是企业运营的基本逻辑,可以说有企业就已经有了盈利模式。盈利模式可以用来解释企业的销售收入是通过什么方式产生的,又需要支出哪些成本和费用。因此盈利模式是由“获得什么样的收益”这一问题引发的一种围绕价值创造主体而形成的逻辑。
对一个正常健康的企业而言,生产经营活动是其生存的意义所在和根本保证,营业利润则是其盈利的根本来源也是最大来源。一般来说,其他业务利润在营业利润里占的比重较小,它是产生于非经常性的或兼营的业务交易。然而,不同来源的盈余(收益)①却具有不同的质量特征,由收入驱动的盈余更持久、与股价的关系更为紧密。
盈余最根本的来源是收入,费用控制的效益总是需要以一定的收入为前提才能体现,没有收入支持的费用减少不可能产生盈余。而且,企业可供削减的费用空间是有限的,要获得稳定持续的盈余增长势必要求收入的相应增长。盈余的不同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发展战略的结果,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两种基本形式。在成本领先战略下,盈余的决定性来源体现为费用控制的优势;在差异化战略下,盈余的决定性来源则体现为收入优势。然而,这两种竞争战略对保持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并不是等价的。成本领先战略逻辑要求只有一个企业能成为成本领先者,而产业中却可能有不只一种成功的歧异战略。因此,采取差异化的战略将使企业在保持盈利能力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可行性。企业采取不同的盈利策略往往是其所处的境况使然。当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时,通常会想方设法削减费用以实现盈利目标,因为这一做法比实现收入的增长要相对容易,但是这一做法只能奏效于短期盈利,而对长期盈利目标助益有限,甚至由于费用的削减而对企业的核心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使盈利状况进入恶性循环。
四、盈余管理与盈余模式
会计确认是现代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它决定了“何时”、“如何”来对具体的经济业务进行记录,从而达到向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合乎要求的信息这一根本目标。企业从思考收入来源问题开始,围绕价值创造、传递和实现,在盈利模式确定时已经形成一种战略安排,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收益的产生和确认问题。
在早期,确定收益的一个简便的方法是从最终的所得减去最初的投入,或将两期的期末财产进行对比,差额就是赢利。随着股份公司的普及以及“持续经营”概念的出现,收益确定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会计政策开始转为关注收益的定义、确认和计量。这时的收益被人们看作是所确认的收入与相关成本费用配比后的结果,即“收入——费用法”。企业盈利的原始公式表明,收入和费用的变动都能引起盈余在数量上的等量变动,在经济压力和刺激广泛存在的现实环境中,通过特定的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所确定的盈余指标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企业收益管理的重点。
现代会计的基础是权责发生制,在此基础上,收入和费用再分别适用具体不同的确认原则,从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确认过程和确认特征。费用的配比和收入的确认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判断和估计,虽然会计判断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的可靠性问题。再者,会计估计的合法性为盈余管理提供了天然的机会,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实现的。一般意义上的盈余管理是个中性的概念,但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运用者往往会借鉴纳税筹划的定义方式来定义盈余管理(余秀丽等,2009),从而使盈余管理首先进入到企业纳税筹划的现实会计政策选择之中。例如,王跃堂等(2009)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可以通过增加当期的应税费用或推迟当前的应税收入来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少应交所得税”。
对盈余管理进行模式上的划分后,可以发现:
自利型盈余管理的主要类型是基于报酬动机的盈余管理。通常经营者的报酬由工资、奖金、业绩计划和股票期权计划构成。其中,工资属于无风险报酬,后三者属于风险报酬,与会计盈余的相关性高,具有激励作用。对于自利型盈余管理,由于其结果涉及利益的分配,通过赋予经理人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权,使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保持一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经理人的自利型盈余管理行为。
制度型盈余管理是监管政策的缺陷引发的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制度型盈余管理的目的较为明确,即根据制度的规定,运用会计方法或其他方法,达到制度规定的会计盈余指标,取得制度规定的资源。制度型盈余管理行为,如为了上市的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和配股规定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但其中隐含着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动机,尤其对于转轨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市场,监管政策严厉但市场化程度不高,很容易诱发盈余管理。
组织目标型盈余管理是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对利润的平滑,以减少经营中市场波动对企业的不利影响,稳步提高企业价值。在组织型盈余管理手段的选择上,不会仅依靠会计选择而改变财务报告的结果,经营决策的变化、经济交易的选择、交易时点的选择都是组织型盈余管理的手段。当然,由于组织型盈余管理本身涉及对会计盈余的控制和管理,利用会计准则赋予的灵活性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自利型盈余管理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形成不利于相关利益人的行为结果,这种行为由于动机的“不纯洁”而具有欺骗性,会引起相关利益人的警觉和抵制;制度型盈余管理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而导致实施盈余管理,会影响证券市场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此不同的是,组织目标型盈余管理由于其动机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因而其行为过程必然伴随如何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五、收益分配与盈分模式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有机组合,这些契约中包括了企业要素投入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广义地看,其合约边界遍及政府、供应商、顾客等在内的所有利害关系人。收益分配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在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分割的过程。分配的广义主体包括国家、所有者、债权人及企业本身,分配的客体为企业税前利润(本文将所得税作为一项收益分配)。收益分配的典型模式为:
薪息税前利润
工资及职工福利费
息税前利润(企业净收益)
利息
税前利润(剩余收益)
所得税
税后利润
各种提留
可供分配的剩余收益
股东的变动利润
企业留存收益
企业通过收益分配能正确处理与各方的经济关系。从企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来看,企业收益应为财富的增加,所增加的财富不仅包括给股东的股利和企业的留存收益,还包括支付给员工的薪金、上缴的各种税金(不包括增值税)、对外捐赠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应该包括知识技术、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如果说,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是“刚性生产要素”,那么,技术进步则是“柔性生产要素”,柔性生产要素只有与刚性生产要素结合后才能成为生产要素。柔性生产要素参加收益分配,其收益份额与它的贡献大小成正比,柔性生产要素只是这份收益的名义所有者。实际上,这份收益要在柔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生产者,包括劳动和资本(刚性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配。一般地,普通劳动享受的是工资,物力资本享受的是利息,技术进步由于贡献了利润,由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代替其享受,由此演绎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收益分配模型:
薪息税前利润
工资及职工福利费
息税前利润(企业净收益)
利息
税前利润(剩余收益)
所得税
税后利润
各种提留
可供分配的剩余收益
劳动者变动收益
科技劳动者变动收益
经营者变动收益
股东的变动利润
企业留存收益
作为财务三大部分内容(融资、投资和收益分配)之一,收益分配的过程及结果关系到各个要素所有者的切身利益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内部分配的日常管理应根据企业内部分配战略,投资和筹资决策对现金流量的要求,在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约束下,对当期收益进行科学分配。对企业纯收入,其管理的重点在于核实可供分配的纯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作出相应的分配预算。对企业税收,如何合法、合理地纳税,降低企业的纳税支出,是企业内部分配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企业净利润的分配管理包括经营者及一般劳动者如何参与税后利润的分配,如何安排企业内部保留盈余与出资者之间的分配,其他生产要素如知识资本如何参与分配等问题。
六、结语
关于收益,以往的研究关注于:收益及其质量的内涵演进。然而收益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形态发展及相应的管理模式却未有文献进行论述。本文的贡献在于以收益为线索,首次构建了企业“三盈”管理模式,并将其作为企业的经营主线及财务主线来进行分析。拓展了收益理论的研究视角,将收益问题纳入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视野。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讨论了三盈模式框架下收益的一般性特点,未进行相关实证和案例分析,对盈利模式、盈余模式、盈分模式三者的关系未能进行深入剖析。这一方面是囿于对企业案例了解及分析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种新的分析范式,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理论梳理。●
【参考文献】
[1] 卢雁影,邹秋琴.企业业绩评价: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博弈[J].财会通讯,2004(3):3-9.
[2] 周萍.FASB和IASB财务业绩报告项目研究回顾与评价[J].会计研究,2007(9):35-41.
[3] 程春晖.全面收益会计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4] Christopher Nobes and Robert Parker.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M]. 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 Hall,1995.
[5] 薛爽,田新立.八项计提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6(3):14-19.
[6] 许艳芳.企业收益分配研究——从剩余索取权的角度出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7] 余秀丽,黄种杰.盈余管理概念辨析[J].财会月刊,2009(4上):48-49.
[8] 王跃堂,王亮亮,贡彩萍.所得税改革、盈余管理及其经济后果[J].经济研究,2009(3):86-98.
【关键词】 收益;盈利模式;盈余模式;盈分模式
一、文献回顾
“收益”是由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最先提出的,故收益的概念一提出就有着较强的经济学渊源。经济收益理论经过数代经济学家的阐释已越来越清晰而不失严密,成为了“真正”的收益。但正是由于它高度抽象的理论,使得经济收益有着其自身无法逾越的鸿沟:难以计量。会计学上的“收益”概念则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带着“有用”的烙印,这种功利的“收益”显然与“真正”的收益之间存在差异。尽管如此,会计收益却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因为它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可以回应现实的需要。“会计收益和经济收益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企业在成本收益权衡比较中的选择问题,只有当这个选择能够给企业各方带来最大收益时,才会达到博弈均衡”(卢雁影等,2004)。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学科的相互融合已成趋势,学者们尝试在经济收益和会计收益之间架构通行的桥梁,如全面收益理论的兴起。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最早提出了“全面收益”概念(周萍,2007)。程春晖(2000)对全面收益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全面收益的确认和计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在我国利润表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
收益的确认和计量是现代会计的核心理论之一,收益对于国家、企业及个人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关于收益的计量方法,一般认为有两种,即“收入—费用法”和“资产—负债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收入—费用法”是会计实务中广为采用的方法。在“收入—费用”法下收益的计量采用的是配比模式,美国会计学会(AAA)关于配比的定义是:配比是以所报告收入的因果关系为基础来陈报费用的过程。配比概念要求在收入和支出之间找到一种合理的配比关系,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逻辑关系很难找到。配比概念不可避免地使会计收益带有主观性和武断性,影响收益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为管理层选择于己有利的分配程序敞开方便之门。另外,由于会计方法的多样性和经营活动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现行会计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大量依靠会计人员的职业分析、选择、判断和估计。不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对收益可能产生重大影响,Nobes和Parker(1995)分析说,在宏观会计政策差异方面,如一家挪威公司(Norsk Hydro),1992年按所在国现行规定报告净收益为1.67亿挪威克朗,但若根据美国准则却高达17.63亿挪威克朗;一家澳大利亚公司(The News Corporation)1992年按所在国现行规定报告利润为5.02亿澳元,但根据美国准则仅有2.41亿澳元。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差异则是十分普遍的,这种差异对企业财务信息揭示和利益分配往往具有较大影响。薛爽(2006)发现,2001-2003年扭亏公司在扭亏前一年多计提减值准备,而在扭亏当年大额冲销减值准备的现象。扣除减值准备的影响,扭亏公司中将有72%的样本不能扭亏。
收益的正确确认和计量是进行合理的利润分配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收益分配理论是财务管理理论的三大内容之一,但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比较重视投资、筹资管理的研究。与此相反,分配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但从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来看,经济学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整个社会收入的再分配问题;而财务学在研究企业收益分配问题时往往以股东主权理论为出发点,将企业收益界定为企业税收利润,重点探讨税后利润如何在企业和股东之间进行分配。许艳芳(2004)将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和员工等重要利益主体全部纳入视野,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企业收益分配问题。
二、收益与“三盈模式”的对应关系
收益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要目的,从收益的来源开始到收益的认定再到收益呈报,收益问题贯穿了企业整个生产经营过程。
收益来源于资本,企业因为所有者投入资本而存在,又因经营者合理地利用资金创造收益而得到延续。对于一个典型的工业企业而言,在其供应、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盈利实现模式(以下简称盈利模式)的选择对收益的持久性具有重要作用,盈余管理模式(以下简称盈余模式)影响着盈余质量,盈利分配模式(以下简称盈分模式)完成了企业收益的流转及扩大再生产。收益各形态与“三盈模式”的对应关系可见图1:
企业收益实现过程及其分配管理状况是企业经营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收入、成本、损失、税收等因素的变化,都会使企业的收益发生变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总目标可以概括为生存、发展和获利,收益的取得为企业的基本生存提供了保障,收益实现方式的选择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动力。
过去,企业主要从事产品的生产经营,管理的重心依市场条件不同,或是生产或是经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企业家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日益重视开拓资本经营。资本经营在拓展企业经营领域的同时,又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务的性能和功能,使财务的功能超越了生产经营,具有了“服务”和“盈利”的双重功能。一定的经营环境和管理导向模式,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收益确定模式。作为会计确认基础的权责发生制,为了反映经济实体在某一期间的业绩,会计上采用了预提、待摊、递延和分配等方法程序,将各个经营期间的收入与费用、收益与损失相配比,在会计确认与计量的过程中加入了人为的主观估计、判断因素,从而为调节会计盈余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盈余管理作为一种财务管理技术,常运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作为一种策略对收益产生影响,从而使企业在证券市场、银行信贷、税务缴纳、报酬激励等方面获得既定的利益。
从企业发展与成长的角度来看,适度的盈余管理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有效的收益管理有利于企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生产要素是企业经营能力发挥作用的载体,所有生产要素都希望能获得较高的使用报酬,不同生产要素主体对收益的分配构成了特定主体的收益,利息是债权人的收益;工资是劳动者的收益;股利是所有者收益;税收是国家作为社会控制的收益。企业必须认真经营,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控制成本开支,增加收入,提高收益,从而结合更多的生产要素,为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吸引更多的资源。
三、收益与盈利模式
收益既是现代企业经营的主要目的之一,又是企业财务报告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收益概念之所以受重视,主要在于它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收益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管理活动的行为指南;第二,它是确定企业应纳税额的有效计量;第三,它是确定企业分配政策的重要基础。
收益主要由收入和费用两个因素决定和构成。收益是企业业绩的表现形式,企业盈利的原始公式为:收益=收入-费用,这也是企业运营的基本逻辑,可以说有企业就已经有了盈利模式。盈利模式可以用来解释企业的销售收入是通过什么方式产生的,又需要支出哪些成本和费用。因此盈利模式是由“获得什么样的收益”这一问题引发的一种围绕价值创造主体而形成的逻辑。
对一个正常健康的企业而言,生产经营活动是其生存的意义所在和根本保证,营业利润则是其盈利的根本来源也是最大来源。一般来说,其他业务利润在营业利润里占的比重较小,它是产生于非经常性的或兼营的业务交易。然而,不同来源的盈余(收益)①却具有不同的质量特征,由收入驱动的盈余更持久、与股价的关系更为紧密。
盈余最根本的来源是收入,费用控制的效益总是需要以一定的收入为前提才能体现,没有收入支持的费用减少不可能产生盈余。而且,企业可供削减的费用空间是有限的,要获得稳定持续的盈余增长势必要求收入的相应增长。盈余的不同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发展战略的结果,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两种基本形式。在成本领先战略下,盈余的决定性来源体现为费用控制的优势;在差异化战略下,盈余的决定性来源则体现为收入优势。然而,这两种竞争战略对保持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并不是等价的。成本领先战略逻辑要求只有一个企业能成为成本领先者,而产业中却可能有不只一种成功的歧异战略。因此,采取差异化的战略将使企业在保持盈利能力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可行性。企业采取不同的盈利策略往往是其所处的境况使然。当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时,通常会想方设法削减费用以实现盈利目标,因为这一做法比实现收入的增长要相对容易,但是这一做法只能奏效于短期盈利,而对长期盈利目标助益有限,甚至由于费用的削减而对企业的核心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使盈利状况进入恶性循环。
四、盈余管理与盈余模式
会计确认是现代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它决定了“何时”、“如何”来对具体的经济业务进行记录,从而达到向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合乎要求的信息这一根本目标。企业从思考收入来源问题开始,围绕价值创造、传递和实现,在盈利模式确定时已经形成一种战略安排,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收益的产生和确认问题。
在早期,确定收益的一个简便的方法是从最终的所得减去最初的投入,或将两期的期末财产进行对比,差额就是赢利。随着股份公司的普及以及“持续经营”概念的出现,收益确定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会计政策开始转为关注收益的定义、确认和计量。这时的收益被人们看作是所确认的收入与相关成本费用配比后的结果,即“收入——费用法”。企业盈利的原始公式表明,收入和费用的变动都能引起盈余在数量上的等量变动,在经济压力和刺激广泛存在的现实环境中,通过特定的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所确定的盈余指标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企业收益管理的重点。
现代会计的基础是权责发生制,在此基础上,收入和费用再分别适用具体不同的确认原则,从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确认过程和确认特征。费用的配比和收入的确认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判断和估计,虽然会计判断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的可靠性问题。再者,会计估计的合法性为盈余管理提供了天然的机会,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实现的。一般意义上的盈余管理是个中性的概念,但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运用者往往会借鉴纳税筹划的定义方式来定义盈余管理(余秀丽等,2009),从而使盈余管理首先进入到企业纳税筹划的现实会计政策选择之中。例如,王跃堂等(2009)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可以通过增加当期的应税费用或推迟当前的应税收入来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少应交所得税”。
对盈余管理进行模式上的划分后,可以发现:
自利型盈余管理的主要类型是基于报酬动机的盈余管理。通常经营者的报酬由工资、奖金、业绩计划和股票期权计划构成。其中,工资属于无风险报酬,后三者属于风险报酬,与会计盈余的相关性高,具有激励作用。对于自利型盈余管理,由于其结果涉及利益的分配,通过赋予经理人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权,使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保持一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经理人的自利型盈余管理行为。
制度型盈余管理是监管政策的缺陷引发的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制度型盈余管理的目的较为明确,即根据制度的规定,运用会计方法或其他方法,达到制度规定的会计盈余指标,取得制度规定的资源。制度型盈余管理行为,如为了上市的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和配股规定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但其中隐含着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动机,尤其对于转轨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市场,监管政策严厉但市场化程度不高,很容易诱发盈余管理。
组织目标型盈余管理是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对利润的平滑,以减少经营中市场波动对企业的不利影响,稳步提高企业价值。在组织型盈余管理手段的选择上,不会仅依靠会计选择而改变财务报告的结果,经营决策的变化、经济交易的选择、交易时点的选择都是组织型盈余管理的手段。当然,由于组织型盈余管理本身涉及对会计盈余的控制和管理,利用会计准则赋予的灵活性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自利型盈余管理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形成不利于相关利益人的行为结果,这种行为由于动机的“不纯洁”而具有欺骗性,会引起相关利益人的警觉和抵制;制度型盈余管理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而导致实施盈余管理,会影响证券市场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此不同的是,组织目标型盈余管理由于其动机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因而其行为过程必然伴随如何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五、收益分配与盈分模式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有机组合,这些契约中包括了企业要素投入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广义地看,其合约边界遍及政府、供应商、顾客等在内的所有利害关系人。收益分配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在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分割的过程。分配的广义主体包括国家、所有者、债权人及企业本身,分配的客体为企业税前利润(本文将所得税作为一项收益分配)。收益分配的典型模式为:
薪息税前利润
工资及职工福利费
息税前利润(企业净收益)
利息
税前利润(剩余收益)
所得税
税后利润
各种提留
可供分配的剩余收益
股东的变动利润
企业留存收益
企业通过收益分配能正确处理与各方的经济关系。从企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来看,企业收益应为财富的增加,所增加的财富不仅包括给股东的股利和企业的留存收益,还包括支付给员工的薪金、上缴的各种税金(不包括增值税)、对外捐赠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应该包括知识技术、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如果说,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是“刚性生产要素”,那么,技术进步则是“柔性生产要素”,柔性生产要素只有与刚性生产要素结合后才能成为生产要素。柔性生产要素参加收益分配,其收益份额与它的贡献大小成正比,柔性生产要素只是这份收益的名义所有者。实际上,这份收益要在柔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生产者,包括劳动和资本(刚性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配。一般地,普通劳动享受的是工资,物力资本享受的是利息,技术进步由于贡献了利润,由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代替其享受,由此演绎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收益分配模型:
薪息税前利润
工资及职工福利费
息税前利润(企业净收益)
利息
税前利润(剩余收益)
所得税
税后利润
各种提留
可供分配的剩余收益
劳动者变动收益
科技劳动者变动收益
经营者变动收益
股东的变动利润
企业留存收益
作为财务三大部分内容(融资、投资和收益分配)之一,收益分配的过程及结果关系到各个要素所有者的切身利益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内部分配的日常管理应根据企业内部分配战略,投资和筹资决策对现金流量的要求,在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约束下,对当期收益进行科学分配。对企业纯收入,其管理的重点在于核实可供分配的纯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作出相应的分配预算。对企业税收,如何合法、合理地纳税,降低企业的纳税支出,是企业内部分配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企业净利润的分配管理包括经营者及一般劳动者如何参与税后利润的分配,如何安排企业内部保留盈余与出资者之间的分配,其他生产要素如知识资本如何参与分配等问题。
六、结语
关于收益,以往的研究关注于:收益及其质量的内涵演进。然而收益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形态发展及相应的管理模式却未有文献进行论述。本文的贡献在于以收益为线索,首次构建了企业“三盈”管理模式,并将其作为企业的经营主线及财务主线来进行分析。拓展了收益理论的研究视角,将收益问题纳入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视野。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讨论了三盈模式框架下收益的一般性特点,未进行相关实证和案例分析,对盈利模式、盈余模式、盈分模式三者的关系未能进行深入剖析。这一方面是囿于对企业案例了解及分析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种新的分析范式,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理论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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