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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湜的诗论对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派的诗歌批评理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贡献。他的诗论力求解决中国新诗理论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矛盾，力求平衡，以实现新诗发展的多向“合流”：唐湜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追求完美的个性诗艺表现；他主张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无痕融合，真正实现在新诗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失传统诗学的精华，也能适时吸纳进步的世界新传统的成果。
[关键词]唐湜；新诗理论；经验论；合流说；新诗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1-0000-05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上”[1]，九叶诗派的出现成为了中国新诗阶段性的历史界标，九叶诗派何以能担当如此历史责任？理论和创作的并重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之一，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之丰富自然不在话下，而唐湜的诗论对九叶诗派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中国新诗理论建构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唐湜在四十年代的创作，评论多于诗作，直至八十年代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陆续出版了大量的诗歌，特别是双行体的英雄史诗。在理论构建方面，唐湜充分吸纳了西方现代化理论资源，同时融汇了中国传统文论的质素，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梵乐希论诗》、《论风格》、《论意象》、《论意象的凝定》几篇专论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现代派诗歌理论，集中了阐释了他的诗论观点，其诗论推进了中国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建设。在具体诗歌批评实践方面，唐湜在四十年代撰写专论介绍辛笛、穆旦、陈敬容、杭约赫、唐祈、杜运燮、郑敏的创作及他们在诗坛的历史地位，这些评论中的不少观点被后来研究四十年代诗歌理论的学者所引用，这充分证明了唐湜的评论观点正确合理性。其他几十篇专题评论，或评论小说或评论散文甚至诗话，这些后来都收录在《意度集》中，体现了唐湜的独具特色的诗论体系。可以说，唐湜先生的《意度集》足以代表中国四十年代新诗批评理论的最高水准[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以后，唐湜从历史的沉寂中脱身而出，继续为一些他周围有希望的年轻诗人的作品写序或评论，发现新锐，他自认为有责任为年轻的诗人们开辟道路，不让新诗在这一代断了层。
中国新诗批评理论始终在两对最基本的矛盾中挣扎前行：一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二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3]唐湜的诗论力求解决现存的矛盾，寻求两方面的平衡，实现新诗发展的多向“合流”：唐湜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追求完美的个性诗艺表现；他主张他主张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无痕融合，真正实现在新诗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失传统诗学的精华，也能适时吸纳西方现代诗学的成果。对此提出了他诗歌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经验论与意象论。
一、“诗是经验的”
现代主义者坚信：诗的本质是经验而非情感，里尔克认为“诗是经验而非情感”，唐湜称自己是个“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也是这种美学的信徒，他说：“当生活的渣滓沉淀，清纯的文学经验显露于意识的水面时，圆熟的果实自能由枝头或笔下下坠，这便是思想与艺术的最好成果。”[4]针对当时新诗出现的“口号诗”、“感伤诗”倾向，这种“诗是经验”的观点确实为诗坛带来一阵新风，体现了新诗的进步与成熟。
唐湜把立恰慈关于“包含的诗”的概念引入到了自己的观念体系中。他要求诗人们尊重诗的实质，诗是经验的，因此诗人们首先要尊重现实，用虔诚的态度去体验真实的生活，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
（一）“经验说”与“意象论”
文学经验并不等于生活经验，一个人不可能亲身经历一切生活，一个诗人所写的也未必都是他真实的生活经验，直接揭露生活经验的诗歌也不能称之为艺术，但文学经验却根植于现实生活，“只有在生活经验沉入潜意识的底层，受到潜移默化的风化作用，去芜存精，而以自然的意象或比喻的姿态，浮现于意识流中，肤浅的生活经验才能变成有深厚暗示力的文学经验。”[5]唐湜认为最好的艺术应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管中窥豹，由一点而引起全般反应。
诗人若不能为个体的情感寻找到切合的客观对应物，那么他就未能将生活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这时诗歌就容易沦为政教宣传或感伤自恋的工具。可见唐湜并不是完全摒弃个体情感的，没有丰富情感的人不能成为好诗人，但优秀的诗人不能仅有喷泻不完的热情。唐湜既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又强调了艺术手腕的高低，力求诗人们创作出完美的意象（即诗人情感的客观对应物）传达个体的生活经验。可见，他是主张通过鲜明的自我感觉的具体意象来抒写诗人感情。
唐湜以“经验说”和“意象论”来建构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意象论”更是唐湜诗论的核心，他自觉地以意象论来评价现代主义诗歌。唐湜认为他的这种意象诗学足可为中国新诗开辟出一个新大地。这种意象是一种融和了经验和潜意识的神奇之物。叔本华认为世界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意志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意象便是两个世界的媒介。唐湜充分认识到了潜意识流对意象的作用，唐湜将意象比喻为深渊里的鱼，当它被钓起时是如此鲜活，绝不是一种表象的简单堆砌，而是充满本能与生命冲击力的表现，这正是化妆了的被个体压抑着的生活经验。总之，意象的产生从根本上看都是离不开诗人的具体生活经验的，是诗人对客观世界的真切反应。
对于意象，唐湜要求有塑像般的凝定的姿，有一种建筑的力量即坚忍的屹立，同时又有着深沉的丰富与凝重。凝定还意味着艺术表现的凝炼与含蓄。唐湜认为这是诗人的心灵的凝定。唐湜反对把凝定理解为凝固与定型，那样只能使艺术的生命走向死亡与枯萎。凝定，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
（二）“现实性的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紧接着的国内战争都是九叶诗人们亲历亲受的，特别是闻一多先生的惨死让这群青年们对现实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他们有了切肤刻骨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的。所以一旦把“九叶诗派”置于整个战争的大背景下进行关照和透视，就会不难理解这群年轻的诗人们会走出象牙塔，关注社会现实，他们再也无法闭上双眼追求纯诗。九叶诗人的诗作中切近现实的诗最充分的体现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这类诗中的意象也更扎实，更接近于社会生活，哲理比抒情更多一些。但每一个人的创作还是各显特色的。他们关注现实的同时也对现实保持一种相对冷静、理智的思考，并没放弃诗歌对艺术美的追求。 唐湜的诗评思想非常辩证，他看到了诗歌创作中人体个性的重要性，认为艺术的生命正在于此：“当历史的阳光通过个人的人性的三棱镜而映照、凝定时，艺术品才有了真实的跃动的生命。”[6]但他同时也认识到现实的责任、个人与时代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反对直接抒情以及无限夸大个人情感，使他确立了诗歌观念更新的主体意识——自觉地超越现实。唐湜认为，艺术不止是表现生活的表象，它需要剖析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本质上还能表现人类精神生活的蜕变。这就得把个体与群体、个人与时代有机地综合起来。于是与当时存在的唯我、无我两种偏激倾向划清了界线。不过，强调综合不意味着放弃艺术自身的独立价值。诗是生活（或生命）形式表现于语言形式，诗人一方面要应反映的“人生现实”，另一方面也同样应坚守诗为艺术时的诗的本质。
就中国而言，新诗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受到政治的冲击，因此，政治对诗歌的影响也不能置之不谈。诗人们生活在政治的空气里，如果想要完全摆脱任何政治的影响，则必然会遭遇窒息的威胁。唐湜梳理了诗与政治这一对特殊矛盾，提出诗与政治没有附属关系的结论，其平行论的认识是基于中国诗界的现实。唐湜清醒地意识到了艺术与政治之间平行联系，他“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也绝对否定二者间有任何从属关系。[7]只有这样，才能走上不同于“纯诗”与“工具论”第三条诗歌之旅。
“五四”时期，刘延陵就曾经提出新诗要表现现代人复杂错综的情绪，以便多方面地发挥诗的功能。[8]但它绝不一遍又一遍地用政治术语，和标语上、广告上常见的字样呐喊。唐湜对漫无节制的抒情风表示了明确反感：“向外奔放的往往只表现了自我人格的投掷，而向内凝含的却常常能入神于众多的人生光景，任意象自由地遨游。”[9]
（三）“个性化的创造”
唐湜认为艺术品必须是主观的有个性的创造[10]，最好的作品便是作者自我人格与个性的自然突显，作者必须将自己全身心的热情凝聚在作品上，然后将无意识的、杂乱的情感升华为理性的作品。唐湜强调个性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理性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的诗是从浪漫主义走向古典主义的，从“光芒焕发”走向“坚定凝重”的，并且诗中应该融入“诗人的灵魂”，可以像人一样思考的灵魂。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世情，年轻一代诗人们的情感是不同于老一代诗人们的，唐湜亲身经历着外部世界的遽变，体会到个人的感情是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唐湜怀着宽容的心看待年轻诗人们的创作，因此他对以九叶诗人为代表的年轻诗人群特别关注，这群年轻诗人是诗坛的新到者、初来者；他们与众不同，甚至与前辈诗人或同辈诗人背道而驰；他们反叛规范，凭借着独特的诗艺开创新天地，因此，他们又有“先锋诗人”之称。在唐湜看来，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大胆创新，敢于超越与突破既有的诗歌传统。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青人或是成为后来的“九叶诗人”或是紧密团结在“九叶派”外围的诗人，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从整个人类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诗人们的命运总是坎坷的，他们的出现一般都是伴随着多方面的阻力甚至指责。唐湜对那些受到冷落的诗人、作家似乎更有所偏爱，对那些因为时代的原因而被忽视的诗人投注了更多的关注，为他们的作品写了大量评论。这群执着的年青诗人在早期的提倡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诗人、批评者的支持和接受，他们甚至鲜为人提及，唐湜的评论大多竟是对这些年青诗人们的第一次赏析。[11]唐湜品评在当时对他们而言可谓是逆流而行中的一点安慰，也坚定了他们的创作信心，使得在个性化创作之途中继续探索前进。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人，只要他们的艺术追求真的推动了诗歌艺术的进步，历史终将承认他们的价值。历史的理性和对未来的推想在关注新生代的艺术探索的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个人的好恶不能取代科学的批评。作为批评家的唐湜看到了他们当时的处境，发现他们的价值，于是他在寂静中发声，为当时处于文坛边缘的这群默默无名的诗人写下了一篇篇激赏的评论。唐湜对同为“九叶诗派”的其他几位诗人特别关注，为他们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唐湜非常注重每一位诗人的个性特征与独特创造性。他怀着一颗包容的心，关注和肯定那些只要在艺术上是诗的创作。认为辛笛的诗有一种古典主义气质；肯定了其诗歌的“合流”效果以及意象营构的特点；探讨陈敬容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段和艺术风格上的不断演化；展示了穆旦诗歌的风格特征以及他“搏求者”的精神意蕴与艺术风度；肯定郑敏诗歌中的理性精神与“坚韧的浪漫感情”发现唐祈的诗“从容、俊逸、风姿英发、不苦涩滞重，也不轻脱油滑”的整体风格。唐湜从对诗人的评价中强化了他对新诗的进一步认识，也勾划出“九叶诗人”群的个体与整体流派的艺术特征。
针对当时诗坛的沉寂现状，作为批评者唐湜极力关注与鼓吹这群富于个性的年轻诗人群的艺术探索，作为诗人的唐湜也对诗歌艺术求新求变抱有强烈愿望，关切未来诗歌发展的方向。他站在时代的背景下审视诗歌艺术的发展之途，认为在严肃的历史时代，应该怀有坚定的信心和真挚的诚心去探索诗歌艺术的真理。在对待这些评论对象时，唐湜并没有完全以一成不变眼光去打量他们，更没有因为这些诗人们与众不同的新的艺术探索而完全否定，唐湜深入思考了他们不同于主流的艺术追求，肯定了他们在艺术探索中发现的诗学意义以及他们所体现的新的诗学价值，同时也没有对他所关注的诗人一味唱赞歌，在肯定他们新诗探索的成就的同时，也直言不讳的指出他们在探索中的失误或不足，对这些诗人们不成熟、不成功的地方提出诚恳的批评，他以自己所坚持的诗学标准客观公正的评价新生代的诗歌，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在唐湜的整个评论之中的指弊虽然只是极少的部分，却是一针见血，触及要害。唐湜大胆的指出不足乃至缺陷之处，是期待诗人在以后的探索中能予以纠正，希望能以此引导他们诗艺的发展，从而创作出更高水准的作品。这实际上并非对诗人的否定，反而包含着对诗人的尊重，也包含着他对未来诗歌更加美好的热情。另外，从客观上看，唐湜的诗歌批评对“九叶诗派”这一流派的形成确实起到了促进、团结、巩固的作用。
[关键词]唐湜；新诗理论；经验论；合流说；新诗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1-0000-05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上”[1]，九叶诗派的出现成为了中国新诗阶段性的历史界标，九叶诗派何以能担当如此历史责任？理论和创作的并重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之一，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之丰富自然不在话下，而唐湜的诗论对九叶诗派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中国新诗理论建构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唐湜在四十年代的创作，评论多于诗作，直至八十年代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陆续出版了大量的诗歌，特别是双行体的英雄史诗。在理论构建方面，唐湜充分吸纳了西方现代化理论资源，同时融汇了中国传统文论的质素，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梵乐希论诗》、《论风格》、《论意象》、《论意象的凝定》几篇专论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现代派诗歌理论，集中了阐释了他的诗论观点，其诗论推进了中国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建设。在具体诗歌批评实践方面，唐湜在四十年代撰写专论介绍辛笛、穆旦、陈敬容、杭约赫、唐祈、杜运燮、郑敏的创作及他们在诗坛的历史地位，这些评论中的不少观点被后来研究四十年代诗歌理论的学者所引用，这充分证明了唐湜的评论观点正确合理性。其他几十篇专题评论，或评论小说或评论散文甚至诗话，这些后来都收录在《意度集》中，体现了唐湜的独具特色的诗论体系。可以说，唐湜先生的《意度集》足以代表中国四十年代新诗批评理论的最高水准[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以后，唐湜从历史的沉寂中脱身而出，继续为一些他周围有希望的年轻诗人的作品写序或评论，发现新锐，他自认为有责任为年轻的诗人们开辟道路，不让新诗在这一代断了层。
中国新诗批评理论始终在两对最基本的矛盾中挣扎前行：一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二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3]唐湜的诗论力求解决现存的矛盾，寻求两方面的平衡，实现新诗发展的多向“合流”：唐湜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追求完美的个性诗艺表现；他主张他主张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无痕融合，真正实现在新诗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失传统诗学的精华，也能适时吸纳西方现代诗学的成果。对此提出了他诗歌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经验论与意象论。
一、“诗是经验的”
现代主义者坚信：诗的本质是经验而非情感，里尔克认为“诗是经验而非情感”，唐湜称自己是个“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也是这种美学的信徒，他说：“当生活的渣滓沉淀，清纯的文学经验显露于意识的水面时，圆熟的果实自能由枝头或笔下下坠，这便是思想与艺术的最好成果。”[4]针对当时新诗出现的“口号诗”、“感伤诗”倾向，这种“诗是经验”的观点确实为诗坛带来一阵新风，体现了新诗的进步与成熟。
唐湜把立恰慈关于“包含的诗”的概念引入到了自己的观念体系中。他要求诗人们尊重诗的实质，诗是经验的，因此诗人们首先要尊重现实，用虔诚的态度去体验真实的生活，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
（一）“经验说”与“意象论”
文学经验并不等于生活经验，一个人不可能亲身经历一切生活，一个诗人所写的也未必都是他真实的生活经验，直接揭露生活经验的诗歌也不能称之为艺术，但文学经验却根植于现实生活，“只有在生活经验沉入潜意识的底层，受到潜移默化的风化作用，去芜存精，而以自然的意象或比喻的姿态，浮现于意识流中，肤浅的生活经验才能变成有深厚暗示力的文学经验。”[5]唐湜认为最好的艺术应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管中窥豹，由一点而引起全般反应。
诗人若不能为个体的情感寻找到切合的客观对应物，那么他就未能将生活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这时诗歌就容易沦为政教宣传或感伤自恋的工具。可见唐湜并不是完全摒弃个体情感的，没有丰富情感的人不能成为好诗人，但优秀的诗人不能仅有喷泻不完的热情。唐湜既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又强调了艺术手腕的高低，力求诗人们创作出完美的意象（即诗人情感的客观对应物）传达个体的生活经验。可见，他是主张通过鲜明的自我感觉的具体意象来抒写诗人感情。
唐湜以“经验说”和“意象论”来建构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意象论”更是唐湜诗论的核心，他自觉地以意象论来评价现代主义诗歌。唐湜认为他的这种意象诗学足可为中国新诗开辟出一个新大地。这种意象是一种融和了经验和潜意识的神奇之物。叔本华认为世界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意志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意象便是两个世界的媒介。唐湜充分认识到了潜意识流对意象的作用，唐湜将意象比喻为深渊里的鱼，当它被钓起时是如此鲜活，绝不是一种表象的简单堆砌，而是充满本能与生命冲击力的表现，这正是化妆了的被个体压抑着的生活经验。总之，意象的产生从根本上看都是离不开诗人的具体生活经验的，是诗人对客观世界的真切反应。
对于意象，唐湜要求有塑像般的凝定的姿，有一种建筑的力量即坚忍的屹立，同时又有着深沉的丰富与凝重。凝定还意味着艺术表现的凝炼与含蓄。唐湜认为这是诗人的心灵的凝定。唐湜反对把凝定理解为凝固与定型，那样只能使艺术的生命走向死亡与枯萎。凝定，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
（二）“现实性的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紧接着的国内战争都是九叶诗人们亲历亲受的，特别是闻一多先生的惨死让这群青年们对现实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他们有了切肤刻骨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的。所以一旦把“九叶诗派”置于整个战争的大背景下进行关照和透视，就会不难理解这群年轻的诗人们会走出象牙塔，关注社会现实，他们再也无法闭上双眼追求纯诗。九叶诗人的诗作中切近现实的诗最充分的体现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这类诗中的意象也更扎实，更接近于社会生活，哲理比抒情更多一些。但每一个人的创作还是各显特色的。他们关注现实的同时也对现实保持一种相对冷静、理智的思考，并没放弃诗歌对艺术美的追求。 唐湜的诗评思想非常辩证，他看到了诗歌创作中人体个性的重要性，认为艺术的生命正在于此：“当历史的阳光通过个人的人性的三棱镜而映照、凝定时，艺术品才有了真实的跃动的生命。”[6]但他同时也认识到现实的责任、个人与时代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反对直接抒情以及无限夸大个人情感，使他确立了诗歌观念更新的主体意识——自觉地超越现实。唐湜认为，艺术不止是表现生活的表象，它需要剖析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本质上还能表现人类精神生活的蜕变。这就得把个体与群体、个人与时代有机地综合起来。于是与当时存在的唯我、无我两种偏激倾向划清了界线。不过，强调综合不意味着放弃艺术自身的独立价值。诗是生活（或生命）形式表现于语言形式，诗人一方面要应反映的“人生现实”，另一方面也同样应坚守诗为艺术时的诗的本质。
就中国而言，新诗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受到政治的冲击，因此，政治对诗歌的影响也不能置之不谈。诗人们生活在政治的空气里，如果想要完全摆脱任何政治的影响，则必然会遭遇窒息的威胁。唐湜梳理了诗与政治这一对特殊矛盾，提出诗与政治没有附属关系的结论，其平行论的认识是基于中国诗界的现实。唐湜清醒地意识到了艺术与政治之间平行联系，他“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也绝对否定二者间有任何从属关系。[7]只有这样，才能走上不同于“纯诗”与“工具论”第三条诗歌之旅。
“五四”时期，刘延陵就曾经提出新诗要表现现代人复杂错综的情绪，以便多方面地发挥诗的功能。[8]但它绝不一遍又一遍地用政治术语，和标语上、广告上常见的字样呐喊。唐湜对漫无节制的抒情风表示了明确反感：“向外奔放的往往只表现了自我人格的投掷，而向内凝含的却常常能入神于众多的人生光景，任意象自由地遨游。”[9]
（三）“个性化的创造”
唐湜认为艺术品必须是主观的有个性的创造[10]，最好的作品便是作者自我人格与个性的自然突显，作者必须将自己全身心的热情凝聚在作品上，然后将无意识的、杂乱的情感升华为理性的作品。唐湜强调个性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理性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的诗是从浪漫主义走向古典主义的，从“光芒焕发”走向“坚定凝重”的，并且诗中应该融入“诗人的灵魂”，可以像人一样思考的灵魂。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世情，年轻一代诗人们的情感是不同于老一代诗人们的，唐湜亲身经历着外部世界的遽变，体会到个人的感情是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唐湜怀着宽容的心看待年轻诗人们的创作，因此他对以九叶诗人为代表的年轻诗人群特别关注，这群年轻诗人是诗坛的新到者、初来者；他们与众不同，甚至与前辈诗人或同辈诗人背道而驰；他们反叛规范，凭借着独特的诗艺开创新天地，因此，他们又有“先锋诗人”之称。在唐湜看来，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大胆创新，敢于超越与突破既有的诗歌传统。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青人或是成为后来的“九叶诗人”或是紧密团结在“九叶派”外围的诗人，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从整个人类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诗人们的命运总是坎坷的，他们的出现一般都是伴随着多方面的阻力甚至指责。唐湜对那些受到冷落的诗人、作家似乎更有所偏爱，对那些因为时代的原因而被忽视的诗人投注了更多的关注，为他们的作品写了大量评论。这群执着的年青诗人在早期的提倡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诗人、批评者的支持和接受，他们甚至鲜为人提及，唐湜的评论大多竟是对这些年青诗人们的第一次赏析。[11]唐湜品评在当时对他们而言可谓是逆流而行中的一点安慰，也坚定了他们的创作信心，使得在个性化创作之途中继续探索前进。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人，只要他们的艺术追求真的推动了诗歌艺术的进步，历史终将承认他们的价值。历史的理性和对未来的推想在关注新生代的艺术探索的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个人的好恶不能取代科学的批评。作为批评家的唐湜看到了他们当时的处境，发现他们的价值，于是他在寂静中发声，为当时处于文坛边缘的这群默默无名的诗人写下了一篇篇激赏的评论。唐湜对同为“九叶诗派”的其他几位诗人特别关注，为他们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唐湜非常注重每一位诗人的个性特征与独特创造性。他怀着一颗包容的心，关注和肯定那些只要在艺术上是诗的创作。认为辛笛的诗有一种古典主义气质；肯定了其诗歌的“合流”效果以及意象营构的特点；探讨陈敬容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段和艺术风格上的不断演化；展示了穆旦诗歌的风格特征以及他“搏求者”的精神意蕴与艺术风度；肯定郑敏诗歌中的理性精神与“坚韧的浪漫感情”发现唐祈的诗“从容、俊逸、风姿英发、不苦涩滞重，也不轻脱油滑”的整体风格。唐湜从对诗人的评价中强化了他对新诗的进一步认识，也勾划出“九叶诗人”群的个体与整体流派的艺术特征。
针对当时诗坛的沉寂现状，作为批评者唐湜极力关注与鼓吹这群富于个性的年轻诗人群的艺术探索，作为诗人的唐湜也对诗歌艺术求新求变抱有强烈愿望，关切未来诗歌发展的方向。他站在时代的背景下审视诗歌艺术的发展之途，认为在严肃的历史时代，应该怀有坚定的信心和真挚的诚心去探索诗歌艺术的真理。在对待这些评论对象时，唐湜并没有完全以一成不变眼光去打量他们，更没有因为这些诗人们与众不同的新的艺术探索而完全否定，唐湜深入思考了他们不同于主流的艺术追求，肯定了他们在艺术探索中发现的诗学意义以及他们所体现的新的诗学价值，同时也没有对他所关注的诗人一味唱赞歌，在肯定他们新诗探索的成就的同时，也直言不讳的指出他们在探索中的失误或不足，对这些诗人们不成熟、不成功的地方提出诚恳的批评，他以自己所坚持的诗学标准客观公正的评价新生代的诗歌，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在唐湜的整个评论之中的指弊虽然只是极少的部分，却是一针见血，触及要害。唐湜大胆的指出不足乃至缺陷之处，是期待诗人在以后的探索中能予以纠正，希望能以此引导他们诗艺的发展，从而创作出更高水准的作品。这实际上并非对诗人的否定，反而包含着对诗人的尊重，也包含着他对未来诗歌更加美好的热情。另外，从客观上看，唐湜的诗歌批评对“九叶诗派”这一流派的形成确实起到了促进、团结、巩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