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评论家兼职写小说几乎成为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潮，从李敬泽、吴亮，到王宏图、房伟，再到梁鸿、项静，一时间可谓热闹非凡。趁此热潮，不甘寂寞的李云雷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青年作家”的行列。与多数跨界写作者不同的是，李云雷小说最初的创作缘起，或可追溯到他对故乡与童年生活的回忆。那些过往岁月的留痕，早已成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印迹。这当然是最切己的个人记忆，让蛰居京城的他牵肠挂肚。而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想，则扮演着某种情感的触媒，让记忆的闸门得以悄然打开，从而生发出饱含情感与歌哭的抒情篇章。
　　 读李云雷的小说，不由得让人想起沃尔特·本雅明。在本雅明那里，对于具有一定历史意味的小说作品而言，重要的不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来描绘过去，而在于“捕获一种记忆”，或者说，“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进而获得一种撼人心魄的情感力量，这便是他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历史叙事的看法。
　　 很多时候，本雅明就像一个考古学家，在童年的迷宫里挖掘对于“家园”的记忆，追寻孩提时代特有的经验和联想。刻骨铭心的事件，永难相见的玩伴，或是在此之外，孩子所特有的，原始的，在感官和下意识层面无比细微而敏感的经验，以及对于色彩、气味、声音和光线的微妙感觉：比如肥皂泡的色彩，煤气灯的咝咝声，农贸市场的腥臭味，等待礼物时的焦灼……凡此种种，无不彰显出对于记忆中的物品和童年“地形图”的眷念，这些的背后，则是时代氛围中一代人的经验范例。而这并不遥远的过去，往往又与未来息息相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曾经这样描述过本雅明的《驼背小人》，“那种包裹着一晃就纷纷飘扬的雪景的玻璃球，作为他最喜欢的物品之一绝非偶然。这些如遗物盒般的玻璃球所要从外部纷繁世界中保护的，可能正是作为隐喻家的本雅明对未来而不是对过去的描述。”这便恰如本雅明自己所言的，“没有什么比那对屋后庭院的一瞥更能深刻地加强我对童年的回忆了”。在他那里，这是流亡岁月的思乡之痛，更是面向未来的历史经验。
　　 同样是为了排遣漂泊岁月里的思乡之痛，蛰居京城的李云雷也会如本雅明一般，时时折返童年的迷宫，去挖掘对于“家园”的记忆。在他那里，在那些通向屋后庭院的幽室中，时间正在变得苍老。而远方唤起的渴望也并非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于是，通过记忆的再现来编织一种“记忆的诗学”，从而展示出他魂牵梦萦的乡村世界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这或许正是他的短篇小说集《再见，牛魔王》执着书写故乡、童年和乡村的意义所在。
　　 在这些篇幅不长，且极度散文化的故事之中，总是徘徊着一个长大之后，常年在外漂泊的“我”，他与过往岁月的年少之“我”的不断“对话”，构成了小说集里多数故事的叙事契机。正是在那些被时光淹没的记忆之中，叙事者竭力捕捉闪闪发光的人与事。而在这字里行间，也似乎总是流露着对于时间流逝的惶恐与不安。这也难怪，当世界急速变化，所有的人也都在不断改变之时，文学的使命或许就是去记录那些已然消逝的事物：它们美好或不美好的样子，构成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最初记忆。我们之所以要执着铭刻那些经受时间流水的冲刷之后依然不变的事物，就是为了以微薄之力对抗这个不断变动的大时代。
　　 乍看上去，《再见，牛魔王》里的故事如此古老，记忆里的童年可谓年代久远。过往岁月的乡村记忆与生产队的劳动场景，不由得让人想起当代十七年乃至八十年代的乡村小说;而作者的表现方式也是如此陈旧，每一篇故事都会让人无端想起“难忘的童年”之类的中学命题作文;甚至他的叙事手法也是如此单一，云淡风轻的散文风格，明显去除了各种复杂的技巧与繁缛的修辞。
　　 然而，这一切却并不简单，更不陈旧。我们必须知道，从小说创作上看，李云雷当年可是先锋文学的模仿者，这一点，在他上一部小说集《父亲与果园》中早有呈现。那些因叙事之需展现出的貌似古老、陈旧和简单的诸多特征，毋宁说是他刻意追求的美学特色。在他这里，那些看似简单的技法其实特别讲究。他以叙事人“我”作为串联的媒介，可以非常自由地引出极有意思也极富意味的细节。这里的人事选取、剪裁，意象的选择和营造，情感的提炼与烘托，都是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不刻意，不做作。当然也有虚构，但却特别自然、真诚，这使小说具有一种娓娓道来的“真切感”，质朴温婉的美学追求之中，甚至让人看不出虚构的痕迹。
　　 在李云雷看来，这或许才是最合适的表达方式，也是基于一种文学自觉，展开的对于流行趣味的对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特意在小说集“后记”中强调，这是对于“太像小说的小说”的某种不满。因为在今天的主流文学世界，那些戏剧化的情节冲突，套路化的想象力与欲望再现，早已被锻造得极为润滑的语言，以及更为繁复夸张的形式技巧，这些被人视为“中产阶级美学”的诸多元素，或许正是他所认定的“太像小说的小说”的题中之义。因此某种程度上，李云雷正是以一种出离于小说规则的方式，显示一种化繁为简，化巧为拙，以旧为新的小说美学。或者可以说，他试图以一种清新刚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美学风貌，来对抗时下流行的中产阶级美学风格。这无疑又是一种新颖的文学。
　　 纵观整部《再见，牛魔王》，李云雷基本是在以散文的方式写人、记事，讲述一些朴素的道理，通过小意象的烘托引出某种随想和感触。当然也有一种理想性的提炼，比如《织女》、《红灯笼》等篇什里的织布机和红灯笼，这种对于旧年风物的感情投注，引出的自然是旧有价值的消逝问题。当然，也不乏一些单纯的个人记忆，比如《纵横四海》里饶有意味的江湖岁月。但更多还是写人，写记忆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以及对于他们个人命运的感慨。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李云雷已然有效地将生活经验转换成了文学经验。但问题是如何更进一步，即如何以小说的方式落实他的批评理想，无疑更为重要。我们当然可以说，“记忆的诗学”本身就是文学理想。通过唤起过往的记忆，对抗这个不断变动的大时代，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理想？然而，李云雷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作为“底层文学”和左翼文学理论的重要批评家，他如何将文学创作活动与自己的批评理想有效结合，即如何在本雅明的意义上，从“流亡岁月的思乡之痛”中，提炼出“面向未来的历史经验”，则自然是更多人关注的问题。就此来看，他显然也做出了诸多有益尝试，但就作品而言，却不能说毫无问题。
　　 这便不得不提到《再见，牛魔王》里最重要的两篇小说，《暗夜行路》和《再见，牛魔王》。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两篇小说都是他尝试落实批评理想的产物，却不得不说，都明显存在一些理念化的痕迹。
　　 不可否认，这两篇小说都有极为明显的寓言化追求，亦都是特别有力量的作品。但其不同的美学风貌背后，其实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即都有稍显生硬的对应关系，理念化的痕迹太过明显，这使得它们总体上不如其他篇目那么自然真切。而回过头来，我们去看他那些抛开了具体批评理念的小说，反而能够见出轻松从容的状态，这些作品虽欠缺力度却生动感人。因此现在看来，李云雷通过他的写作已然有效地將生活经验转换成了文学经验。但如何去贴合自己的写作理论，将批评理想转化成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无疑是他接下来的创作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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