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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刚走完半程，中美围绕南海仲裁案展开了新一轮较量。此次中美交锋固然有其独特机缘与特点，但若放在中美亚太战略博弈的宏观背景下观察则会发现，这不过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勃兴张力，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又一次撞击。
美国大力推动亚太再平衡之际，必须直面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相较于以前世代的大国关系，中美之间依存度空前之高。中美彼此依存度伴随两国实力差距缩小而愈发显著，且分布均匀。中美博弈面临的显著难题在于，若冲突升级，可能导致“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局面，且容易导致冲突长期化，谁也无法占据上风。
上述态势，为中国应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加了空前大的运筹空间和回旋余地。作为大国，中国对待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方面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国际角力场上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随风起舞，不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也要善于扬长避短，并善于击人之短。既善于下先手棋，也善于开新棋局，保持战略灵活性和主动性。
当今世界，中美关系可能是最重要、最复杂、最敏感的双边关系。美中是全球排在前两位的最大经济体，分属不同社会和文化体系，且在全球治理和价值理念上存在分歧。从发展态势和两国关系观之，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则是新兴大国，被西方学界广泛视为最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者。中美之间这种“恶斗两伤却不得不斗”的局面，考验双方的智慧，从中国角度观之，唯有以融合战术，加以化解，方有望最大限度管控风险，实现本国利益。
当前，中国可以利用的经济战略有很多侧面，但就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言，中国应当采取的经济对策似乎可以用“融合战术”加以概括。通过这种表面上以响应西方所谓“中国责任论”为由头，实质上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战术，重新定义中国的新责任和外交行为，从而限制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华所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所谓“融合战术”，就是借助中国新近具备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通过自贸安排、投资开发、产能合作等多种灵活方式，灵活参与并逐步改造美国主导的亚太政治经济秩序，在美国和其传统盟友之间，以及在某些战略上重要的国家内部，巧妙融入“中国元素”，使得中国元素固化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战略上不容切割、不可轻动的一部分，从根本上限制亚太再平衡战略可能产生的对华挤出效用。
相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这十五年间，亚太地区在经贸领域最大的变化之一在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经济角色发生的质变：由以往的严重依赖西方市场的贴牌制造业基地，升级为全球重要资本输出国和消费市场。
这种重要的切换将产生显著外部性：一是中国经济对外部、尤其是对美日等西方经济体的相对依存度有所降低，西方对中国要素的依存度有所提升；二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产能过剩、消费萎靡的背景下，中国市场不论对发达经济体还是对作为大宗商品来源地的某些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三是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全球流动性吃紧之际，中国资本和市场愈发被视为稀缺品，而受到外界广泛重视。
中国经济角色的上述变化以及其外部性，为中国施展经济外交活动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就是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经济外交资源和策略选项，以至于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论调开始不绝于耳。
一方面，从短期看，中国更加有能力以经济制裁和优惠措施，应对单一事件，影响相关国际行为主体的行为，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另一方面，从长期看，中国有条件祭出更多经济外交战略，与美日等传统经济强国展开竞争和博弈。
在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背景下，经贸领域的博弈升级不可避免，具体或将体现为中国等新兴国家主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等经济战略与美国主导的TPP等经济战略之间的博弈。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谁的合作方案更有利于促进亚太区域合作、更能给地区伙伴带来好处，谁就更有机会赢得竞争优势，成为规则的书写者和主导者。
有人说，中国是个“发展中发达国家”。这种言论虽缺乏学术上的严谨，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具有某种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居中的“中间之国”定位，或者说是一种绕开了“华盛顿共识”西方意识形态牵绊的“中国模式”。而恰恰是这种独特的定位，引发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关注，成为新发展援助的来源。这种独特定位也使中国具有了任何大国都不具备的特有国家能力，也当然构成了中国与美国相博弈的重要利器。
经济上，中国作为“中间之国”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经济已经从全球价值链条的低端向中端迈进，这使得当今中国既可以对接高端技术资本要素，又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满足中低端需求，而美、日等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开发机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广大亚太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中间之国”的优势，并不仅仅局限于基础设施领域，更在于利用承上启下的优势，可以打通上下游资源，联通高低端市场，从而提高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效率。也就是说，中国对西方发达技术、经验和模式进行了深度消化和归化，变为符合自身需求的内生性资源，其外溢效应则是中国发挥了把这些资源移植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介作用。
不少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得到除美日之外的广大西方国家和亚太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响应，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实，从更深层次角度分析，亚投行不过是中国发挥自身“中间之国”的优势，主动搭建平台，实现了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与需求两端的跨境、跨界完美对接，极大提升了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的效率。
今后，中国需要巩固并强化自身在政治、文化、外交领域的优势筹码，通过鼓励国内文化传媒产业通过并购、持股等合作方式出海，在管控有序的前提下，鼓励中外宗教文化团体跨境交流和联谊，更多举办基于宗教和文化同源的祈福、论坛、商贸活动，用足传统文化渊源，在多个领域和层次增进人文交流，增强东方文化、大中华文化圈层的纽带关系，努力促进文化相通，民心相通，不断提升所谓软实力、巧实力和粘性实力。 同时，继续鼓励出海企业造福当地民生，推进国际扶贫开发等多种渠道，用文化的力量加市场的力量，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做好公关，为积聚亚太价值观认同，积极释放调和、沟通和集纳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借重非政府组织（NGO）的力量，学习美国经验，通过资助与控制，影响国际NGO的活动，向外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培植当地亲华民意基础。
当前，中国外交尤其需要积极有为，充分发挥“中间之国”的新优势，积极担当全球经济治理的改进者、跨境产业合作的传递者、复杂交易的撮合者、国际资本技术要素的集纳者、南北合作的搭桥者，以强大的兼容力、吸引力、整合力，促进亚太各国互利合作、扩大域内开放，促进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共赢格局。
为缓解周边焦虑，弱化地区国家对美安全依赖，缓和中美矛盾，中国应当开辟新棋局，以全球性大国的眼界，主动把中美战略博弈带入更大范围，更加积极地经略与欧洲、南太平洋、南亚、中亚、美洲等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区域，善于为大战略营造商业、文化、民间的毛细血管，提高对外战略的柔韧性，使中国元素加速融入相关国家的地方乃至社区事务之中，为中国对美博弈赢得更大回旋余地和战略主动，并最终让美国在亚太的战略陷入某种首尾难顾、无法充分施展的局面。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决定了任何国家不管采取何种战略，都不可能把中国从全球分工格局中割裂开来，这是中国有条件应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根本依托。
只要顺势而为，尽可能借助经济的、市场的力量参与亚太博弈，中国就有机会化挑战为机遇，在与美国等多方的竞合过程中，取得螺旋式上升的新优势，从而在促进亚太和平、共赢、一体化的过程中，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这样描绘中美关系：“这两个国家目前在如此多的问题上都捆绑在一起，重大的决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发生战争；如果处理得好，就将带来另一代人的和平。”
诚如杨荣文观察到的那样，有鉴于中美所处时代不同，与历史上大国间的关依存度也不同，因此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作用以及中国的反作用之下，中美之间即便不能建立彼此互信的“新型大国关系”，也不大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或许将会步入某种高密度、低烈度斗争和妥协并行、更为复杂的博弈形态。
考虑到当今亚太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不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观目标是否包括遏制中国，这一战略的演进和导致的结果，都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志发展，而取决于中美等主要大国的博弈和权力消涨，带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有必要以融合战略应对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不断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以便为世界和未来世代带来完全不同的大国关系和全球福祉。
（作者单位：新华社国际部）
美国大力推动亚太再平衡之际，必须直面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相较于以前世代的大国关系，中美之间依存度空前之高。中美彼此依存度伴随两国实力差距缩小而愈发显著，且分布均匀。中美博弈面临的显著难题在于，若冲突升级，可能导致“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局面，且容易导致冲突长期化，谁也无法占据上风。
上述态势，为中国应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加了空前大的运筹空间和回旋余地。作为大国，中国对待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方面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国际角力场上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随风起舞，不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也要善于扬长避短，并善于击人之短。既善于下先手棋，也善于开新棋局，保持战略灵活性和主动性。
当今世界，中美关系可能是最重要、最复杂、最敏感的双边关系。美中是全球排在前两位的最大经济体，分属不同社会和文化体系，且在全球治理和价值理念上存在分歧。从发展态势和两国关系观之，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则是新兴大国，被西方学界广泛视为最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者。中美之间这种“恶斗两伤却不得不斗”的局面，考验双方的智慧，从中国角度观之，唯有以融合战术，加以化解，方有望最大限度管控风险，实现本国利益。
当前，中国可以利用的经济战略有很多侧面，但就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言，中国应当采取的经济对策似乎可以用“融合战术”加以概括。通过这种表面上以响应西方所谓“中国责任论”为由头，实质上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战术，重新定义中国的新责任和外交行为，从而限制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华所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所谓“融合战术”，就是借助中国新近具备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通过自贸安排、投资开发、产能合作等多种灵活方式，灵活参与并逐步改造美国主导的亚太政治经济秩序，在美国和其传统盟友之间，以及在某些战略上重要的国家内部，巧妙融入“中国元素”，使得中国元素固化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战略上不容切割、不可轻动的一部分，从根本上限制亚太再平衡战略可能产生的对华挤出效用。
相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这十五年间，亚太地区在经贸领域最大的变化之一在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经济角色发生的质变：由以往的严重依赖西方市场的贴牌制造业基地，升级为全球重要资本输出国和消费市场。
这种重要的切换将产生显著外部性：一是中国经济对外部、尤其是对美日等西方经济体的相对依存度有所降低，西方对中国要素的依存度有所提升；二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产能过剩、消费萎靡的背景下，中国市场不论对发达经济体还是对作为大宗商品来源地的某些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三是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全球流动性吃紧之际，中国资本和市场愈发被视为稀缺品，而受到外界广泛重视。
中国经济角色的上述变化以及其外部性，为中国施展经济外交活动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就是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经济外交资源和策略选项，以至于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论调开始不绝于耳。
一方面，从短期看，中国更加有能力以经济制裁和优惠措施，应对单一事件，影响相关国际行为主体的行为，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另一方面，从长期看，中国有条件祭出更多经济外交战略，与美日等传统经济强国展开竞争和博弈。
在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背景下，经贸领域的博弈升级不可避免，具体或将体现为中国等新兴国家主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等经济战略与美国主导的TPP等经济战略之间的博弈。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谁的合作方案更有利于促进亚太区域合作、更能给地区伙伴带来好处，谁就更有机会赢得竞争优势，成为规则的书写者和主导者。
有人说，中国是个“发展中发达国家”。这种言论虽缺乏学术上的严谨，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具有某种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居中的“中间之国”定位，或者说是一种绕开了“华盛顿共识”西方意识形态牵绊的“中国模式”。而恰恰是这种独特的定位，引发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关注，成为新发展援助的来源。这种独特定位也使中国具有了任何大国都不具备的特有国家能力，也当然构成了中国与美国相博弈的重要利器。
经济上，中国作为“中间之国”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经济已经从全球价值链条的低端向中端迈进，这使得当今中国既可以对接高端技术资本要素，又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满足中低端需求，而美、日等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开发机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广大亚太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中间之国”的优势，并不仅仅局限于基础设施领域，更在于利用承上启下的优势，可以打通上下游资源，联通高低端市场，从而提高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效率。也就是说，中国对西方发达技术、经验和模式进行了深度消化和归化，变为符合自身需求的内生性资源，其外溢效应则是中国发挥了把这些资源移植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介作用。
不少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得到除美日之外的广大西方国家和亚太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响应，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实，从更深层次角度分析，亚投行不过是中国发挥自身“中间之国”的优势，主动搭建平台，实现了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与需求两端的跨境、跨界完美对接，极大提升了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的效率。
今后，中国需要巩固并强化自身在政治、文化、外交领域的优势筹码，通过鼓励国内文化传媒产业通过并购、持股等合作方式出海，在管控有序的前提下，鼓励中外宗教文化团体跨境交流和联谊，更多举办基于宗教和文化同源的祈福、论坛、商贸活动，用足传统文化渊源，在多个领域和层次增进人文交流，增强东方文化、大中华文化圈层的纽带关系，努力促进文化相通，民心相通，不断提升所谓软实力、巧实力和粘性实力。 同时，继续鼓励出海企业造福当地民生，推进国际扶贫开发等多种渠道，用文化的力量加市场的力量，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做好公关，为积聚亚太价值观认同，积极释放调和、沟通和集纳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借重非政府组织（NGO）的力量，学习美国经验，通过资助与控制，影响国际NGO的活动，向外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培植当地亲华民意基础。
当前，中国外交尤其需要积极有为，充分发挥“中间之国”的新优势，积极担当全球经济治理的改进者、跨境产业合作的传递者、复杂交易的撮合者、国际资本技术要素的集纳者、南北合作的搭桥者，以强大的兼容力、吸引力、整合力，促进亚太各国互利合作、扩大域内开放，促进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共赢格局。
为缓解周边焦虑，弱化地区国家对美安全依赖，缓和中美矛盾，中国应当开辟新棋局，以全球性大国的眼界，主动把中美战略博弈带入更大范围，更加积极地经略与欧洲、南太平洋、南亚、中亚、美洲等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区域，善于为大战略营造商业、文化、民间的毛细血管，提高对外战略的柔韧性，使中国元素加速融入相关国家的地方乃至社区事务之中，为中国对美博弈赢得更大回旋余地和战略主动，并最终让美国在亚太的战略陷入某种首尾难顾、无法充分施展的局面。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决定了任何国家不管采取何种战略，都不可能把中国从全球分工格局中割裂开来，这是中国有条件应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根本依托。
只要顺势而为，尽可能借助经济的、市场的力量参与亚太博弈，中国就有机会化挑战为机遇，在与美国等多方的竞合过程中，取得螺旋式上升的新优势，从而在促进亚太和平、共赢、一体化的过程中，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这样描绘中美关系：“这两个国家目前在如此多的问题上都捆绑在一起，重大的决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发生战争；如果处理得好，就将带来另一代人的和平。”
诚如杨荣文观察到的那样，有鉴于中美所处时代不同，与历史上大国间的关依存度也不同，因此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作用以及中国的反作用之下，中美之间即便不能建立彼此互信的“新型大国关系”，也不大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或许将会步入某种高密度、低烈度斗争和妥协并行、更为复杂的博弈形态。
考虑到当今亚太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不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观目标是否包括遏制中国，这一战略的演进和导致的结果，都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志发展，而取决于中美等主要大国的博弈和权力消涨，带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有必要以融合战略应对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不断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以便为世界和未来世代带来完全不同的大国关系和全球福祉。
（作者单位：新华社国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