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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南先生在《博览群书》2008年第1期的文章《(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谜仍未破》，对《新华文摘》收录我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的《(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一文的观点摘要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刘先生探源逆流，引经据典，对《正气歌》的创作方式、技巧、方法进行了详细探讨。刘先生细致入微的分析，使我对《正气歌》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刘世南先生对拙文的批评，我尚有不能接受之处。现作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我的文章讨论的问题是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中为何不选《正气歌》，并不是研究《正气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问题。王水照先生曾提出，我们对钱锺书先生的研究应分为两步，首先是“照着讲”，了解钱锺书先生都说了些什么；其次才是“接着讲”，在尽可能认识钱先生的基础上，再试图进行对话。尽管我在文中提到诗歌的继承和创新，但主要还是试图以钱先生的判断为前提，进行一些“照着讲”的工作。所以，商榷的关键不在于“我”或者刘先生是如何看待《正气歌》或者《正气歌》本身艺术价值的高低有无，而是钱锺书先生是如何看待《正气歌》的，为什么诗选没有录取这一首诗。因为《宋诗选注》显示的是钱先生的艺术眼光和审美价值，不选《正气歌》，说明钱先生对它有不认可的地方。尽管我很赞同刘先生所说的“《宋诗选注》不选它，丝毫无损于它的神圣与光辉”，但我同样认为，无论《正气歌》“哺育了多少仁人志士”，《宋诗选注》未选它，也无损于《宋诗选注》的价值。
另外关于《宋诗选注》的“选”诗，历来评论颇多，这里我不想再做大段的引论，刘永翔先生的《读(宋诗选注)》(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120—13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一文分析透彻，评论尤精，足资借鉴。
其次，关于刘世南先生引经据典所批驳的“《正气歌》全取苏轼《韩文公庙碑》，整篇全本石介《击蛇笏铭》，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一段文字，并得出结论说《正气歌》的这些特别并非“弥、侯两先生认为是《歌》的缺点”。问题在于这并非弥松颐先生和在下的意见，而是钱锺书先生的原文。弥松颐先生是《宋诗选注》一书的责任编辑，在《宋诗选注》的成书过程中与钱先生就有关问题曾多次商讨，他于《“钱学”谈助》(人民政协报。2005年4月18日，第235期)一文中提到有关《正气歌》的问题，并在报上附了钱锺书先生通信的影印原件。所以弥先生文中的“……《正气歌》一起全取苏轼《韩文公庙碑》，整篇全本石介《击蛇笏铭》，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等皆(早)言之；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早”、“亦”二字为报纸遗漏原信文字)一段话为钱先生的信件原文，并非弥先生的评论，更不是我在“白天说梦话”。在《谈艺录》中钱先生有多处谈到诗歌的用典，他欣赏的用典是“如盐入水”，反对的是“眼里金屑”，如果可以把用典与诗歌的借鉴看作同类的技巧的话，我想钱先生所说的“全本”或“全取”是有他的用意的。也许我们试图对钱先生的结论所做的一些解释说明有不到位之处，或者有曲解了钱先生原意的地方，那是我们与钱先生的思想差距实在太大的缘故，但我们不会妄替钱先生下结论。
第三，刘世南先生又指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即弥先生所谓‘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侯先生猜测是：‘极可能是中间排比部分的‘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一句与其他不类，将忠贞铁骨与贰臣降将混为一谈，相提并论。”这里“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是钱先生原话，是弥先生所引，不是弥先生所言。但后面猜测“为颜将军头，为嵇侍中血”确是我冒昧的假设，同时我还引用了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的一段话作为例证：“知作诗之人，论作诗之人之世者，十不得一焉。不论其世，不知其人，漫日温柔敦厚，诗教也，几何不以受辛为天王圣命，姬昌为臣罪当诉，颜将军头、嵇侍中血举以为天地正气耶?”(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第3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之所以取这个例证，是因为陈衍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是一位诗坛耆宿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的忘年交，《石遗室诗话》的大加揄扬，对青年钱先生是很大的激励。从《石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钱先生对陈衍的诗作及诗话都非常熟悉，所以我做了大胆的假设，以《石遗室诗话》的这段文字做了辅助证明。
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我与刘世南先生都引用了《三国志》中下面这段文字：
破(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三国时期的“引为宾客”的“宾客”身份该如何界定，但是张飞释放了严颜，史书中也未见有严颜重返刘璋帐下效劳的记载，所以我也就假设严颜此后在张飞幕下听命，也就自以为是地认为“严颜口称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最终却还是投降了”。(《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4页)而刘世南先生以为“严颜不过由于他的视死如归感动了张飞，没有被杀，还被引为宾客。全部《三国志》并未记他投降蜀汉，出谋划策，或挥戈上阵，怎么扣得上‘贰臣降将’的帽子?”
如果张飞义释严颜并“引为宾客”，严颜还不算投降蜀汉，一定要为蜀汉“出谋划策或挥戈上阵”才算投降的话，那么文天祥对待忽必烈的亲自劝降，似乎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只要被忽必烈“引为宾客”然后学《三国演义》里面那位进曹营的徐庶，就不会被算作“贰臣降将”了。
然而我们看到，文天祥被俘后，忽必烈也是恩威并重，一再试图感化文天祥，文天祥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宋史》卷四一八载：
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
文天祥的选择并不是《正气歌》那位断头将军的行事方式。事实上，对严颜这位“断头将军”的投降，晋代常璩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时已表明他是不可取的人物：“常氏标榜人物，偏重忠节孝义。故《巴郡士女》不收赵韪。而此疏证亦不举严颜。”可见严颜并不是一个真正可以用来标榜气节的历史人物。所以，文天祥用“严将军头”这个典故表明心志，确实与自己心志以及诗歌中罗列的其他事例不符，显然这是有逻辑问题的。
我在《(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开始即说，按照钱锺书先生提出的“六不选”原则，对于未选人的诗歌存在的原因分析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此前，陶文鹏等先生也对《正气歌》未能人选《宋诗选注》提出过很有见解的看法，虽然也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以为，无论我们进行怎样深入的探讨分析，得出怎样合理的推论，终归是一种假设。只有钱锺书先生本人才可能真正揭示这个谜。囿于见闻，我一直未见到钱先生明确说明《正气歌》的文字，直到一览弥松颐先生的文章和他提供的钱先生亲笔书信，我想这应该算得上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了。
刘世南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曾经拜读过他的《清诗流派史》，受益良多，先生治学的严谨和认真也让我佩服。这次刘先生撰文亦有疏忽，他坦言因未见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所收拙文，很可能也未见到《人民政协报》所载弥松颐先生的文章，仅据《新华文摘》的观点摘要提出了批评意见，所以才有此误解。但不论怎样，刘先生始终是我敬重的学人。
首先，我的文章讨论的问题是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中为何不选《正气歌》，并不是研究《正气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问题。王水照先生曾提出，我们对钱锺书先生的研究应分为两步，首先是“照着讲”，了解钱锺书先生都说了些什么；其次才是“接着讲”，在尽可能认识钱先生的基础上，再试图进行对话。尽管我在文中提到诗歌的继承和创新，但主要还是试图以钱先生的判断为前提，进行一些“照着讲”的工作。所以，商榷的关键不在于“我”或者刘先生是如何看待《正气歌》或者《正气歌》本身艺术价值的高低有无，而是钱锺书先生是如何看待《正气歌》的，为什么诗选没有录取这一首诗。因为《宋诗选注》显示的是钱先生的艺术眼光和审美价值，不选《正气歌》，说明钱先生对它有不认可的地方。尽管我很赞同刘先生所说的“《宋诗选注》不选它，丝毫无损于它的神圣与光辉”，但我同样认为，无论《正气歌》“哺育了多少仁人志士”，《宋诗选注》未选它，也无损于《宋诗选注》的价值。
另外关于《宋诗选注》的“选”诗，历来评论颇多，这里我不想再做大段的引论，刘永翔先生的《读(宋诗选注)》(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120—13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一文分析透彻，评论尤精，足资借鉴。
其次，关于刘世南先生引经据典所批驳的“《正气歌》全取苏轼《韩文公庙碑》，整篇全本石介《击蛇笏铭》，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一段文字，并得出结论说《正气歌》的这些特别并非“弥、侯两先生认为是《歌》的缺点”。问题在于这并非弥松颐先生和在下的意见，而是钱锺书先生的原文。弥松颐先生是《宋诗选注》一书的责任编辑，在《宋诗选注》的成书过程中与钱先生就有关问题曾多次商讨，他于《“钱学”谈助》(人民政协报。2005年4月18日，第235期)一文中提到有关《正气歌》的问题，并在报上附了钱锺书先生通信的影印原件。所以弥先生文中的“……《正气歌》一起全取苏轼《韩文公庙碑》，整篇全本石介《击蛇笏铭》，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等皆(早)言之；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早”、“亦”二字为报纸遗漏原信文字)一段话为钱先生的信件原文，并非弥先生的评论，更不是我在“白天说梦话”。在《谈艺录》中钱先生有多处谈到诗歌的用典，他欣赏的用典是“如盐入水”，反对的是“眼里金屑”，如果可以把用典与诗歌的借鉴看作同类的技巧的话，我想钱先生所说的“全本”或“全取”是有他的用意的。也许我们试图对钱先生的结论所做的一些解释说明有不到位之处，或者有曲解了钱先生原意的地方，那是我们与钱先生的思想差距实在太大的缘故，但我们不会妄替钱先生下结论。
第三，刘世南先生又指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即弥先生所谓‘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侯先生猜测是：‘极可能是中间排比部分的‘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一句与其他不类，将忠贞铁骨与贰臣降将混为一谈，相提并论。”这里“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是钱先生原话，是弥先生所引，不是弥先生所言。但后面猜测“为颜将军头，为嵇侍中血”确是我冒昧的假设，同时我还引用了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的一段话作为例证：“知作诗之人，论作诗之人之世者，十不得一焉。不论其世，不知其人，漫日温柔敦厚，诗教也，几何不以受辛为天王圣命，姬昌为臣罪当诉，颜将军头、嵇侍中血举以为天地正气耶?”(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第3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之所以取这个例证，是因为陈衍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是一位诗坛耆宿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的忘年交，《石遗室诗话》的大加揄扬，对青年钱先生是很大的激励。从《石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钱先生对陈衍的诗作及诗话都非常熟悉，所以我做了大胆的假设，以《石遗室诗话》的这段文字做了辅助证明。
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我与刘世南先生都引用了《三国志》中下面这段文字：
破(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三国时期的“引为宾客”的“宾客”身份该如何界定，但是张飞释放了严颜，史书中也未见有严颜重返刘璋帐下效劳的记载，所以我也就假设严颜此后在张飞幕下听命，也就自以为是地认为“严颜口称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最终却还是投降了”。(《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4页)而刘世南先生以为“严颜不过由于他的视死如归感动了张飞，没有被杀，还被引为宾客。全部《三国志》并未记他投降蜀汉，出谋划策，或挥戈上阵，怎么扣得上‘贰臣降将’的帽子?”
如果张飞义释严颜并“引为宾客”，严颜还不算投降蜀汉，一定要为蜀汉“出谋划策或挥戈上阵”才算投降的话，那么文天祥对待忽必烈的亲自劝降，似乎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只要被忽必烈“引为宾客”然后学《三国演义》里面那位进曹营的徐庶，就不会被算作“贰臣降将”了。
然而我们看到，文天祥被俘后，忽必烈也是恩威并重，一再试图感化文天祥，文天祥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宋史》卷四一八载：
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
文天祥的选择并不是《正气歌》那位断头将军的行事方式。事实上，对严颜这位“断头将军”的投降，晋代常璩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时已表明他是不可取的人物：“常氏标榜人物，偏重忠节孝义。故《巴郡士女》不收赵韪。而此疏证亦不举严颜。”可见严颜并不是一个真正可以用来标榜气节的历史人物。所以，文天祥用“严将军头”这个典故表明心志，确实与自己心志以及诗歌中罗列的其他事例不符，显然这是有逻辑问题的。
我在《(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开始即说，按照钱锺书先生提出的“六不选”原则，对于未选人的诗歌存在的原因分析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此前，陶文鹏等先生也对《正气歌》未能人选《宋诗选注》提出过很有见解的看法，虽然也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以为，无论我们进行怎样深入的探讨分析，得出怎样合理的推论，终归是一种假设。只有钱锺书先生本人才可能真正揭示这个谜。囿于见闻，我一直未见到钱先生明确说明《正气歌》的文字，直到一览弥松颐先生的文章和他提供的钱先生亲笔书信，我想这应该算得上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了。
刘世南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曾经拜读过他的《清诗流派史》，受益良多，先生治学的严谨和认真也让我佩服。这次刘先生撰文亦有疏忽，他坦言因未见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所收拙文，很可能也未见到《人民政协报》所载弥松颐先生的文章，仅据《新华文摘》的观点摘要提出了批评意见，所以才有此误解。但不论怎样，刘先生始终是我敬重的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