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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理解古代世界如何可能，在跨文化普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中，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这些都是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G.E.R劳埃德所提出的“宽容原则”、“研究风格”、“现象的多维度性”等概念的简要分析，梳理其科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跨文化观点，以期对科学思想史的近一步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科学史 跨文化 普适主义 相对主义
G.E.R劳埃德（Geoffrey Ernest Richard Lloyd，1933 ～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古希腊、古代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其著述颇丰，到目前为止，已发表论文百余篇，专著二十余部。劳埃德擅长使用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去剖析问题。其著作历史叙述条理清晰，史料翔实，反映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最新研究动态。本文试图通过对他所提出的“宽容原则”、“研究风格”、“现象的多维度性”等概念进行简要分析，梳理其科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跨文化观点，以期对科学思想史的近一步发展有所启示。
一、宽容原则
在《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一书中，劳埃德提出了一个素来为许多只重视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家所忽视的问题：理解古代社会如何可能。他认为，在我们对古代世界的接近中，存在着双重障碍。其一是史料的匮乏。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资料大多是以文字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反应的只是掌握读写能力的古代社会知识精英们对古代世界的看法。奴隶对奴隶制的看法，童养媳对孩儿婚的观点，我们无从得知。但比起对证据掌握的严重不足，他认为，第二重障碍——用来释读证据的概念框架所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一问题致使我们在理解古代世界时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我们利用自己所熟悉的现代概念工具去释读古代资料，存在着对古代社会进行曲解的风险。“尤其在科学史中，这种曲解导致年代误植（anachronism）和目的论（teleology）”，即假设古人有目的地朝着现代的概念靠近。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强调使用真正古代语言的古代概念框架去理解古人，那么，这算不算是一种理解显然都成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所做的只是对古代材料与概念的复述。
面对这一进退两难的局面，劳埃德提出了三种常见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假定“不同的智力状态（mentalities）是某种观念或行为的明显的难以理解的根源”，“明显荒谬的信仰仅仅反映了一种不同的心态（mind-set）。”但劳埃德认为，不同智力状态的概念仅仅是对假定它所要解释之现象的重新描述，而并非是对现象进行解释。
第二种反应是宣称理解的困境反映了不可通约的信仰体系。这一观念是由库恩（Kuhn）所提出的，被援引来强调确立共同的标准来裁定事物的困难。库恩的这一理论存在其合理的一面，许多科学概念，如质量、力、重量等，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其地位与意义都发生了改变，因此在这些概念之间作直接的比较显然是成问题的。然而，这一观念的最强版本中——不可通约性意味着不同思想体系间严格地不能相互理解——却显然难以站稳脚跟。劳埃德以哥白尼（Copernicus）将托勒密（Ptolemy）的理论视为自己所解决问题的低级解决方案为经验论据批判了这一不可通约体系的最强版本，认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他还认为这一理论在逻辑上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一位判断两种信仰体系严格不可通约的评论者，都隐晦地声称他能够充分理解两者，因而也有能力进行这样的判断”。然而，这一评论者自身的存在，便已经宣告着严格不可通约理论的破产。
在驳斥了智力状态假说和严格不可通约性理论的基础上，劳埃德提出了面对理解古代社会困境的第三种反应——在解读中援引宽容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即“尽可能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把其他信仰体系的陈述当做是真的”。尽管在一些明显的反例中，不可理解性是被故意培植起来的，用以达到娱乐目的或显示一种智力上的卖弄。这时，我们使用宽容原则的唯一办法是在元层次（meta-level）上的，即我们只能把不可理解性本身看作是一种可理解的现象。宽容原则曾被奎因（Quine）、戴维森（Davidson）等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提倡过，劳埃德对这一原则表示了支持，并补充了一些该概念的使用规则。他认为，宽容原则要求我们，对于任何复杂信息的交流，必须去掌握当时完整的背景情况，如谁跟谁在交流、在何种假定和何种习俗背景下进行的交流等等。否则，我们就容易在推理研究中犯下错误，我们的推理研究也将变为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
通过对面临古今社会理解之隙时的上述三种反应的引述，劳埃德指出：只要假定存在着总体上相同的理解目标，理解古代社会与理解当代社会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他认为，自孩童时代起，我们便通过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自然语言，一步步了解我们当下充满十足多样性的社会，并对世间万物取得自己的理解。理解古代社会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可能会为之付出更多的艰辛，譬如学会古代的语言，如古希腊语和古代汉语，但显然，尽管粗浅，这种理解终究是可以达到的。在不同的古代文明，如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也同样是可行的。
二、研究风格
继提出了理解古代社会的宽容原则之后，在面对人类认知的跨文化普适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之争时，劳埃德又近一步提出了“研究风格”（styles of enquiry）和“现象的多维度性”（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phenomena）等概念，并试图用这些概念来帮忙解决两者之间的一些争端。
劳埃德认为，所有的观察陈述都是理论负载（theory-ladenness）的，因为“不存在通往外部实在的直接入口”，“任何对外实在的描述，都离不开语言词句”。证据对理论是非充分决定的，没有理论是完整的。因此，我们所获得的证据具有多维度性和开放性，所有理论都反映了不同的研究风格。
关键词：科学史 跨文化 普适主义 相对主义
G.E.R劳埃德（Geoffrey Ernest Richard Lloyd，1933 ～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古希腊、古代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其著述颇丰，到目前为止，已发表论文百余篇，专著二十余部。劳埃德擅长使用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去剖析问题。其著作历史叙述条理清晰，史料翔实，反映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最新研究动态。本文试图通过对他所提出的“宽容原则”、“研究风格”、“现象的多维度性”等概念进行简要分析，梳理其科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跨文化观点，以期对科学思想史的近一步发展有所启示。
一、宽容原则
在《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一书中，劳埃德提出了一个素来为许多只重视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家所忽视的问题：理解古代社会如何可能。他认为，在我们对古代世界的接近中，存在着双重障碍。其一是史料的匮乏。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资料大多是以文字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反应的只是掌握读写能力的古代社会知识精英们对古代世界的看法。奴隶对奴隶制的看法，童养媳对孩儿婚的观点，我们无从得知。但比起对证据掌握的严重不足，他认为，第二重障碍——用来释读证据的概念框架所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一问题致使我们在理解古代世界时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我们利用自己所熟悉的现代概念工具去释读古代资料，存在着对古代社会进行曲解的风险。“尤其在科学史中，这种曲解导致年代误植（anachronism）和目的论（teleology）”，即假设古人有目的地朝着现代的概念靠近。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强调使用真正古代语言的古代概念框架去理解古人，那么，这算不算是一种理解显然都成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所做的只是对古代材料与概念的复述。
面对这一进退两难的局面，劳埃德提出了三种常见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假定“不同的智力状态（mentalities）是某种观念或行为的明显的难以理解的根源”，“明显荒谬的信仰仅仅反映了一种不同的心态（mind-set）。”但劳埃德认为，不同智力状态的概念仅仅是对假定它所要解释之现象的重新描述，而并非是对现象进行解释。
第二种反应是宣称理解的困境反映了不可通约的信仰体系。这一观念是由库恩（Kuhn）所提出的，被援引来强调确立共同的标准来裁定事物的困难。库恩的这一理论存在其合理的一面，许多科学概念，如质量、力、重量等，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其地位与意义都发生了改变，因此在这些概念之间作直接的比较显然是成问题的。然而，这一观念的最强版本中——不可通约性意味着不同思想体系间严格地不能相互理解——却显然难以站稳脚跟。劳埃德以哥白尼（Copernicus）将托勒密（Ptolemy）的理论视为自己所解决问题的低级解决方案为经验论据批判了这一不可通约体系的最强版本，认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他还认为这一理论在逻辑上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一位判断两种信仰体系严格不可通约的评论者，都隐晦地声称他能够充分理解两者，因而也有能力进行这样的判断”。然而，这一评论者自身的存在，便已经宣告着严格不可通约理论的破产。
在驳斥了智力状态假说和严格不可通约性理论的基础上，劳埃德提出了面对理解古代社会困境的第三种反应——在解读中援引宽容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即“尽可能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把其他信仰体系的陈述当做是真的”。尽管在一些明显的反例中，不可理解性是被故意培植起来的，用以达到娱乐目的或显示一种智力上的卖弄。这时，我们使用宽容原则的唯一办法是在元层次（meta-level）上的，即我们只能把不可理解性本身看作是一种可理解的现象。宽容原则曾被奎因（Quine）、戴维森（Davidson）等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提倡过，劳埃德对这一原则表示了支持，并补充了一些该概念的使用规则。他认为，宽容原则要求我们，对于任何复杂信息的交流，必须去掌握当时完整的背景情况，如谁跟谁在交流、在何种假定和何种习俗背景下进行的交流等等。否则，我们就容易在推理研究中犯下错误，我们的推理研究也将变为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
通过对面临古今社会理解之隙时的上述三种反应的引述，劳埃德指出：只要假定存在着总体上相同的理解目标，理解古代社会与理解当代社会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他认为，自孩童时代起，我们便通过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自然语言，一步步了解我们当下充满十足多样性的社会，并对世间万物取得自己的理解。理解古代社会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可能会为之付出更多的艰辛，譬如学会古代的语言，如古希腊语和古代汉语，但显然，尽管粗浅，这种理解终究是可以达到的。在不同的古代文明，如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也同样是可行的。
二、研究风格
继提出了理解古代社会的宽容原则之后，在面对人类认知的跨文化普适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之争时，劳埃德又近一步提出了“研究风格”（styles of enquiry）和“现象的多维度性”（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phenomena）等概念，并试图用这些概念来帮忙解决两者之间的一些争端。
劳埃德认为，所有的观察陈述都是理论负载（theory-ladenness）的，因为“不存在通往外部实在的直接入口”，“任何对外实在的描述，都离不开语言词句”。证据对理论是非充分决定的，没有理论是完整的。因此，我们所获得的证据具有多维度性和开放性，所有理论都反映了不同的研究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