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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总参谋部的“伤兵特快”
“一场战争过后,人们留意的往往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忽略的却是素门凡流的普通士兵,尤其是留下终生残疾的伤兵,这应该就是怪异的战争文化!”苏建新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伤兵文化”的链接和打造,就想通过自己的方式纪念那场曾经的战争。
“你也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你也知道35年来我们大家都很沉默,不想说起个人,也不想忆起那场战争,可战争毕竟给人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印痕,那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抹平的啊!”表面稍显木讷的苏建新喝下一杯啤酒,话也就多了起来。他告诉记者,当年在战场上负伤时才19岁,不过是一个孩子,可住进后方医院里却并没有理会自己的伤势,而是一直在考虑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
“现在想想挺可笑,不到二十岁的一个毛头孩子,却总是去想那些大得不能再大的事。”他说负伤住进野战医院之后,顾不得一只脚被炸掉半边的疼痛,也不想自己成了伤残人将来会怎么样,竟然根据自己的实战体会和经历,在病床上用圆珠笔写出了一份洋洋万言的建议书。然后,他拄着双拐,一瘸一瘸地找到野战医院里的刘政委,恳请人家将自己的那份建议书转呈给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
“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啊!”如今说起这事,苏建新自己都感觉很好笑,可当时野战医院的刘政委却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想尽办法,通过老战友们一层一层的关系,在前线向解放军总参谋部发出了一份军方的“特快专递”。
苏建新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刻进心灵里的日子。1979年4月16日,《解放军报》头版加编者按登载了他的那份万言建议书的一部分。因此,他也成了在那场战争中提出中止刺杀训练的“第一人”。
后来,苏建新的那份万言建议书的另外部分又发表在了《人民炮兵》杂志上,当时昆明军区的《国防战士》报也派记者对其采访,并以《身卧病床,心想国防》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于是,负伤还没好的苏建新一下子成了军内“小名人”。
正是这篇万言建议书,使苏建新走上了写作之路。
1982年春季,苏建新所在部队又在中缅边境打了一场伏击战,对手是大毒枭沙坤的武装贩毒分子。这次,苏建新并不是战斗员,而成了跟随伏击部队一线采访的特派记者。
“大河过来了,小沟里却翻了船。”苏建新说自己很不幸,竟然在这样一次小小的伏击战中再一次受伤,不得不接受现实,退出现役。但关于他那份“伤兵特快”的故事,却在部队传说了很多年,以至于后来有人将其作为细节写进了电视剧中。
“伤兵文化”的一场博弈
2011年4月2日,北京飞往香港的班机。51岁的苏建新透过弦窗遥望朵朵白云,内心充满烦躁和不安。之前,由于伤口经常复发,他按政策申请了离职休养。本来可以扛着钓鱼竿悠哉游哉,不安分的他却跑到北京当起了北漂。
苏建新在长篇纪实《一个越战伤兵的北漂》里有过这样的话:“北京是文化高地,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汲取更多养分,实现‘伤兵文化’的梦想。”作为伤兵,他决计要在“伤兵文化”领域有所作为。正是《一个越战伤兵的北漂》,让他成为前些年的网络红人,这部纪实作品在短短一个月内创下68万点击记录。因此,香港银都集团邀请他到香港参与伤兵纪实片的策划和写作。
在香港,苏建新认识了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曾在越南军队供职的李志,华裔身份,精通汉语,声称参加过大小十几次战斗;另一个是从大陆移居香港的王姓老兵,也是在战争中闯出来的作家。银都集团将他们召集在一起,想通过不同视角拍摄一部有关伤兵文化的纪实片。
三个好汉聚首,自然各自试探底细。李志从攻克西贡到老街防御战,说得头头是道;王姓老兵讲起中越边境作战中的西线战事,就像他在指挥。
“会听的听门道。”李志和王姓老兵一番表现之后,苏建新提出了两个问题:“步兵发起冲锋时最头痛的是什么?负伤后怎样才能撤离阵地?”李志想了半天摇头叹息,王姓老兵说了半天总不切题。苏建新这才告诉他们,步兵冲锋最头痛的是几十斤的背囊如何处理,负伤后战场要发放红、黄、绿三种伤票,没有伤票绝对不允许撤出阵地,越南中国一个模式。至此,李志承认没有真正打过仗,王姓老兵说自己是部队文化干事,没有真正的战场拼杀经历。
一场“伤兵文化”的博弈,后来让三个人成了好朋友,联袂创作出了大型系列纪实片《战争遗产——伤兵们的后续故事》,拍摄后被凤凰卫视播出。再后来,苏建新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创作国内第一部反映伤残军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李志从越方角度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王姓老兵将自己搜集到的素材无偿转给苏建新使用,使这部叫作《国家万岁》的作品出笼后,在北京国际图书展上首次订数突破6800册。
战友,让我替你擦泪
苏建新原本喜欢报告文学,作品获得过各种奖项二十几次。2012年,北京的《法制晚报》、《新京报》、《人民论坛》杂志和中华英模网分别邀他供稿,他答复对方要求时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发布一条免费信息:凡对越作战负伤军人进京,他自掏腰包接待一餐,并做义务导游一天。
这看似简单,但面对却是全国21000多名伤残军人的承诺!
承诺发布后,第一次接待的是江西九江的一家六口,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客人提出要爬长城,这可难坏了苏建新,因为他负伤时左脚第一足趾被炮弹炸掉,平路行走尚可,爬山攀登很艰难。但为不让战友一家败兴,他隐瞒伤情,硬着头皮忍着疼痛陪人家爬了一趟长城。战友一家得知后,逼他脱下鞋子查看,他那肿胀的左脚已脱不下鞋子来了。战友家属含泪表示感谢,他却说 “大家都是伤兵,相互靠着取暖,不值得大惊小怪”。九江这位参战伤兵开了一家小旅馆,返回后也打出了公告:凡是参战伤兵投宿,一律免费。
这些年,苏建新接待了60多名这样的伤残军人,付出了金钱,也付出了痛苦,但他说最痛苦的是自己寻找了三十年的“战地天使”至今无下落。
1979年2月19日在“551”高地负伤后,苏建新被卡车拉着向后方转运时,山路崎岖,颠簸不止,伤口疼痛难忍,使他泪水涟涟。负责的女护士就势半卧,将他紧紧揽进怀里,并一次次给他擦泪。“我躺在她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身上,伤痛大大减轻。起初有些羞愧,咱是一个大小伙子,人家还是一个年轻姑娘,但几次挣脱都被她死死抱住。可以说,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胸怀。”
苏建新告诉记者,被转送到云南省个旧市人民医院时才问出了女护士的名字。听他说的是山东话,女护士说自己也是山东人,老家青岛,姓王,为便于记忆可喊她“王青岛”。
住院期间,苏建新又遇到一件烦恼事儿:攻打“551”高地时,越军一发炮弹击中了他们6个人,2个牺牲、4个受伤,匪夷所思的是炮弹落在他的脚下,别的战友都是上半身中弹,唯独他脚部受伤。那时节,个别畏惧战争的人制造了奇形怪状的自伤自残,部队有专人审查。由于他的负伤部位太特别,自然是审查对象,其情绪也就受到影响。一天下午,女护士手持一束山茶花走进病房对他说:“知道吗?你是全军年龄最小的伤兵。”
苏建新很纳闷,虽然当时未满19岁,可比他小的新兵不会没伤亡?见他一脸疑惑,女护士又说:“应该是这样,在这场战争中你是老兵中最年轻的伤兵。”苏建新依然没明白女护士的话,想了半天才醒悟:“她是变相告诉我审查过关了,那时不能明说,可谓用心良苦。”
后来,苏建新那批伤兵要被转送后方野战医院,临别时女护士专门请假给他送行。“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眼含泪水说:年轻老兵,走好!”
35年后的今天,说起那个自称王青岛的女护士,苏建新依然激动不已。他曾给个旧市人民医院打过电话,想对女护士表示一下感谢,可人家告诉他战争期间外科护士都是从学校、各县抽调的,说不出准确名字根本查不到。再后来,他接连撰写了三篇长文发表在《深圳青年》、《家庭婚姻和爱情》和个旧市的《锡都晚报》上,但女护士依旧杳无音信。无奈中,他只能后悔自己当初太粗心,没把人家的真名问清楚。
“战争的经历是我一生的骄傲,也是我一生的纠结,尽管一次次寻女护士失败,但相信那个流淌着青春之美、散发着南丁格尔精神的王青岛决不会人间蒸发!”苏建新说。
“一场战争过后,人们留意的往往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忽略的却是素门凡流的普通士兵,尤其是留下终生残疾的伤兵,这应该就是怪异的战争文化!”苏建新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伤兵文化”的链接和打造,就想通过自己的方式纪念那场曾经的战争。
“你也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你也知道35年来我们大家都很沉默,不想说起个人,也不想忆起那场战争,可战争毕竟给人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印痕,那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抹平的啊!”表面稍显木讷的苏建新喝下一杯啤酒,话也就多了起来。他告诉记者,当年在战场上负伤时才19岁,不过是一个孩子,可住进后方医院里却并没有理会自己的伤势,而是一直在考虑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
“现在想想挺可笑,不到二十岁的一个毛头孩子,却总是去想那些大得不能再大的事。”他说负伤住进野战医院之后,顾不得一只脚被炸掉半边的疼痛,也不想自己成了伤残人将来会怎么样,竟然根据自己的实战体会和经历,在病床上用圆珠笔写出了一份洋洋万言的建议书。然后,他拄着双拐,一瘸一瘸地找到野战医院里的刘政委,恳请人家将自己的那份建议书转呈给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
“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啊!”如今说起这事,苏建新自己都感觉很好笑,可当时野战医院的刘政委却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想尽办法,通过老战友们一层一层的关系,在前线向解放军总参谋部发出了一份军方的“特快专递”。
苏建新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刻进心灵里的日子。1979年4月16日,《解放军报》头版加编者按登载了他的那份万言建议书的一部分。因此,他也成了在那场战争中提出中止刺杀训练的“第一人”。
后来,苏建新的那份万言建议书的另外部分又发表在了《人民炮兵》杂志上,当时昆明军区的《国防战士》报也派记者对其采访,并以《身卧病床,心想国防》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于是,负伤还没好的苏建新一下子成了军内“小名人”。
正是这篇万言建议书,使苏建新走上了写作之路。
1982年春季,苏建新所在部队又在中缅边境打了一场伏击战,对手是大毒枭沙坤的武装贩毒分子。这次,苏建新并不是战斗员,而成了跟随伏击部队一线采访的特派记者。
“大河过来了,小沟里却翻了船。”苏建新说自己很不幸,竟然在这样一次小小的伏击战中再一次受伤,不得不接受现实,退出现役。但关于他那份“伤兵特快”的故事,却在部队传说了很多年,以至于后来有人将其作为细节写进了电视剧中。
“伤兵文化”的一场博弈
2011年4月2日,北京飞往香港的班机。51岁的苏建新透过弦窗遥望朵朵白云,内心充满烦躁和不安。之前,由于伤口经常复发,他按政策申请了离职休养。本来可以扛着钓鱼竿悠哉游哉,不安分的他却跑到北京当起了北漂。
苏建新在长篇纪实《一个越战伤兵的北漂》里有过这样的话:“北京是文化高地,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汲取更多养分,实现‘伤兵文化’的梦想。”作为伤兵,他决计要在“伤兵文化”领域有所作为。正是《一个越战伤兵的北漂》,让他成为前些年的网络红人,这部纪实作品在短短一个月内创下68万点击记录。因此,香港银都集团邀请他到香港参与伤兵纪实片的策划和写作。
在香港,苏建新认识了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曾在越南军队供职的李志,华裔身份,精通汉语,声称参加过大小十几次战斗;另一个是从大陆移居香港的王姓老兵,也是在战争中闯出来的作家。银都集团将他们召集在一起,想通过不同视角拍摄一部有关伤兵文化的纪实片。
三个好汉聚首,自然各自试探底细。李志从攻克西贡到老街防御战,说得头头是道;王姓老兵讲起中越边境作战中的西线战事,就像他在指挥。
“会听的听门道。”李志和王姓老兵一番表现之后,苏建新提出了两个问题:“步兵发起冲锋时最头痛的是什么?负伤后怎样才能撤离阵地?”李志想了半天摇头叹息,王姓老兵说了半天总不切题。苏建新这才告诉他们,步兵冲锋最头痛的是几十斤的背囊如何处理,负伤后战场要发放红、黄、绿三种伤票,没有伤票绝对不允许撤出阵地,越南中国一个模式。至此,李志承认没有真正打过仗,王姓老兵说自己是部队文化干事,没有真正的战场拼杀经历。
一场“伤兵文化”的博弈,后来让三个人成了好朋友,联袂创作出了大型系列纪实片《战争遗产——伤兵们的后续故事》,拍摄后被凤凰卫视播出。再后来,苏建新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创作国内第一部反映伤残军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李志从越方角度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王姓老兵将自己搜集到的素材无偿转给苏建新使用,使这部叫作《国家万岁》的作品出笼后,在北京国际图书展上首次订数突破6800册。
战友,让我替你擦泪
苏建新原本喜欢报告文学,作品获得过各种奖项二十几次。2012年,北京的《法制晚报》、《新京报》、《人民论坛》杂志和中华英模网分别邀他供稿,他答复对方要求时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发布一条免费信息:凡对越作战负伤军人进京,他自掏腰包接待一餐,并做义务导游一天。
这看似简单,但面对却是全国21000多名伤残军人的承诺!
承诺发布后,第一次接待的是江西九江的一家六口,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客人提出要爬长城,这可难坏了苏建新,因为他负伤时左脚第一足趾被炮弹炸掉,平路行走尚可,爬山攀登很艰难。但为不让战友一家败兴,他隐瞒伤情,硬着头皮忍着疼痛陪人家爬了一趟长城。战友一家得知后,逼他脱下鞋子查看,他那肿胀的左脚已脱不下鞋子来了。战友家属含泪表示感谢,他却说 “大家都是伤兵,相互靠着取暖,不值得大惊小怪”。九江这位参战伤兵开了一家小旅馆,返回后也打出了公告:凡是参战伤兵投宿,一律免费。
这些年,苏建新接待了60多名这样的伤残军人,付出了金钱,也付出了痛苦,但他说最痛苦的是自己寻找了三十年的“战地天使”至今无下落。
1979年2月19日在“551”高地负伤后,苏建新被卡车拉着向后方转运时,山路崎岖,颠簸不止,伤口疼痛难忍,使他泪水涟涟。负责的女护士就势半卧,将他紧紧揽进怀里,并一次次给他擦泪。“我躺在她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身上,伤痛大大减轻。起初有些羞愧,咱是一个大小伙子,人家还是一个年轻姑娘,但几次挣脱都被她死死抱住。可以说,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胸怀。”
苏建新告诉记者,被转送到云南省个旧市人民医院时才问出了女护士的名字。听他说的是山东话,女护士说自己也是山东人,老家青岛,姓王,为便于记忆可喊她“王青岛”。
住院期间,苏建新又遇到一件烦恼事儿:攻打“551”高地时,越军一发炮弹击中了他们6个人,2个牺牲、4个受伤,匪夷所思的是炮弹落在他的脚下,别的战友都是上半身中弹,唯独他脚部受伤。那时节,个别畏惧战争的人制造了奇形怪状的自伤自残,部队有专人审查。由于他的负伤部位太特别,自然是审查对象,其情绪也就受到影响。一天下午,女护士手持一束山茶花走进病房对他说:“知道吗?你是全军年龄最小的伤兵。”
苏建新很纳闷,虽然当时未满19岁,可比他小的新兵不会没伤亡?见他一脸疑惑,女护士又说:“应该是这样,在这场战争中你是老兵中最年轻的伤兵。”苏建新依然没明白女护士的话,想了半天才醒悟:“她是变相告诉我审查过关了,那时不能明说,可谓用心良苦。”
后来,苏建新那批伤兵要被转送后方野战医院,临别时女护士专门请假给他送行。“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眼含泪水说:年轻老兵,走好!”
35年后的今天,说起那个自称王青岛的女护士,苏建新依然激动不已。他曾给个旧市人民医院打过电话,想对女护士表示一下感谢,可人家告诉他战争期间外科护士都是从学校、各县抽调的,说不出准确名字根本查不到。再后来,他接连撰写了三篇长文发表在《深圳青年》、《家庭婚姻和爱情》和个旧市的《锡都晚报》上,但女护士依旧杳无音信。无奈中,他只能后悔自己当初太粗心,没把人家的真名问清楚。
“战争的经历是我一生的骄傲,也是我一生的纠结,尽管一次次寻女护士失败,但相信那个流淌着青春之美、散发着南丁格尔精神的王青岛决不会人间蒸发!”苏建新说。